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歷的周恩來艱苦樸素的故事——
於點滴中見精神
周恩來衛士、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 高振普
我所親歷的周恩來艱苦樸素的故事——
於點滴中見精神
周恩來衛士、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 高振普
周總理與老百姓親切交談
1961年，我走進西花廳，到周恩來總理身邊當衛士，從此一直陪伴總理。1976年，總理去世後，我又給鄧大姐當警衛祕書。30多年間，通過近距離感受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體悟到老一輩革命家勤儉節約、嚴於律己、心中無我，永遠把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艱苦樸素方顯純真本色
周總理的節儉，首先體現在飲食上。
開會用餐“四菜一湯”的規定是周總理親自下達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開會，總理規定了用餐的標準，就是“四菜一湯”。這四菜就是魚、肉、蔬菜之類的，絕不會有生猛海鮮美味佳餚。國務院開會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燴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條、豆腐、排骨之類，桌上再擺幾碟泡菜、醬菜、青椒之類的小菜。會務處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糧票和錢，規定每人每餐3兩糧票、4角錢。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災害期間，周總理號召全民節約糧食，以支援缺糧地區。他自己帶頭將自己的口糧定量由原來每月27斤減至15斤，鄧大姐的由原來25斤減至13斤。周總理還給自己作出規定：要少吃肉、少吃魚、多吃菜。我們瞭解總理的脾氣，他說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給他吃，不然他會嚴厲批評，還會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總理從來沒有吃過他喜歡吃的蹄髈，他和鄧大姐還一再囑咐每月的糧食不能超過定量。1962年6月，周總理去吉林省長春市視察工作。一到住地，衛士長成元功就給當地接待部門列出了禁吃的菜單，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連雞、鴨、魚、肉、雞蛋、罐頭、香腸也列入其中。這個單子也是總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總理更是嚴格要求自己，絕不允許奢侈浪費。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總理出訪了非洲、亞洲14個國家。出訪的國家多、時間長，而且氣候多變，我們商量後報總理同意，給他做了3套中山裝。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資付錢，內衣不準做新的，說是內衣舊一點，穿在裡面沒關係。我們又選了幾件較好的襯衣、兩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補丁。出訪前，我們幾人就商量在哪個國家訪問，就把穿過的襯衣、睡衣請我們大使館裡的女同志幫忙洗，因為這些衣服很破舊，不好意思交給外國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總理一行到達埃及首都開羅，這是14國訪問的第一站。當地天氣很熱，我們把總理換洗的衣服交到使館，使館的同志見了都大吃一驚，誰也沒想到，為全國人民操勞的周總理穿的竟是這樣的舊衣服。
而這3套定做的中山裝，日後更是成了總理時常穿著的標誌性服裝。時間久了，3套衣服有的變色，有的損壞，特別是那套法蘭絨外衣，表面的一層絨都磨掉了。磨損最多的是右邊袖子的肘部，破了一個洞。我們請示總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說補一補還可以穿，外賓也不會注意。就這樣，我們請紅都服裝店的師傅用同樣面料的布修補上，為了對稱，索性把左邊袖子同樣挖上一個洞，補上一塊。
我剛到總理身邊工作時，看到總理的皮鞋已換了前掌，鞋面也已陳舊，就向成元功打聽，這皮鞋是什麼時候買的，這麼舊了，怎麼還不做新的。成元功說，這是1954年去日內瓦時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換了兩次了，總理不讓做新的。我們給總理買襪子，一次要買五六雙，這樣幾雙襪子輪流穿，能穿久一點。可襪子穿久了總會破，特別是當年還很少有尼龍襪，大都是棉線襪。他那幾雙穿了多年的襪子，沒有一雙是完整的。破了，就讓服務員補一下，我們警衛員誰也不會補，就請服務員高雲秀補。她手藝不錯，織補後幾乎看不出來，總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為他買新的襪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總理依舊簡樸如一。
總理夜間辦公，燈光的亮度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盞檯燈裝有三個燈泡，以便根據需要調整亮度。這種燈泡的度數較大，辦公時間久了，燈下溫度較高，特別是到了夏天，有一種炙烤的感覺，於是我們就打算給總理換一個日光燈。找來找去，我們發現市場上沒有合適的，又不方便到廠家定製。於是，我們請來中南海機關的電工、鐵工師傅，用已有的水管、鐵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盞落地臺燈。總理試用了一下說，做得不錯，工藝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們看這盞檯燈使用效果不錯，便請他們為總理又做了一盞小一些的，便於挪動。1974年周總理住進醫院，我們把這盞小檯燈擺在了病房的辦公桌上，它伴隨著總理度過了最後的夜晚。
