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112歲的周有光——漢語拼音之父，跨越了清朝、民國和新中國

可以說，周有光的一生，是漫長而幸福的。

活了112歲，跨越了清朝、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朝代，名副其實的“三朝元老”。而每一個階段，周老都獲得獨具姿彩，自在中心，卻未捲入政治漩渦，在經濟和語言的世界裡自由穿梭，腳踏東西，文理兼顧，寵辱淡看，不驚不虞。

葉聖陶曾說過，張家的4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周有光娶到的是二姐張允和，就更有理由幸福。在四姊妹年輕中，張允和是最能幹的一個，也是張家的主心骨，她甚至促成了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婚事，沈從文第一次到蘇州去找張兆和，張兆和根本不願見他，是張允和把她拉到了沈從文住的賓館，後來同意沈從文和張兆和的婚事，電報都是她發的。

周有光和張允和

周有光在追求張允和的時候，情書寫了很長，但核心是說自己很窮，恐怕不能給她幸福。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個普通家庭，後來考上上海聖約翰大學，學費都出不起，是姐姐閨蜜的母親賣了一箱嫁妝，才湊夠了他的學費。張允和給周有光回信，寫得簡潔有力：幸福要靠自己爭取。他們的婚姻不被人看好，但是在這一信念的激勵下，他們一起走了70年。抗日戰爭時期，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小禾在6歲時得病早夭，兒子曉平也被彈片擊傷，就是這種自己爭取幸福的信念把他們從瀕臨崩潰的情緒中拯救過來。

他們的幸福生活被人反覆提起，甚至晚年的養生方式，也為人津津樂道（喝紅茶）。但是，張允和在結婚時對周有光的告誡，卻很少被人注意：不當官，不碰政治。這是張允和聰明的地方，在多災多難的現代中國，這恐怕也是一個人祈求平安的不二法門。周有光從日本留學回來後，就到銀行工作，慢慢成為了一個經濟學家。他在國民政府的經濟機構工作，但是也接觸到了共產黨的人，他努力避免介入現實政治漩渦，而是做好一個經濟學家的本分，抗戰勝利後，他作為銀行家，先後被派往美國和歐洲工作，等1949年回來，已經變天了，解放軍佔領了上海。

年輕時的周有光

年輕時的他一貫小心，而運氣也時常眷顧他。50年代初，他在上海從事金融工作，但在那個時候，搞金融其實非常危險，他一個同事就因為壓力太大自殺了。在這個時候，他被召到北京參與研究漢語拼音方案，晚年回想這段經歷，他認為業餘愛好簡直救了他的命。在美國的時候，他教一個美國人學漢語，發現外國人直接學漢字特別困難，就想辦法在英語與漢字中，設計一個橋樑。他自己編了一個拼音教材，開始嘗試用拼音的方式，教外國人讀漢字，這是他搞漢語拼音的開始。當時，張允和要去聽語言學家趙元任上課，周有光也就跟著去了，這讓他接觸到了當時世界一流的語言學家，其實，趙元任是他的常州同鄉。如今，在常州圖書館，有瞿秋白、趙元任和周有光的，他們都和語言學有關。

周有光

周有光的人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之前，成家立業，在銀行上班，掙錢養家；50年代到80年代，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設計者和語言學家，他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戰戰兢兢地度過了黑暗的年代。這時候，張允和的人生智慧，給了她很大幫助。50年代反右時，張允和就受到了衝擊，但是從此之後，她就沒去上班了，作為家庭主婦，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後來更大的衝擊。雖然周有關也曾被髮配到西北勞動，但是比起自己的連襟沈從文，他還是幸運多了，他不在1949年前的人文知識分子圈子中，他從事的漢語拼音和語言學研究，距離意識形態較遠，而漢語拼音方案，又是最高層極為重視的項目，這一切，再次賦予了他好運氣。

他最光輝的日子是第三階段，也就是在他退休後開始的，據說，他到80歲才突然發現自己該退休了，此前，經常去辦公室，也沒人告訴他退休這回事。90年代以來，周有光更多地為公眾所知，這時的他，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典範：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參與公共事務的發言。他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等多個領域發言，他開始寫一些文章，廣泛討論現實世界。他早年所受的經濟學教育以及後來的語言學研究，給了他廣闊的視野。對他個人來說，這是一種難得的自由境界，他是中國最早使用電腦寫作的人之一，後來，他甚至能學會使用手機。當他從語言學家的身份上脫身出來，發現自己有相當強烈的表達衝動，他像一個青年一樣，上網瀏覽信息，就接受新事物這一心態上，他可能比大多數年輕人更年輕。

而對公眾來說，這樣一位泰斗級人物，不斷對各個問題發言，本身就是讓人激動的一件事。100歲前後，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有意無意間，媒體把他打造為一個敢說話的知識分子形象。當然，某種程度上，這是老人家的光榮，也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哀，在人們感動於老先生不斷向社會重申常識的時候，同時也應該反思：我們為何把這樣的人物，交給一個老人？很多我們自己不敢說的話，要借老先生的話說出來。最終，媒體和公眾把老先生塑造成了一個“勇敢”的符號，人們每年熱心地為他慶祝生日，同時也是在向他汲取勇氣和力量。

人們將因“漢語拼音之父”這樣的身份來紀念他，將被他與張允和漫長而幸福的感情而感動，也被他勇敢而深思的晚年而折服。2年前，95歲的曾彥修要出書了，找109歲的周有光先生題字，他寫了“良知未泯”四個字，這是一個109歲長者對95歲“後輩”的肯定，也可以看做是老先生對自己漫長一生的評價。不管是1949年搞經濟，還是在特殊年代的掙扎，以及他晚年的袒露心聲，都能做到“良知未泯”。看起來，這不夠“偉大”，但是，在中國，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