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法家，源頭可追溯到春秋管仲。

管仲其後，道家的老子，用“無為”開始闡述出了法家思想；到儒家的第三位聖人荀子，他以“人為”立論，為儒家轉型為法家，鋪墊了最後一級臺階；李斯、韓非子師從荀子，終於創立法家學說。

與儒家以“道德”立說不同，法家以“利益”立論。

法家通過利益來觀察社會人事，認為儒家所謂道德、溫情都僅僅是動聽而虛華浮飾的言詞，人與人之間，根本只存在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比如說，開馬車鋪的老闆盼望別人金榜題名，開棺材鋪的老闆盼望別人早死，不是說前者高尚後者壞蛋，他們都僅僅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起心動念。

赤裸裸地以“利”眼來剖判天下，法家思想家立論為“二柄、三派”。

所謂“二柄”，指獎與懲，或者說，賞與罰。

所謂“三派”，指法、勢、術。

秦始皇依靠“二柄、三派”，成功實現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之後兩千餘年裡，如毛澤東所言：“百代皆行秦政治。”

但法家過於冷峻、理性的觀點，像一根根巍峨參天的嶙峋巨石、一面面冰冷剛硬的鋼筋水泥牆柱，由它建造起來的帝國大廈，宜居指數幾乎是零。被迫住進去的人，也都個個做噩夢。

儒家的溫情、感性變得稀缺，也因此重要起來。仁、禮像帝國大廈裡色彩斑斕的裝修，可以讓住在裡面的人，看到光彩照人的牆壁，能躺在柔軟的沙發上，喝上可口的雞湯、感受到心靈的按摩。

儒法並用，勢所當然。從漢朝起，歷代王朝或“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

以現代眼光，傳統的法家思想用於治國，存在嚴重問題，最根本的硬傷，“王法”不是“約法”，“律令”不是“法治”。

法家最適用的地方，是令行禁止的軍隊。

清朝的左宗棠以儒家的“王道”治國，將法家的“霸道”用於治軍，算是用對了地方。“王、霸”並用，左宗棠在晚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個內憂外患、行將崩潰的王朝，成功實現“同光中興”。

左宗棠如何具體將法家思想用進軍隊？

一 、以法治軍，軍紀第一

法家分法、術、勢三派，法以商鞅為宗。

這一派的特點，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奉法遵令者一律獎賞，違令犯法者從重從嚴，也就是“胡蘿蔔加大棒”。

回觀晚清三大軍事勢力，曾國藩的湘勇、左宗棠的楚軍、李鴻章的淮軍，比較而言，湘勇的戰鬥力最弱，淮軍的紀律性最差。

什麼原因呢？

湘勇的戰鬥力之所以最弱，因為曾國藩選將的第一條標準是“才堪治民”，結果選拔了不少像李元度那樣適合做太平官的文人雅士，畢竟文將無論是智術還是氣魄，管帶大批粗蠻村野的士兵，鎮不住、統不好。

淮軍紀律又讓人不敢恭維，因為兩淮本是捻軍的發源地，是盛產“黑社會”的地方，淮軍士兵相當部分來自平時打架鬥毆的地痞、流氓。李鴻章智術深，他意在因勢利導，利用流氓、地痞貪婪、好殺的特性取得成功，並未顧及長遠。左宗棠因此一針見血地批評他說：“淮軍以詐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籠駕馭為事，其意在取濟一時，正慮流毒無底。”

論戰鬥力與紀律性，真正能夠拿雙百分的，是左宗棠的楚軍。

楚軍戰鬥力強，源於左宗棠識人用人集中只看一點：選人不看地區，著眼五湖四海，士兵“亦不盡樸實之選，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也就是武將領兵，由文官節制武將。

楚軍在集合

楚軍的紀律性好，具體有兩大原因：

一則左宗棠嚴把選人關。

1860年端午節後正式招兵買馬時，湖南哥老會已經猖獗。左宗棠規定查新兵祖宗家譜，凡是家庭有過涉黑涉匪經歷的人，一律不予錄取。

二則左宗棠以法治軍，雷厲風行。

為嚴明軍紀，左宗棠親筆寫作出《楚軍營制》，既作楚軍將士的軍事教材，也是約束三軍的法律文書。

今天讀《楚軍營制》，能看到它嚴明獎懲的剛硬措施與令行禁止的鐵的紀律：

隨手摘錄“教什長”一節，左宗棠事無鉅細地明確了楚軍基層幹部的責權利：

“什長為一棚之首，如公項銀錢、米帳之類，必由什長經營，或不知寫算者，自擇散勇能者代管，務必常矢公直，不愛小利，時時以好話勸誡本棚，令各勇勤操技藝，恪守營規，勿與同棚爭鬧。如自己打仗辦公不力，不能管束本棚，定行降革。至散勇不聽什長約束者，即由什長稟明哨官重究。”

