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的一個黃昏，我和鄰縣的同年陸群兄（御史在途），徜徉在常德剛剛修好的桃花源古鎮。漫無邊際地閒聊。我突然問他：
你說說與我們湘湖有關聯的古文中，哪三篇最有名？
他沉吟未答。我接著自問自答：
《桃花源記》《岳陽樓記》《愛蓮說》，這三篇選入中學課本的古文，我以為是最有名的。
陸群兄以為然，他也認為能夠選入中學課本的古文，一定是經過歷史的考驗，千百年來被人吟誦。不但文字美，而且一定立意符合這個民族的價值觀。歷代與湖湘有關的文章多如牛毛，但論影響之大，確實沒有超過這三篇。
為什麼是這三篇？我當時講了一番不成熟的想法。我以為這三篇古文，文辭之美，當然是歷代文章中的翹楚，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所傳達的審美、情感、價值觀代表著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士人的人格培育的三個方面，若鼎之三足，三足皆具，則人能立於天地之間而不墮。完備的中國士人之人格，三者缺一不可。且這三者是相互依存，互為支撐的。
《桃花源記》：充滿詩意的田園夢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將聽說的一段故事演繹而成文，他本人並沒有來過沅水流域的武陵郡。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曾任荊、江二州刺史，武陵郡是其治下。祖、父兩代都做過太守。家族的故舊親戚，和武陵郡有聯繫的應當不少。武陵漁夫闖進到一個世外桃源應當是真事。但詳情如何，那些避秦時之亂的桃源人是否真的過得“怡然自樂”，陶淵明自然無法考證，只能展現一個詩人的想象，並借這個故事來講述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園，自己的田園夢。
這其實是失意的陶淵明一種不甘心，不甘心放棄對夢想的追尋。
今人熟知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大多數人能背誦他的田園詩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未必知道，靖節先生告別“誤落塵網中”而去追求隱逸，其實是不得已，是相當的無奈。
陶侃出身寒微，雖然做到兼二州刺史、督八州軍事的高位，替東晉守衛首都建康上游的根本重地荊州、江州，並立下了數次敉平大亂的功勳。但在門閥政治盛行的東晉，他依然為王、謝等世家大族瞧不起。王敦在發動叛亂前就很嫉恨陶侃。
到了曾孫陶淵明這一代，已敗落至此，這樣有才華的子孫，只能做一個摧眉折腰事權貴卻俸祿低微的彭澤令。由陶淵明，我想到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王羲之在現實中即有《蘭亭集序》中那樣歡快愜意的貴族郊遊，而陶淵明只能想象桃花源，生活中則是“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還不是因為出身不同嘛。
陶淵明想象的桃源，成了1700餘年來中國人田園夢的經典範式。雖現實中不可得，但永不言放棄。
中華是文教之國，讀書人多半有治國安邦的理想。但人生往往不如意，在蹉跎蹭蹬中，在漂泊的羈旅中，想象中的桃花源，是他自己的一種慰藉。
宋代秦少游貶謫郴州時，暮春時節，獨坐孤館，感嘆“桃源望斷無尋處”。而他的老師蘇軾，垂老投荒，一再被貶，而有“人心安處即故鄉”的達觀。“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他把貶到天涯海角，亦看作像武陵漁夫那樣無意中進入到風景奇絕的桃花源。
2014年，馬英九的母親秦厚修女士以92歲高齡仙逝，馬英九發表了一篇飽含深情的悼文。其中寫道：
數十年來，每次回憶當時媽媽燈下課子的溫馨畫面，就感動不已。這次媽媽在加護病房的初期，意識清楚。探病時，我背《桃花源記》給她聽，背對了，她點頭；背錯了，她搖頭。我們重溫了50多年前母子共享的快樂時光。現在媽媽走了，我不敢再碰《桃花源記》，深怕自己控制不住奪眶而出的淚水。
年幼的馬英九隨著父母來到臺島，遠離故土，而且當時臺島的前途迷茫。她的母親用《桃花源記》為其啟蒙，不僅僅是因為其父母都是湖南人，《桃花源記》寄託著對故土的思念。更因為桃花源是中國人永遠的靈魂之鄉，精神家園，雖時空變易，卻從未放棄。如禪家言：
心中若有桃花源，何處不是水雲間。
附：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鹹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岳陽樓記》：超越物喜己悲的家國情懷
如果《桃花源記》中避秦之人，能走出洞口去看外面的世界。他順著溪水進入沅江，然後從武陵城的南面經過，由沅江入洞庭湖，再坐船往東航行一段時間，便可到岳陽樓下，望見巴陵城。
與桃花源這個想象的夢境相比，岳陽樓則是另一種文化地標，它代表著出世，代表著中國士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逃避，不沉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永遠保有一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
范仲淹沒去過岳陽，沒有見到八百里洞庭的壯況，但他在太湖之濱長大，那種“上下天光，一碧萬頃”的清朗和“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暴雨，也曾目睹過。他對洞庭湖遼闊浩大的現象是那樣逼真，我以為是出於他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使然。
宋代迎來了中國文化和科技最為繁榮的時期，中國士人的自主意識集體覺醒，這是和政治黑暗、亂象叢生的東晉——即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大不相同。
作為名將之後，陶淵明何嘗沒有給濟世的雄心？如《雜詩》所言：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這才是他平生志向真實的寫照。桃花源只在想象中，現實裡總如他文中所言“不復得路”。他在《自祭文》中承認追求顯達榮耀是人之常情：
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歿亦見思。
