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2019年2月7日《倫敦書評》第41卷第3期，原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盧拉與迪爾瑪時期的巴西政治，第二部分則將目光投向博爾索納羅與當下的巴西，今日刊發的是第二部分。在本文中，佩裡·安德森回顧了2018年巴西總統大選與博爾索納羅的強勢崛起，分析了博爾索納羅橫空出世背後，幫派、教會與軍方各種勢力交織的巴西社會生態，評判了博爾索納羅上臺後以緊縮和私有化為主軸的政策及其意圖，辨析了博爾索納羅的政治底色，認為其既非法西斯主義也不完全是民粹主義，駁斥了歐美媒體的膚淺理解，最後懷著憂慮討論了盧拉與巴西左翼政治的未來。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佩裡·安德森 資料圖
一、博爾索納羅的敵手
2016年年中，經濟惡化和政治腐敗擊垮了勞工黨的統治。但到了2017年底，由於同樣的兩個原因，其繼任者民主運動黨的民調支持率降至更低。由於社會民主黨是特梅爾支持體系的一部分，黨內許多著名的成員加入了政府，也難逃一身腥——社會民主黨主席阿埃西奧，也像特梅爾一樣，被錄下向肉類加工公司JBS索取大筆賄賂的錄音，多虧了遍佈同僚的國會的保護才逃脫了審判。在這片滿目瘡痍的土地上，盧拉仍然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他很有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獲勝。為了消除這一隱患，法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只用了平均上訴審理時間的四分之一，在2018年1月，不僅確認了對盧拉的判決，還增長了刑期。盧拉的律師將對監禁推遲了兩個月，在這段時間裡，他接受了三次加長的採訪，並立即以一本書的形式出版，書名為《真相終將勝利》（A verdade vencerá）。這個標題具有誤導性，暗中對指控進行了反駁，盧拉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具有非凡直覺和現實主義智慧的政治家，卻幾乎沒有解釋為什麼巴西精英階層強烈抵制其重掌大權。
作為一個統治者，盧拉的執政風格和政治信條是一以貫之的。他曾是一名工會主義者，正如他所說，上世紀80年代初，他學會了：“不要提出‘80%或0%’這種要求，否則你將一無所獲。”2003年，當他成為一個龐雜社會的總統時，他一直清醒地認識到：“我永遠不可如我所願的那般去治理這個國家。”隨之而來的是“執政就是談判”。你可以有原則，但一旦你贏得選舉，如果你在議會中沒有獲得多數席位，實際上多年來沒有哪位巴西總統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位：“你就必須把自己的原則擺到檯面上，讓它們變得切實可行。”這意味著既要與盟友打交道，也要與對手打交道，而他們所求的無非是好處（quid pro quo），首要的就是政治職位。每一位前任都不得不如此行事。他說：“你要與國會裡的那些人達成協議，即便他們是強盜，但他們有選票，你要麼有勇氣去請求支持，要麼接受失敗。”根據這個理由，迪爾瑪應該與庫尼亞達成協議，別無選擇。
但談判是一回事，和解（conciliation）又是另一回事：“和解政府是一個能讓你更有作為的政府，但你不想這麼幹。當你面對四方掣肘，但最終卻能更有作為時，幾乎是一場革命的開始——而這正是我們在這個國家所做的。盧拉只做了必要的讓步。勞工黨在國會的席位不足五分之一。如果他像1988年的社會民主黨一樣控制23個州的州長職務和制憲議會的多數席位，他就會做出更少的讓步，取得更大的成就。即便如此，“我們在僅僅八年時間裡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這是許多武裝革命都無法企及的。”他得意洋洋地以民意測驗作結，但這本身並不是驕傲的來源。“我最自豪的是改變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作為總統，我想要實現的是，這個國家最貧窮的人可以想象他們站到我的位置上。這是我所做的。”
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宣言，盧拉博大的胸襟和情感，以及他的敏銳，在整個交流過程中生動地表現出來。但是，他不會自我批評。他選錯了接班人了嗎？他之所以選擇迪爾瑪，是因為她是一位強硬、高效的幕僚長，在總統官邸帶給他一些安生。他知道她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但是——知道她比他受過更好的教育——他相信她能學習。直到後來他才意識到她其實並不喜歡政治，但是他選擇了她無可厚非。採訪中未被承認的假設是，迪爾瑪初出茅廬，所以相較於勞工黨其他老道的幹部，可以更好地被控制。更重要的是，盧拉對此沒有任何意識——與國會裡那幫唯利是圖的人妥協的藝術，不僅限制了他所能做的（這點他倒是承認），而且還讓他的政黨付出了代價，因為這反過來感染了他們（雖然他自己沒有）。他把在工會背景中提出的經濟談判模式，投射到國家政治的層面上，丟失了天真，滋生了幻覺。工資協議不涉及給僱主的回扣。在權力危在旦夕的情況下，更不能指望對手不去要求好處。
在最後一次激烈的對談中，盧拉宣稱，如果他重新掌權，他將比早些時候做得更多，走得更遠，而他的對手也知道這一點。這時有人問他，他是否認為自己有可能重返總統寶座，此時的他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就要開始服刑了。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哦，我倒是想回來。這取決於上帝是否賜予我健康，讓我活著；也取決於將要投票的司法權力機關成員的理解，他們是否注意閱讀案件的記錄，並看穿其中的骯髒伎倆。”
