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傅斯年
◆崔鶴同
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適，比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僅年長4歲餘。作為老師的胡適，對傅斯年不僅非常讚賞，而且呵護有加；傅斯年對胡適也異常敬佩，而且與其肝膽相照，兩人亦師亦友，情同手足，終生不棄。
1917年，26歲的胡適受蔡元培先生邀請到北大任教，在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原來擔任此課的是陳漢章老先生，他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而胡適徑直從周宣王講起，這種處理中國哲學史的做法，頗使學生們震動，一些學生對此頗多疑慮，認為胡適不過徒有虛名。傅斯年在學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學生將一不學無術的教師趕下講臺。當時，顧頡剛曾慕名聽過胡適的課，認為講得不錯。他請傅斯年去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了胡適的幾次課以後，他告訴同學們：“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這樣才平息了一場風波，使胡適在北大站穩了腳跟。後來，胡適在文章中寫道：“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此後，傅斯年日漸敬服胡適，經常去聽他的課，甚至邀集一些同學去胡適家中“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在胡適的影響下，傅斯年對西方著作的閱讀興趣也益發濃厚，並且和他的朋友羅志希等，大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創刊號問世，胡適則擔任他們的學術顧問。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慕其名，從其學者甚多，黃門弟子被人稱為“黃門侍郎”。傅斯年在結識胡適之前，曾為“黃門侍郎”中的健將之一。陳獨秀在《新青年》編輯部對胡適和其他同仁說：“這‘黃門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細作麼？我們不能接納他，不能理他！”胡適反對說：“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懷疑，何況孟真這種人！”
“五四”以後，不懷好意的人在社會上散佈“‘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的傳聞，還說每月領取多少薪金。這“安福俱樂部”是皖系軍閥爭權奪利的一個派別集團。謠言傳出後，對傅斯年十分不利，傅斯年、羅家倫也因此沮喪。胡適見此，寫了《他也配》的文章發表。他用一生中罕見的語言闢謠：“‘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胡適還撰文提高傅斯年在知識界的影響，說“他的學業根基比我深，讀的中國古書比我多的多”。
抗戰勝利，北平光復，大家推選傅斯年作北大校長，傅斯年堅決不幹，說北大校長只有胡適才能幹。不過他堅決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長。傅斯年做代理校長，只為了做一件事。抗戰期間，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淪陷區，頗有些人加入了日軍開辦的“偽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適這個人性格溫和，恐怕不能下決心懲戒他們。於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把這些人全部開除，無論多大的名氣、多高的學問一律不客氣，鐵面無私。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綵信中雲：“北京大學可以說兩頭著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聯大脫離，大費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跡。實在說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1946年9月20日，北大為傅斯年代校長卸任舉行了一個茶話會，胡適對傅斯年的工作進行了誇獎，說他真是幫了自己的大忙。
早在1946年初，蔣介石就與陳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陳布雷對蔣介石說，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適人選，蔣介石提議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瞭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他怕不幹吧。”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
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蔣介石死了心，轉而想拉胡適進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說服工作，結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對。在給胡適的信中傅斯年說，一旦加入政府，就沒有了說話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說話的分量。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適做官的念頭。
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這樣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1949年元旦前夕，胡適與傅斯年在南京共度歲末。師徒二人置酒對飲，一邊背誦陶淵明《擬古》第九：“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時局變遷，前途未卜，兩人不禁潸然淚下。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於任上。胡適在北大教書的時候說，現在學生裡面有人比老師學問還大，說的就是傅斯年。胡適滿懷激情地稱頌傅斯年：“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才幹”“我總感覺，能夠繼續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能夠繼續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