總理去世後，我和張樹迎受鄧大姐之託，與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寶山選購骨灰盒。八寶山的同志拿出他們已有的兩種，我們選定了其中花紋較好也相對便宜的一個。這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為總理專門定做的。我們回來向鄧大姐報告，她說：“恩來用完，把盒子拿回家來保存著，等我死後，也用這個骨灰盒。”於是，總理用的這個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鄧大姐那裡，工作人員定期擦擦、晾晾。這期間，大姐幾次講，她死後不要再買新的，就用這個，可以為國家節省開支。如今，這個曾裝過周恩來、鄧穎超兩人骨灰的骨灰盒，陳列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裡。
我所親歷的周恩來艱苦樸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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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衛士、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 高振普
周總理與老百姓親切交談
1961年，我走進西花廳，到周恩來總理身邊當衛士，從此一直陪伴總理。1976年，總理去世後，我又給鄧大姐當警衛祕書。30多年間，通過近距離感受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體悟到老一輩革命家勤儉節約、嚴於律己、心中無我，永遠把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艱苦樸素方顯純真本色
周總理的節儉，首先體現在飲食上。
開會用餐“四菜一湯”的規定是周總理親自下達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開會，總理規定了用餐的標準，就是“四菜一湯”。這四菜就是魚、肉、蔬菜之類的，絕不會有生猛海鮮美味佳餚。國務院開會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燴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條、豆腐、排骨之類，桌上再擺幾碟泡菜、醬菜、青椒之類的小菜。會務處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糧票和錢，規定每人每餐3兩糧票、4角錢。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災害期間，周總理號召全民節約糧食，以支援缺糧地區。他自己帶頭將自己的口糧定量由原來每月27斤減至15斤，鄧大姐的由原來25斤減至13斤。周總理還給自己作出規定：要少吃肉、少吃魚、多吃菜。我們瞭解總理的脾氣，他說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給他吃，不然他會嚴厲批評，還會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總理從來沒有吃過他喜歡吃的蹄髈，他和鄧大姐還一再囑咐每月的糧食不能超過定量。1962年6月，周總理去吉林省長春市視察工作。一到住地，衛士長成元功就給當地接待部門列出了禁吃的菜單，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連雞、鴨、魚、肉、雞蛋、罐頭、香腸也列入其中。這個單子也是總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總理更是嚴格要求自己，絕不允許奢侈浪費。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總理出訪了非洲、亞洲14個國家。出訪的國家多、時間長，而且氣候多變，我們商量後報總理同意，給他做了3套中山裝。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資付錢，內衣不準做新的，說是內衣舊一點，穿在裡面沒關係。我們又選了幾件較好的襯衣、兩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補丁。出訪前，我們幾人就商量在哪個國家訪問，就把穿過的襯衣、睡衣請我們大使館裡的女同志幫忙洗，因為這些衣服很破舊，不好意思交給外國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總理一行到達埃及首都開羅，這是14國訪問的第一站。當地天氣很熱，我們把總理換洗的衣服交到使館，使館的同志見了都大吃一驚，誰也沒想到，為全國人民操勞的周總理穿的竟是這樣的舊衣服。
而這3套定做的中山裝，日後更是成了總理時常穿著的標誌性服裝。時間久了，3套衣服有的變色，有的損壞，特別是那套法蘭絨外衣，表面的一層絨都磨掉了。磨損最多的是右邊袖子的肘部，破了一個洞。我們請示總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說補一補還可以穿，外賓也不會注意。就這樣，我們請紅都服裝店的師傅用同樣面料的布修補上，為了對稱，索性把左邊袖子同樣挖上一個洞，補上一塊。
