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頌文 | 做演員的“孤獨”和“尖刺”

文 | 耿凌波

導語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曾說過,“人終其一生的努力,不過是對童年已形成的性格的修正”。母親去世以後,張頌文逐漸形成了一套“盡人意,聽天命”的處世哲學。

張頌文聲音輕柔,脣上蓄著鬍鬚,高高的鼻樑襯托得目光十分深邃,聊到盡興處,彎起一雙笑眼。我試圖將他與電影裡的建委主任“老唐”對號入座,卻相當吃力,他抽離人物似乎不著痕跡。

拆遷械鬥現場,唐奕傑被前呼後擁著站上廢墟最高處,油亮的額頭上滲出豆大汗珠,他放下官腔安撫群眾:“我阿婆就住在春風街三十三號,我向大家承諾,要拆就先拆我唐奕傑的家......”

霓虹迷幻的舞廳裡,林慧用狂浪的舞姿撩撥著所有男人的目光,姜紫成遊刃有餘地穿梭在百花叢裡。此時的唐奕傑還是個年輕小夥,正用笨拙的舞步艱難地融入不屬於他的熱鬧......

電影上映不久,呂彥妮發表了一篇文章:《張頌文拒絕了我的專訪......》,和我在首映現場見到的張頌文,又不太一樣。他談鋒犀利,周遭環繞著嚴厲的氣場,讓試圖觀察他的人變成被觀察者,給人的感覺像鷹。

原來張頌文也有“尖刺。”

時間久了你會發現,與他相處,就像是看他的表演,熨帖、舒服。而寫他則像是“剝洋蔥”,本人躲在角色背後,情緒藏在第一印象背後。很難說,剝落的那一層是真實還是浮沫,但試圖去觸碰,他總能給你驚喜。

矛盾感

在演員這條道路上,張頌文選擇了一場“苦旅”。

專訪張頌文 | 做演員的“孤獨”和“尖刺”

他入行較早,得婁燁賞識,兩人已經合作了四部電影,但在《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之前,張頌文一直籍籍無名。《人物》形容他,“入行快20年,卻像是今天突然闖出來的。”

“我只是老覺得,這個東西是不是很重要,重要到比你生命還重要?”你問他,反而會得到他的反問,相比“出名要趁早”,張頌文更願意遵從內心,“沒那麼重要吧,最重要的應該是,明天吃飯和家裡衛生搞好了沒有,你家裡的老人你照顧好了沒有,跟你在一起生活的工作人員他們快不快樂。”

張頌文拒絕採訪,不是第一次。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首映當天,片方給他安排了四家媒體,之後再有記者來約,他悉數拒絕了。問及原因,張頌文很坦白,“聊幹了”。關於電影、關於表演,他已經在密密麻麻的映後交流中聊過好幾輪,而關於自己、關於生活,他又有意與外界保持距離。

他一點也不擔心缺少曝光會讓自己蟄伏期過長,“曝光,這個詞我不介意,我也不反對,但是我也不嗨它。”曝光對他而言意味著什麼?“我跟很多中國很好的電影導演聊天,其實他們也並不嗨這個,他們還是相信誰最合適。當然,合適的前提你又有一定的知名度就更好了。”

“如果一個演員去演戲,導演問你到底有沒有生活、會不會演戲,那再大的明星又如何呢?你的工作都沒有及格。”張頌文分析得很透徹、看得很淡然。

但面對自己喜歡的戲,這種理智和剋制又會被拋諸腦後。“別老說自己熱愛電影,真熱愛就表現一下嘛”。一遇到婁燁,他就招架不住,拍了四部電影,更像是陪著導演做了一場夢,“我們每個人都很想讓婁燁好好的把他所有的重點放在製作上,所以演員都不談片酬。”

沒有名氣又掙不到錢,曾有過整整一年,張頌文工作不到一個月,只客串一部戲,剩下的十一個月全在“休息”。說起來是“休息”,實際上就是沒戲拍。每天借去菜市場買菜的機會打發時間,“一來一回耽誤兩個小時,我就覺得今天有事情幹”。

“你不會焦慮嗎?”維持著與演員這個光鮮職業不相稱的平淡20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我經常焦慮”,他坦白,神情裡有些無奈,“我見誰就訴苦,或者跟人家說我特別著急,只能讓別人笑話。”和劇組談片酬,張頌文也總是磨不開臉面,一句可憐兮兮的“反正看著給就行”,就放棄了主動權。

但生活的艱難,遠比他想象的難。除了補貼自己的生活開銷,張頌文還要負擔一個朋友子女的學費。

“有些年少時誇過的海口,就一直導致我這二十年都過得挺窮的”,“海口”聽起來像是飯局過後、酒勁上頭的吹牛,“其實有的時候朋友之間開玩笑,未必需要你真的......”我試圖提出假設。“那不是玩笑”,張頌文正色,“我一個朋友去世了,他太太自己帶孩子,在沒有改嫁之前,我跟她講,我說你不用擔心,你所有的生活費用我來負責......”

