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
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
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呂氏春秋》
呂氏“居奇貨”，封地在洛陽
從洛陽市區往東走約20公里，偃師市首陽山鎮有一個大冢頭村，相傳因埋葬秦相呂不韋而得名。呂不韋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一生與洛陽聯繫緊密。他組織三千門客編纂的《呂氏春秋》，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傳》中說：“呂不韋者，陽翟（今河南禹州）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寥寥數語，就為我們描繪出一個精明富有的投機商人形象。而當時正值戰國末期，呂不韋並不甘心只當普通商人，他要下一盤更大的“棋”。因此，在邯鄲遇到落難的異人後，他立即意識到“奇貨可居”，可以藉機把手伸向政治領域。
異人是秦昭襄王的孫子，當時被作為人質送到趙國，總被人看不起。呂不韋便下功夫籠絡異人，甚至將自己喜愛的趙姬也贈給他，然後花重金遊說，使異人被立為秦國太子。異人繼位後，就是秦莊襄王。他對呂不韋十分感激，很快履行了“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的承諾，任呂不韋為丞相，封其為文信侯，並以河南洛陽10萬戶作為呂不韋的食邑。
可以說，呂不韋這次投資是大獲全勝。秦莊襄王在位3年去世，太子嬴政繼位，即秦始皇。他尊呂不韋為相國，稱其為仲父。
呂不韋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他執政為相期間，首先做的便是出兵滅東周，攻取韓、趙、魏等國土地，以實現秦國統一天下的大業。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在攻取的土地上，他又設置郡縣。其中三川郡以境內有黃河、洛河、伊河三川而得名，治所在洛陽，由呂不韋直接管轄。
如果不是在感情的陰溝裡翻船，呂不韋在政治上也許有更大作為。可惜，他與當了太后的趙姬仍拉扯不清，後為脫身將嫪毐推薦給趙姬，一錯再錯，終致滅頂之災。
公元前235年，忍無可忍的秦始皇將呂不韋免職，欲將其流放蜀地。呂不韋為免於受辱，飲鴆而死，被門客偷葬在洛陽北邙。
門客有三千，人人著所聞
就封洛陽期間，呂不韋在這裡大建宮室。他修復東周成周城並向南擴展，從而形成了秦洛陽城“東西六裡，南北九里”的形制和規模，奠定了後來漢魏洛陽城的基礎。
而呂不韋更為人們所熟知的，是他主持編纂《呂氏春秋》一書。為何要編這麼一部書，還得從先秦時養士的社會風氣說起。
據《史記·呂不韋傳》記載，當時有著名的“四公子”，即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像比賽似的一個個大量養士，門客有幾千人，在列國間有著極高的聲望。
呂不韋有點兒鬱悶：誰養的門客多，誰的聲望就高，秦國這麼強大，這方面怎麼就落後了？他奮起直追，開始大力招賢納士，並對這些人禮遇有加，很快家裡就有了3000個門客。
人是招來了，其中也不乏高人，可白養這麼多人做什麼？呂不韋再一看，原來“四公子”常以所養賓客能著書立說為榮，那好，這3000人有事兒幹了！他也命門客“人人著所聞”，都寫書去吧。於是，一部輝煌的集體大作很快便橫空出世。
這是呂不韋執政期間所做的一件大事兒。他覺得此書已包羅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便將其命名《呂氏春秋》。
應該說，這部書不是呂不韋親自寫的，他如此命名，有竊取別人勞動成果之嫌。但從書中內容來看，又是以他的思想為主導，有深刻的呂氏烙印。比如呂不韋致力於統一六國，在戰爭中講究謀略，便提出了“義兵”理念，即“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都國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而歸之”。
公元前241年，《呂氏春秋》書成，呂不韋非常滿意。他將其刊佈在秦國首都咸陽的城門上，宣佈誰能增損一字，便可得千金之賞，這便是成語“一字千金”的由來。
古今之事備，諸子精華存
《呂氏春秋》全書分26卷，有160篇文章，20多萬字，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內容涉及陰陽、養生、軍事、政治、音律、自然、機械等多個方面。《呂氏春秋》不可能沒有一點兒錯誤，但呂不韋千金懸賞，卻沒人改一個字，這是為何？
東漢學者王充在《論衡》一書中給出了答案：“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原來大家不是看不出，只是不敢說。確實，當時秦國明擺著要統一天下，呂不韋權勢正盛，《呂氏春秋》又基本算是他的施政綱領，誰閒著沒事兒去找不自在！
不過，《呂氏春秋》的價值的確不容忽視。在先秦諸子中，它因博採眾長而被列入“雜家”。如書中有《不二》篇，對諸子思想進行評價：“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後。”呂不韋認為，“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這些不同的思想應該統一起來。
此書的社會歷史觀也很先進：“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運用刻舟求劍等寓言故事，來說明“歷史是不斷髮展的”這一道理。
人們對《呂氏春秋》的評價很高，如司馬遷稱它“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東漢高誘在給它作注時，也說它“大出諸子之右”。
“我收藏有《呂氏春秋》26卷，就是高誘所注，清代浙江書局刻本，上面還有大量名家題跋。”洛陽市古籍收藏家、白河書齋主人晁會元說。高誘是東漢涿郡涿縣（今河北涿縣）人，《孟子章句》的作者。他除《呂氏春秋注》外，還作了《孝經注》《戰國策注》等。
“《呂氏春秋》高誘注本流傳很廣，存世最早為元代刻本，國內有元代刻本6套及明清刻本近百套，存於各大圖書館。”晁會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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