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張東蓀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作者：藍英年。

張東蓀是何許人？七八十歲的老知識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點，再年輕的就未必知道了。

張東蓀與美臺特務聯繫是他一身最大的汙點

如果70年前問我，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張東蓀是張伯伯。”張東蓀與先君同庚，一同東渡日本，還曾同住一間房。此外，張東蓀的夫人是我嬸母的胞姐，我堂兄一直住在張家。張伯伯有四個子女，長子張宗炳，著名昆蟲學家；次子張宗燧是著名物理學家，據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與愛因斯坦齊名；三子張宗熲精通英語，由於早婚，考上庚款卻沒能出國留學；女兒張宗燁健在，中科院院士。張伯伯的三個兒子都比我大，我依次稱為張大哥、張二哥和張三哥，女兒與我同庚，比我小几個月，我管她叫小妹。張東蓀的長兄張爾田，著名清史專家，我稱他為好爸爸。為什麼這樣稱呼，我至今弄不明白，大概隨張家兄弟的稱呼吧。總之，我從小就認識張伯伯。他居住過的大覺衚衕、東大地、朗潤園和大城坊我都去過，但由於年齡的差距我對張東蓀毫不瞭解。他見到我只摸摸頭，好像沒跟我說過話。

如果60年前問我，我會回答：“張東蓀是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北平和平解放立過大功。”1949年建國前夕他來看過父親，我也隨父親到過他家。1952年春天，我從學校回家，張伯伯正在同父親談話，我走進書房，叫了聲張伯伯，父親叫我出去。我走到書房門口聽見父親高聲說：“你不要再說‘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想想自己的問題，怎樣才能過關。”張伯伯說：“志先，我聽你的，我聽你的。”我知道張伯伯出事了，檢查通不過。但為什麼他愛說“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為什麼檢查，又為什麼通不過呢？我那時剛入大學，吸引我的新鮮事很多，沒再留意張伯伯。後來又聽說張東蓀是美國特務，向燕京大學老校長司徒雷登出賣抗美援朝的情報。回來問父親，父親回答：“我也不清楚，東蓀不會這樣糊塗，你不要問了。”父親似乎不相信張東蓀是特務。直到最近讀了戴晴女士的力作《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才解開我心中的疑惑。有些事如果她不寫我永遠也弄不清楚。

張東蓀是“五四”後中國著名學者兼社會活動家。哲學家牟宗三先生說，五四時期沒有哲學家，“五四”以後有三位：熊十力、張東蓀和金嶽霖，因為他們的學說都成系統。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從中可以看出張東蓀的學術地位，能與熊十力和金嶽霖相提並論的人並不多。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沒讀過，張東蓀的書我不僅沒讀過，甚至沒見過，但讀過他的著作的片斷，多半是批判他的時候引用的。今天看來，他的很多預言都為5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

張東蓀專心著書立說，大概是從1930年秋天由上海遷到北京開始的。司徒雷登邀請他和乃兄張爾田一起到燕京大學任教，此前他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1917年張東蓀接手《時事新報》，他先抨擊時弊，後漸轉為介紹西方哲學，柏格森的《創化論》就是他翻譯並在報上連載的。他又增編對中國文學影響深遠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學燈》先刊載外國文學譯著，1919年後開始發表國人的創作。張東蓀聘請宗白華編《學燈》增設的《新文藝》版，鄭振鐸編文學副刊《文學旬刊》，為當時的文學青年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郭沫若的《鳳凰涅檠》、茅盾用白話文翻譯的一系列短篇小說、郁達夫的《銀灰色的死》和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都發表在《學燈》上。後來的共產黨領袖張聞天和毛澤東不僅是《時事新報》的讀者，也是撰稿者。可以說毛澤東那時就知道張東蓀了。1921年毛澤東寫道：“……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二

1949年1月初，解放軍圍困北平的時候，毛澤東在給林彪的電報中寫道：“……轉告傅作義派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和張東蓀一道出城到你們那裡來談判。”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被查封，張東蓀被日本人逮捕，在日本人面前表現得大義凜然，受到知識分子的敬重，他說的話，比共產黨人的言論更令知識分子信服。於是毛澤東想起了張東蓀，請他作為和談的見證人。張東蓀就這樣參加瞭解放軍與傅作義的和談。但傅作義並不認識張東蓀，介紹他們認識的是北平第一任市長、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先生。何先生與傅作義是北伐時期的老朋友，與張東蓀不時詩詞酬和。何先生在北池子88號何宅宴請傅作義、鄧寶珊和張東蓀。我問過何其鞏的後人那天的情形，她告訴我他們都在廚房吃飯，什麼也不知道。但見過何其鞏事先寫好的一副送給傅作義的條幅：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為保護北平的文物古蹟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張東蓀以64歲的高齡積極投入和平談判。1949年1月7日張東蓀與傅作義的代表周北峰冒著嚴寒越過封鎖線，抵達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薊縣八里莊村。聶榮臻司令員接見了他們。聶司令問出城前傅作義交了哪些底？周北峰迴答傅先生表示了幾點想法：平、津、塘、綏一齊解決；平津解決以後能否允許其他報紙發行；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械方式，採取分批調出城外整編方式。聶司令又問傅作義能否命令蔣系部隊出城。周北峰認為中下級軍官多為傅的人，傅能控制。張東蓀接著說，他看傅作義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讓他體面投降。傅先生派他們來是希望儘快達成和平協議，以免北京毀於戰火，百姓遭受塗炭。聶司令把談話內容電告中央，9日中央覆電：“……傅作義派人出來談判，具有欺騙人民的作用，並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略……你們應與周北峰討論實行此條的具體辦法，逼傅在十二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如張東蓀不願久待，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並派人妥為照顧。”