直到最後，盧拉還是相信可以達成一項協議，讓他再次參選，一般的談判都是這樣結束的。他致命地低估了決心消滅他的敵人。2018年4月，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護令的最終請求，從而能夠競選總統。巴西憲法規定，在沒有確定的刑事定罪之前，即在所有上訴都已審理完畢之前，不得執行任何刑事定罪。軍方首腦警告說，頒給他人身保護令將威脅到國家的穩定，而維護國家穩定是武裝部隊的制度責任。法官們迅速履行了他們的職責，以六票對五票的投票結果推翻了憲法原則，禁止盧拉參選。
在清理乾淨後的競選舞臺中，有望領先的總統候選人變成了社會民主黨人、長期擔任聖保羅州長的傑拉爾多·阿爾克明（Geraldo Alckmin）。這是個沒有什麼超凡魅力的木頭人物，2006年，他在與盧拉的競選中失利，但與黨內競爭對手相比，他與被控貪汙入獄的特梅爾的關係比較清白，並得到了商界的堅實支持。勞工黨處於癱瘓狀態，無法進入競選圈，儘管它仍在堅持讓盧拉代表政黨參選，然而希望渺茫。在初選時，一位局外人以15%的微弱優勢領跑——賈爾·博爾索納羅，一個獨狼式的議員，在庫尼亞下臺後曾競選議長，在513張選票中只獲得了4張。然而，在國會的邊緣化並不一定是競選總統的劣勢。博爾索納羅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一個主要政黨——遊走在七個較小的政黨之間——也沒有擔任過任何政府職務，他沒有因為經濟困難或腐敗曝光而受到指責，他可以自由地將經濟問題歸咎於腐敗，並藉此抨擊整個政治階層。但是，他對1964-1985年獨裁統治及其迫害者的讚揚，以及大範圍的謾罵，給自己設置瞭如此顯而易見的障礙，以至於人們普遍認為，一旦競選活動開始，他將淪為落選者。
相比之下，阿爾克明不僅有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而且很快得到了整個“centrão”——也就是盧拉抱怨的中型政黨的泥潭——的支持，給了他一半的電視時間用於政黨廣告，在過去，這是一筆無價的資產。人們普遍認為，憑藉這一點，他將擊敗博爾索納羅和其他潛在對手。競選活動一開始就安排了7場電視辯論，所有候選人都在其中。從8月開始，它們暴露了博爾索納羅在媒體上的劣勢：準備不足和不從容，以至於乏善可陳。他在媒體上曝光得越多，他看起來就越脆弱。然而，在9月的第一週，這種危險忽然解除了。他在一個省級集會上被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刺傷，並送往醫院緊急搶救，剩下的選舉時間他都安全地躺在病床上康復，不僅保護他免於辯論和採訪，而且阿爾克明的經歷還把他從電視抹黑宣傳中剔除——對這個幾乎失去生命的受害者的同情，消除了任何無謂之舉。
與此同時，勞工黨幾個月來一直在徒勞地宣稱盧拉仍是該黨候選人，甚至在第一場辯論中連象徵性的出現也沒有。直到博爾索納羅遇刺五天後，該黨才面對現實，選出一位能夠參選的候選人。這是盧拉做的決定。費爾南多·阿達（Fernando Haddad）擔任了六年的教育部長，是一名公認的成功人士，他在勞工黨執政期間取得的一項的主要成就是擴大了大學體系並向窮人提供開放。他年輕而有個性，本可以在2010年成為一個比迪爾瑪更好、更符合邏輯的接班人。但他有自己的三個劣勢：他來自聖保羅，這裡麇集著勞工黨更年老、更有權勢的重量級人物，在這些人那裡，維護自己的優先地位才是主導的思維；他來自黨的左翼；他的背景是一名學者，受過哲學和經濟學的訓練，教授政治學，卻身處不信任教授的工會主義者中間。
2012年，阿達被選為聖保羅市長。很快，他就與迪爾瑪發生了衝突，迪爾瑪拒絕聽從他提高汽油價格、而不是提高公交票價的請求。此舉引發了2013年的抗議活動，開啟了迪爾瑪的下臺之路，也讓他連任的希望隨之破滅。他在勞工黨的內部仍然缺乏自己的重要基礎，而勞工黨的工作人員不信任他。早在2003年，在勞工黨開始上臺執政時，他就在一篇具有預言性的文章中警告稱，該黨也許非但不能剷除根深蒂固的巴西國家世襲制度，還可能被這一制度俘獲。與卡多佐和其他人的觀點相反，他認為，巴西並不是現代資本主義利用前奴隸制社會的古老軀體，而恰恰相反，一個古老的寡頭政治制度利用了現代資本主義，通過私人利益浸透公共權威，以維持傳統的權力格局。到2018年，在勞工黨的遇難船殘骸中，阿達的遠見和誠實脫穎而出，盧拉知道他身家清白並富有想象力，於是把他強加給了勞工黨。
隨後的競選活動出現了奇怪的不對稱。由於起步很晚，阿達被其這一任命情況所侷限。距離第一輪選舉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不得不忙於建立起自己的全國性形象，既要反駁人們對他只是盧拉的傀儡的指控，同時儘可能有效地利用盧拉持續的人氣和威望。形勢很快明朗，他將和博爾索納羅將在第二輪選舉遭遇，但他們之間並沒有短兵相接。阿達在全國巡迴演講，而博爾索納羅躺在家裡發推特。離第一輪選舉結束還有兩週時間，他們對第二輪投票的預期基本持平。然後，在最後幾天裡，博爾索納羅突然大幅領先，以46%對29%的選票收官。由於差距如此懸殊，第二輪投票已成定局。巴西當權派緊密團結在未來勝利者的身後。阿達勇敢地繼續戰鬥，最終把差距縮小了一半。但最終的結果顯示，博爾索納羅的勝利是毫無懸念的，他以55%對45%的選票贏得了第二輪選舉，拿下了勞工黨東北部堡壘以外的所有州，全國所有的主要城市，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除了收入低於最低工資兩倍的最貧困群體，所有年齡組，男女兩個性別——只有在18歲至24歲的選民中，他沒有贏得女性的多數選票。全國各地的右翼人士都在街上歡呼雀躍，但是並沒有太多的人急著去投票。在巴西，投票是強制性的，但是將近三分之一的選民——4200萬選民——選擇退出，這是20年來的最高比例。廢票數量比2014年增加了60%。在這幾天前，一項民意調查詢問選民的心理狀態：72%的人回答“沮喪”，74%的人回答“悲傷”，81%的人回答“沒有安全感”。
