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滿洲特科”在行動，中央科特在東北建立的分支機構碎片

周恩來上海十月革命歷史軍事技術與裝備楊宇霆湖南瀋陽張學良跳槽那些事兒張作霖體育技術電信半杯餿茶 2019-05-18

中共情報保衛組織中最富有神祕色彩的莫過最早的組織機構，中央特科。

過去，太多的傳說都附加於此，而很多影視劇的天馬行空也根植於這個組織。都是以上海這個城市為基點展開。然而，中央特科不僅僅是在上海活動，它是中共領導全國隱蔽戰線的中央機關。那麼，在今天，我們逐步知道了，不但有在上海的中央科特，還有其領導下的北平特科、湖南特科、西安特科，今天閒聊幾句更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滿洲特科。

上世紀20年代，中國東北地區正處於國際國內多種矛盾交織的焦點。中共中央為及時、準確地掌握各方面的情況信息，制定出正確的方針和策略，便從中共在東北的統一領導機構，即中共滿洲省委成立之時起，便開始籌劃成立滿洲特科。

1928年11月上旬，中共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後，回國返滬途經瀋陽曾停留一週。期間召集了東北地區中共的有關負責人，傳達了六大會議精神以及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並詳細聽取了滿洲省委的工作彙報，還專程到東三省兵工廠進行走訪，接見了兵工廠的黨團員。在深入瞭解和掌握相關情況後，周恩來回滬即開始著手滿洲特科的籌建工作。

此前，中共在東北的情報先驅，中共黨員趙唯剛已經在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下，以東北講武堂高等軍學研究班教官的公開身份和便利條件，已經蒐集了大量重要情報，為滿洲特科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礎。

趙唯剛

趙唯剛曾在不同時期在中共情報系統和蘇軍參謀部任職，也是軍事工業的領導者和研究者。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所獲勳章不詳，待查）。1999年4月10日，趙唯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養女，趙一瑋（哈軍工第一期女學員，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教授），俄國“十月革命”時期中國團團長任輔臣烈士的孫女。

任輔臣

1928年底，中央特科正式委派蔡伯祥（原名邵達夫，又名邵扶民）來瀋陽考察情況，為時兩週。為以後組建滿洲特科打下基礎。後再度赴任特科書記，趙唯剛任祕書長，其主要成員還有吳寶祥兄妹等。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曾兩次親赴瀋陽指導建立和完善東北情報組織。

查閱《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有數份文件，其中，請求中央撥發經費，成立滿洲特科等文件的時間大概是在1930年9月發佈的。在1930年9月12日《光子、孫杰致中共中央信-關於建立滿特及其工作計劃、經費問題》的信件中，“光子”（蔡伯祥的黨內化名）請求建立滿洲特科，並提出工作計劃及經費預算，計劃於當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滿洲特科。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滿洲特科成立之時起，和位於上海的中央特科一樣，也建立了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及電訊科，每個成員都有多個稱呼和身份。它成為了中央特科派駐東北的分支機構，受中央特科和滿洲省委雙重領導，即在政治上受滿洲省委指導，在組織和業務上直屬中央特科。其主要任務為：蒐集各類情報、保衛中共的東北地區機關以及掩護同志、營救同志等。

蔡伯祥，畢業於上海一所醫科學校，曾在上海開過一家小醫院，中央特科有人受傷都到他那裡醫治。他更是個情報工作老手，來沈後即在城內開設了一家“善首醫院”，以行醫作掩護。

奉軍名將愛國將領高維嶽

趙唯剛在奉系高層中具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奉系軍政要人楊宇霆、汲金純、高維嶽都與他私交甚篤。為防憲警特務的盤查，趙唯剛特意請高維嶽題寫了醫院的牌匾。

滿洲特科成立後，工作開展很快，蒐集了大量奉軍的軍事情報，包括軍事技術、軍事生產計劃、產品產量、原料來源、軍隊編制、人員配備、軍事裝備及各種內部情況，並迅速轉報給了中央特科。

1929年3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央關於軍閥戰爭中的士兵運動給各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說：“在目前黨的總的政治路線‘奪取群眾’之下，士兵運動，當然不能離開這個原則。我們必須根據這個原則，去做奪取廣大士兵群眾的工作。”這一指示，對滿洲特科在東北軍中開展士兵工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蒐集軍事情報，協助滿洲省委開展工作，滿洲特科多次派人打入東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是張作霖父子執政東北期間創辦的綜合軍事學校，東北軍中，上自最高統帥張學良，下至連排長，絕大多數都是從講武堂畢業的。

