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認為，對於1789年至1848年的世界而言，“意識形態的數量榮銜仍應授予宗教界；而質量寶座，則應歸於世俗界。”毫無疑問，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就是這一時期意識形態“質量”的重要體現。這些理論形成於不同國家，分屬於不同學科領域，在思想的起始點上也有所差異，但它們卻在同一時間段裡相繼進入了各自發展的黃金期，共同構成了青年馬克思思想形成的重要支援性背景，列寧稱之為馬克思學說的“三大理論來源”。長期以來，針對“三大理論來源”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對馬克思理論來源的邏輯維度考察，相對忽視了青年馬克思如何走近“三大理論來源”這一重要的歷史線索。這是導致我們對馬克思學說理論來源及其理論組成的“邊界”認識過分硬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三大理論來源”進入青年馬克思研究視野的時間順序看，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最早，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略晚，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則要更晚。當然，這種時間順序並不能充分反映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發展脈絡。事實上，青年馬克思走近“三大理論來源”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認識過程，而是一段交錯進行的複雜思想歷程，這與青年馬克思的成長經歷密切交織在一起，其中每一個轉換環節帶給馬克思的絕非是機械的“物理反應”，而是思想上的“化學反應”。
一、馬克思如何走近德國古典哲學
正如18世紀的法國一樣，哲學革命也成為了19世紀德國政治變革的先導，柏林大學因為黑格爾的到來自然成為了傳播德國古典哲學精神火種的重鎮。事實上，在進入柏林大學前，馬克思已經開始受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他在中學時期對啟蒙理性的推崇，以及在波恩大學期間的浪漫主義文學創作，分別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康德哲學和費希特哲學的印記。然而，黑格爾哲學之於馬克思還十分陌生。進入柏林大學後，馬克思雖然就讀於法律系，但愛德華·甘斯的講座則把馬克思帶入了黑格爾的精神世界。甘斯是自由主義的黑格爾派代表，他在講座中詳細闡述了黑格爾關於歷史發展的理性思想，突出強調意志自由和社會問題的重要性。受甘斯的啟發，馬克思開始閱讀黑格爾著作，但起初他並不喜歡黑格爾的傲慢和晦澀，甚至還專門寫了幾首諷刺短詩。前兩首短詩真實記錄了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最初態度。他一方面意識到黑格爾哲學的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也為黑格爾的淵博學識所歎服，但對黑格爾的思想表達形式不屑，批判其為了彰顯自己的高深而故意使用一些晦澀難懂的詞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雖然在詩中批判了黑格爾的晦澀，但他已經隱約地意識到康德、費希特與黑格爾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志在“太空”，遙想的是“彼岸世界”，後者則立足“地上”，直面的是“日常事物”。可以看出，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幾位代表人物的思想界分是相當深刻的。
在1837年底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已經開始用非常黑格爾的方式，拿世界歷史的精神行為實現了自我意識這種描述來比喻自己。在這封長信中，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在柏林大學的學習經歷以及對黑格爾哲學的態度轉變。他講到，進入柏林大學後“只想專心致志於科學和藝術”，寫詩“僅僅是附帶的事情”，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學，而且首先渴望專攻哲學。這兩門學科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馬克思向父親展示了自己從嘗試建構“法哲學體系”再到嘗試建構“新的形而上學原則的體系”的大膽設想和一些初步完成的工作，並對他為何相繼放棄這些大膽的設想做出瞭解釋。“在實體的私法的結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體系的虛假……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在“新的形而上學原則的體系”結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認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當的。”馬克思向父親詳細講述了在放棄這些大膽設想後自己閱讀的主要書目以及學習經歷，還特別提到了自己對黑格爾哲學的態度轉變。“先前我讀過黑格爾哲學的一些片斷，我不喜歡它那種離奇古怪的調子。”在通讀了黑格爾的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後，開始真正感受到黑格爾哲學的巨大魅力，這讓“我從理想主義……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如果說神先前是超脫塵世的，那麼現在它們已經成為塵世的中心。”在向父親介紹《克萊安泰斯，或論哲學的起點和必然的發展》一書的寫作經歷時，馬克思講到，為了創作這部作品，自己對自然科學、謝林、歷史都做了某種程度的瞭解，科學和藝術在這部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結合起來了。……通過概念本身、宗教、自然、歷史這些神性的表現從哲學上辯證地揭示神性。”馬克思發現，自己“最後的命題”竟然回到了“黑格爾體系的開端。”這封長信像一面鏡子真實反映了馬克思在初入柏林大學後的學習經歷和思想歷程，也向我們生動展現了馬克思在走近黑格爾哲學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思想波瀾。
加入由青年黑格爾派主導的“博士俱樂部”是馬克思大學生涯的一個重要事件。“我接觸到一個‘博士俱樂部’……這裡在爭論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對立的觀點，而我同我想避開的現代世界哲學的聯繫卻越來越緊密了”。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馬克思專心研究哲學，精讀了一批重要的哲學著作，如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斯賓諾莎的《書信集》以及萊布尼茨、康德、休謨等人的著作等，積極參與青年黑格爾派反封建制度、反宗教的鬥爭，熱衷於討論哲學和現實鬥爭的關係，充分展現了他的哲學才華和戰鬥精神。這一時期，馬克思結識了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布魯諾·鮑威爾。鮑威爾也是黑格爾的得意弟子，是“博士俱樂部”的領袖人物。在鮑威爾那裡，青年馬克思的確得到了許多幫助，甚至一度非常信任並依賴這位“導師”。也正是通過鮑威爾，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當然，馬克思並沒有接受鮑威爾的全部觀點，即便是在鮑成爾明顯影響的他的觀點形成時期也是如此。《博士論文》的寫作集中反映了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期間的哲學研究，特別是對黑格爾哲學的精湛研究。梅林曾評價指出，《博士論文》是馬克思“這位黑格爾的學生授給自己的畢業證書”。當然，《博士論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馬克思還是一個青年黑格爾派，完全站在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立場上。