最後一次迴應很可能是博爾索納羅橫掃的關鍵。自2014年以來，經濟衰退無疑決定性地導致了勞工黨的支持率下降，當窮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時，腐敗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而當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時，腐敗就開始起作用。在夜間電視的代表陳述中，經濟衰退和腐敗可以被直接聯繫在一起，政客的陰溝裡堆滿了鈔票——在關於“洗車”案的話語中，這些錢都是從醫院、學校和操場中偷走的。而表面之下潛在的大眾情緒是普遍的不安全感，無論是身體意義上，還是存在意義上。臭名昭著的日常暴力——傳統暴力發生在封建主義的東北部，現代暴力發生在充斥毒品貿易的東南部——每年奪去6萬人的生命，謀殺率超過了墨西哥，警察要為其中20%至25%的死亡案例負責。只有不到10%的謀殺案被調查，然而監獄裡人滿為患：72萬人在監獄裡，五分之二的囚犯是被臨時逮捕的，他們等待審判，而審判可能需要兩年、三年或更長時間才能進行。全國近一半的人口是白人，但70%的被謀殺者和70%的被監禁者都是非白人。隨毒品而來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幫派。2006年，其中最大的一個——“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PCC）”身處監獄的頭目發動了對抗警察的暴動，甚至導致聖保羅部分地區被封鎖。隨著毒品的蔓延，街頭犯罪也以小毛賊而非有組織的方式激增。很少有中產階級家庭從未經歷過這些衝突。但是，他們還算是受到了更好的保護，槍支或匕首搶劫最常見的形式是窮人搶劫窮人。
博爾索納羅 東方IC 資料圖
二、博爾索納羅的培養皿：幫派、教會與軍方
在這個叢林社會中，警察是最殘忍的食肉動物，沒有重大犯罪是沒有他們的參與。它們被分為獨立的“軍事”和“民事”部門，比例約為三比一，它們是州管武裝，而不是聯邦武裝。與此同時，由前警察組成的非正式“民兵”也在潰爛，這些人要麼擔任保安，要麼靠販毒發家。聯邦警察的小型部隊——只有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州長所支配的武裝警察的十分之一——主要留作邊境管制和白領犯罪之用。警察晉升取決於逮捕率，法律促使他們不再區分毒品販賣和吸毒行為，也不再需要逮捕現場的目擊證人，貧困的犯罪化速率激增。年輕的黑人——混血人種（pardo）和黑人（preto）幾乎很難區別——被挑出來送去拘留——拘留所裡的囚犯數量是監獄的兩倍。由於種族通婚在歷史上非常普遍，巴西沒有“一滴血原則”（one-drop，只要有哪怕一點有色人種的血統就該被認為是有色人種而不是白人）那樣清晰的種族界線，其種族主義與美國的模式不同，但同樣殘酷。再加上高速的城市化進程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農民或被趕出土地，或被城市的燈光誘引，沒有或幾乎沒有社會結構能夠接納這些人口，其結果是將社會衝突轉化為社會紊亂的暴力。對於黑人青年而言，犯罪是為了獲得承認的困獸之鬥，武器是尊嚴的護照：租一把槍，指著司機或行人的腦袋，變成一種強迫人們關注自己而非躲避自己的手段，若非如此，人們只會對他們視而不見。連續幾任總統都自免於公共安全的責任，他們幾乎沒有動力去改變，因為這仍然是州長的職責範圍，而這簡直是無所作為的方便藉口。他們最多隻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派兵佔領貧民窟，作為一種臨時的公關活動，事後幾乎不留痕跡。
對於大眾階級而言，與日常暴力氛圍的交集和結合，已經導致了家庭和性生活等規範習俗的瓦解，不僅因為毒品的擴散，還因為媒體——緊跟北美模式的電視，拋棄了早期的束縛。婦女是主要的受害者。在巴西，強姦和謀殺一樣普遍：每年有6萬多人被強姦，每天大約175人——這一數字在過去五年中翻了一番。在所有事情中，經濟上的憂慮是最持久和最強烈的——最根本的是糧食和住房方面的不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對秩序絕望的渴望越來越多地被五旬節派宗教（Pentecostal religion）所滿足，其教會提供了一個本體論框架來理解存在邊緣的生命。它們的特徵不是解放的神學，而是將“繁榮”作為塵世救贖的手段。通過努力工作、自律、正確的行為和社區支持，信徒們可以改善自己的狀況，並向幫助他們的教會組織支付什一稅。一般來說，新型新教也是見利多謀的金融公司，這些公司的首腦都是百萬富翁。到2014年，巴西的福音派信徒達到了八千萬。五旬節企業是這片土地上的一股力量，五分之一的國會代表認為宣佈與他們結盟對自己有利。然而，四年後，他們追隨者的情況發生了變化。繁榮神學的成功恰好與盧拉總統任期內的繁榮時期相吻合，佐證了其對物質提升的樂觀主義。到2018年，穩步改善的希望已經破滅。對許多人來說，現在一切似乎都分崩離析。
這些壓力在巴西第二大城市最為嚴重。里約熱內盧擁有聖保羅一半的人口，謀殺率是聖保羅的兩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聖保羅——一座建在高原上的城市——主要被保利斯塔（Paulista）幫派“首都第一司令部”所控制的程度無與倫比。在那裡，它可以利用手中的重型武器阻擊小型襲擊——這些襲擊讓有秩序地管理高價值毒品的販運複雜化。里約熱內盧的地形——狹長的、蜿蜒的海岸線，被森林覆蓋、延伸到海灘的山脈分割開來，貧民窟被擠在它們之間空隙裡，通常與富裕的社區比鄰而居——阻礙了這種“中央集權”。在那裡，敵對幫派不顧路人傷亡，發動激烈的地盤爭奪戰，而在貧困程度更高的情況下，密集的武器交易加劇了個人搶劫造成的隨機混亂。2018年初，為了阻止暴力，特梅爾派遣了軍隊——和過去一樣，軍隊在那裡沒有發揮任何持久的作用。在這種環境下，勞工黨永遠無法生根，更不用說社會民主黨或任何穩定的黨派結構。該州最近的三任州長都因腐敗而入獄或被拘留。真正在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是福音派教會，其影響力比任何其他大城市都要大。長期以來，庫尼亞一直是里約熱內盧的主要政治人物，他是一位業餘傳教士，與最大的五旬節教派“上帝大會”（Assembly of God）有聯繫。現任市長是與之競爭的“普世神國”教會（Universal Church of the Kingdom of God）的主教，也是該教會頭領埃迪爾·馬塞多（Edir Macedo）的侄子，後者是更加權勢熏天的巴西版文鮮明（Reverend Moon，全名Sun Myung Moon，邪教“統一教”教主）。
