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唯一女將領,陳賡許世友曾是她部屬!'
紅軍唯一女師長:張琴秋
在紅軍將領中,張琴秋是唯一的女性。雖然鄧穎超、蔡暢、劉英、賀子珍、鍾月林、鄧六金等老大姐也參加了長征,但從事的大多為機要、祕書、及黨團婦女工作,沒有在紅軍作戰部隊中擔任高級職務。1955年授銜時唯一的女將軍李貞,在紅軍時代擔任的最高職務為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而在紅軍時期,張琴秋曾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而陳賡、陳再道、王宏坤、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王新亭、劉華清等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國的大將上將們,當時都曾是她的部屬。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後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紅二、四兩個方面軍,張琴秋與朱德、任弼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賀龍、關嚮應等二十位紅軍高級領導人同為西北局委員,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而她的這一職務往往容易被人忽視。
2000年出版的《張國燾傳》,將張琴秋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曾中生、傅鍾等人並列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由於建國後張琴秋擔任了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成為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沒有在部隊工作,所以1955年沒有給她授銜。否則的話,以張琴秋紅軍時代的資歷,是完全可以授中將乃至中將以上的軍銜的。在《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輯由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紹我軍各個歷史時期重要將領的《解放軍將領傳》中,張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權威的《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認定張琴秋是紅軍唯一的女將領。建黨80週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報紙在“80位共產黨員的故事”中,稱張琴秋為“紅軍唯一的女師長”。但這是不準確的,張琴秋並未擔任過其所說的“婦女獨立師”的“師長”,而是“婦女獨立團”的團長。但她後來所擔任的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卻是遠遠高於師長。
從上海大學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張琴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4年11月15日,張琴秋出生於浙江桐鄉縣石門鎮的一戶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張琴秋一直就讀於石門振華女校。在這裡,張琴秋結識了她的小學同學孔德。從振華女校畢業後,張琴秋先後到杭州女子師範學校和蔡元培創辦的上海愛國女校讀書。在上海讀書期間,張琴秋經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認識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著也認識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澤民。早在1921年4月,沈澤民就經沈雁冰介紹,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1923年夏,張琴秋考取了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正巧,黨派沈澤民去南京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兩人於是同行。入學不久,張琴秋由於家庭困難,便輟學回到母校振華女校擔任代課教師。在半年多的代課日子裡,張琴秋開始真正接觸到社會,在生活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她看到了軍閥統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張琴秋把自己鬱積在心中的煩惱和苦悶,全盤寫信告訴了沈澤民。她的直率和富於反抗的見解使沈澤民深為感動,他發現年輕的張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於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熱情寫信幫助,並先後寄去《社會科學概論》等許多進步書刊。在沈澤民的幫助下,張琴秋開始接觸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與光明。這一時期,他們通信頻繁,感情也日漸升溫。
1924年初,張琴秋辭去母校的代課教師,來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後考取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上海大學是一所進步的學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張太雷、惲代英、肖楚女等人都是該校的教師。恰巧,沈澤民此時已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琴秋與時任社會學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同為社會學系的同學。1924年4月,經楊之華等人的介紹,張琴秋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11月轉為中共黨員,成為我黨最早的女黨員之一。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張琴秋與沈澤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25年11月,張琴秋與沈澤民舉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禮。婚後他們與沈雁冰夫婦、瞿秋白夫婦比鄰而居,度過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