然而詩人總結自己的一生，對壯年就歸隱也非真的沒有遺憾。在其內心深處，仍有幾分悲愴和苦澀。在結束時做了一聲長嘆：
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是中國士人的傳統，或隱或顯地存在於其身，在陶淵明是“隱”，於杜甫、范仲淹等唐宋士人則是“顯”。
杜甫這位儒家成色最足的詩人在衰朽之年流落湖湘，登上了岳陽樓。在飢寒交迫的困窘時期，他仍然牽掛著國家大事。在《登岳陽樓》中先悲嘆身世之苦，“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即便如此，筆鋒一轉，“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惦記的仍是北部邊關的戰事。
杜甫落魄時難卻憂國憂民之心，而在他壯年忙於政事時，又想著桃花源來排遣著俗世的痛苦與重負。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二月，肅宗自彭原（今甘肅寧縣）遷鳳翔。四月，杜甫逃出長安，奔赴鳳翔行在，五月十六日受任左拾遺。八月，肅宗下“墨制”（皇帝用黑筆親書的詔令）準他回鄜州探家。他以這段經歷寫下了敘事長詩《北征》。國事是“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家境為“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他“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
而那些有機會建功立業的士大夫，要想不流俗，在憂患天下時，依然心中得有一個桃花源。
范仲淹仕途雖有坎坷，但總體而言在歷代文人中是較為順遂的。他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諡“文正”。當年以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之銜任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統兵數萬在西北防禦西夏，贏得“軍中有一範 西賊聞之驚破膽”之威名。但他骨子裡是一個詩人，心底裡有詩意的棲息地。他有“濁酒一杯家萬里”的思鄉之情，也寫過“浦映蘆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的詞句。
岳陽樓對湖湘士人而言更有著特別的意義。數百年來，湖南人物能走出家鄉，到外面做一番事業，便可稱“出得湖”。湖南三面環山，北部的洞庭湖是外出主要通道，故有此說。大概是前賢留下的《岳陽樓記》感染了歷代湖南士人，近世湖南士人敢為天下先，有擔當意識，為天下矚目，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踐行者。
曾國藩自28歲中進士、入翰林後，為大清朝廷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論身處何境地，他心底裡有一個桃花源式的故鄉。他在京師十年內做到了侍郎，春風得意。但他在繁忙的政務之餘，勤於詩文，而且那格調完全不是誇耀功德的“老幹部體”。他曾寫過《歲暮雜感十首》，其一曰：
高嵋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鬥物華。
老柏有情還憶我，天桃無語自開花。
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
最是故園難忘處，待等亭畔路三叉。
晚年曾國藩封一等毅勇侯，總督兩江。他仍然在政事之餘，勤讀《詩經》《杜詩》，同治七年的日記載，他讀杜甫《哀王孫》，“如欲墮淚”。那一刻，他只是個詩人。
附：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愛蓮說》：不為利慾薰心的君子人格
《岳陽樓記》，激勵人不畏艱險去做事，去盡一份對家國的責任；《桃花源記》引導人去呵護心靈的故鄉，走得再遠莫忘來時路。可做到這兩全殊為不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事在許多人身上重演。遇到挫折時不墮落，人生得意時不忘形，是很難的。
《愛蓮說》所論，便是要解決這個難題，讓人如何在塵世的利慾和得失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做一個品行高潔的君子。
周敦頤出生在一箇中下級官僚之家，，生前並不為人們所推崇，他不像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那些人物，或身為重臣，或文名遠播。周敦頤多數時候在縣主簿、州判官等中低級職位上蹭蹬，最高做過知軍（約相當於一個地級市的行政長官）。可以說，周敦頤和陶淵明一樣是官場的不得志者。但作為典型的宋代士大夫，周敦頤有治國平天下之志，以天下蒼生為念而不僅僅獨善其身。
相對於官職的卑微，周敦頤的眼光與追求超越了歷史的侷限，成為理學之祖，影響了一千年。而在官場這天下第一名利場內，必須要有嚴格的道德自律，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評價道：
兩漢而下，儒學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
周敦頤的一生，克服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沖突，做到了政事、道德、學問三者的高度統一。後世儒學名臣，如明代的王守仁、清代的曾國藩，無不推崇濂溪先生。曾國藩在政治舞臺上機遇比濂溪先生好得多，晚年大權在握。他的處事如濂溪先生一樣，“出淤泥而不染”，嚴於律己，是大清朝最為清廉的總督；但又不像海瑞那樣偏執，他承認社會現實，對同僚與下屬寬容。如此，方能成就大事業。
《愛蓮說》讀進去，才有立身之本，無論身處高位還是困苦之中，能保持品行的高潔。如此，方能行路千萬，心中有桃花源，寵辱皆忘，不捨家國情懷。
流經周敦頤故鄉道縣的瀟水是湘江的東源，湘江北上入洞庭。而桃花源的秦溪入沅水，沅水亦入洞庭，它們在岳陽樓下匯聚為一體。
《桃花源記》的田園夢，《岳陽樓記》的家國情懷，《愛蓮說》的君子人格，千年來澆灌著中國人的品格。即使在今天，我以為把這三篇古文讀進去，便可成為中華好兒女。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愛，宜乎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