博爾索納羅是這個培養皿的產物。1955年，他出生在聖保羅州內陸的一個小鎮，但他的職業生涯完全是在里約熱內盧展開的。18歲的他在獨裁統治時期進入了該市附近的一所軍校，接受傘兵訓練。他花了十年時間升為上尉。1986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抱怨軍隊的工資太低，並因違紀被捕。獲釋後，他在各個軍營策劃了一系列微型爆炸，表達隊伍中的家庭物質不滿情緒。也許是因為同情其目標——如果不是同情其手段——的高級軍官的庇護，調查發現了不利於他的證據，包括他手中繪製的地圖，結果卻不了了之。但他在33歲時被迫退役。五個月後，他當選為里約熱內盧市議會議員。接下來兩年，他被Vila Militar（意為“軍事鎮”）的選票送到國會，Vila Militar是城市西部一個為士兵及其家庭而建的地區，這裡駐紮著拉丁美洲最集中的部隊，以及城市南部他曾作為學員受訓的軍事學院周圍的空間。
在巴西利亞，博爾索納羅很快就呼籲建立一個例外政權，並暫時關閉國會。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他宣佈，寧願“在軍事政權中生存，也不願死在這個民主國家”。在接下來的20年裡，他的議會生涯主要由歌頌軍事獨裁和軍隊的演講組成；呼籲死刑，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更寬鬆的槍支獲取管制，攻擊左派、同性戀和其他社會的敵人。他六次當選，他在軍營及周邊地區中的選民基礎穩定保持在相同的水平——大約10萬張選票——直到2014年，選票突然翻了兩番。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一躍升，儘管明顯受到了經濟危機的提振，然而它不僅僅是經濟危機總體影響的結果。
媒體（尤其是該國首屈一指的新聞雜誌《Veja》）為了推動社會民主黨的總統競選運動，激起人們對腐敗的憤怒，反勞工黨（antipetismo）成為巴西政治文化中一股強大的潮流，中產階級藉此對抗勞工黨的支配。但在這方面，沒有人能與博爾索納羅的敵意相匹敵。此外，他從2013年的城市起義中學到了一些社會民主黨沒有學到的東西。當時，聖保羅年輕的新右翼活動家——遠遠領先於他們的長輩或一般的政治階層——率先使用社交媒體來動員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他們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者，而博爾索納羅不是，他們之間幾乎沒有接觸。但他能看到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並先於所有競爭對手在里約熱內盧開展了自己的個人行動。到2017年底，他已經遙遙領先，在臉書上擁有700萬名粉絲，是該國主要報紙的兩倍。
他對自己媒介形象的成功經營，不僅僅是暴力言論的結果。國外媒體對博爾索納羅的報道給人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持不懈的野蠻狂熱者，這其實是一種誤導。他的公共形象要更加模稜兩可：當然有粗魯和暴力，但他也有孩子氣的、頑皮的一面，能夠討人喜歡，有時甚至是自嘲式的良好幽默感，儘管兩人常常被放在一起類比，他與特朗普的咆哮風格相去甚遠。他雖然沒有像盧拉那樣出身寒微——他的父親是行走在小鎮之間的無證牙醫——但以巴西精英階層的標準來看是徹頭徹尾的平民。雖然他現在很富有（擁有5處房產），但他的平易近人並不做作。他的魅力尤其吸引年輕人，包括一般大眾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博爾索納羅結過三次婚，前兩任妻子給他生了四個兒子，第三任妻子米歇爾生了個女兒（他戲稱為自己“軟弱的時刻”），米歇爾是從“上帝大會”中分拆出來的一個分支的志願者，這一分支的電視佈道領袖是巴西第三富有的牧師（據說身價1.5億美元），曾主持了這對夫婦的婚禮。在他被聯邦警察調查後，她去了他們公寓附近的一個“浸信會態度”（Baptist Attitude）教堂。雖然出身天主教，博爾索納羅曾與一個牧師用前往以色列受洗，獲得了最好的福音派認證。家庭是他的政治堡壘。與特朗普一家不同，博爾索納羅的三個大兒子都在競選中取得了成功：一個現在是里約熱內盧議會的議員；另一個在聖保羅，是巴西曆史上得票最多的議員；第三位則是里約熱內盧的政務會委員。他們經常被看作是博爾索納羅身邊的智囊團與保鏢的混合體，而米歇爾則是面向外部世界的看門人。
儘管長期以來博爾索納羅在國會裡多少有些孤僻，但他明白，要當上總統需要盟友，並顯示出他有能力獲得這些盟友。他將五星上將漢密爾頓·莫拉奧（Hamilton Mourao）選為競選夥伴。莫拉奧因過於直言不諱而剛剛退休：他曾公開抨擊迪爾瑪政府；還曾宣佈，如果巴西司法部門未能恢復秩序，軍方應介入；並提出代總統有必要發動“自動政變”（auto-coup）。（在其他的場合，他說這個國家需要改變其人口成分，因為印第安人太懶惰，黑人太狡詐，而葡萄牙人被寵壞了。）考慮到博爾索納羅的主要政治基地一直是軍事基地，莫拉奧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也能爭取軍隊的認可。但他也需要讓商界消除疑慮，後者不僅把他當做一個變數，還要把他看做一個有著“國家主義”一貫投票記錄的國會議員，反對私有化，不願接受外國投資。因此，他面帶坦率的微笑，承認自己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有能力向那些懂得更多的人學習，也會找一位經濟學家當自己的導師。
保羅·格德斯（Paulo Guedes）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過培養，在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接受過教育，回到里約熱內盧後成為一名成功的金融家。儘管他的經濟學同行對他評價不高，他也從未在巴西從事學術工作，但他是該國最大的私有投資銀行BTG Pactual的聯合創始人，從中賺了一大筆錢，並在該銀行卷入“洗車”調查之前跳槽去了其他企業。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對巴西經濟弊病的首要補救措施是將所有國有企業和資產私有化，以償還國家債務，並放鬆對眼前每一筆交易的監管。有了這些承諾——儘管有些人懷疑它們能否如此輕易地兌現——資本沒什麼可抱怨的。金融市場問題被解決，安全和經濟問題得到處理，接下來只剩下腐敗了。在第一輪選舉結束後，博爾索納羅派出格德斯去拉攏莫拉奧入夥。他不需要什麼勸說，在第二輪投票開始的幾天後，博爾索納羅宣佈，莫羅接受了他的邀請，即將出任新政府的司法部長。馬尼·普利特的地方法官們打算整頓意大利的政治體系，他們讓第一共和國的執政黨付出了代價，卻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把貝盧斯科尼請了進來。在巴西，“洗車”案的明星法官在取得幾乎相同的成績後，卻開開心心地加入了怎麼看起來都是一丘之貉的新政權。