1930年春，中共派遣省委祕書處的劉伯剛去那裡做兵運工作，趙唯剛將劉伯剛安排在“機迫平傳習班”（機關槍、迫擊炮、平射炮學習班），為官兵們講授日本語，對外則宣稱是學習班班長楊炳森的朋友。劉伯剛經常利用節假日和官兵交談，一位姓賈的學員是這個班的三個隊長之一，自己住一個房間，劉伯剛常去和他聊天，藉機宣傳革命思想。此外，劉伯剛還常到東陵山林守備隊去找士官聊天，但不料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1930年夏天，劉伯剛把黨內刊物《滿洲紅旗》帶到野外看，不慎被偷，被捕。趙唯剛、楊炳森，蔡伯祥研究營救方案，但由於情況特殊，沒有營救成功。不過趙唯剛通過給劉伯剛送行李的機會，把他在“機迫平傳習班”發展的四名黨員的名字記了下來。從此，這四名黨員由趙唯剛聯繫。儘管特科在此次營救人員方面沒有取得成功，但在講武堂的士兵運動並沒有遭到破壞。

1930年3月下旬，中央委派李子芬擔任滿洲省委書記。由於當時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對黨員陳尚哲、杜蘭亭的被捕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也沒有采取應急措施。陳、杜二人旋即叛變，成為搜捕中共機關和黨員幹部的帶路人，造成了當時滿洲省委的塌方式的破壞。

李子芬烈士

1930年4月19日，彼時滿洲省委書記李子芬、團滿洲省委書記饒漱石、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丁君羊，中央巡視員丘旭明等滿洲省委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捕，東北地區中共的工作完全陷於癱瘓。

滿洲省委遭破壞後，省委祕書處的重要文件迅速裝入幾個柳條包內。歷經風險，由滿洲特科負責人蔡伯祥取回並妥善保存，為以後重建東北中共組織奠定了基礎。

1929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祕書白鑫叛變告密，導致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候補委員楊殷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在上海被捕並遭殺害。中共中央決定必須將這個血債累累的叛徒處決。周恩來親自到白鑫的住所等地觀察現場，結合連日所獲情報，經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動計劃，交由中央特科重要成員陳賡負責執行。

蔡伯祥在任滿洲特科書記之前，曾是中央特科紅隊有名的神槍手。陳賡特地將他調回上海，協助懲辦叛徒白鑫。

1929年11月11日下午，在陳賡的親自指揮下，蔡伯祥與紅隊其他人員完成了“遠東第一刺殺”

1930年4月至8月，中央特科派陳賡、錢壯飛等人到天津、瀋陽等地進行情報工作。適逢東北中共地方組織遭敵人大肆破壞，對外地來沈人員更是詳加盤查。為避開敵人的跟蹤和追捕，陳賡等人在戰友蔡伯祥的安排下，分別住在滿洲特科成員的家中，陳賡就住在趙唯剛家裡。此後，在滿洲特科同志的大力協助下，陳賡等人圓滿完成了這次情報工作，並將滿洲特科的工作情況及時彙報給了中央。

1931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叛變，中央特科安排陳賡立即隱蔽起來，為安全起見，決定派他到天津去。經過周密計劃，中央特意調熟悉天津情況的蔡伯祥護送陳賡和陳養山去天津。在天津。蔡伯祥把他們安排到法租界住下，一切安頓好後隨即趕回了瀋陽。

1930年中原大戰時，滿洲特科著意蒐集東北軍方面的情報，以方便滿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及時瞭解東北局勢及軍閥戰爭的進展，並對戰後全國的局勢作出判斷。在東北軍入關作戰之前，滿洲特科從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密電處得到可靠消息，詳細瞭解了東北軍出兵的目的、軍事部署以及出兵的條件。通過對蔣介石、張學良之間的電報和人員往來及東北當局內部的分歧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此次東北出兵，表面上雖然幫蔣介石，但絕非徹底的討伐閻錫山、馮玉祥。這是因為張學良要留下閻、馮二人，以制約蔣介石”，“今後的局面，仍然是軍閥割據”。

偵察和蒐集日本在東北侵略陰謀活動的情報，也是滿洲特科的重要工作。1931年8月，滿洲特科人員在瀋陽南滿鐵路車站等地發現異常現象。據趙唯剛的回憶錄記載：“車站的大倉庫，本來已經很大了，這時又擴大了許多。原來是鐵絲網圍著的，現在用木板圍起來，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圍又搭了很多臨時軍用帳篷，還挖了不少掩體。從高處往裡看，發現裡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軍事訓練。為此，我還特地到四平去了一趟，也發現了類似現象，鐵路的給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崗哨。看起來日本人要動手了。”

發現日本人這一不尋常舉動之後，趙唯剛於9月初給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打報告，滿洲特科也立即向上級組織報告了這一情況，並繼續偵探敵情。他們還在日本人活動最集中的大連專門派人打入日本特務荒木與吉平佐衛門機構中，偵察日本侵華的動向和活動情況。這些，都為中共中央和滿洲省委把握日本的侵略動向、制定相應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