9日雙方開始會談。解放軍方面參加會談的有林彪和聶榮臻，傅作義方面是周北峰，張東蓀也參加了。周北峰提出6個條件。林彪根據中央軍委來電，談了中共方面的意見。聶榮臻分析了當前形勢和平津戰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業城市天津保全下來，為人民做些好事，別無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決心，當機立斷。”10日下午雙方就軍隊出城改編、城市管理、人員安排進行最後磋商。解放軍蘇靜處長整理出一份《會談紀要》，並強調傅作義必須在14日以前答覆。林、聶在《紀要》上簽字，周北峰隨後也簽了字。《紀要》放在張東蓀面前，請他簽字，但張拒絕了：“我是民盟成員，代表不了傅作義將軍，只能在你們雙方之間充當調解人和見證人。我這次不回城裡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學，而後啟程去石家莊拜見毛澤東主席。”

張東蓀見證了《會談紀要》草簽的過程，認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學的當天晚上，張東蓀在燕大禮堂作了著名的《老鼠與花瓶》的演講：“北平是個花瓶，傅作義是瓶子裡的老鼠。老鼠是可惡的，人人都想消滅它，但它卻躲在一個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滅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採用和平方式，用和談的辦法解決。”朋友們紛紛寫詩讚揚張東蓀的功績，他把這些詩以《圍城題記》為標題，親手抄錄下來，並寫了後記，準備留給子孫。他寫道：“戊子冬，北平圍城。餘與劉厚同、趙少伯、彭嶽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餘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慄慄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頌。餘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種，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東蓀自識。”“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張東蓀不僅在知識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躍升到第三位，僅次於張瀾和沈鈞儒，1949年9月30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此時有些飄飄然了。建國後不久，父親到燕大東大地（燕東園34號）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飯後，他上樓睡午覺，把父親撂下不管。儘管是多年老朋友，這樣做也算失禮。父親倒不計較，帶我到城府街遛彎，回到張府張東蓀才從樓上下來。

毛主席雖說過：“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但在內外政策上，兩人的看法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或者說完全對立。張東蓀不贊成“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認為不能忽視西方，特別是美國，應與美蘇保持同等關係。張東蓀雖不一概反對革命，但對革命有自己的理解：“以增產而求平均，並非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這其間區別甚大，因為均貧富既非增加生產總量，並且同時對於增加生產的努力進行上反是一個妨礙，故必須力避此種過激而有害的舉動。須知凡是一個革命，如果只把經濟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辦法來平均一下，其結果並未使生產總量有所增加，這個革命終歸失敗。”張東蓀這些見解，毛澤東聽了未必高興，但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前夕，不便當面批駁——也許那時在毛澤東心裡就產生教訓張東蓀的念頭了。張東蓀拜見毛澤東回家後，對家裡人說，在石家莊西柏坡見到毛，話不投機……毛大談梁啟超，並說外交上將“一面倒”。

三

到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張東蓀就難過關了。2月8日在小文學院禮堂作檢查。從未作過檢查的人是作不好檢查的。他們不理解作檢查就是為了通過，而不是真心自我反省。張東蓀的檢查分三部分：第一，作為哲學系主任，沒把哲學系辦好，有作客思想；第二，對校務不大關心，開會不到；第三，對“罵人團”不理睬，讓他們鬧得自己翻船。他承認自己受到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是唯心主義的俘虜，喜歡馬克思，但反對辯證法。這樣的檢查當然通不過。2月29日舉行全校教職員工批判張東蓀大會。據章詒和的文章：在這次大會上，有兩個人的發言引人注目，一位是擔任燕大教務長的翁獨健……另一位就是已經調到歷史系並有權代表歷史系教師發言的翦伯贊。翁獨健，這個哈佛大學畢業的大蒙古史專家的發言太令官方失望了。總共不到200字，講了不到5分鐘，只希望張東蓀“低頭向人民認罪”。翦伯贊就不同了。章詒和寫道：“他的講話辭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贊列舉了以下事實作例證：1.張東蓀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裡，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就會餓死’。又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汙點’；2.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裡，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弄成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3.在1946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裡，張東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政，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翦伯讚的發言給張東蓀的歷史問題定了性——反蘇、反共、反馬列主義。會場群情激奮，振臂高呼“徹底肅清反動親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等口號。這時一個揭發者走上臺，展示張東蓀在《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上的親筆題詞：“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還是絞刑。”會場譁然，彷彿爆炸了一顆炸彈。其實這句話不是張東蓀說的，而是英國政治理論家柯亨的話，張東蓀抄錄了，說明他贊成柯亨的看法。張東蓀自然又過不了關。