三、博爾索納羅的政策：緊縮與私有化
今年1月上臺的新政權標誌著與勞工黨時代的徹底決裂，這甚至超出了迪爾瑪下臺後在選舉中嚴重受挫的勞工黨領導層的想象。其核心是在軍事獨裁結束三十年後，武裝部隊重返政治舞臺的前列，甚至都不需要進行機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巴西的民主不是民眾對抗將軍們的起義奪取的，而是將軍們認為他們的使命——消除對社會秩序的任何威脅——完成後將權力交還給議會的。1964-1985年的共謀者和施虐者沒有得到任何清算。他們不僅免於控告，由法律豁免了其所作所為，而且他們推翻第二共和國的行徑受到憲法認可，其統治者被合法化為巴西的正規總統，而他們引入的立法也被視為與過去的正常法律具有連續性。在所有的案例中，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南美的專制政權都將赦免他們的罪行作為撤回軍營的條件。在每一個國家，一旦民主得到鞏固，這些赦免就會被部分或完全廢止，唯獨巴西例外。在其他國家，在一到五年內都成立了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來調查過去。在巴西，眾議院花了23年的時間才批准了一項法律，但沒有對它所指名的犯罪者採取任何行動。事實上，2010年最高法院宣佈特赦法是“巴西民主的基礎”。八年後，在紀念憲法頒佈30週年的一次演講中，最高法院院長迪亞斯·託佛利（Dias Toffoli）——曾受勞工黨差遣的法律男孩，可以說是當今政治格局中最卑鄙的人物——在將軍們離開後正式祝福他們掌權，並告訴聽眾：“今天我不會再叫它政變或者革命，我叫它1964年運動。”
軍方在2018年初就有了選舉發言權。今年4月，巴西最高統帥愛德華多·維拉斯·博阿斯（Eduardo Villas Boas）以巴西武裝部隊珍視的最高價值——國家穩定之名，警告不準授予盧拉人身保護權。博爾索納羅安全當選後，博阿斯對新總統的勝利表示歡迎，稱這是國家能量的釋放。今年1月，博阿斯感謝新總統將巴西“從禁錮自由思想的意識形態枷鎖中解放出來”。他說，今天討論1964年事件是荒謬的，而真相委員會將損害這個國家的利益。公共安全問題也是國家安全問題。維拉斯·博阿斯曾參加過一次定期的軍事幹預行動，以恢復里約貧民窟的秩序，他看到文官的不稱職讓他們的行動變得多麼枉然。根據維拉斯·博阿斯的說法，這與2004年巴西對海地的軍事幹預類似，當時的干預時間太短，軍隊一撤離，混亂就捲土重來。博爾索納羅沒有吸取教訓，他的第一個關鍵任命是奧古斯托·赫勒諾將軍，這位將軍曾任被派往海地維和的巴西軍隊的指揮官，目的是阻止海地叛軍對總統阿里斯蒂德的驅逐——讓赫勒諾將軍引以為恥的是，派出他的人正是盧拉，目的是為了取悅華盛頓。赫勒諾被任命為總統府“機構安全”的首腦，相當於一種超級參謀長。總統府另一個曾被派往海地的老兵是桑托斯·克魯斯（Santos Cruz）將軍，負責與國會的關係。還有另外兩名軍官分別負責國防部和科技部。這一團體中最有權勢的赫勒諾毫不掩飾他的信念，在他的格言中可見一斑：“人權屬於義士”（direitos humanos são para humanos direitos），而不屬於其他人。他在政府的第一個聲明是將槍支與汽車相提並論，認為這是每個公民都有權擁有的東西。
金融市場更為關心的政府經濟路線則更加脆弱。格德斯在自己身邊召集了一個團隊，成員大都是志同道合的激進新自由主義者，他們受到商界的熱情歡迎，並能夠在特梅爾已經實施的放松管制基礎上繼續發展。首要議題是廢除現有的養老金制度。耗費了三分之一的稅收收入，其中超過一半的養老金——男性平均從55歲開始領取——都由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領取，而最貧困人口只分到不到3%，這在任何尺度的社會正義上都是站不住腳的。然而，不平等自然不是養老金標準改革方案的驅動因素。與其他國家一樣，巴西的首要任務不是糾正這一問題，而是削減預算中的養老金成本，而其他公共支出削減計劃正在醞釀之中。私有化被宣傳為償還債務的方式。在另一名海地老兵的主導下， 100多個這樣那樣的國有資產——主要是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港口、機場——以效率和更好的服務之名被計劃處理或關閉。就像在卡多佐任內一樣，許多最有油水可撈的投資無疑將流向外國投資者。無怪乎英國《金融時報》對即將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感到興高采烈。為什麼要擔心一些政治上的失誤呢？該報拉丁美洲編輯認為：“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ópez Obrador，墨西哥左翼總統）對自由民主的威脅甚於博爾索納羅。”
