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點校、修訂和等待'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中華書局供圖/圖）
“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孟彥弘校《隋書》十年，頭髮花白。他頭一次坐京滬高鐵的一等座，就是參加《隋書》修訂本的出版座談會。有朋友開玩笑，講他《隋書》看多了，大約變得和隋煬帝一樣奢靡了。
《隋書》修訂啟動於2009年。依例，修訂主持人要選擇相應的斷代史學者和文獻整理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就此接下委託。吳玉貴長期從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獻整理，這次與同研究室的孟彥弘一起修訂。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時，吳玉貴已經退休，被複旦大學特聘。
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隋書》修訂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書。
“工作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他全程參與。2007年5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以來，二十四史修訂本（下稱修訂本）先後出版《史記》《遼史》《宋書》和《隋書》在內的八部。徐俊有些遺憾，他退休前應該看不到修訂本出齊，“現在只能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慢慢磨了”。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中華書局供圖/圖）
“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孟彥弘校《隋書》十年，頭髮花白。他頭一次坐京滬高鐵的一等座，就是參加《隋書》修訂本的出版座談會。有朋友開玩笑，講他《隋書》看多了，大約變得和隋煬帝一樣奢靡了。
《隋書》修訂啟動於2009年。依例，修訂主持人要選擇相應的斷代史學者和文獻整理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就此接下委託。吳玉貴長期從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獻整理，這次與同研究室的孟彥弘一起修訂。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時，吳玉貴已經退休，被複旦大學特聘。
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隋書》修訂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書。
“工作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他全程參與。2007年5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以來，二十四史修訂本（下稱修訂本）先後出版《史記》《遼史》《宋書》和《隋書》在內的八部。徐俊有些遺憾，他退休前應該看不到修訂本出齊，“現在只能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慢慢磨了”。
《隋書》修訂主持人吳玉貴（右）和孟彥弘（左）相識近25年，曾同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2009年，《隋書》修訂啟動；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中國古代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萬字，修撰從漢武帝時代到清乾隆年間，長達1800多年，涵蓋中國歷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開始全面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從《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開始，聚集了顧頡剛、陳乃乾等著名學者，為推動工作進度，唐長孺、鄭天挺和王仲犖等學者陸續進京，住進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斷，1971年重啟，1978年二十四史點校本（下稱點校本）出齊。近20年，“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終於完成。
點校本自此成為權威與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她讀書開始，這套書就是史學專業所有同學的必備，王仲犖等參與點校的學者都是代表性學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的修訂工作。
但集全國之力完成點校本仍然存在較多缺憾。由於歷史條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無法利用，且當時要求“反對繁瑣考證”，學術工作無可奈何地受到局勢影響。二十四史因此部分採用“無底本校勘”，選擇幾種善本校勘，具體異文“不主一本，擇善而從”，極易造成混亂。
往昔的遺憾令徐俊殊為看重這輪修訂，困難很多，版本、校勘、標點和前人經驗都需顧及。不過，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獲取了，史學研究也有長足進步。他樂觀地設想，十年就夠了。現在看來這真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中華書局供圖/圖）
“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孟彥弘校《隋書》十年，頭髮花白。他頭一次坐京滬高鐵的一等座，就是參加《隋書》修訂本的出版座談會。有朋友開玩笑，講他《隋書》看多了，大約變得和隋煬帝一樣奢靡了。
《隋書》修訂啟動於2009年。依例，修訂主持人要選擇相應的斷代史學者和文獻整理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就此接下委託。吳玉貴長期從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獻整理，這次與同研究室的孟彥弘一起修訂。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時，吳玉貴已經退休，被複旦大學特聘。
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隋書》修訂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書。