擔任《萊茵報》編輯期間，馬克思在研究“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貧困狀況”時，“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但此時的他對政治經濟學“還一無所知”，依舊是用黑格爾關於法和國家的哲學思想去分析問題。然而，馬克思發現，面對現實的物質利益問題，黑格爾的哲學“理性”變得蒼白無力。他後來回憶到，為解決這個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在《萊茵報》期間的這段經歷是馬克思開始從黑格爾的崇拜者逐步轉向批判者的一個重要誘因，也是促使其開始走近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初始動因。恩格斯去世前在致理·費舍的一封信中再次講到，“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係，並從而走向社會主義。”
二、馬克思如何走近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日益清晰地認識到，“法的關係”和“國家的形式”皆根源於被黑格爾稱之為“市民社會”的“物質的生活關係”，而黑格爾哲學卻只能對“市民社會”做抽象的描述，只有藉助“政治經濟學”才能實現對“市民社會”徹底的批判。根據馬克思本人的說法，他的經濟學研究正式起步於巴黎時期。1843年10月，馬克思來到了巴黎。他起初的研究計劃是通過研究法國革命寫一部“國民議會史”。研究中馬克思逐漸發現，社會革命是由階級鬥爭引發的，而階級鬥爭的背後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尖銳化，這與他在批判黑格爾哲學時的研究發現完全一致。馬克思愈發感受到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實際上，在移居巴黎之前馬克思已經開始斷斷續續地閱讀經濟學著作，到1844年春，他閱讀並摘錄了布阿吉爾貝爾、魁奈、穆勒以及薩伊等重要經濟學家的著作。1944年2月，恩格斯發表了被馬克思後來稱之為“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作為審稿人的馬克思被這篇文章深深吸引，他意識到政治經濟學中隱含了人類關係的根本問題，只有把針對“副本”（黑格爾哲學）的批判轉向針對“原本”（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才能真正超越黑格爾哲學。馬克思在後來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寫到，自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發表後，“我同他不斷通訊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請參考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列寧在後來曾評價指出：“同恩格斯的交往顯然促使馬克思下決心去研究政治經濟學，而馬克思的著作使這門科學發生了真正的革命。”
這一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產生過一定影響的還有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蒲魯東。暫且不論馬克思後來對蒲魯東思想的批判，至少在巴黎的這段時間裡，他和普魯東在經濟學研究方面是產生過重要交集的。張一兵教授認為，普魯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李嘉圖式的社會主義”，他充分肯定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這比赫斯（人本主義哲學邏輯為主導）和恩格斯（經濟學現實邏輯為主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要更加深刻。馬克思與普魯東曾有過一段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他們常常通宵達旦地討論經濟學問題，對哲學共產主義與經濟學社會主義發表著各自的見解。在《神聖家族》一書中，馬克思曾對蒲魯東的著作《什麼是財產》做出了很高的評價，同時也指出其經濟學思想的階級侷限性。馬克思認為，《什麼是財產》一書“對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這就是蒲魯東在科學上所完成的巨大進步，這個進步使政治經濟學革命化了，並且第一次使政治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這部著作的特點“正是在於把私有制的實質問題看做政治經濟學和法學的根本問題。”這部著作“是法國無產階級的科學宣言，因而比起任何一個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來，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意義。”在肯定這部著作價值的同時，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蒲魯東沒能徹底擺脫矛盾的小資產階級觀點，其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必然是不徹底的。
在巴黎的這段日子裡，馬克思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見解，但仍處於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起步階段。在與恩格斯、赫斯、蒲魯東等人的交往中，馬克思不僅增長了自己的經濟學知識，也開始更加關注“社會主義”這個很早以前就進入他的視野，但一直未能給予充分研究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它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勞動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活組織的永恆的自然形式”，而19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則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否定，並開始對它進行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批判。這是馬克思決定走近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根本原因。
