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馬裡諾的故事很傳奇，他生長於“硝煙四起”的家庭，少年時期即惡習纏身，沉溺於酒精、藥物甚至暴力，甚至曾經被一把點45口徑的手槍對著頭，但是最終，他成為美國哲學教授，曾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弗吉尼亞軍事學院任教，同時，他也是一名職業拳擊手，在1995年起擔任美國拳擊國家隊教練。

從不良少年到哲學教授，是什麼力量在冥冥之中拯救了他？馬裡諾的答案是“存在主義哲學救了我”。戈登·馬裡諾的《存在主義救了我》由未讀· 思想家出版，書中，戈登·馬裡諾講述了自己得以救贖的故事，這本書不僅是他走出困境的真實記錄，也是存在主義的思想史。

馬裡諾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存在主義哲學的最好例證。他從自我的經歷出發，發掘出了存在主義的的現實意義。《華爾街日報》評價說：“生活本身就是不著邊際的，但人類可以通過書籍傳遞最重要的價值，幫助我們好好活下去。馬裡諾寫了一本真摯的哲學生活指南。”

從小父母就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幸好大一的時候迷上了哲學

戈登·馬裡諾形容自己的父母是對冤家，“他們無疑是愛我們的，也必然會願意為我們犧牲，然而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硝煙四起的家庭，對我是絕對沒什麼好處的。”

馬裡諾的童年時期是在父母的爭吵中渡過的，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完父親便借酒澆愁，“有一天晚上，父親喝得醉醺醺的，當母親正要拿刀刺向他的胸口時，哥哥攔住了她。”

這樣的家庭也讓馬裡諾深受影響，他在學校經常惹是生非，有時還會進警察局。

由於馬裡諾的球類運動都玩得不錯，他被博靈格林州立大學錄取，進了甲級橄欖球隊，在那裡，他遇到了瑟奇·卡普勒教授，“大一的時候，託他的福，我迷上了哲學。”

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卡普勒教授當時約25歲，他認為馬裡諾不僅天資聰穎，而且有創造力和哲學天賦，但是在鍛鍊頭腦方面，得要拿出訓練時的那股認真勁兒才行，而且，卡普勒教授發現馬裡諾正在偏離正道。

甚至在瑟奇·卡普勒教授的哲學課堂上，馬裡諾也表現得像個在酒吧裡的小混混，和校園警察起衝突也成了家常便飯，“很多教授在我面前都十分小心謹慎，故意冷落我，認為我是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蠢貨。相反，瑟奇（他讓我這樣稱呼他）是個例外：他大老遠跑到行政樓，調查我高中的在校記錄和學習成績；他經常邀請我去他家；雖然當時我只是個大一學生，但他還是讓我參加關於柏拉圖的研究生研討會。”

雖然頗費了一番周折，但瑟奇·卡普勒教授最終成功幫馬裡諾轉學進了哥倫比亞大學。

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卻當起拳擊手，混跡於燈紅酒綠之間

可是，19歲的馬裡諾辜負了瑟奇·卡普勒教授的一片苦心，“我曾是個易怒、自卑、惡習纏身的新澤西海岸少年，壓根兒沒在紐約待過。當時我19歲，一個稚嫩而失衡的年齡。我在城市裡飛揚跋扈，沉溺於酒精、藥物甚至暴力。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也並沒有把握機會好好鍛鍊心智，而且常春藤名校的學霸們讓我備感壓力。最終，我退縮了，我幾年前在新澤西學過拳擊，所以，我一頭鑽進了痛苦與汗水交織的紐約拳擊館。”