“工作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他全程參與。2007年5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以來，二十四史修訂本（下稱修訂本）先後出版《史記》《遼史》《宋書》和《隋書》在內的八部。徐俊有些遺憾，他退休前應該看不到修訂本出齊，“現在只能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慢慢磨了”。
《隋書》修訂主持人吳玉貴（右）和孟彥弘（左）相識近25年，曾同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2009年，《隋書》修訂啟動；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中國古代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萬字，修撰從漢武帝時代到清乾隆年間，長達1800多年，涵蓋中國歷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開始全面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從《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開始，聚集了顧頡剛、陳乃乾等著名學者，為推動工作進度，唐長孺、鄭天挺和王仲犖等學者陸續進京，住進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斷，1971年重啟，1978年二十四史點校本（下稱點校本）出齊。近20年，“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終於完成。
點校本自此成為權威與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她讀書開始，這套書就是史學專業所有同學的必備，王仲犖等參與點校的學者都是代表性學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的修訂工作。
但集全國之力完成點校本仍然存在較多缺憾。由於歷史條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無法利用，且當時要求“反對繁瑣考證”，學術工作無可奈何地受到局勢影響。二十四史因此部分採用“無底本校勘”，選擇幾種善本校勘，具體異文“不主一本，擇善而從”，極易造成混亂。
往昔的遺憾令徐俊殊為看重這輪修訂，困難很多，版本、校勘、標點和前人經驗都需顧及。不過，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獲取了，史學研究也有長足進步。他樂觀地設想，十年就夠了。現在看來這真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顧頡剛《整理史記計劃》手稿（1954年10月5日）。 （中華書局供圖/圖）
“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
座談會上，一位學者略帶商榷地詢問，為什麼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來校訂《隋書》。“我們是校書，不是改書！”孟彥弘迴應得略顯激動。
“校書不改書”是孟彥弘和吳玉貴一起確立的原則。對於點校修訂者，校書工作就是“為古人做嫁衣、為後人做嫁衣”。吳玉貴在座談會上強調，那“不是顯示學術個性的舞臺”。“點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彥弘說。這種描述適用於任何史書。
版本調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裡？哪個版本適合做底本？確定底本之後，哪些可以拿來做通校本、做參校本。”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項工作完成後，學者們需要做出樣稿交給中華書局組織專家審定，確定修訂工作的基本規範。
2013年，《史記》修訂率先完成。1959年為了趕國慶十週年，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點校本沒有留下一條校勘記。“校勘工作我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訂的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生群說。
《史記》修訂用了十個版本，幾乎每個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兩年修訂小組只做這一項工作。八年裡《史記》修訂本新增校勘記3400多條，改動重要標點6000多處，大量訛誤、脫落、衍生和顛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書名和史實等諸多標點方面的錯誤也得到糾正。
為確保標準統一和修訂質量，校勘記和標點長編都由趙生群負責，從每個標點的定奪到每條校勘記的初稿撰寫，幾乎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僅清代學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這個版本，牽涉到校勘問題一萬條以上，趙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條審核。
上課之外，趙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記》修訂。他基本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下課立即打車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釋：儘早趕回家睡午覺，下午才有精神繼續工作。為爭取時間，他八年沒承擔課題，“連申報都沒有申報，時間非常緊張，不可能心有旁騖”。
“如果想要做好的話，真的必須要這樣。”自《南齊書》修訂啟動，景蜀慧除了教學就是修訂，“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以為中間用幾年把這個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輕十歲，她想繼續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個修訂組至少配有一位責任編輯，《明史》這類大部頭甚至配有三位。編輯組的工作量與修訂組幾乎一樣大，任何一條校勘，以及標點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個複核。修訂本定稿前，修訂組通常被請到中華書局附近的招待所，兩組一起在會議室連日討論，用一週左右當場解決所有問題。接著，專家還要對修訂稿加以二審、三審。
修訂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須能夠回溯。學者們領到中華書局統一印裝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點校本，所有校勘記錄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處改動都必須寫成校勘長編，格式固定，卷次、頁碼、行次、原文、校勘記錄、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與修訂者的電子郵件也要打印存檔。