理想在天上,生活在腳下,兩種拉扯,時常會讓他身陷齟齬。

悲觀主義

張頌文身上有一種憂鬱的氣質,他相信宿命、相信緣分,“我總覺得‘放棄了’就代表,本身你跟它的緣分就到了。”

專訪張頌文 | 做演員的“孤獨”和“尖刺”

初三那一年,張頌文的母親因病去世。“她去世之前,在醫院裡待的時間很長,整整兩年”,幾乎花光了家裡的所有積蓄。有好心人告訴張頌文,某種草藥可能對母親的病有效,他就一股腦扎進深山去挖,又聽說附近哪個“神醫”很高明,他就跑去央求。

“但再盡力,她終究是離開你了嘛”,那是張頌文第一次品嚐到無能為力的滋味,“想想那個盡力的過程,至少我不後悔”。

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曾說過,“人終其一生的努力,不過是對童年已形成的性格的修正”。母親去世以後,張頌文逐漸形成了一套“盡人意,聽天命”的處世哲學。

“我的每一任經紀人都對我很無語,因為談要不要上一部戲的時候,我都跟他們講,不用努力,就覺得它肯定不行就好了,這樣大家心情好一點。別弄的好像就是你的了,說導演很想跟你合作,劇本你又喜歡,所以這次我們一定能上。這種樂觀態度不是不行,也可以。但萬一出了紕漏,你沒上,那是不是會很失望?”

張頌文做事,果斷、較勁,有著“決絕”的一面。

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他就辭掉了人人豔羨的高薪工作,用一千元的價格賣掉了三萬多塊的傢俱電器,毫無留戀地直奔北京;決定轉型大銀幕,他就放棄了處在上升期的電視劇事業,從戲份零星的小角色起步;決定接手《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中唐奕傑一角,就一口氣增肥27斤,殺青後又用最短的時間恢復了身材。

“我們這一類人,都相對原則性較強”,張頌文在年少時就養成一個習慣,每晚休息之前,都要在紙上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列出來,“一開始都記得很短,一兩件事情,現在成年了,多得時候要記二三十件”,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好比我家的金魚,明天一定要餵了,剛好四天了”,張頌文一邊說,手裡一邊比劃,做出正在記錄的樣子,“包括我們家的蘭花,它到了澆水期,你得澆,不澆它長不好”,“還有誰明天生日,記得發個信息,祝賀他一下”。

每天記錄、嚴格執行,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但幾乎沒有大事”,無法掌握和預料的事情,不會出現在他的記事本里。在他看來,拿下某個榮譽,爭取某個角色,都是“摸不著的”。“榮譽這個東西,你相信它,它就是真的,你不相信它,它就是假的”,而能否飾演哪個角色,“更不是由你來決定規則,而是由用你的人來選擇你”。

面對這些“變數”張頌文一直都很通透,“凡事我一定全力以赴,做到自己的能力最大範疇”,但也接受,“有些時候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改變一切”。

自矜


專訪張頌文 | 做演員的“孤獨”和“尖刺”

張頌文特別喜歡逛菜市場。

生活當中,他必須要自己買菜,“用來打發演員的孤獨感”;呂彥妮去採訪他,他二話不說,先帶人家去買趟菜;到國外參加電影節,他一頭扎進菜市場,別人打卡歷史遺蹟、網紅景點,他打卡當地人民的菜籃子。

你和他聊天,會發現張頌文活得特認真,表演之外,他最懂生活,“什麼樣的花該怎麼澆水”,分析得頭頭是道。“我們這代人,70後,小時候在家裡是要承擔一個任務:洗菜、煮飯,還要做一定的家務,包括洗衣服、擦窗戶...所以我從小就會做飯。”