1925年11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張琴秋與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孫冶方等一百多人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春,沈澤民隨劉少奇率領的中國職工代表團來莫斯科出席國際職工大會,會後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5月,張琴秋生下了女兒張瑪婭。由於生孩子,張琴秋留了一級,與博古、楊尚昆、李伯昭(楊尚昆的夫人)等成為同學。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學生回國分配工作。張琴秋和沈澤民也都回國。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毅然決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醫院。在1931年1月7日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尚未認清王明真實面目並支持王明的沈澤民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後,沈澤民被剛取得中央實際領導權的王明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不久,為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王明派沈澤民作為中央代表,並擔任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但不久,在黨內資歷很深、見風使舵投靠王明的張國燾被王明任命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
初到鄂豫皖蘇區的張琴秋每天早上總是第一個來到操場,一身戎裝,英姿勃勃。
在去鄂豫皖根據地的路上,張琴秋和沈澤民化裝成鉅商夫婦。一個是西裝革履的瀟灑闊老闆,一個是雍容華貴的闊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們來到鄂豫皖蘇區的中心金家寨。在鄂豫皖蘇區,張琴秋任培養幹部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化裝剛來到鄂豫皖蘇區時,大家都說沈澤民帶來一位漂亮的夫人,對這個洋學生出身的女人能否當好軍校政治部主任還有懷疑。但每天早上軍號一響,張琴秋總是第一個來到操場,腰束皮帶,斜掛短槍,英姿勃勃。當時紅軍女戰士屈指可數,而女指揮員就更是鳳毛麟角了。張琴秋能以非常標準的軍人姿態和響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驚歎。進行政治動員時,她豐富的政治理論知識和雄辯的口才更令人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張琴秋便預見到回國可能帶兵,她不僅在校內的隊列訓練中非常認真,還同男人一樣在夏季去搞野戰演練,從摸爬滾打一直學到連、營、團的戰術指揮。
到了1932年秋,在蔣介石二十萬大軍的“圍剿”下,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在決定紅軍的行動方針的黃柴畈會議上,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領導人都贊成紅軍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據地,越過平漢線,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伺機殲敵後再返回根據地。但沈澤民卻不願走,主張分散打游擊,表示要留下來堅持鬥爭。他說:“我是蘇區的省委書記,我的崗位在蘇區,我不能離開我的崗位。我的職責是和蘇區人民在一起,堅持武裝鬥爭,保衛蘇區,保衛革命勝利果實。”沈澤民受王明的影響,思想較“左”,對工作滿腔熱情,卻缺乏領導經驗和軍事鬥爭經驗。徐向前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談到沈澤民時說:“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工作熱情積極,是個好同志,但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又缺乏領導經驗”;“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玻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
在沈澤民的堅持下,張國燾最後同意他留在鄂豫皖根據地堅持鬥爭。此時已擔任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師長為後來成為共和國大將的王樹聲)的張琴秋隨大部隊轉移。由於長期的勞累,而營養又不良,沈澤民的肺病復發了。經常吐血不止,這讓張琴秋非常擔心。大部隊轉移前,張琴秋與沈澤民依依惜別,成了他們一生中見的最後一面。張琴秋要沈澤民先去上海治療肺病,茅盾也這樣說,但沈澤民不肯離開蘇區。主力紅軍轉移後,在敵人的嚴密“圍剿”下,留守部隊的處境十分艱難。沈澤民又感染上了瘧疾,生命垂危。1933年11月30日,沈澤民病逝,享年33歲。
1963年4月15日,沈澤民的遷葬追悼儀式在湖北紅安隆重舉行。張琴秋攜女兒瑪婭參加了遷葬儀式。抱著沈澤民的墓碑,張琴秋不禁潸然淚下。在回顧沈澤民時,張琴秋曾深情地說:“澤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師益友。通過他,使我找到了黨。從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這條溫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則,像我這樣的人,至多不過當一名賢妻良母罷了。沒有黨的引導和幫助,決不會走上革命道路。這是我永遠也忘懷不了的。”
出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
1932年11月間,在紅四方面軍翻越巍巍秦嶺,進入關中平原前夕,張琴秋被正式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也是土地革命時期乃至整個戰爭年代,女戰士在我黨軍隊中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稱張琴秋為紅軍唯一的女將領毫不為過。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談到張琴秋的政治工作時說:“張琴秋同志任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原為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沿途開展政治宣傳工作認真積極,起了很大的作用。”