校勘的真正難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間文字異同，而在於“找到各種材料的淵源關係”。近年新出土隋唐墓誌數量巨大，對糾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錯訛都有一定價值，但尺度如何，怎樣判定是原書錯誤還是後人錯誤，全都是問題。“我們的工作比較傾向於保守。”吳玉貴說。
“看起來很平淡，但它背後確實許多難度。這個難度並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從盆地到高原，可能開始很緩，但是它最後會上到一個相當高的海拔。”景蜀慧體會到一種“慢慢往上爬”的感覺。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中華書局供圖/圖）
“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孟彥弘校《隋書》十年，頭髮花白。他頭一次坐京滬高鐵的一等座，就是參加《隋書》修訂本的出版座談會。有朋友開玩笑，講他《隋書》看多了，大約變得和隋煬帝一樣奢靡了。
《隋書》修訂啟動於2009年。依例，修訂主持人要選擇相應的斷代史學者和文獻整理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就此接下委託。吳玉貴長期從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獻整理，這次與同研究室的孟彥弘一起修訂。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時，吳玉貴已經退休，被複旦大學特聘。
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隋書》修訂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書。
“工作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他全程參與。2007年5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以來，二十四史修訂本（下稱修訂本）先後出版《史記》《遼史》《宋書》和《隋書》在內的八部。徐俊有些遺憾，他退休前應該看不到修訂本出齊，“現在只能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慢慢磨了”。
《隋書》修訂主持人吳玉貴（右）和孟彥弘（左）相識近25年，曾同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2009年，《隋書》修訂啟動；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中國古代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萬字，修撰從漢武帝時代到清乾隆年間，長達1800多年，涵蓋中國歷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開始全面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從《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開始，聚集了顧頡剛、陳乃乾等著名學者，為推動工作進度，唐長孺、鄭天挺和王仲犖等學者陸續進京，住進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斷，1971年重啟，1978年二十四史點校本（下稱點校本）出齊。近20年，“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終於完成。
點校本自此成為權威與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她讀書開始，這套書就是史學專業所有同學的必備，王仲犖等參與點校的學者都是代表性學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的修訂工作。
但集全國之力完成點校本仍然存在較多缺憾。由於歷史條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無法利用，且當時要求“反對繁瑣考證”，學術工作無可奈何地受到局勢影響。二十四史因此部分採用“無底本校勘”，選擇幾種善本校勘，具體異文“不主一本，擇善而從”，極易造成混亂。
往昔的遺憾令徐俊殊為看重這輪修訂，困難很多，版本、校勘、標點和前人經驗都需顧及。不過，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獲取了，史學研究也有長足進步。他樂觀地設想，十年就夠了。現在看來這真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顧頡剛《整理史記計劃》手稿（1954年10月5日）。 （中華書局供圖/圖）
“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
座談會上，一位學者略帶商榷地詢問，為什麼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來校訂《隋書》。“我們是校書，不是改書！”孟彥弘迴應得略顯激動。
“校書不改書”是孟彥弘和吳玉貴一起確立的原則。對於點校修訂者，校書工作就是“為古人做嫁衣、為後人做嫁衣”。吳玉貴在座談會上強調，那“不是顯示學術個性的舞臺”。“點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彥弘說。這種描述適用於任何史書。
版本調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裡？哪個版本適合做底本？確定底本之後，哪些可以拿來做通校本、做參校本。”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項工作完成後，學者們需要做出樣稿交給中華書局組織專家審定，確定修訂工作的基本規範。
2013年，《史記》修訂率先完成。1959年為了趕國慶十週年，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點校本沒有留下一條校勘記。“校勘工作我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訂的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生群說。
《史記》修訂用了十個版本，幾乎每個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兩年修訂小組只做這一項工作。八年裡《史記》修訂本新增校勘記3400多條，改動重要標點6000多處，大量訛誤、脫落、衍生和顛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書名和史實等諸多標點方面的錯誤也得到糾正。
