大學是在社會需求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的，它是現代文明的源頭。而一個國家強大的標誌，是擁有一所世界聞名的科學院。我們需要從文化的角度，帶著演化的思維去解讀它們的價值。
崇古尚古的主流文化
結合300年前的背景，你能不能想象那個時候的科學家做各種的實驗，或者得到結果之後會怎麼想呢？
其實這就涉及到當時的文化歷史背景了。那個時候整體氛圍是崇古尚古，外加上虔誠地信奉上帝。
崇古尚古主要就是對古希臘巔峰時期的文化成果信奉為神明，比如十四世紀的時候，牛津大學有一條規定，說是：
- 讀學士和碩士學位的人，必須遵循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否則每一個出現的分歧觀點都會處罰5先令。
如今的科學思維是倡導獨立思考跟懷疑精神 ，但這種特質在整個中世紀都是非常危險的。
上帝在生活中就是更為基礎的存在了，就算是聽說非常奇怪的事，人們也願意相信世界上已經充滿了奇蹟跟奧祕，不論好壞，都是上帝一手創造出來的。
比如說那會兒，如果有一個社會名流說，他得到了一根獨角獸的角，那這種言論幾乎是沒有人不相信的。而且正因為是這位有名望的人看到的，所以大家更覺得這樣的目擊者增加了上帝的神奇跟無所不能。
在那個社會，作為一個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是在圖書館跟博物館觀察、整理、做筆記，對已有的知識再吸收、再分類，而不是提出什麼新的問題去研究。
一個真的通過獨立思考得到的觀點，如果既不是古希臘、古羅馬中已有的知識的複述，又脫離了基督教教義的話，那這人就離被定為異教徒不遠了。
所以，在宗教還有足夠力量約束人們行為跟思想的年代，是不會有公開的組織從事科學探索的。
小眾的科學文化
皇家科學院，包括它的前身隱形學院，在當時就是個小眾文化，先鋒文化。
皇家學會的會徽上下面一行文字說的就是：
- 嘴上說的都是不可信的。
意大利的西芒託學院的口號就是：
- 嘗試，再嘗試。
可這些內容當時都屬於是驚人之舉。
比如說就會有教會人士指責，實驗是根據人的一系列定義做出來的，所以本質上是在人的操弄之下呈現出的特殊情況。
那你們怎麼可以用這種方法推論出普適的結論呢？
當時皇家學會的頂樑柱玻意耳就是這麼回覆的：
隱瞞發現的思想，還不如囤積黃金的守財奴呢，守財奴囤積黃金是別無他法，因為他總不能把金子都送出去，在他送出去的同時，他自己同時也就失去了那些黃金。但知識不是這樣的， 知識如火把，照亮了別人，也不減損自己所擁有的光明。
玻意耳對知識這種解讀其實拿到今天都是非常恰當的。
比如說，我們如果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可以用各種數字，比如像 GDP，或者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是稅收等一系列的指標。這些指標一排，中國總是名列世界前茅。可是，只要轉換成人均的數字就一下落後到七八十名了，這些就屬於是實物類的財富。
而科技實力的強弱，受人均攤薄的效應就弱很多，一個新技術、一個新的知識只要有少數人掌握了，就已經邁過了最難最難的那個門檻兒。
哪怕這些知識最終也只是掌握在極少數封閉的那麼一個小圈子裡，哪怕它一平均後就沒有多少人知道了，但依然還是可以顯著增加國力的某一方面實力。比如像前蘇聯就是這樣的。
所以，就更不要提本來就有新知識產生，而且社會制度又利於信息跟知識自由傳播的那種環境了。
知識的自由傳播
但是玻意耳如果只解釋到了這一步，在當時還是不到位的，也是別人接受不了的，還得加上“救世主向我們保證，施予比享受更幸福”這一條。
儘管玻意耳這麼說了，也只是針對頑固的宗教勢力反對科學研究的態度出發的，而實際上，在科學家的群體裡，真正有見地、深刻的結論是不太容易發表出來的，這個背後的原因就是利益。
比如說，1535年在博洛尼亞舉行過一次三次方程解體 PK 大賽，對決雙方是民間的數學家塔爾塔利亞和博洛尼亞大學的數學教授費奧雷。
費奧雷當時覺得自己已經穩操勝券，原因就是他拿著一份岳父大人生前傳給他的解題方法，而這個方法，其實已經雪藏了20多年，就是不公開。
為什麼不公開呢？
就是因為在那個年代，一個有才華的人想獲得王公貴族贊助，或者得到一個大學的教職，方法就是公開地挑戰，公開地出題，這個對手越強，獲勝後，自己能得到的官職或者賞金就越多。
所以，那會兒知識是不能免費公開的，因為解題辦法和重要的思想是他們的殺手鐗。