我剛到總理身邊工作時，看到總理的皮鞋已換了前掌，鞋面也已陳舊，就向成元功打聽，這皮鞋是什麼時候買的，這麼舊了，怎麼還不做新的。成元功說，這是1954年去日內瓦時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換了兩次了，總理不讓做新的。我們給總理買襪子，一次要買五六雙，這樣幾雙襪子輪流穿，能穿久一點。可襪子穿久了總會破，特別是當年還很少有尼龍襪，大都是棉線襪。他那幾雙穿了多年的襪子，沒有一雙是完整的。破了，就讓服務員補一下，我們警衛員誰也不會補，就請服務員高雲秀補。她手藝不錯，織補後幾乎看不出來，總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為他買新的襪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總理依舊簡樸如一。
總理夜間辦公，燈光的亮度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盞檯燈裝有三個燈泡，以便根據需要調整亮度。這種燈泡的度數較大，辦公時間久了，燈下溫度較高，特別是到了夏天，有一種炙烤的感覺，於是我們就打算給總理換一個日光燈。找來找去，我們發現市場上沒有合適的，又不方便到廠家定製。於是，我們請來中南海機關的電工、鐵工師傅，用已有的水管、鐵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盞落地臺燈。總理試用了一下說，做得不錯，工藝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們看這盞檯燈使用效果不錯，便請他們為總理又做了一盞小一些的，便於挪動。1974年周總理住進醫院，我們把這盞小檯燈擺在了病房的辦公桌上，它伴隨著總理度過了最後的夜晚。
總理去世後，我和張樹迎受鄧大姐之託，與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寶山選購骨灰盒。八寶山的同志拿出他們已有的兩種，我們選定了其中花紋較好也相對便宜的一個。這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為總理專門定做的。我們回來向鄧大姐報告，她說：“恩來用完，把盒子拿回家來保存著，等我死後，也用這個骨灰盒。”於是，總理用的這個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鄧大姐那裡，工作人員定期擦擦、晾晾。這期間，大姐幾次講，她死後不要再買新的，就用這個，可以為國家節省開支。如今，這個曾裝過周恩來、鄧穎超兩人骨灰的骨灰盒，陳列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裡。
周總理在看演出
嚴於律己彰顯黨員風範
周總理曾經對我們有“六不準”的要求：不準用總理辦公室的名義謀私情、不準提前超標晉職晉級、不準搞特殊、不準接受禮品、不準佔用公家的東西、不準盛氣凌人。對身邊人尚且這樣高標準要求，可想而知，總理在嚴於律己方面做得更是嚴格。
周恩來是當年我們國家領導人中出國訪問、國內視察次數較多的一位。離京赴外地視察，一般隨行人員只有5至6人，包括祕書一人（視需要決定去分管內事的還是外事的）、保健醫生一人、警衛兩人。1967年後，總理因心臟不好，增派一名護士，警衛局派前站人員一兩人負責聯絡。周總理在國內視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1.不準省、市領導人到車站、機場迎接。
2.不準宴請、不準陪餐。
3.兩菜一湯，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級菜（如魚翅、燕窩）。
4.房間內不準擺糖果、水果，茶葉自備。
5.去公共場所，不封園、不閉館、不戒嚴。
周總理公私分明、嚴於律己，絕不佔公家一絲一毫的便宜。
“文革”前的幾年，總理工作和生活比較有規律，晚飯後，有時可以抽出點時間，去劇院看看節目。但總理看戲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他自己還有警衛局派去的人的票錢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開演出的劇場看戲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們要買票入場。
周總理有一塊上海牌手錶，是1961年從上海手錶廠買的。時間久了，手錶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時也不太準。張樹迎和我商量，有機會去上海再給總理買一塊，總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總理去上海，我們打聽到上海出了一種表，質量不錯，於是就請上海方面的同志幫忙選一塊，這事很快就辦好了。當時總理正在開會，我們準備會後向他報告。沒想到，還沒等我們報告，他就把張樹迎和我叫去，問手錶的事。張樹迎向周總理說明了事情的經過，總理聽後沒動火，但還是批評我們說，為什麼不先問他一下。他要我們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飯要付費，是周總理特別強調的一條規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總理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聽學生們開辯論會。辯論結束已到午飯時間，總理便與同學們一起到食堂吃飯。到了那，我幫總理選了肉片燒茄子外加一個饅頭。總理對我說：“你付錢。”他看著我按價付了0.25元，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著饅頭，走到餐桌坐下。此時，學生們都圍了上來，總理便與大家一邊吃一邊聊天，氣氛很活躍。這時，熱情的廚師為總理送來了一碗湯，北京人稱之為“高湯”，做法比較簡單：蔥花、醬油、香油，用開水一衝，便是一碗湯。飯後，總理叫我補交這湯錢，廚師無論如何不肯收。總理說：“你不收，我就不走。”廚師見狀，只好叫我補交了5分錢，把原來開好的0.25元錢飯菜的收據改為0.3元，總理這才滿意地離開。