為確保標準統一和修訂質量，校勘記和標點長編都由趙生群負責，從每個標點的定奪到每條校勘記的初稿撰寫，幾乎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僅清代學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這個版本，牽涉到校勘問題一萬條以上，趙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條審核。
上課之外，趙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記》修訂。他基本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下課立即打車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釋：儘早趕回家睡午覺，下午才有精神繼續工作。為爭取時間，他八年沒承擔課題，“連申報都沒有申報，時間非常緊張，不可能心有旁騖”。
“如果想要做好的話，真的必須要這樣。”自《南齊書》修訂啟動，景蜀慧除了教學就是修訂，“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以為中間用幾年把這個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輕十歲，她想繼續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個修訂組至少配有一位責任編輯，《明史》這類大部頭甚至配有三位。編輯組的工作量與修訂組幾乎一樣大，任何一條校勘，以及標點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個複核。修訂本定稿前，修訂組通常被請到中華書局附近的招待所，兩組一起在會議室連日討論，用一週左右當場解決所有問題。接著，專家還要對修訂稿加以二審、三審。
修訂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須能夠回溯。學者們領到中華書局統一印裝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點校本，所有校勘記錄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處改動都必須寫成校勘長編，格式固定，卷次、頁碼、行次、原文、校勘記錄、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與修訂者的電子郵件也要打印存檔。
校勘的真正難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間文字異同，而在於“找到各種材料的淵源關係”。近年新出土隋唐墓誌數量巨大，對糾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錯訛都有一定價值，但尺度如何，怎樣判定是原書錯誤還是後人錯誤，全都是問題。“我們的工作比較傾向於保守。”吳玉貴說。
“看起來很平淡，但它背後確實許多難度。這個難度並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從盆地到高原，可能開始很緩，但是它最後會上到一個相當高的海拔。”景蜀慧體會到一種“慢慢往上爬”的感覺。
修訂點校本《舊五代史》使用的中華書局定製大字工作本。 （中華書局供圖/圖）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中華書局供圖/圖）
“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孟彥弘校《隋書》十年，頭髮花白。他頭一次坐京滬高鐵的一等座，就是參加《隋書》修訂本的出版座談會。有朋友開玩笑，講他《隋書》看多了，大約變得和隋煬帝一樣奢靡了。
《隋書》修訂啟動於2009年。依例，修訂主持人要選擇相應的斷代史學者和文獻整理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就此接下委託。吳玉貴長期從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獻整理，這次與同研究室的孟彥弘一起修訂。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時，吳玉貴已經退休，被複旦大學特聘。
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隋書》修訂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書。
“工作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他全程參與。2007年5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以來，二十四史修訂本（下稱修訂本）先後出版《史記》《遼史》《宋書》和《隋書》在內的八部。徐俊有些遺憾，他退休前應該看不到修訂本出齊，“現在只能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慢慢磨了”。
《隋書》修訂主持人吳玉貴（右）和孟彥弘（左）相識近25年，曾同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2009年，《隋書》修訂啟動；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中國古代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萬字，修撰從漢武帝時代到清乾隆年間，長達1800多年，涵蓋中國歷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開始全面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從《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開始，聚集了顧頡剛、陳乃乾等著名學者，為推動工作進度，唐長孺、鄭天挺和王仲犖等學者陸續進京，住進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斷，1971年重啟，1978年二十四史點校本（下稱點校本）出齊。近20年，“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終於完成。
點校本自此成為權威與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她讀書開始，這套書就是史學專業所有同學的必備，王仲犖等參與點校的學者都是代表性學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的修訂工作。
但集全國之力完成點校本仍然存在較多缺憾。由於歷史條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無法利用，且當時要求“反對繁瑣考證”，學術工作無可奈何地受到局勢影響。二十四史因此部分採用“無底本校勘”，選擇幾種善本校勘，具體異文“不主一本，擇善而從”，極易造成混亂。
往昔的遺憾令徐俊殊為看重這輪修訂，困難很多，版本、校勘、標點和前人經驗都需顧及。不過，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獲取了，史學研究也有長足進步。他樂觀地設想，十年就夠了。現在看來這真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顧頡剛《整理史記計劃》手稿（1954年10月5日）。 （中華書局供圖/圖）
