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是一個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一般來說，選擇在哪裡定都，需要縱橫衡量評估各種因素才能加以確定。

明代陳建在《建都論》認為都城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即“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

正因為需要考慮的東西太多太複雜，都城地點的選擇歷來都很費腦筋。

簡單粗暴的，如西楚霸王一把火燒掉咸陽，回到彭城定都，反覆糾結的如朱元璋，先後選了南京、開封、鳳陽，甚至還有長安，作為都城的候選地。

當然，還有那種隨著勢力範圍逐步擴大而遷都的，比如北魏，崛起於北方，先是以平城作為都城，後來又有孝文帝打算一統天下而遷都洛陽。

我們今天說的東吳，情況有點和北魏相似，都是因為控制的地盤不斷擴大而適時變更都城的地點。

一、先後有四個城市成為東吳都城

1、吳縣。即蘇州，這裡是秦漢吳郡治所，《吳書》中說孫堅家族一直居住在這裡，“堅世仕吳，家於富春”。

東漢中平元年，即184年，黃巾之亂爆發，孫堅被徵召入軍，帶領兒子孫策渡江跟隨中郎將朱儁南征北戰。初平三年，即192年4月，孫堅在與劉表部將黃祖作戰時被暗箭射中身亡。

孫堅死後，時年17歲的孫策將其葬在曲阿（今江蘇省丹陽市）後，舉家遷到江都（今屬江蘇省揚州市）。

三國時入海口在鎮江一帶

不久，孫策帶兵渡江回到江東，先後奪取吳郡、會稽郡等地。此後，孫策被刺身亡後，孫權繼位初期，依然以吳縣為治所。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說，“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從時間上來看，孫吳前後在吳縣待了14年之久。

2、京口。

從上圖可以看到，三國時期的入海口在今天的鎮江一帶，這裡江面遼闊，寬達幾十公里，浩浩瀚瀚蔚為壯觀。

東漢末年，這裡是吳郡的丹徒縣。《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潤州》說，“本春秋吳之朱方邑。始皇改為丹徒,漢初為荊國劉賈所封,後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孫權自吳理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遷都建業，以此為京口鎮。”

可見，孫吳定都京口的時間是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赤壁之戰後一年。

3、建業。

建業即南京，古稱金陵，東漢末年叫秣陵，東晉南朝改名建康。

從文獻記載可以得知，孫權建都南京是聽從了謀臣張紘和劉備的建議，其中張紘是從所謂的王者之氣角度說的，稱秣陵“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劉備則是從軍事角度加以建議，“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

因此，孫權在京口僅僅2年便都秣陵，順便將其改名建業。

建業者，建帝王之業也。這也是南京歷史上第一次成為都城所在。

4、武昌。

武昌古稱為“鄂”，兩漢期間，鄂縣屬於江夏郡。赤壁之戰後，為劉琦所控制。公元215年，即建安二十年，劉備與孫權爭奪長沙等三郡失利，孫吳實際控制了鄂縣。

此後，吳國兩次在此建都。

第一次是公元221年4月，劉備稱帝於蜀，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此後，一直到公元229年4月孫權在武昌稱帝，9月還都建業，但是仍然留下儲君與重臣在此鎮守，“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後，吳國末帝孫皓於公元265年9月遷都建業，當時有民謠唱道，“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

次年12月因為建業局勢不穩，被迫還都。

二、東吳皇帝為何熱衷遷都

從吳——京口——建業——武昌，東吳之所以不停地遷都，是伴隨著它的實力發展壯大而自然做出的選擇。

早期孫吳政權實力弱小，偏處江東，只能在孫堅家族所在地，吳縣。

公元208年爆發的赤壁之戰，阻止了曹操統一中國的步伐，魏蜀吳三國鼎立局勢開始形成。

實力壯大的吳國，再僻處吳縣已經無法及時應對天下大勢，遷都京口、建業事所必然。

因為赤壁之戰後，曹操雖然暫時退回北方，但並未放棄再次南下的企圖。

不過由於劉備勢力的崛起，曹操已然放棄從荊州南下的企圖，而是打算改以揚州為主攻方向，即所謂“四越巢湖”，即經壽春、合肥至巢湖，再沿濡須水南入長江。

史載，公元209年曹操親率大軍出征揚州，“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此外，從地理形勢上看，北方軍隊南下，長江下游有兩處重要渡口，分別是採石渡和瓜州渡。