在“申明號令”一節，左宗棠又明確規定，軍令如山倒，對號令領會錯亂者，有具體懲罰規定：

打仗操演，全侍統領處號令嚴明，各軍始得齊整。茲以鑼、鼓、牛角三者，為軍中進退、止齊號令。統領、營官處每樣各二件，哨官處每樣各一件。無論打仗操演、出隊行走，一聞鼓聲即進，聞角聲即止，聞鑼聲即退。如當進而退，當退而止，當止而進，是不遵號令。在打仗時，有勇丁錯亂，即行正法，在操演時，有勇丁錯亂，即行重責。如三次錯亂者，加插耳箭遊營，以肅軍令。凡兵勇聽哨官號令，哨官聽營官令，營官聽統領號令，統領呼本部堂號令，萬勿錯誤。

將士行軍與百姓打交道，既需“紀律”，也需“注意”。

左宗棠從實踐中摸索，總結出他的“三大紀律多項注意”。其“三大紀律”是：

1、行軍必禁：

凡犯奸擄燒殺者，查明即行斬示，絕無寬貸。即打牌、聚賭、吹煙、酗酒、行凶、宿娼、私出營盤、聚眾盟誓、妄造謠言揭帖之類，訛索民財、封擄民船、強負民貨，皆當嚴禁。軍中兵勇、長夫，衣服只許穿青、藍兩色，不許結拜哥、弟等會，並不準辮搭紅線，如有犯禁，查實定行分別嚴懲。

2、稽查買賣街：

營盤之外，半里內不準搭有棚廠，開張生理，並不百姓搭棚居住；半里之外，聽其為之，然妓館、煙館以及賭廠、牌廠仍不準有。仰營官隨時巡查，嚴行禁止。

3、禁止遊民：

營中不準有無業之人跟隨拔營，恐伊假營中之名，在外搶擄滋事，百姓不能分辨，歸咎營中，以致怨聲載道。仰各營官隨時查察，出示驅逐。倘有不遵，即行斬首。

以法治軍的長效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湘勇在剿滅太平天國後迅即退出歷史舞臺；楚軍則在平定大西北、收復新疆之後，又成功打退法國，護住臺灣。

左宗棠收復新疆前夕許諾“海塞並防”，他並沒有口惠而實不至。作為主管國防部的軍機大臣，在總督兩江期間，中國的“海防”事實上也被他帶頭肩負起來。

古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良好軍紀作保證，國防危如累卵。左宗棠在1862年預言李鴻章軍紀鬆弛，後果是 “其意在取濟一時，正慮流毒無底”，不幸言中了：左宗棠去世9年後，由李鴻章獨家主導的北洋水師被日本聯合艦隊徹底摧毀。

沒有對照就沒有傷害：左宗棠在國力積弱、缺錢、缺人的前提下打敗來自歐洲的法國軍隊，李鴻章在10年後國力復甦之際卻敗於同是亞洲國家的日本軍隊。失敗原因可以找出許多，但根本原因，在於淮軍軍紀廢弛。

李鴻章長袖善舞迴旋臺閣，醉心於和光同塵同趨同進，缺乏左宗棠治軍的剛正與氣魄。

二、 以術統軍，積小成大

法家的術，以申不害為宗。所謂術，原指君主操縱臣下的陰謀，指不露聲色而能辨別忠奸，賞罰莫測而能切中事實的計算，後泛指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如學術。

左宗棠自述一生成功得力於“以術運經”。即通過具體的方法，將經書上的道應用出來，實現以人弘道。

作為軍事統帥，他明道，但尤其注意“術”。

1853年，還在幕僚期間，左宗棠辦成的一件大事，一舉端掉了湖南瀏陽的黑社會組織“徵義堂”。

“徵義堂”的老大叫周國虞。早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湖北通城鍾人傑聚眾起義，周國虞便以辦團練與起義軍對抗為名，在湖南瀏陽召集鄉民，練習刀槍，屯糧買馬。

1852年（咸豐二年）底，太平軍攻陷武昌城，派人聯絡周國虞，邀約他加盟。

左宗棠以幕僚身份主政後，決定一鍋端掉“徵義堂”，祕派江忠源從巴陵速進，經平江到達瀏陽前去剿滅。

針對“徵義堂”烏合的特點，左宗棠攻心為主，軍事為輔，採取分化、瓦解人心，來達到根除的目的。江忠源到後發佈告示：首惡伏誅，餘者一概不問。

江忠源所部楚軍不過千餘人馬，而徵義堂人數過萬。因左宗棠戰前方法得當，“徵義堂”人心渙散，戰鬥才打響，會眾便成片倒地，倖存者抱頭四散。

左宗棠隨即貼出告示：附眾繳械領取“良民牌”，即可不予追究。

一萬五千餘人爭搶著來領“良民牌”，“徵義堂”首領20餘人被抓，餘盡投降。

通過同類的方法，左宗棠在湖南地方反腐、打黑八年。八年後效果如何？“內清四境，外援五省”，“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的局面終於形成。

1860年獨立領軍後，左宗棠凡戰首重方法。他如諸葛亮一樣“謹慎”與“善謀”。他自稱：

“用兵一事，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所知將士長短應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