拳擊館老闆讓他和曾獲得紐約拳擊比賽金腰帶的拳王試著較量了幾個回合，見他並沒有被打得毫無招架之力，便跟他簽了職業拳手的合同。

平時，除了幾門自主學習課外，馬裡諾基本不去哥大上課。即便去上課也心不在焉。在學習上一竅不通的他那時沾沾自喜於自己的身材不錯，所以總會會穿著無袖T恤，脖子上掛著花哨的銀鏈子出現在研討會上，“有時，哪怕因為和重量級或輕重量級選手過招而被打成熊貓眼，我也毫不避諱地帶傷上課。雖然這些瘀青從某種程度上讓我頗有優越感，但在別人眼中只不過是一個怪咖的鬧劇。在研討會上，只要我的發言多少有點知識含量，同學們便會吃驚不已。課間休息，畢業生們閒聊的話題要麼是選擇去哈佛大學還是普林斯頓大學讀研，要麼就是以後讀哪所法學院。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如同身處荒原般迷失了。我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也不清楚我想要做什麼。我混跡於燈紅酒綠之間。當時，我沾上了致幻劑，腦子裡各種聲音嗡嗡作響。為了讓這些聲音平息，我嚐遍了各種辦法，比較常見的辦法就是嗑處方藥，這些處方藥大都是我從心理診所偷來的。”

大學即將畢業，馬裡諾說自己像夢遊一樣稀裡糊塗地申請研究生學校，結果，沒有一所學校聯繫他：“我的謀生之路舉步維艱，我做過各種奇葩工作，比如搬運工、助理牧師、保鏢等。”

有一個晚上，馬裡諾的妻子妮基和一群亡命之徒去泡吧，他們坐在一張大玻璃桌旁。其中一人口不擇言，馬裡諾怒火中燒，把桌子往他們身上一掀，砸碎玻璃直接幹架，“要不是酒保掏出一把點45口徑的手槍對著我，我才不會善罷甘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情景就和《兔子洞》中的某個情節如出一轍：漆黑光亮的槍管頂著我的腦袋，我只好悻悻收手。”

好在，馬裡諾心中的哲學種子並未被這種荒唐的生活扼殺，後來，他又一次申請讀博，成功進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當時，我的生活充滿了欣喜和希望。妻子妮基也在康復機構戒毒成功，還拿到了教育學碩士學位。我們制訂了人生規劃。按計劃，妮基將在紐約完成學業，而我則在賓夕法尼亞州攻讀博士，每週末，我們都會相聚。這一切似乎都意味著美好生活正向我們招手，我們的未來也將前程似錦，生活似乎終於要步入正軌了。”

退學後開啟“自毀模式”

沒想到，生活還是被馬裡諾搞砸了。

去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的第一天，馬裡諾說自己像個幼兒園小朋友一樣緊張不安。“上課那天，我的脖子上沒有戴那條招搖過市的銀項鍊，也沒有穿T恤，而是換上了牛津襯衫和卡其褲。我還在襯衫的口袋上別了一支鋼筆。第一堂課主要講知識論——關於知識的理論。班上，新入學的同學似乎都躊躇滿志。為時十五分鐘的討論開始了，同學們一個個引經據典、高談闊論。時間之神撥動著鐘錶上的指針，我逐漸意識到自己一無所能，和研究生院格格不入。長達兩個小時的研討會結束後，頭暈目眩的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在校園遊蕩，恍惚間，我頭腦一熱，跑到學籍登記處要求退學。當時，我向自己保證，等有一天我準備充分了，就立刻回來唸書。後來，我確實這樣做了。”

馬裡諾的退學則讓妻子妮基感覺到失望，她離開了馬裡諾，“臨走前，她向我攤牌，說再也不會和我多說一句話，也不會和我複合了。她的確說到做到，再也沒和我聯繫過。而我只能在內心裡與自己這次所失去的東西討價還價。”

整整兩年，馬裡諾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他已經因為酗酒和戒毒問題進出好幾回醫院了，不知道應該吃哪些藥，於是抓起一把藥片就往嘴裡塞。如果周圍有人，他有時還會伺機炫耀一番，把藍色的每片10毫克的安定藥片一片片向上拋起，然後像海獅一樣用嘴接住。