其中瓜州渡的對面正是京口，所以孫權若是繼續屯兵於吳，已經不符合時局的要求。

在京口定都兩年後，孫權發現了更好的地方，這就是秣陵（南京）。

和京口相比，這裡有三大優勢：

1、地勢險要。“遠近群山，環繞拱衛，鬱蔥巍煥，形勝天開”，《丹陽記》稱“因山為城，因江為池”，所謂“鐘山龍蟠，石頭虎踞”。

2、治理水軍。秦淮河水道寬闊，入江口有大型港灣，可以停泊大型艦隊，也是孫權考慮在此定都的重要原因。

3、居中兼顧。曹軍的進攻路線，除了水師由濡須口入江外，還可以經和縣從採石磯渡江。所以在秣陵建都，既可以照顧到瓜洲渡，又可以及時對採石渡做出反應。

我們知道，三國鼎立的形成之戰是赤壁之戰，真正定型的則是爆發於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戰。公元221年7月，劉備為了給關羽報仇，揮兵攻打東吳孫權。孫權求和不成後，決定一面向曹魏稱臣，避免兩線作戰，一面任命陸遜率軍應戰。

陸遜與劉備相持七八個月後，最終於夷陵一帶打敗蜀漢軍。

由於長江的獨特地理形勢，自古以來，東南立國的政權都必須控制荊襄一帶，才能偏安東南。

孫權奪回荊州後，考慮到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意思就是距離太遠，來不及反應，做出了遷都武昌的決定。

三、從孫權到孫皓——吳國為何對武昌念念不忘

早在偷襲關羽的時候，孫權就將其軍隊主力調往湖北，應對可能的大戰。公元221年4月，劉備稱帝后，孫權將駐蹕地從公安遷到鄂縣，隨後在此建都並改名武昌。

這是因為孫權奪取荊州後，勢力範圍再次急劇膨脹，“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防守壓力隨之增大。

此時的東吳，不僅需要抗擊三峽和襄陽方向的蜀國魏國軍隊，還要照顧到後方的安全，防止曹魏突然發兵南下。

位於長江中游的武昌，順理成章進入孫權的視野，這裡建都屯兵既能兼顧東西兩線戰事，又能方便軍隊沿江調動。

事實的發展，也證明了定都武昌的正確，就在夷陵之戰的次年，曹丕下令三道伐吳，其中“曹休、張遼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圍南郡”，結果孫權居中調度，應付闕如，成功擊退了魏國氣勢洶洶的進攻。

不僅如此，武昌和建業一樣，都位於長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都有長江支流可以停泊軍隊（武昌有樊川，建業有夾江），此外，建業有前湖、玄武湖、清涼山，武昌有洋蘭湖、三山湖和梁子湖、西山。

從外圍來看，還有虎林、夏口、沔口、邾城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予以護衛。

武昌還富有銅鐵等礦藏，可以鑄造兵器、錢幣等。陶弘景《刀劍錄》記載，黃武四年，即公元225年，孫權遷都武漢第三年，採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三尺九寸，刀頭方。

公元229年，考慮到蜀吳重修和約，東吳已經無法再向長江上游發展，同時迫於廣陵方向面臨曹魏空前軍事壓力，孫權不得不重新調整戰略重心，再次遷都回到建業。

不過因為有著以上諸多優越的因素，武昌在吳國的戰略地位始終未曾下降，如229年開始，孫權便以重臣陸遜鎮守武昌，直到245年去世，武昌始終是吳國首屈一指的重鎮。

可惜的是孫皓看到武昌處於長江上有的重要性，卻因為種種因素制約未能遷都成功。

不僅如此，他對荊州防務作出的種種變更導致兵不足用，將非其才，“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御也。”

丹陽太守沈瑩的預言最終成真，最終西晉伐吳的時候，幾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與王浚將兵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降。”

小奔說：

當初孫權初見魯肅的時候，後者向其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是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第二步是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第三步是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周瑜在赤壁之戰後，提出“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可見，無論是魯肅還是周瑜，都敏銳地看出來立國東南只能偏安，要想進取中原，必須沿著長江逆流而上，掃除劉表、劉璋所在的荊州、益州，與北方形成對立，繼而才可進取中原。

後來孫吳的遷都其實也正體現這樣一個思路，吳——京口——建業——武昌。

可惜的是，孫權死後，東吳陷入內亂（諸葛恪輔佐孫亮時，曾打算遷都回武昌，但沒有成行，自己就被人幹掉了），最終不能守住荊州，被西晉數路並攻最終亡國，所謂“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從哪裡來還打回哪裡去。

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