三、馬克思如何走近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馬克思從很小的時候起就不自覺地開始接受空想社會主義尤其是聖西門思想的“洗禮”。他的出生地特里爾城是建於羅馬時代的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中世紀形成的濃厚宗教氛圍長期浸潤著這座小城。拿破崙戰爭期間，這座城市一度劃歸法國管轄，並按照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原則進行管理。正因如此，19世紀初期的特里爾城完全“浸潤在言論自由和立憲自由氛圍中……是德國最早出現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城市之一”。儘管該地區的主教對聖西門等人的思想在當地的傳播大加譴責，但特里爾城的一些重要官員卻在積極倡導這種學說。馬克思就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馬克思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雖然出身猶太家庭，但猶太文化對他的影響遠不及法國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他深深沉浸在18世紀法國關於政治、宗教、生活、藝術的自由思想裡，堅信理性的力量可以解釋現實世界中的一切問題並推動這個世界不斷向前。愛琳娜·馬克思（馬克思的女兒）後來在整理父親的手稿時曾仔細閱讀過祖父和父親的所有通信，在她看來，自己的祖父是“一個真正的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對伏爾泰、盧梭熟稔於心”。梅林在《馬克思傳》中這樣寫到：“亨利希·馬克思樹立了一種現代人文主義思想，這種思想使他擺脫了猶太教的一切偏見，而他就把這種自由當作一宗寶貴的遺產留給了他的卡爾。在他寫給他的做大學生的兒子的相當多的信中……都是用流行於18世紀的那種舊式的溫情筆調寫的……亨利希·馬克思沒有想到，也無法預料，他自己毫不吝嗇地贈送給兒子的資產階級教養的禮物，只是有助於解放那個危險的‘魔’，這個‘魔’，他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的還是‘浮士德式的’。”亨利希·馬克思雖然沒有給他的兒子直接傳播聖西門等人的思想，甚至他本人也並不一定贊同這樣的思想，但他潛移默化地把自由和理性深深植入到馬克思的靈魂深處。
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男爵（燕妮·馬克思的父親）是一位聖西門主義者，對青年馬克思產生過重要影響。他不僅培養了馬克思對浪漫主義學派的熱情，還要求馬克思關注各種“進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要關注聖西門的著作和思想，這“激發了馬克思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人格和著作的興趣”，讓馬克思對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們有了最早的接觸。可以說，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男爵在馬克思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之間架起了重要的“思想之橋”，馬克思也把他視為自己的精神導師，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尊敬他。在柏林大學，愛德華·甘斯不僅讓馬克思認識了黑格爾哲學，而且讓他對法國和聖西門充滿了嚮往。甘斯高度讚揚1830年的法國大革命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對聖西門的思想更是情有獨鍾，他渴望找到一種能夠化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衝突的理想手段。甘斯在《人物與事件的回顧》一書詳細介紹了聖西門主義，並做出了極高的評價。“他們說得很對，奴隸制度在本質上還沒有消滅，它只是形式上被取消了，而實際上還是原封未動地保存在那裡……國家必須關心人數最多的最貧苦階級，這樣一個意見……乃是當代的一個深刻的看法，而今後的歷史……將會不止一次地談到無產者反抗中等階級的鬥爭。”可以說，甘斯的觀點進一步激發了馬克思對聖西門思想的熱情。
在馬克思來到《萊茵報》之前，對“社會主義”的討論在普魯士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多家報刊都在發表相關文章，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大有人在。面對這樣一種輿論形式，馬克思到任《萊茵報》後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撰寫“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彙報》”，這也是他第一次就社會主義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表明瞭《萊茵報》的立場，即“不承認現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想具有理論上的現實性……甚至根本不認為這種實現是可能的事情”，但明確反對憑藉“膚淺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勒魯、孔西得朗、蒲魯東等人的著作。馬克思指出，這種批判只能是在“長期持續的、深入的研究之後”才能進行。可以看出，馬克思對當時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是持保留態度的，這一立場在他發表於《萊茵報》的其它文章中也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毫無疑問的是，法國和英國工人運動的興起，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的提出，對推動馬克思更加系統、更加深入地瞭解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雖然很早就接觸到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但從巴黎時期開始，他在思想上和實踐上才開始真正走近這一學說。在馬克思移居巴黎前，盧格就曾給他寫信詳細描繪了自己在傅里葉思想基礎上建成的“空想共產主義村莊”，“這裡每個家庭都有獨立的生活空間，但是共用廚房和餐廳；婦女輪流承擔家務。”在盧格的盛情邀約之下，初到巴黎的馬克思和燕妮一起加入了這個公社生活的“實驗室”中來，但他們在這裡生活了不到兩週時間就舉家搬離了這個“實驗室”。這次短暫的生活體驗並沒有給馬克思留下什麼好印象，但至少讓馬克思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實驗。在巴黎期間，馬克思“經常同那裡的同盟領導人以及法國大多數工人祕密團體的領導人保持私人交往”，對法國工人階級的組織狀況及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迫切要求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這一時期，馬克思還閱讀了大量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並做了摘錄，這一工作與其在巴黎時期的經濟學研究是交織在一起的。
從巴黎時期開始，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在馬克思那裡逐漸交匯起來。由此，他開啟的不是三種平行式研究，也沒有遵循學院派的“學科化”路徑，而是用一種帶有“學科互涉”性質的方式，去研究他那個時代最迫切需要回答的社會歷史問題。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