左宗棠治軍用術，有時接近巫術或鬼神崇拜的地步。

西征新疆時，楚軍士兵無法適應新疆高寒氣候，加之西行日益艱苦，士氣受挫。為了鼓舞士氣，左宗棠與老湘營統領劉錦棠在前往肅州的途中祕定計謀：讓一名老兵從隊伍中跑到左宗棠轎前大喊：“我是老統領劉松山派來的，老統領要出關打先鋒！大家抓緊吃飽了，隨老統領去打新疆！”說完倒地，不省人事。

老湘營士兵麻木行軍，意氣消沉，突然聽到老統領英靈下凡帶隊打新疆，頓時個個熱血沸騰。

為了同時給駐守蘭州的將士鼓氣，左宗棠還煞有其事地寫信：“忠壯（劉松山諡號）歿後，遇有大戰，必先示夢其部曲。忠義之靈，固常在也。”

今天去看，法家的術，是一種工具。就像一把菜刀，既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殺人。菜刀本身不存在善惡、好壞，關鍵是用菜刀的人。

通過善意的謊言來達到正義的目的，正是左宗棠事業在危機關頭不可避免採用的手段。

三 、以勢用軍，無往不勝

法家尚勢。法家的勢，以慎到為宗。

所謂勢，即是威權。將威權集中起來，可以制服部下，令出行隨，指哪打哪。

左宗棠用軍，頗得法家之勢的精髓。他本人有兩段話可證：

其一：“用兵最貴‘節制、精明’，臨陣勝負只爭一刻功夫。得失雖在一日，而本領長短卻在平時。”

其二：“兵事屬陰，當以收斂閉塞為義；戰陣尚勇，當以磅礴鬱積為義。”

基於兵事“尚陰”的特性，楚軍對訓練士兵打仗的技術並不特別看重，而首重“練膽、練心”。

筆者研究發現，楚軍出山後之所以節節勝利，主要依靠兩大法寶：一、統帥、將領戰前縝密的計算；二、將士在戰陣上撼天動地的氣勢。

上述是對敵作戰，事實上，在內部軍令的統一方面，左宗棠也懂得一鼓作氣、以勢相壓。

左宗棠籌備規復新疆之前，運用策略，動員各方力量，對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予以致命的彈劾。

成祿本是慈禧太后親自安插在新疆的一顆棋子，目的一是分化左宗棠過於集中的軍權，二是起到監督西征軍的作用。左宗棠不容分權，便抓住他在甘肅高臺殺戮200多個民眾的事實，捨身舉報。歷時兩年多，到第三次參劾時，左宗棠甚至以“萌生退意”相威脅，逼迫慈禧太后將成祿罷免，從新疆召回北京，判處“斬監候”（死緩）作結。（限於篇幅，詳細見《左宗棠：家書抵萬金》P598頁起。）

左宗棠一生軍事最得意的手筆，在收復新疆。整個收復工作，分三大戰役：烏魯木齊、巴里坤、伊犁。三大戰役趁勢跟進，一氣呵成，堪稱神來之筆。

左宗棠對“勢”出神入化的運用，其自我總結，今見於1878年11 月的一封奏報：

“統籌西四城局勢：應先取葉爾羌，次規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自庫車至阿克蘇、巴爾夢克，為且防且戰之軍；自巴爾夢克、 瑪納巴什抵喀爾、 英吉沙爾，則主戰之軍，常山率然勢成，首尾相應，數千裡一氣卷舒，將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貫之象。”

軍事家岳飛有句名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左宗棠這樣的一流軍事家，有本事將軍事經營成一門藝術，以勢貫通，一氣呵成，自始至終，沒有凝滯、突兀感。

志頻說

先秦諸子百家，任何一家都不乏真知灼見，但每一家事實都存在軟肋、短腿、缺陷。傳統法家的問題，前文已經指出來：“王法”不是“約法”，“律令”不是“法治”，用以治國，無視人權，過於冷酷無情。

法家從誕生那天起，便是一門令人聞之色變的學說。商鞅始作其俑，最終作法自斃，五馬分屍。

但法家作為謀士的學說，強調法律的“一、固、顯”，主張法律公開、公正、公平，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代，也同樣有著積極意義。

歷代帝國之所以離不開法家，根源在於，與儒家、道家比較，法家最能解決現實問題，尤其在社會矛盾激化時，一用便靈，立竿見影。

在兩千多年前，老子曾預言後世中國社會走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根據這一邏輯，我們可以順勢補充一句：“失禮而後法。”

果然，孔家店被打倒後，禮制在中國逐漸消亡，社會逐漸步入法治時代。

自古以來，道德用來引導君子，法制用以約束小人，沒有一個時代曾經例外。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指出，每個儒學官員，都有陽面的“理想”，也有陰面的“私慾”，關鍵是要實現“陰陽平衡”。因為人性有私慾，在慾望的勾引跟刺激下、道德與良知稍打瞌睡，每個人都有可能表現出小人的一面，所以法治成了現代社會最不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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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志頻

圖片來自《左宗棠：家書抵萬金》插圖，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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