當然，對經濟進行前沿的強制性徹底翻修需要通過國會批准。鑑於許多國會議員依賴於向其所在地區提供聯邦資金，而緊縮政策將會削弱他們的能力，所以巴西的許多評論都預計會出現阻力。私有化也常常被認為與巴西軍方的中央集權民族主義大相徑庭——作為一名議員時，博爾索納羅本人強烈反對私有化——因此，私有化在實踐中可能會被淡化。在這兩方面，一些懷疑是有根據的。在勞工黨執政期間，立法機關是行政意志的根本障礙，限制了行政機關的能力，使其做出妥協，結果落得聲名狼藉的下場。但這種預測的前提是一個激進政黨控制憲法中的一權，與此同時保守主義政黨大雜燴控制另一權，兩者分庭抗禮。在卡多佐的中右翼政府統治下，總統和國會之間不存在類似的緊張關係。博爾索納羅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明顯將更加激進，但要求改革的民眾呼聲也要高得多，國會對改革的抵抗力量明顯減弱。博爾索納羅在選舉結束後幾周臨時拼湊的社會自由黨（PSL）一旦從腐敗小集團的巨大泥潭中抽身而出，將成為眾議院中最大的力量，曾經強大的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運動黨如今淪為昔日軀殼的影子，在國會中的席位銳減了一半。社會民主黨及其掌舵人的潰敗尤為引人矚目。在沒能說服一個徒有其表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蔘加總統競選後，眼睜睜看著他的政黨候選人獲得不到5%的選票，又拒絕支持阿達在第二輪選舉中對抗博爾索納羅，卡多佐終結了在聖保羅社會民主黨中的權力，毫無疑問，很快將交出全國範圍內的權力，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兼企業家若昂·多利亞（Joao Doria），他主持了一檔模仿特朗普的《名人學徒》（Apprentice）的真人秀節目。這個爬行動物在一張傳單上厚顏無恥地碰瓷大選勝利者，稱自己是他的孿生兄弟“博爾索多利亞”。詩意的公正（poetic justice，意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國會，這一潮流很可能會以同樣的速度滾滾而來，議員們貪婪或恐懼地爬上了這條船，至少在一開始就給了行政部門所需的多數票。至於軍方對私有化或外國收購的抵制，1964年掌權後巴西首位執掌國家的將軍卡斯特魯·布朗庫（Castelo Branco）並不反對這兩種政策。他的計劃部長、後來擔任駐倫敦大使的羅伯特·坎波斯（Roberto Campos）以直言不諱地擁護自由市場和外國資本而聞名。博爾索納羅剛剛任命坎波斯的孫子為中央銀行行長。有人相信出售公共資產會在博爾索納羅和他的禁衛軍之間製造隔閡，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新政權面臨的更嚴重的一個風險是“洗車”調查尚未完成的事業。新一屆國會與舊國會如出一轍，充斥著受賄者、回扣的分發員、不義之財的生產者，在孜孜不倦的腐敗中摸爬滾打了一生——事實上，國會已經成為那些被警察盯上的人的避難所，這些人蔘選議員只是為了讓自己獲得免於起訴的豁免權，其中最為顯眼的就是面臨多項指控的阿埃西奧。博爾索納羅及其家人也不乾淨，調查者不僅在選舉後發現他兒子弗拉維奧（Flávio）的可疑交易賬戶，而且更具爆炸性的是，他與里約熱內盧的一名前憲兵上尉有聯繫，此人曾兩次因民兵式殺戮的指控而被捕，可能與謀殺黑人立法委員和活動家瑪麗埃爾•弗朗戈（Marielle Franco）有關，去年弗朗戈之死曾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莫羅擔任地方法官時因鐵面無私而飽受讚譽，作為司法部長的他能否繼續擦除不法的汙穢？他已經解釋說，如果國家已經被清理乾淨了，那麼他多年來一直堅持的反腐十項措施就成了過去式，需要“重新思考”，並不是所有的措施都那麼重要了。然而，如果完全擺脫“洗車”案的動力機制將會毀掉他的地位。如果國會試圖通過一項針對腐敗案件的大赦法案（這是特梅爾提出的一項舉措），那麼權力衝突將全面展開——如果反過來，莫羅向最高法院施壓，要求解除過多議員的豁免權，情況也將如此。這是最可能失火的前沿戰地。
四、博爾索納羅的底色：法西斯或民粹主義？
由博爾索納羅本人及其後代和親信組成的小圈子，把持著新政權的各個要害部門。他們的到來標誌著巴西權力版圖的重大變化。1954年，巴西總統格圖裡奧·巴爾加斯（Getúlio Vargas）在卡特特宮（the Catete Palace）開槍自殺後，里約熱內盧結束了200年的首都地位，失去了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巴西利亞的建設始於1956年，並於1960年竣工。此後巴西總統分別來自聖保羅（雅尼奧、卡多佐、盧拉）、里約熱內盧（若昂）、米納斯（伊塔馬爾、迪爾瑪）以及東北部（薩爾內、科洛爾）。政治上被降級後，里約熱內盧在經濟、社會和自然上都出現了衰退，有些人會說，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腐敗了。無論是勞工黨還是社會民主黨，都沒有在這個城市獲得多少立足之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裡都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無人區，在國家政治上幾乎毫無建樹。這種情況隨著庫尼亞成為國會領袖而開始發生變化，庫尼亞是一個典型的里約熱內盧人，有一大堆唯利是圖的議員支持他並聽從召喚。新政權完成了這一轉變。里約熱內盧屈居邊緣60年之後重新掌權。政府中最重要的三個職位都被裡約熱內盧人佔據——總統博爾索納羅、財政部長格德斯，以及庫尼亞眾議院議長職務的繼任者、矮胖的修理工羅德里戈·瑪雅（Rodrigo Maia）。在內閣中，沒有一個部長來自北部或東北部，他們僅來自巴西26個州中的6個，其中最大的隊伍、四分之一的部長都是土生土長的里約熱內盧人。這在共和國曆史上尚屬首次，是一個顯著的轉變。
那麼如何對博爾索納羅進行歸類呢？巴西的左翼和歐洲的自由主義媒體常常說他的崛起代表了當代版的法西斯主義。當然，在美國和北大西洋的自由派和左派圈子裡，博爾索納羅跟特朗普是一丘之貉，儘管通常會加上一些免責條款——“非常像”、“讓人想起”、“類似”——表明這只不過是懶惰的謾罵。在巴西，這個標籤也不再可信。法西斯主義是對經濟混亂或蕭條時期的社會革命危險的一種反映，它由富有犧牲精神的幹部指揮，組織起群眾運動，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巴西曾在20世紀30年代擁有類似的版本——綠衫的“整合運動”（the green-shirt Integralistas），在巔峰時期吸引了超過100萬成員，擁有善於表達的領袖普利尼·奧薩爾加多（Plínio Salgado），還有大型出版社、出版計劃和文化組織，1935年共產主義起義失敗後，他們甚至在1938年接近掌權。今天的巴西，無論是左翼對建制秩序造成的危險，還是右翼受過訓練的民眾力量，情況都根本無法與當時相比。1964年，在一個軟弱的總統領導下，一個在軍隊內部有影響力的主流共產黨，一場富有戰鬥性的工會運動，以及農村地區不斷加劇的動盪，而這激起的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傳統的軍事獨裁。2018年，舊時的共產黨早已不復存在，好鬥的工會數量寥寥無幾，可憐的工會被動而分散，勞工黨是一個溫和的改革政黨，多年來與大企業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博爾索納羅的四處噴火可能幫他贏得選舉，但在他的領導下，幾乎沒有什麼有組織的運動基礎，也沒必要進行大規模鎮壓，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大規模的反對派可供鎮壓。