這個還是皇家科學院成立100多年前的狀態，就算是皇家科學院成立了，大部分科學家對公開發表成果還是非常謹慎的。
皇家科學院的主席胡克就說過：
- 保密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保密，其他不夠格的人將會分沾到好處。
也正是為了解決科學家群體這個矛盾，皇家科學院建立了一份雜誌，叫《哲學學報》，這份雜誌也是現今為止歷史最悠久的學術期刊，沒有之一，創刊353年。
歐洲最頂尖的科學家，那會兒都想在這上面發表文章，所以發文的先後順序也就被更規範地標註出來了。
那麼一個成果帶來的榮耀到底該歸屬誰就說得清楚了，所以學術期刊的制度建立，當然有促進交流的功能，同時也解決了長久以來科學家們願意雪藏成果，不願意公開這個問題。
科研不需要繁文縟節
現在的大學跟科學院的區別就在於，科學院教學方面的功能比較弱，但是在300多年前，科學院裡的價值觀跟那會兒大學裡的教育都是不一樣的。
比如皇家科學院主席胡克，就非常討厭大學裡仍然抱著希臘詩歌跟拉丁文不放，當時大學裡教的，像文法、修辭，也跟皇家科學院的價值觀擰巴著。
胡克鄙視的不是學習本身，而是在求知的過程中增加了太多附加沒用的東西。
要研究一個什麼東西，我們做實驗去驗證就好了，為什麼非要一股腦地把神學、形而上學、道德、語法、修辭，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都加在上面呢？
所以他在任的時候，就鼓勵學會成員在交流的時候，儘量用直接的、自然的語言表達，最好就是用那種鄉下農夫聊天的方式來談論數學跟天文。
這套表述體系現在大家都習慣了，但是在這之前，一個晚輩給一個名人來信討論科學問題，這個信的開頭大概都是這個樣的：
- 您最謙虛親切的僕人，且讓我貿然用這張破紙將自己呈現在您的面前，我想說，我像是一塊角落中的黏土，一心想著要被燒成一種什麼容器才能為您所用呢？才能成為您最卑微，最感激，跟最忠誠的僕人呢？關於獨角獸的角磨成粉是否能困住一隻蜘蛛的問題，我的觀察是這樣的......
之後才能漸入討論話題，討論中也必須時刻注意措辭，等正文寫完了之後，還要加一大段讚揚跟致謝，等致謝兩個字寫完之後，要籤自己的名字的時候。
這個名字都不能直接寫到下一行，因為致謝跟簽名之間留出的空白越多，就代表寫信人跟收信人之間的地位差距越大。
所以，晚輩給名人，甚至像伽利略、萊布尼茨這樣的人給自己的皇室贊助人寫信的時候，都要有意地把致謝段落寫到下一頁紙的第一行，然後在這幾乎是空白的一頁的最下一側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樣中間就留足了空白，來說明自己的卑微，沒有玷汙收信人。
這一封信裡頭，開頭、結尾，怎麼做到格式正確，怎麼能不重樣地，文藻華麗地把對方吹捧到位，這是非常關鍵的部分。
但這些內容實際跟科學研究一點關係都沒有，哪怕是地位相當的人，互相寫信也要加很多這樣沒用的話。
所以從1661年皇家科學院成立之後，以胡克為首，對這種風氣發起了抨擊，他們反對妨礙追求真理的一切繁文縟節，反對一切過度精緻的點綴。
起碼，學會的成員之間寫信討論問題，必須是直接開頭，就是：
- 您好，關於獨角獸的角磨成的粉是否能困住一隻蜘蛛，我的觀察是這樣的......
前面就不要加那麼一大堆沒用的，結尾也不要恭維奉承的那一段。
所以，雖然皇家科學院在那個年代的研究做的具體的實驗，絕大部分放在現在看都是很荒誕的，但他們的突破相比上一代的人腦子裡想的東西是大不一樣的。
英國皇家科學院在那個時候重新樹立起一種新式的語言風格跟交流環境，只撈乾的，求新，只注重實驗，鼓勵科學家把自己的研究內容公開發表出來。
但就在這樣的思想習慣革新的大潮中，還是有極為保守的大科學家，比如說牛頓就是這樣的。那這些內容我們放在下一節課說，下節課，我們來看看著名的牛頓與胡克之爭。
今天我們從文化歷史角度能得到什麼科學上的思考呢？
就是那些我們科學思維課裡常說的，像求證、核實、存疑，不摻雜個人情感討論問題，這些基本的思考習慣在300年前幾乎是不存在的，甚至是那些大科學家，像胡克、玻意耳、托裡拆利、萊布尼茨，甚至牛頓都是這樣的。
科學思維方式，是一點一點從利益衝突中演化出來的，科學圈外的人所見到的是科學成果帶來的實際利益很大，所以逐漸也接受了反天性的思考習慣，而科學圈內的人在追求更大的價值，比如那些終極理論，或者想搞清層層遞進的為什麼。
科學思維是從科學家群體誕生的，但之後不止科研才會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