“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
座談會上，一位學者略帶商榷地詢問，為什麼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來校訂《隋書》。“我們是校書，不是改書！”孟彥弘迴應得略顯激動。
“校書不改書”是孟彥弘和吳玉貴一起確立的原則。對於點校修訂者，校書工作就是“為古人做嫁衣、為後人做嫁衣”。吳玉貴在座談會上強調，那“不是顯示學術個性的舞臺”。“點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彥弘說。這種描述適用於任何史書。
版本調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裡？哪個版本適合做底本？確定底本之後，哪些可以拿來做通校本、做參校本。”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項工作完成後，學者們需要做出樣稿交給中華書局組織專家審定，確定修訂工作的基本規範。
2013年，《史記》修訂率先完成。1959年為了趕國慶十週年，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點校本沒有留下一條校勘記。“校勘工作我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訂的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生群說。
《史記》修訂用了十個版本，幾乎每個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兩年修訂小組只做這一項工作。八年裡《史記》修訂本新增校勘記3400多條，改動重要標點6000多處，大量訛誤、脫落、衍生和顛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書名和史實等諸多標點方面的錯誤也得到糾正。
為確保標準統一和修訂質量，校勘記和標點長編都由趙生群負責，從每個標點的定奪到每條校勘記的初稿撰寫，幾乎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僅清代學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這個版本，牽涉到校勘問題一萬條以上，趙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條審核。
上課之外，趙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記》修訂。他基本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下課立即打車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釋：儘早趕回家睡午覺，下午才有精神繼續工作。為爭取時間，他八年沒承擔課題，“連申報都沒有申報，時間非常緊張，不可能心有旁騖”。
“如果想要做好的話，真的必須要這樣。”自《南齊書》修訂啟動，景蜀慧除了教學就是修訂，“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以為中間用幾年把這個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輕十歲，她想繼續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個修訂組至少配有一位責任編輯，《明史》這類大部頭甚至配有三位。編輯組的工作量與修訂組幾乎一樣大，任何一條校勘，以及標點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個複核。修訂本定稿前，修訂組通常被請到中華書局附近的招待所，兩組一起在會議室連日討論，用一週左右當場解決所有問題。接著，專家還要對修訂稿加以二審、三審。
修訂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須能夠回溯。學者們領到中華書局統一印裝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點校本，所有校勘記錄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處改動都必須寫成校勘長編，格式固定，卷次、頁碼、行次、原文、校勘記錄、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與修訂者的電子郵件也要打印存檔。
校勘的真正難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間文字異同，而在於“找到各種材料的淵源關係”。近年新出土隋唐墓誌數量巨大，對糾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錯訛都有一定價值，但尺度如何，怎樣判定是原書錯誤還是後人錯誤，全都是問題。“我們的工作比較傾向於保守。”吳玉貴說。
“看起來很平淡，但它背後確實許多難度。這個難度並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從盆地到高原，可能開始很緩，但是它最後會上到一個相當高的海拔。”景蜀慧體會到一種“慢慢往上爬”的感覺。
修訂點校本《舊五代史》使用的中華書局定製大字工作本。 （中華書局供圖/圖）
《隋書》修訂主持人孟彥弘所藏《隋書》各種版本。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一種支撐平庸生活的英雄夢想”
“這裡有好多人的心血。”孟彥弘感嘆。他說話語氣急促，常伴有大幅肢體動作，不時爽朗大笑；搭檔吳玉貴聲音洪亮，但講話不急不緩，條理清晰。他們相識近25年了。
1994年，孟彥弘畢業分配到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恰與吳玉貴在同一間研究室，那時起就一直共事。吳玉貴長孟彥弘十歲，倆人成了忘年交。“人跟人，跟狗跟狗一樣，味對，才行。”孟彥弘回憶，“他開始挺煩我，後來就很包容我了。我們老家有句俗語，叫‘大盆扣小盆’，長者會容忍後生。”
相處多年令他們工作得頗為默契，遇到不同見解就反覆討論，沒為此紅過臉。“說得多了，相互影響，就自然往一起湊，意見就漸趨一致了。”除了他們這種學者搭檔，修訂組中還有老師帶學生的組合。
“中華書局即將開始修訂二十四史點校本的工程，計劃用時五至七年。我已經接下《遼史》……我之所以接受這項任務，主要是想把這項工作用來作為培養學生的一個重要手段，對於學遼金史的學生來說，這是進入專業領域的一個最佳途徑。”
苗潤博一字一句地把郵件念給南方週末記者，他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博雅博士後，發件的劉浦江教授已經因病去世四年。劉浦江任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2007年4月30日給參與《遼史》修訂工作的學生群發這封郵件；2013年6月14日，修訂初稿完成前一晚，他興奮地再次與學生分享。