博爾索納羅更適合被歸類為民粹主義者嗎？如今，這個詞就像首鼠兩端的媒體的萬能炸彈，正遭受著通貨膨脹的困擾，效用已經大打折扣。毫無疑問，他作為當權派勇敢敵人的姿態和作為人民粗野代表的作風，通常被視為民粹主義的全部本領。他將美國總統作為自己的模仿對象，甚至青出於藍地將自己裹在國旗裡，並在推特上滔滔不絕——上任第一週發的推特比特朗普還多70%。但觀察一下今天的右翼民粹主義畫廊，可以發現博爾索納羅至少在兩個方面不符合標準。巴西2.04億人口中，只有60萬人在國外出生，佔0.3%，而美國和英國的這一比例約為14%，德國約為15%。當然，種族主義是一個問題，與特朗普一樣，博爾索納羅也曾對此發出過祕密呼籲，鼓勵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使用種族主義暴力。但與特朗普不同的是，他在民調中贏得了大量黑人和混血選民的支持，而且不太可能冒類似北大西洋排外反移民言論的風險。事實上，他所在的政黨在國會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員不是白人——這一比例高於備受吹捧的美國第116屆國會“進步”的民主黨。
第二個顯著的區別在於博爾索納羅的民族主義特徵。巴西既不像歐盟那樣受到主權喪失的困擾，也不像美國或英國那樣受到帝國衰落的威脅，這兩個因素驅動了北半球的右翼民粹主義。他那愛國主義的捶胸頓足更多是故作姿態。如今，他已不再是外國資本的敵人。他的民族主義，在表達上足夠誇張，本質上是以反社會主義、反女權主義和恐同的惡毒比喻等形式出現的。用當地的話說，這是一種“消極”民粹主義的悖論，至少在原則上，這種民粹主義完全願意將國家資產移交給全球銀行和企業。
與其最類似的政治家特朗普相比，博爾索納羅顯示出一系列不同的優勢和劣勢。儘管博爾索納羅出身卑微，但他沒那麼文盲。軍事院校的教育使他明白，書本對他來說並不完全是個謎。意識到自己的某些侷限性，他缺乏特朗普那種程度的自大。特朗普對自己的過分自信不僅來自百萬富翁的家庭背景，還來自他在房地產投機和演藝事業上的長期成功。博爾索納羅一生中從未執掌過任何一家公司，他沒有這樣的生存積累。他沒那麼有安全感。與特朗普一樣，他會做出每一種過激的情緒反應，但與特朗普不同的是，如果反響過於消極，他很快就會退縮。其政府運行的頭幾周充斥著各種矛盾的言論，或是收回，或是否認。
不僅在性格上，而且在形勢上，博爾索納羅是一個更加脆弱的人物。他和特朗普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幾乎在一夜之間就獲得了權力。特朗普以46%的得票率當選總統，遠低於博爾索納羅55%的得票率。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意識形態上是狂熱的，對他的支持足夠堅定，而博爾索納羅獲得的支持可能更廣泛，但也更膚淺，正如選舉後的民意調查顯示，他提出的許多政策遭到否定。此外，特朗普是通過接管美國兩大政黨之一而上臺的。博爾索納羅在沒有任何機構支持的情況下，憑藉自己的力量有效地贏得了權力，這是特朗普曾經嘗試而未遂的。這並不意味著他會變得不那麼殘暴，因為巴西的許多此類機構比美國更專制。亞馬遜的原住民顯然是受害者，與黑人的選票相比，他們的選票微不足道。隨著牧場主橫掃他們的棲息地（其長期的結果將難以安撫全球北方遏制氣候變化的悲觀姿態），原住民首先遭殃。同樣，很容易想象——尤其是如果經濟未能復甦，而他又需要轉移人們對經濟的注意力——博爾索納羅會猛烈鎮壓學生抗議。他還會圍捕“無地工人運動”（the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MST），及其在城市裡的姊妹組織“無家可歸工人運動”（MTST），並禁止他們的組織。必要時，他還會鎮壓罷工。撇開雨林不談，這種壓制很可能是零零星星的，而不是整體性的。就目前而言，更多的壓制完全沒必要。
五、巴西及勞工黨何去何從？
那麼勞工黨會怎麼樣呢？雖遠未恢復元氣，但好歹至今尚存。憑藉10%的選票和11%的眾議院席位，它避免了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運動黨的潰敗。盧拉身陷囹圄，情況會如何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有價值的意見存在分歧。對於辛格來說，正如他的兩本書的書名所表明的那樣，勞工黨這些年的核心現實是“盧拉主義”——這個人籠罩著整個政黨。美國最佳的巴西問題學者大衛·塞繆爾斯（David Samuels）意見相反，認為更深層更持久的問題是這個政黨而非個人。盧拉並非墨西哥總統巴爾加斯那樣擁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比不上里約熱內盧崛起的後繼者，同時也不是像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或者萊昂內爾·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這樣沒有真正政黨根基的政治家。他與這些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正統的金融政策，對民主制度的尊崇，他既沒有創造一個圍繞自己的政治體系，也沒有讓位於“他們”與“我們”之間對抗的摩尼教式的煽動性言論。在薩繆爾斯的觀點裡，與勞工黨的組織力量和公民社會的堅定信念相比，盧拉主義本身從未超出一種“弱勢的心理依賴”。辛格既誇大了盧拉的重要性，也因過於關注盧拉的特殊性而將普遍保守的觀點歸咎於窮人。2014年，薩繆爾斯及其巴西同事塞薩爾·祖科（Cesar Zucco）寫道：“透過我們的水晶球，我們將勞工黨視為巴西政黨體系的支點。沒有它，治理將是困難的。”