張東蓀的問題駐校工作組處理不了，上交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請示中央統戰部，統戰部把張東蓀轉交給民盟中央。民盟認為張東蓀的問題屬於思想和言論反動，並沒有反對共產黨的行動。民盟副主席沈鈞儒向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建議，讓張東蓀請假回家反省，李維漢表示同意。沈對張說：“不妨不動，請假反省。”這時毛澤東發話了。他在彭真呈報的材料上批示：“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對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周炳琳自然順利過關，而張東蓀在民盟總部接連檢查了4次仍通不過。民盟主席張瀾不得不過問了。張瀾約李維漢和統戰部副部長徐冰一同拜見毛澤東。張瀾說：“東蓀先生的問題還是從緩處理為是。”李維漢代毛講出張東蓀的要害：“我們不能和這樣的壞人合作。他出賣了國家情報。”毛說，這樣的人，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一起開會了，並作出定案結論：辭職，既往不咎，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張瀾得知張東蓀還有一個重大情節沒有交代，即通過美國間諜王志奇向美國出賣抗美援朝的情報，大吃一驚，立即告訴了張東蓀的夫人。

王志奇是個神祕的人物，我從未聽說過。我堂兄知道有個姓王的與張東蓀一起辦過報，張東蓀受他牽連。他就知道這一點，連王的名字也想不起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張東蓀的學生姚克殷被日本憲兵隊抓進監獄，王志奇與他同號。王告訴姚，自己是因與蘇聯瀋陽領事關係密切而被捕的，並吹噓自己有錢，社會關係廣泛。他們先後出獄後，姚克殷把王志奇介紹給自己的老師張東蓀，並說：“可以與王合作。”抗戰勝利後，張東蓀與姚克殷在北京辦了一張小報《正報》，王志奇知道後解囊相助，後擔任《正報》副社長兼經理。但王的資助很快就停止了，《正報》不得不因經費不足而停刊，王志奇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舊政協閉幕後，國內形勢不僅沒緩和，反而緊張了。王志奇又出現了。他對張東蓀說，先前只與蘇聯有關係，現在通過妻妹，與美國也搭上關係。接著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現已經是北平解放之後了。以後不斷被捕又不斷被釋放，總之，行蹤十分詭祕。但張東蓀仍與他保持聯繫。1949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告訴張東蓀，美國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麥克阿瑟正在部署。張東蓀擔心中國成為美蘇交戰的犧牲品，心中十分不安。張東蓀請王志奇如有重大消息一定告訴他，並問王能否把他的意見轉達給美方：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美方應當阻止蔣介石反攻大陸，不要讓國民黨進來；以及民主黨派當中誰可以充當中美之間的調停人。王在張東蓀的桌子上看見中央政府會議印發的材料《國家預算收入和商農所佔的比例》，可見張東蓀對王志奇信任到何等程度。不久張申府告訴張東蓀，王志奇因欠款被扣押，張東蓀立即叫長子張宗炳出面把王志奇保出來。王志奇表示感謝，送張家4噸煤。1950年秋中國政府決定向朝鮮派志願軍。張東蓀從會上得知，各民主黨派將於11月3日發表宣言，支持志願軍入朝作戰。2日晚上，張東蓀約見王志奇，勸他儘快離開北京，因為中美即將成為交戰國，無法再傳遞消息。張鼓勵王繼續在政治方面（非情報方面）努力，一定設法讓美國不把中國當成敵人。王志奇離開北京，全家遷往香港，希望張能給他推薦一個在香港幫他翻譯材料的人。張將上海的熟人朱高融推薦給他。朱到香港後，王叫他翻譯情報，又不付薪水。朱不願翻情報，認為翻譯情報是下流工作，並斷定王是騙子，1950年從香港回來。1951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現在北京。他說剛從香港來，住在張申府家，得到政府特許，做進出口生意。但幾句話後，他又探詢張東蓀對朝鮮戰爭的看法，並暗示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見轉達給美方。張東蓀終於覺察此人是騙子，請他趕快離開。這是張東蓀與王志奇的最後一次見面，此後王志奇便永遠消失。這大概就是“張東蓀出賣情報案”的案情了。從此張東蓀成了壞人。