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長途西進轉移,無疑是一個重大行動。張國燾卻以保密為由,事先既不在領導層中研究商討,進行中又不向指戰員解釋。他的這種家長式作風引起了廣大指戰員的極大不滿。同時,指戰員們都希望儘快結束這種無根據地的盲目流動。12月初,當部隊西行至陝南城固縣小河口鎮停下來以後,各種意見都出來了。紅四軍政委餘篤三和四方面軍總部的幹部王振華、朱光等私下醞釀著,要到中央告張國燾的狀。一天,張琴秋與曠繼勳、餘篤三、劉杞、王振華、朱光等幾個人便請教威信很高的鄂豫皖根據地領導人曾中生。曾中生很理智,說向中央反映情況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遙遙幾千裡,怎麼個去法?況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會不會聽,還是個未知數。鑑於此,曾中生建議不如寫一份意見書,由他送張國燾。大家覺得這是個好辦法。於是,曾中生根據大家的意見,寫了份材料,準備交給張國燾。同時,大家又推舉張琴秋去做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的工作,以爭取得到他的支持,畢竟他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關係較為密切。張琴秋將大家的意見向陳昌浩說了以後,陳昌浩立即報告了張國燾。
張國燾得知這一情況後,為了應付這些同志的要求並緩和部隊的不滿情緒,於12月8日在小河口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會上,張琴秋和到會的其他同志,都對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和家長式作風提出嚴肅的批評。並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轉移,迅速在川陝鄂一帶創建根據地,儘快把今後的行動方針告訴中央。張國燾對提意見的同志懷恨在心,伺機打擊報復。
在廣大指戰員的浴血奮戰下,紅軍以勢如破竹之勢挺進川北,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的好轉。張國燾對於在小河口會議上給他提過意見的人卻一直懷恨在心,此時他認為打擊報復的時機已經到來,開始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陸續將曾中生、餘篤三、曠繼勳等人殺害。張國燾一天突然找張琴秋談話,要她揭發曾中生等人的“右派”活動,並交代與他們的關係。張琴秋實事求是地談了小河口給張國燾提意見一事的經過,在《我的聲明書》中說:“我曾經同李特同志談國,我們總覺得這樣將部隊開跑,領導上總是不正確的。”張國燾見她態度強硬,拒不認錯,於1933年春撤了張琴秋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派她到紅江縣(今通江的涪陽壩)擔任縣委書記。她也是川陝蘇區的第一位女縣委書記。當時,有不少人都為張琴秋的撤職而不平。但她卻剛正不阿,對於張國燾的打擊,從不屈服。她胸懷寬廣,一切以大局為重,她認為只要是黨的工作,幹啥都行。她接到通知後,二話沒說,打起揹包就走上了新的崗位。
1933年夏,張琴秋從紅江縣委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當部隊離開通江、巴中、南江一帶北上時,張琴秋帶領五百名女戰士,擔任護送三百名紅軍傷員的任務。在苦草壩附近時,她們遭到了軍閥田頌堯一個團的襲擊。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她指揮戰士們沉著應戰,打得敵軍暈頭轉向,敵人還誤認為是遇上了紅軍主力。張琴秋抓緊時機,向敵人展開強有力的政治攻勢,組織大家向川軍的士兵喊話。川軍士兵們紛紛調轉槍口,產生譁變,將川軍營以上軍官們捆了起來,投降了紅軍。捷報很快傳遍了紅四方面軍和根據地。從此,“五百農婦繳一團白軍的槍”,及“女將軍張琴秋指揮如神”的故事在根據地廣為傳頌。
1934年3月,在反敵人“六路圍攻”勝利不久,張琴秋被正式調到紅四方面軍中著名的婦女獨立團擔任團長兼政委。這支“娘子軍”從團長、政委一直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女子。她們都親切地稱張琴秋為“琴秋姐”。在紅軍三個方面軍中,以四方面軍中的女戰士最多。婦女獨立團全團上下的平均年齡不過20歲,連以上幹部,都是“老革命”,到了該結婚的年齡,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於是成了她們青睞的對象。總指揮徐向前在妻子程訓宣被張國燾在“肅反”中殺害了,此後便是孑然一身,而單身的高級領導人當時是很少的。有的女幹部借彙報工作的機會,都喜歡在徐向前面前多呆一會。但他總是一副嚴肅的面孔,只談工作,不講閒話,女幹部們吃了閉門羹,只好悻悻離去,對徐向前敬而遠之。婦女團中唯有一人敢和徐向前說笑幾句,她就是川北人稱為“張大腳”的張琴秋。
徐向前說張琴秋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傑”。婦女團直屬方面軍總部指揮,張琴秋任團長兼政委期間,常常向總指揮徐向前彙報婦女獨立團的工作、生活情況。有一次她彙報說:“有些幹部愛往婦女團轉,想是找老婆哩。”徐向前問她該怎麼辦?張琴秋無奈地說:“我沒辦法,婚姻自由嘛!”徐向前一聽就急了:“沒辦法?你那團是戰鬥隊,不是老婆預備隊。婦女團應作個規定,不準談情說愛,不準男同志去團裡亂串,不準結婚,不準……”徐向前接連說出幾個“不準”。但張琴秋卻不怕這位女幹部敬而遠之的總指揮,與他辯論起來,說革命包括婦女徹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準結婚可以說,不準談情說愛不妥。徐向前說軍人與老百姓、與地方工作的婦女不同,硬是沒那麼多的自由。從嚴治軍,才有戰鬥力。張琴秋提出說士兵不準結婚,幹部結婚可加年齡限制,大齡的可以,年小的不可以。徐向前沒有聽取張琴秋的意見,最後一錘定音:“婦女團內一律都不準結婚,凡要求結婚的,調出婦女團。”
西路軍失敗後張琴秋被俘,後經黨中央營救出獄回到延安。
1936年7月,在紅四方面軍第三次過草地之前,張琴秋與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結婚。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餘人組成西路軍,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已懷孕的張琴秋作為西路軍組織部長,擔負著繁重的幹部調配工作。不久,擔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要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張琴秋送到西路軍總醫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員學習微平臺(cpc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