金牛座,天生好吃,張頌文就老去研究。

“挑食材決定了一個菜出品的口感,你食材買對了,用白開水焯了,都覺得好吃;食材沒買對,你就得拿各種花椒,掩蓋它本身的味道”。他自家院子裡開闢了一個小菜園,很多人都成了這個菜園的受益者,“有一年,大白菜太收得多了,有三、四百斤,我留了可能有一、兩百斤,剩下的就到處送朋友”。

這些生活中樁樁小事,看似瑣碎,實際上正是演員創作的土壤,“我有點有意識地這樣去做,我知道戲從生活中來,所以我必須要接觸生活。”

2011年,電影《幸福額度》開拍,張頌文教導林志玲表演,一個練習過後,他忍不住責備,“你一點生活常識都沒有”。志玲姐姐初次接觸表演,雖然勤奮但始終不得要領,只能承認,“老師我確實這方面缺乏生活常識”。張頌文覺得非常疑惑,“你生活中、走在街上沒有觀察過這些嗎?”“因為生活中不能走在街上”。

林志玲的回答讓他恍然大悟,張頌文不住地感嘆自己“格局小了”,他忽略了眼前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一個素人,而是一個大明星。

事後,他反思自己,“正因為沒有少年得志,才恰巧給了我一個很大的空間,可以自如地去觀察人和生活,所以我就吸收了一些很真實的影像,儲存在大腦裡,但如果我是劉德華,那就不是你在看別人,而是所有人會圍觀你。”

張頌文享受以素人的視角,去捕捉表演狀態。

他和北京地鐵口的很多工作人員都熟,“我老坐在那兒,看著每天進進出出的人,就盯著他們看,我想看一些有趣的人。”

一直以來,張頌文雖然在生活,但並沒有把自己徹底放逐在生活的瑣碎裡消磨,而是始終保有一份藝術從業者的自矜。

鄉愁

“你怎麼看待鄉愁?”,聽到這兩個字,張頌文彷彿條件反射一般,慢悠悠地背起了余光中的《鄉愁》: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專訪張頌文 | 做演員的“孤獨”和“尖刺”

張頌文22歲離開故鄉,二十年一直漂泊在外。有人說他有鄉戀情結,這不假。

為了百科詞條上的一個確切的籍貫地址,他纏著經紀人反覆修改,“我的籍貫不是廣東這麼膚淺的,我的籍貫是廣東省韶關市新豐縣......”,經紀人覺得莫名其妙,哪有人這麼寫的。張頌文不管,“沒有我也得寫上,我是哪個城市的”。

後來再聊起這件事,經紀人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寫上韶關呢?”張頌文覺得要誠實,“我確實就在韶關長大的,這個不能磨滅它啊”。採訪當天再聊到這個話題,他仔細想了想,“我最美好的記憶都發生在廣東韶關那個地方,所以走到哪裡我都很願意聊一聊,我是廣東韶關人”。

“我也不理解鄉愁是什麼,但有沒有鄉愁呢,可能有。”

時針撥回到2000年,張頌文剛剛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為了糾正口音,他瘋狂地讀報紙、看新聞、聽廣播,把自己的話錄下來,一遍遍聽、一遍遍找同學糾錯,練到嘴角乾裂。

畢業以後,他的普通話字正腔圓,但卻說不出純正的韶關話了,這成了橫亙在他心頭的一道隱傷。

“來我家的朋友都知道,我特別愛聽廣東歌,因為我當前的生活環境裡,沒有機會講我的母語——廣東話,所以我家的背景音樂經常是廣東歌。讓我感覺唯一能跟家鄉有聯繫的,可能就是一個母語的歌在不停地播放”。

“我等我再老一點,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老家,肯定得回去的,落葉要歸根嘛。我最快樂的少年時期是在那裡長大的,所以想到那個地方就很感覺溫暖。”這是張頌文第二次提到少年時代。

“那你那個時候最開心的一段時光是什麼?”我問他。張頌文停頓了大概20秒,眼眶一紅,“應該就是自己的媽媽還在吧”。他擺擺手,示意停掉攝像機,情緒穩定之後,又問我,“或許這並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你最後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還有沒有問題要問?隔了兩天,我給張頌文的助理髮微信,“幫忙問一下張老師,如果重新選擇的話,這二十年還願意以演員的身份度過嗎?”

沒過多久,對話框彈出一條語音消息,張頌文:願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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