1973年9月16日，周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園參觀結束後，送別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總理決定請我們去“樓外樓”飯莊吃飯。吃完飯，我照例去結賬，總理問我付了多少錢，我拿著發票說：“10元1毛。”總理說：“太少了，這樣他們會賠的，再去加錢。”那位飯店負責人推託不再收錢。總理說：“你不收錢，我就不走了。”於是負責人只好又收下10元錢。總理看看我拿著的第二次付款的發票，才起身下樓。這時，我轉身小聲問一位服務員，如果是其他客人吃這一餐飯需要多少錢。那位服務員說：“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車上，周總理還惦記著這件事，說：“他們這種做法不好，應當按實際價格收費。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夠。”我把了解到的實際價格向總理說了，總理很嚴肅地說：“你告訴他們，以後不準這樣做，你再補交他們錢。”於是，我又把這10元錢給了省接待處的同志，請他們轉交給飯莊。
我所親歷的周恩來艱苦樸素的故事——
於點滴中見精神
周恩來衛士、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 高振普
周總理與老百姓親切交談
1961年，我走進西花廳，到周恩來總理身邊當衛士，從此一直陪伴總理。1976年，總理去世後，我又給鄧大姐當警衛祕書。30多年間，通過近距離感受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體悟到老一輩革命家勤儉節約、嚴於律己、心中無我，永遠把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艱苦樸素方顯純真本色
周總理的節儉，首先體現在飲食上。
開會用餐“四菜一湯”的規定是周總理親自下達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開會，總理規定了用餐的標準，就是“四菜一湯”。這四菜就是魚、肉、蔬菜之類的，絕不會有生猛海鮮美味佳餚。國務院開會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燴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條、豆腐、排骨之類，桌上再擺幾碟泡菜、醬菜、青椒之類的小菜。會務處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糧票和錢，規定每人每餐3兩糧票、4角錢。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災害期間，周總理號召全民節約糧食，以支援缺糧地區。他自己帶頭將自己的口糧定量由原來每月27斤減至15斤，鄧大姐的由原來25斤減至13斤。周總理還給自己作出規定：要少吃肉、少吃魚、多吃菜。我們瞭解總理的脾氣，他說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給他吃，不然他會嚴厲批評，還會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總理從來沒有吃過他喜歡吃的蹄髈，他和鄧大姐還一再囑咐每月的糧食不能超過定量。1962年6月，周總理去吉林省長春市視察工作。一到住地，衛士長成元功就給當地接待部門列出了禁吃的菜單，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連雞、鴨、魚、肉、雞蛋、罐頭、香腸也列入其中。這個單子也是總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總理更是嚴格要求自己，絕不允許奢侈浪費。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總理出訪了非洲、亞洲14個國家。出訪的國家多、時間長，而且氣候多變，我們商量後報總理同意，給他做了3套中山裝。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資付錢，內衣不準做新的，說是內衣舊一點，穿在裡面沒關係。我們又選了幾件較好的襯衣、兩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補丁。出訪前，我們幾人就商量在哪個國家訪問，就把穿過的襯衣、睡衣請我們大使館裡的女同志幫忙洗，因為這些衣服很破舊，不好意思交給外國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總理一行到達埃及首都開羅，這是14國訪問的第一站。當地天氣很熱，我們把總理換洗的衣服交到使館，使館的同志見了都大吃一驚，誰也沒想到，為全國人民操勞的周總理穿的竟是這樣的舊衣服。
而這3套定做的中山裝，日後更是成了總理時常穿著的標誌性服裝。時間久了，3套衣服有的變色，有的損壞，特別是那套法蘭絨外衣，表面的一層絨都磨掉了。磨損最多的是右邊袖子的肘部，破了一個洞。我們請示總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說補一補還可以穿，外賓也不會注意。就這樣，我們請紅都服裝店的師傅用同樣面料的布修補上，為了對稱，索性把左邊袖子同樣挖上一個洞，補上一塊。