辛格的預測更有說服力。事實表明，他對無產者心理感受的把握——對混亂的恐懼和對穩定的渴望是準確的。他目光如炬，在2012年著作《盧拉主義的感覺》（Os Sentidos do lulismo）的許多文章提到了科洛爾和雅尼奧·奎德羅斯（Janio Quadros）的先例，讀起來就像是6年後博爾索納羅在巴西人民眾望所歸中獲勝的場景。這對勞工黨和其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意味著什麼？在他入獄之前，一位採訪者對盧拉說：“有人說，巴西的問題在於它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戰爭，什麼是破裂。” 他的回答是：“我同意。有趣的是，每當巴西處於決裂邊緣時，都會達成一項協議，一份自上而下的協議，因為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永遠不想離開。”這個迴應很能說明問題，他排除了上層人士希望決裂的可能性——當然不是跟左翼決裂，而是跟右翼決裂。然而，這正是勞工黨在2016年至2018年所遭遇的情況，他們至今尚未達成協議。執政期間，只要一切順利，勞工黨就會造福窮人，但它既沒有教育他們，也沒有動員他們。與此同時，它的敵人不僅自我動員而且自學成才，幾乎達到了最新的後現代標準。結果是一場一邊倒的階級戰爭。以迪爾瑪被推翻而告終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是巴西前所未有的中產階級受到激發的結果。得益於對社交媒體的掌握，從青年活動家轉移到了博爾索納羅手中，反映了這個國家近乎於一場社會革命的轉型。在2014年至2018年期間，儘管經濟衰退，智能手機的數量超過了居民的數量，而智能手機的使用將使歐洲或美國任何其他的政治調度黯然失色。
當然，這並不是勞工黨未能認識到的唯一致命現實。在執政期間，它拒絕動員支持共同選擇（co-option），而巴西政界和商界的共同選擇意味著腐敗。這是總統辦公室的戰略選擇邏輯。葛蘭西寫道：“在同意和武力之間存在腐敗，腐敗是文化領導權功能難以行使，而使用武力風險又太大的情況下的特點。”文化領導權需要大眾啟蒙運動和集體組織的持續努力，並拒絕脅迫，而勞工黨卻向前所未有的誘惑宣佈放棄文化領導權，結果只留下腐敗。對其領導人而言，任何其他選擇都顯得太困難或太冒險。用辛格的話說，腐敗是其“軟弱的改革主義”付出的代價，也是它帶來的真正好處。但一旦曝光，該黨就找不到任何詞語指認和批評自己的所作所為。相反，它用了欲蓋彌彰的委婉語調，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災難性的準確性，勞工黨解釋說，它需要“克服對巴西傳統政治模式的適應”，這只是暫時的妥協，僅僅是一種求共存的方式。
文過飾非並不能使勞工黨擺脫過去，至今勞工黨仍然以一種極其痛苦和麻痺的方式繼續被其束縛。“洗車”調查和它的明星受害者之間舊賬還遠沒有算清。盧拉因視察海濱公寓被判12年監禁，這僅僅是個開始。基於類似指控的第二場審判——在任職期間，他曾用政府合同僱傭了一家建築公司為其朋友的鄉間別墅進行修繕——已接近尾聲，可能會做出類似的判決。總的來說，這些指控仍然是相對瑣碎的，但監禁卻毫不含糊。然而，接下來更嚴重的指控不僅是私人濫用職權，而是貪汙鉅額公共資金——在盧拉任總統期間，國家石油公司處理了數億美元——基於該黨領導層的叛徒為減刑而作的證詞，而這位叛徒曾是他的左膀右臂、前財政部長安東尼奧·帕洛奇。帕洛奇現在正在為更多的指控充當證人。政府將確保最大限度地宣傳即將到來的大型審判。它需要幹掉盧拉。
對盧拉的個人事務缺乏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的審判，很容易理解，勞工黨及其同情者對此感到深深的憤怒。接下來擺在他們眼前的可能是，被汙染的、同時也具有巨大潛在破壞性的證據，對前總統的詆譭和人身限制有可能成為一個無限期延長的過程。勞工黨該如何應對？盧拉在獄中並沒有被削弱，他仍然是巴西最重要的政治資產。然而，對許多人來說，這幾乎同樣是一種負擔。給予盧拉歷史性公正似乎超出了勞工黨的能力。但勞工黨仍然依靠他來穩定領導，但如果不跟他切割，就會冒喪失信譽的風險。要拴在這支錨上，還是展翅翱翔？許多人認為，如果盧拉完全抽身而出，勞工黨將迅速分裂。在這樣的僵局中，激進分子很可能會希望，在博爾索納羅統治下的巴西，情況會惡化到幾乎沒有人會再關心過去的醜聞，他們的行徑會在未來更大的動盪中被抹去。
十多年來，巴西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順應時代潮流、拒絕深化資本新自由主義制度、放鬆對最不富裕人群的某些苛刻要求的大國。這種經驗是否必須就此結束仍未可知。群眾沒有被召來保衛他們所獲得的東西。幾個世紀的奴役將這個國家與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區分開來，難道這就使得民眾的消極情緒無法克服嗎？有時辛格會暗示類似的觀點。而在其他方面，他又更加迫切，他最近寫道，巴西未能實現所有公民的社會包容，而這正是獨裁統治後一代人的任務。如果缺少社會包容，就沒有其他可行的社會工程。另一位敏銳的觀察家塞爾索·羅查·德·巴羅斯（Celso Rocha de Barros）的觀點稍微樂觀一些，他認為盧拉主義不會終結，直到有更好的東西取而代之。人們必須期盼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但記憶可能褪色，而在其他地方，社會排斥已被證明是非常殘酷可行的。左翼總是傾向於向自己喜好的方向預測。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失敗會自我糾正，這是錯誤的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