劉浦江主持的《遼史》修訂組由學生構成。2007年5月19日，他與六個學生開始第一次讀書課。每週六上午9點至下午5點，兩週一次，後來改為每週一次，六年週週如此。讀書課前，學生們分頭點校各卷，完成修訂稿，上課前準備好“點校初稿”和“點校後臺”。
上課時，主講人逐字逐句大聲朗讀初稿內容，標點也不能漏下。一段內容完畢，劉浦江常“責難”主講人字有沒有錯，讀的有沒有錯，史料有沒有遺漏，理解是否正確……對於觀點，他關心“你的後臺硬不硬”，即支撐觀點的那一摞史料。學生們期待讀書課，又倍感緊張。
劉浦江每天打電話詢問進展，讀書課上毫不客氣地指出學生的錯誤。一卷《遼史》幾次課才能讀完，一條校勘記往往反覆琢磨兩三個小時。“‘逼迫’帶來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壓抑與苦悶，而是一種時時能進步、天天有奔頭的學術氛圍，一種支撐平庸生活的英雄夢想。”苗潤博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分卷點校完成時，修訂組的學生髮表了二十多篇與《遼史》辨正相關的札記、專題論文，林鵠還出版專著《〈遼史·百官志〉考訂》。陳曉偉、邱靖嘉、曹流和康鵬等參與者已經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就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小南追憶劉浦江時，認為他“非常有意識地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帶出一批遼金史研究的新軍”。
《遼史》修訂完成前，劉浦江時而感到孤寂。他曾在20年前出版的《遼金史論》一書自序自陳：“做遼金史研究是一樁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對話者，與唐宋史學界那種風光的場面自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話說回來，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2013年6月，116卷《遼史》修訂初稿完成，繁重的統稿工作由劉浦江獨自承擔。他的身體那時出現問題，後被確診為淋巴瘤晚期。他在病床上為修訂收尾，2015年1月6日去世，享年54歲。
修訂過程中有數位學者離開。2013年，《宋史》修訂組主持人裴汝誠教授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先後參加二十四史點校與修訂的學者。同年，《三國志》修訂主持人吳金華教授心臟病突發離世。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中華書局供圖/圖）
“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孟彥弘校《隋書》十年，頭髮花白。他頭一次坐京滬高鐵的一等座，就是參加《隋書》修訂本的出版座談會。有朋友開玩笑，講他《隋書》看多了，大約變得和隋煬帝一樣奢靡了。
《隋書》修訂啟動於2009年。依例，修訂主持人要選擇相應的斷代史學者和文獻整理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玉貴就此接下委託。吳玉貴長期從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獻整理，這次與同研究室的孟彥弘一起修訂。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時，吳玉貴已經退休，被複旦大學特聘。
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中，《隋書》修訂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書。
“工作量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他全程參與。2007年5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以來，二十四史修訂本（下稱修訂本）先後出版《史記》《遼史》《宋書》和《隋書》在內的八部。徐俊有些遺憾，他退休前應該看不到修訂本出齊，“現在只能抱著‘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慢慢磨了”。
《隋書》修訂主持人吳玉貴（右）和孟彥弘（左）相識近25年，曾同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工作。2009年，《隋書》修訂啟動；2019年2月，《隋書》修訂本正式出版。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中國古代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萬字，修撰從漢武帝時代到清乾隆年間，長達1800多年，涵蓋中國歷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開始全面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從《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開始，聚集了顧頡剛、陳乃乾等著名學者，為推動工作進度，唐長孺、鄭天挺和王仲犖等學者陸續進京，住進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斷，1971年重啟，1978年二十四史點校本（下稱點校本）出齊。近20年，“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終於完成。
點校本自此成為權威與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她讀書開始，這套書就是史學專業所有同學的必備，王仲犖等參與點校的學者都是代表性學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齊書》《梁書》和《陳書》的修訂工作。
但集全國之力完成點校本仍然存在較多缺憾。由於歷史條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無法利用，且當時要求“反對繁瑣考證”，學術工作無可奈何地受到局勢影響。二十四史因此部分採用“無底本校勘”，選擇幾種善本校勘，具體異文“不主一本，擇善而從”，極易造成混亂。
往昔的遺憾令徐俊殊為看重這輪修訂，困難很多，版本、校勘、標點和前人經驗都需顧及。不過，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獲取了，史學研究也有長足進步。他樂觀地設想，十年就夠了。現在看來這真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顧頡剛《整理史記計劃》手稿（1954年10月5日）。 （中華書局供圖/圖）
“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
座談會上，一位學者略帶商榷地詢問，為什麼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來校訂《隋書》。“我們是校書，不是改書！”孟彥弘迴應得略顯激動。