我剛到總理身邊工作時，看到總理的皮鞋已換了前掌，鞋面也已陳舊，就向成元功打聽，這皮鞋是什麼時候買的，這麼舊了，怎麼還不做新的。成元功說，這是1954年去日內瓦時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換了兩次了，總理不讓做新的。我們給總理買襪子，一次要買五六雙，這樣幾雙襪子輪流穿，能穿久一點。可襪子穿久了總會破，特別是當年還很少有尼龍襪，大都是棉線襪。他那幾雙穿了多年的襪子，沒有一雙是完整的。破了，就讓服務員補一下，我們警衛員誰也不會補，就請服務員高雲秀補。她手藝不錯，織補後幾乎看不出來，總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為他買新的襪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總理依舊簡樸如一。
總理夜間辦公，燈光的亮度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盞檯燈裝有三個燈泡，以便根據需要調整亮度。這種燈泡的度數較大，辦公時間久了，燈下溫度較高，特別是到了夏天，有一種炙烤的感覺，於是我們就打算給總理換一個日光燈。找來找去，我們發現市場上沒有合適的，又不方便到廠家定製。於是，我們請來中南海機關的電工、鐵工師傅，用已有的水管、鐵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盞落地臺燈。總理試用了一下說，做得不錯，工藝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們看這盞檯燈使用效果不錯，便請他們為總理又做了一盞小一些的，便於挪動。1974年周總理住進醫院，我們把這盞小檯燈擺在了病房的辦公桌上，它伴隨著總理度過了最後的夜晚。
總理去世後，我和張樹迎受鄧大姐之託，與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寶山選購骨灰盒。八寶山的同志拿出他們已有的兩種，我們選定了其中花紋較好也相對便宜的一個。這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為總理專門定做的。我們回來向鄧大姐報告，她說：“恩來用完，把盒子拿回家來保存著，等我死後，也用這個骨灰盒。”於是，總理用的這個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鄧大姐那裡，工作人員定期擦擦、晾晾。這期間，大姐幾次講，她死後不要再買新的，就用這個，可以為國家節省開支。如今，這個曾裝過周恩來、鄧穎超兩人骨灰的骨灰盒，陳列在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裡。
周總理在看演出
嚴於律己彰顯黨員風範
周總理曾經對我們有“六不準”的要求：不準用總理辦公室的名義謀私情、不準提前超標晉職晉級、不準搞特殊、不準接受禮品、不準佔用公家的東西、不準盛氣凌人。對身邊人尚且這樣高標準要求，可想而知，總理在嚴於律己方面做得更是嚴格。
周恩來是當年我們國家領導人中出國訪問、國內視察次數較多的一位。離京赴外地視察，一般隨行人員只有5至6人，包括祕書一人（視需要決定去分管內事的還是外事的）、保健醫生一人、警衛兩人。1967年後，總理因心臟不好，增派一名護士，警衛局派前站人員一兩人負責聯絡。周總理在國內視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1.不準省、市領導人到車站、機場迎接。
2.不準宴請、不準陪餐。
3.兩菜一湯，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級菜（如魚翅、燕窩）。
4.房間內不準擺糖果、水果，茶葉自備。
5.去公共場所，不封園、不閉館、不戒嚴。
周總理公私分明、嚴於律己，絕不佔公家一絲一毫的便宜。
“文革”前的幾年，總理工作和生活比較有規律，晚飯後，有時可以抽出點時間，去劇院看看節目。但總理看戲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他自己還有警衛局派去的人的票錢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開演出的劇場看戲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們要買票入場。
周總理有一塊上海牌手錶，是1961年從上海手錶廠買的。時間久了，手錶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時也不太準。張樹迎和我商量，有機會去上海再給總理買一塊，總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總理去上海，我們打聽到上海出了一種表，質量不錯，於是就請上海方面的同志幫忙選一塊，這事很快就辦好了。當時總理正在開會，我們準備會後向他報告。沒想到，還沒等我們報告，他就把張樹迎和我叫去，問手錶的事。張樹迎向周總理說明了事情的經過，總理聽後沒動火，但還是批評我們說，為什麼不先問他一下。他要我們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飯要付費，是周總理特別強調的一條規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總理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聽學生們開辯論會。辯論結束已到午飯時間，總理便與同學們一起到食堂吃飯。到了那，我幫總理選了肉片燒茄子外加一個饅頭。總理對我說：“你付錢。”他看著我按價付了0.25元，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著饅頭，走到餐桌坐下。此時，學生們都圍了上來，總理便與大家一邊吃一邊聊天，氣氛很活躍。這時，熱情的廚師為總理送來了一碗湯，北京人稱之為“高湯”，做法比較簡單：蔥花、醬油、香油，用開水一衝，便是一碗湯。飯後，總理叫我補交這湯錢，廚師無論如何不肯收。總理說：“你不收，我就不走。”廚師見狀，只好叫我補交了5分錢，把原來開好的0.25元錢飯菜的收據改為0.3元，總理這才滿意地離開。