妮基消失後，馬裡諾說覺得被一個討厭的自己纏上了，“就像在公交車上碰到酒鬼，爛醉如泥，在我肩上趴了一路，怎麼甩都甩不開。”

那時，馬裡諾的身體越來越差，於是他回到新澤西和父母生活了一段時間，沒過多久，又去緬因州和哥哥一起生活。在緬因州的那段時間，他經常開車去一個地方，那裡到處張貼著懸樑和其他預示著自毀的圖片，馬裡諾常常對著這些圖片發呆，就那樣過好幾小時。“某個冬日的下午，天色陰沉，寒風呼嘯，我坐在哥哥家地下室的地板上，差點兒就自我了斷了。溫柔善良的哥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流著淚問我，如果我自殺了，他該如何處理我的遺物。幾天後，我像一具悲傷的殭屍，住回了父母家。”

一天早晨，父親開車載馬裡諾去紐約和心理治療醫生比阿特麗斯·畢比見面，過去五年，他一直在接受畢比醫生的心理治療。

那天，父親和他提前到了紐約，“我在一家咖啡館下了車。這家咖啡館同時也是家舊書店。我麻木地掃了一眼書架，彷彿想起了當年的讀書時光，想起當年我也曾人模人樣地活過。我瞥見一本藍灰色封皮的書，上面沾滿了灰塵，那是克爾凱郭爾的《愛的作為》。我翻開書，讀了起來：

“若有人覺得自己無比精明，因從不受騙而自豪，堅稱唯有肉眼所見的才可信，那麼，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再相信愛。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被騙而不再相信愛，就不會被騙嗎？無疑，我們還是會被各種各樣的事所欺騙。我們可能因為相信虛假而受騙，自然，我們也會因為不相信真實而受騙。”

馬裡諾說不知為什麼，這句話讓他豁然開朗。“我很自然地把書藏進外套，走出咖啡館，接受心理治療去了。深夜，我打開這本偷來的哲學著作，讀了下去……”

存在主義：一貼療傷OK繃

當我們在談論哲學的時候，我們談些什麼？有的人懷著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把哲學看成是特殊人物所從事的大事業；有的人則蔑視它，認為它是夢幻者的胡思亂想;有的人認為哲學是同每個人都有關係的一種事業；有的人則不然，把哲學看成是高不可攀的、令人不敢問津的東西。

戈登·馬裡諾以自己的故事想告訴世人，其實哲學並不總是如此，至少存在主義哲學距離我們並不遙遠，它甚至是一劑藥方、一貼OK繃，在你流血流淚、絕望無助的時候為你療傷：“存在主義哲學甚至是一劑救命良藥，存在主義哲學家，尤其是克爾凱郭爾曾狠狠抓住我的肩膀，將我從自掛屋樑的衝動中一把拽下。”

今天的社會，時代的車輪碾壓而過，脆弱的個體幾無抗衡之力，幾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陷入抑鬱、焦慮、絕望等不安情緒歸中，如何克服這些情緒？

在戈登·馬裡諾看來，存在主義哲學家既不會手把手地教我們如何處理挫敗感，或列出我們需要規避的行為清單，也不會提供緩解抑鬱的具體策略。不過，他們會指導我們如何在情緒低落時保持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他們比其他任何派別的哲學家都要了解我們內心的掙扎，比如，焦慮、抑鬱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等情緒。如果人生一帆風順的話，我們就不會有什麼惡念，可惜人生並非如此。而存在主義哲學家認識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擊，於我們的生命而言，至關重要。

存在主義哲學家們認為，並非所有事都有好的結果，生活也是如此。但這些哲學家兼心理學家堅信自省有助於個人進步，這種個人進步可以超越機能改良與興趣激勵。——人的內在力量可以改變外在命運，加繆堅定地表示：“身處嚴冬，我心中依然有個永不頹敗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