“校書不改書”是孟彥弘和吳玉貴一起確立的原則。對於點校修訂者，校書工作就是“為古人做嫁衣、為後人做嫁衣”。吳玉貴在座談會上強調，那“不是顯示學術個性的舞臺”。“點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彥弘說。這種描述適用於任何史書。
版本調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裡？哪個版本適合做底本？確定底本之後，哪些可以拿來做通校本、做參校本。”景蜀慧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項工作完成後，學者們需要做出樣稿交給中華書局組織專家審定，確定修訂工作的基本規範。
2013年，《史記》修訂率先完成。1959年為了趕國慶十週年，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點校本沒有留下一條校勘記。“校勘工作我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訂的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生群說。
《史記》修訂用了十個版本，幾乎每個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兩年修訂小組只做這一項工作。八年裡《史記》修訂本新增校勘記3400多條，改動重要標點6000多處，大量訛誤、脫落、衍生和顛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書名和史實等諸多標點方面的錯誤也得到糾正。
為確保標準統一和修訂質量，校勘記和標點長編都由趙生群負責，從每個標點的定奪到每條校勘記的初稿撰寫，幾乎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僅清代學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這個版本，牽涉到校勘問題一萬條以上，趙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條審核。
上課之外，趙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記》修訂。他基本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下課立即打車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釋：儘早趕回家睡午覺，下午才有精神繼續工作。為爭取時間，他八年沒承擔課題，“連申報都沒有申報，時間非常緊張，不可能心有旁騖”。
“如果想要做好的話，真的必須要這樣。”自《南齊書》修訂啟動，景蜀慧除了教學就是修訂，“以前真的沒想到會花這麼久，以為中間用幾年把這個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輕十歲，她想繼續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個修訂組至少配有一位責任編輯，《明史》這類大部頭甚至配有三位。編輯組的工作量與修訂組幾乎一樣大，任何一條校勘，以及標點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個複核。修訂本定稿前，修訂組通常被請到中華書局附近的招待所，兩組一起在會議室連日討論，用一週左右當場解決所有問題。接著，專家還要對修訂稿加以二審、三審。
修訂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須能夠回溯。學者們領到中華書局統一印裝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點校本，所有校勘記錄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處改動都必須寫成校勘長編，格式固定，卷次、頁碼、行次、原文、校勘記錄、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與修訂者的電子郵件也要打印存檔。
校勘的真正難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間文字異同，而在於“找到各種材料的淵源關係”。近年新出土隋唐墓誌數量巨大，對糾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錯訛都有一定價值，但尺度如何，怎樣判定是原書錯誤還是後人錯誤，全都是問題。“我們的工作比較傾向於保守。”吳玉貴說。
“看起來很平淡，但它背後確實許多難度。這個難度並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從盆地到高原，可能開始很緩，但是它最後會上到一個相當高的海拔。”景蜀慧體會到一種“慢慢往上爬”的感覺。
修訂點校本《舊五代史》使用的中華書局定製大字工作本。 （中華書局供圖/圖）
《隋書》修訂主持人孟彥弘所藏《隋書》各種版本。 （中華書局供圖/圖）
“一種支撐平庸生活的英雄夢想”
“這裡有好多人的心血。”孟彥弘感嘆。他說話語氣急促，常伴有大幅肢體動作，不時爽朗大笑；搭檔吳玉貴聲音洪亮，但講話不急不緩，條理清晰。他們相識近25年了。
1994年，孟彥弘畢業分配到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恰與吳玉貴在同一間研究室，那時起就一直共事。吳玉貴長孟彥弘十歲，倆人成了忘年交。“人跟人，跟狗跟狗一樣，味對，才行。”孟彥弘回憶，“他開始挺煩我，後來就很包容我了。我們老家有句俗語，叫‘大盆扣小盆’，長者會容忍後生。”
相處多年令他們工作得頗為默契，遇到不同見解就反覆討論，沒為此紅過臉。“說得多了，相互影響，就自然往一起湊，意見就漸趨一致了。”除了他們這種學者搭檔，修訂組中還有老師帶學生的組合。
“中華書局即將開始修訂二十四史點校本的工程，計劃用時五至七年。我已經接下《遼史》……我之所以接受這項任務，主要是想把這項工作用來作為培養學生的一個重要手段，對於學遼金史的學生來說，這是進入專業領域的一個最佳途徑。”
苗潤博一字一句地把郵件念給南方週末記者，他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博雅博士後，發件的劉浦江教授已經因病去世四年。劉浦江任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2007年4月30日給參與《遼史》修訂工作的學生群發這封郵件；2013年6月14日，修訂初稿完成前一晚，他興奮地再次與學生分享。
劉浦江主持的《遼史》修訂組由學生構成。2007年5月19日，他與六個學生開始第一次讀書課。每週六上午9點至下午5點，兩週一次，後來改為每週一次，六年週週如此。讀書課前，學生們分頭點校各卷，完成修訂稿，上課前準備好“點校初稿”和“點校後臺”。
上課時，主講人逐字逐句大聲朗讀初稿內容，標點也不能漏下。一段內容完畢，劉浦江常“責難”主講人字有沒有錯，讀的有沒有錯，史料有沒有遺漏，理解是否正確……對於觀點，他關心“你的後臺硬不硬”，即支撐觀點的那一摞史料。學生們期待讀書課，又倍感緊張。