1973年9月16日，周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園參觀結束後，送別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總理決定請我們去“樓外樓”飯莊吃飯。吃完飯，我照例去結賬，總理問我付了多少錢，我拿著發票說：“10元1毛。”總理說：“太少了，這樣他們會賠的，再去加錢。”那位飯店負責人推託不再收錢。總理說：“你不收錢，我就不走了。”於是負責人只好又收下10元錢。總理看看我拿著的第二次付款的發票，才起身下樓。這時，我轉身小聲問一位服務員，如果是其他客人吃這一餐飯需要多少錢。那位服務員說：“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車上，周總理還惦記著這件事，說：“他們這種做法不好，應當按實際價格收費。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夠。”我把了解到的實際價格向總理說了，總理很嚴肅地說：“你告訴他們，以後不準這樣做，你再補交他們錢。”於是，我又把這10元錢給了省接待處的同志，請他們轉交給飯莊。
周總理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食堂吃飯的收據
不貪分毫展現無私本色
周總理將“公”與“私”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公家的東西，他從不貪一分一釐，體現出共產黨人的高潔風範。
周恩來總理遵照國務院規定，凡是因私用車，都要按公里付錢。他的“私”，是指去看戲，到醫院看病人和去理髮店理髮、刮臉，去公園散步。這些規定當然由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掌握執行，由司機楊金明結算里程。具體執行起來卻也遇到了一些麻煩，就是計算的方法與總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機場接客人，途經北京飯店理髮或刮臉，總理要把由家到飯店這一段作為因私，我們認為只有專程去理髮才算因私，這樣計算起來就不一致。當然總理不會親自過問每月的公里數，更不會計較付錢多少，但是他總是要多付錢。我們對這種做法覺得並不合理，司機也覺得不好辦。最後經總理同意，採取每月固定交20元錢。當年警衛局規定，內部用車每公里五分錢。這樣，總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車費，大大超過了他的所謂因私用車公里數，因為他每月不過去飯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兩次戲，最後幾年他也很少看戲，但我們一直按這個制度堅持付錢，直到1976年周總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總理約見了幾位黨外人士座談，談話結束後，總理留他們吃飯。飯後，總理交代，這次是他請老朋友，要自己付飯費，不能用公家的錢，並叫我們去付款。我們認為，他約見這幾位朋友開會談的是工作，吃飯中間談的還是工作，怎麼能自己付錢呢？我們只是這樣想，誰也沒對總理說什麼，只是答應得慢了一些。總理看我們遲疑不定，便叫當即付錢。我們只好解釋稍微慢了一點的原因是沒帶這麼多錢，不好意思向總理說。因這次出差時間較短，只帶了伙食費，沒帶請客用的錢，我們打算讓他們記上賬，下次來了再補交。總理沒有責備我們，只是當場作了一個規定，以後出差，時間再短，也要帶上300元。等我們再次來到上海時，周總理特意提醒我們別忘了補交飯錢。
周總理工資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鄧大姐的清廉作風。他倆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資和工資節餘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周總理的月薪是404.8元，鄧大姐的月薪是342.7元，兩人合起來747.5元，在領導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總理家的支出很大，大體有：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於補助親屬的有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計46864.18元，佔兩人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還多，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餘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在我到西花廳工作期間，他倆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3000元。總理去世後，兩人合計積蓄5709.8元。這以後，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1992年，鄧大姐去世後，我們遵照她的遺囑，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總理離開我們已經43年了，我深深地懷念他。我寫此文，就是為了把總理艱苦樸素、嚴於律己的精神傳承下去，希望這些關於周總理的點滴小事能夠成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生動教材，為今天的黨員幹部幹事創業提供充足的精神養分。
（來源：2019年第8期《黨建》雜誌 原標題為《我所親歷的周恩來艱苦樸素的故事——於點滴中見精神》 作者：周恩來衛士、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高振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