劉浦江每天打電話詢問進展，讀書課上毫不客氣地指出學生的錯誤。一卷《遼史》幾次課才能讀完，一條校勘記往往反覆琢磨兩三個小時。“‘逼迫’帶來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壓抑與苦悶，而是一種時時能進步、天天有奔頭的學術氛圍，一種支撐平庸生活的英雄夢想。”苗潤博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分卷點校完成時，修訂組的學生髮表了二十多篇與《遼史》辨正相關的札記、專題論文，林鵠還出版專著《〈遼史·百官志〉考訂》。陳曉偉、邱靖嘉、曹流和康鵬等參與者已經在高校和研究機構就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小南追憶劉浦江時，認為他“非常有意識地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帶出一批遼金史研究的新軍”。
《遼史》修訂完成前，劉浦江時而感到孤寂。他曾在20年前出版的《遼金史論》一書自序自陳：“做遼金史研究是一樁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對話者，與唐宋史學界那種風光的場面自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話說回來，史學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雖無‘黃金屋’‘顏如玉’，但自有一種旁人難以體味的樂趣，沉潛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夠了。”
2013年6月，116卷《遼史》修訂初稿完成，繁重的統稿工作由劉浦江獨自承擔。他的身體那時出現問題，後被確診為淋巴瘤晚期。他在病床上為修訂收尾，2015年1月6日去世，享年54歲。
修訂過程中有數位學者離開。2013年，《宋史》修訂組主持人裴汝誠教授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先後參加二十四史點校與修訂的學者。同年，《三國志》修訂主持人吳金華教授心臟病突發離世。
啟功題“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部分參與者合影（1973 年春）。 （中華書局供圖/圖）
“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
“看中能力之外，我是個‘閒人’，沒有其它事務纏身。”對於受邀參與《隋書》修訂，孟彥弘的解釋如玩笑一般。這個稱號來自北大歷史系教授榮新江，他大大方方地接受。孟彥弘多年沒有申報國家項目，沒有社會活動，一年一篇核心期刊論文的考核也勉強“應付”。“事情少，就閒嘛，就有時間做這種熬時間的工作。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孟彥弘些微自嘲地說道，“閒人最適合做這種事！”
《史記》《隋書》《遼史》等史書修訂都熬了八九年，卻無法計入學者的“考核績效”。“我們做了近十年，但不抵本院規定的核心期刊中發表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孟彥弘說，“除了發議論、罵人，就一無所長了。退休了大概也只能看看書、發發微博。別的不會幹，百無一用，給家庭貢獻約為零，給社會貢獻也約為零，就是自己樂了。”
“入了一個自己喜歡的行當，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比較高興。”孟彥弘補充道。趙生群也提到，古籍整理研究很難申報項目和獎項，而這兩項都是大學考核的重要內容。促使他參與修訂的，是《史記》的重要性和自己的興趣。
一位修訂主持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平時要完成教學和科研的工作量，備課就佔去了絕大部分時間。“類似《二十四史》點校修訂這樣的大型古籍整理項目，需要十年磨一劍，需要長期坐冷板凳，但目前大多數單位的考核制度不利於類似項目的開展，大環境如此，個人難以改變。”他在郵件中直言自己非常著急，也很無奈。
1950年代的點校集全國之力，中華書局為此聘請眾多學者，唐長孺、鄭天挺、王仲犖等學者都暫停教學，從外地調往北京。“現在的學者很忙。”徐俊對修訂進度緩慢表示理解。
參與修訂的年輕學者們也感到了壓力。參與《南齊書》修訂時，中山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周文俊是博士一年級學生。當時他還有學位論文、發表論文和跨校區助教等任務。
周文俊延遲博士畢業兩年，相同情況發生在所有參與《南齊書》修訂的學生身上。中大的“延畢”學生不能獲得補助金，基本沒有了任何生活來源。“這些都是他們為修訂工作所做的貢獻。”景蜀慧心疼自己的學生。她解釋，博士論文一般較難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學生們還要參加修訂，看文獻、討論、寫長編和校勘記，“很辛苦，但沒有任何人抱怨”。
“不坐幾十年冷板凳，是很難見到成效的。”趙生群教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古文獻研究的常態。從事相關研究，對學者綜合素質要求較高，首先要讀懂古書，其次要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翻閱大量資料。在此基礎上要有所發明，並非易事。而古文獻學科幾乎沒有所謂“權威期刊”，青年學者成長不易。
“把原來一個標點都沒有的書，變成現代人能用的書”
1973年春，參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的部分學者與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合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樓頂，前排坐著顧頡剛、白壽彝、唐長孺、楊伯峻……後排站著張政烺、啟功、王鍾翰、趙守儼等學者。這張《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的老先生們，多數已經故去。
王仲犖教授點校《南齊書》時沒有技術幫助，全靠從小讀古文的“童子功”。如今，修訂二十四史有人名和地名的索引，各種工具書，每個字都可以在數據庫裡迅速檢索。“當年‘點’的時候，他全部靠自己，靠記憶、靠印象，印象中這個人在哪部書裡，就去查。”徐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徐俊記得，很多修訂主持人說過，要讓他們白手起家，點標點，十幾年也做不出來。“點校本當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原來一個標點都沒有的書，變成現代人能用的書。”而修訂工作是對點校本標點和校勘記錯誤的糾正與補充，發現了標點有錯誤的很少。“1950年代還沒有標點符號用法，它是標點使用不規範，有些史改得比較多，真正把句子讀破的很少。”
“我們是望塵莫及的。”至今想來，景蜀慧都佩服老先生們，他們為現今的修訂打下了基礎，“這份寶貴也是繼承他們的傳統”。
古籍整理修訂發展迅速，也越發規範，但仍有可議之處。學者唐圭璋1930年代開始編著《全宋詞》，1960年代由中華書局出版，耗費30年心血，如果現在有人以“重編”名義出版，署名為自己，“事實上90%的功勞都是唐先生的”。徐俊認為，這種做法是對先輩的不尊重。
點校二十四史，老先生們除工資沒有一分錢額外收入。最開始，“參加點校工作不署點校者姓名”是不成文的規定，“文革”後重印，歷次點校人員的姓名才寫進了《出版說明》。
摘編自：《文藝是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