四

張東蓀這樣的壞人豈能再住在燕東園，他從住了十幾年的燕東園34號搬到校內朗潤園178號，燕東園的小樓讓給別人。這段時間張東蓀的生活相對平靜，與外人往來稀少，閉門讀書。我堂兄1952年在我們家舉辦婚禮，記得那天張東蓀也來了。這大概是他遭批判後第一次出門做客。他心情看來不錯，一直笑眯眯的，記不得他說過什麼話了，但記得這是我同他最後一次見面。馬寅初離開北大後，張東蓀也被清出北大，工資關係轉到北京市文史館，但一家仍住在朗潤園。反右運動結束後，他不能在北大校園內容身，搬到北大東門外大城坊37號一座大雜院裡。幾家住戶共用一個廁所，用水從衚衕裡提。張家提出安裝自來水，學校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張東蓀就在這座大雜院裡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辰。第二年“文革”開始了。在瘋狂的年代，抄張東蓀的家是意料之中的事。據張東蓀的孫子張飴慈回憶：“凶徒前來翻抄的時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動不動。罵他反共、反革命，他任憑他們罵去。唯當那些人罵他‘漢奸’，八十一歲的老人猛撲過去，用頭撞他們，要和他們拼命。”

1968年1月，張東蓀和長子張宗炳同一天被關進秦城監獄。張東蓀被關進監獄一兩個月後，我從天津河北大學牛棚溜回北京。到了城府街，突然想看看張伯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世，張家住在哪裡，也無處打聽。靈機一動，去找城府一家理髮店，進去問劉師傅還在不在。劉師傅走出來，儘管已經蒼老了很多，但臉上的麻子還在，我斷定他就是1940年代給父親、張東蓀等教授理髮的劉師傅。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張東蓀家的地址，他說知道，有兩個月沒給他理髮了，並把我帶到張家。張家住北房，我推門進去，一眼就看見張伯母。張伯母也馬上認出我來。年過古稀的張伯母並不顯老，還是我最初見她的樣子。她對我說張伯伯被幾個軍人帶走了。軍人發現家裡有件美軍皮猴，拿起來厲聲質問皮猴是哪裡來的，張伯伯說和談的時候 贈送的，軍人趕緊恭恭敬敬放下皮猴。張伯母忽然罵起我嬸母來，罵她沒有良心。其實嬸母一直掛念老姐姐，幾次要來看她都被我堂兄阻攔住。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哪還有親情呢。張伯母叫我等大華（張宗燁）回來，我身為牛鬼蛇神，溜回北京，豈敢在“美國特務”家久留，沒等大華回來就向張伯母告辭。一生相夫教子的善良女人在這幾間破舊的屋裡住了30年。

張宗燁以母親的名義給周總理寫信，不敢提丈夫張東蓀，只詢問兒子張宗炳的下落。這封信竟神奇地落到周恩來手中。周恩來批准張家可以到秦城監獄探監。這時張東蓀已轉移到復興醫院。張宗燁陪著母親趕往復興醫院，這對恩愛的老夫妻終於見面。張東蓀對妻子說：“林彪出事了。”張伯母說：“別瞎說，好好的。”張東蓀說：“你不用瞞我，我看得出來……還是我對。”“還是我對”指的是中美建交。這時中美建交的《上海公報》已經公佈。

張宗炳是著名的昆蟲學家，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1968年與張東蓀同日被捕。這位單純、天真、待人和藹可親的張大哥在監獄裡被逼瘋了。張宗炳1973年出獄，兒子張飴慈記得：“……他已整成神經病。發病的時候，同時裝成兩個人：一會兒是審判員，橫眉怒目；一會兒是犯人，可憐又無奈。那時家裡已經沒有房子，他回來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親一人。”在老母親的精心看護下漸漸康復。1981年公安部給張宗炳做了結論，否定特務嫌疑，並補發了關押期間的工資。張大哥在張家兄妹中給我的印象最親切、隨和。每當在電視上看到農作物害蟲成災的時候，我便想起他。如果他參加滅害蟲，以他的學識和才智，定能發揮作用。

次子張宗燧1969年底不堪凌辱服安眠藥自殺，終年54歲。張宗燧是著名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畢業生。曾在劍橋開課，恐怕是第一個在劍橋開課的中國人。他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宗燧是卓越的科學家，但對中國政治一竅不通。比如毛主席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張宗燧就不同意毛的論斷，說美國的科學非常厲害。遭同事批駁後，他辯解：“如果非要說美帝是紙老虎，那也是厚紙做的。”毛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他說：“工人階級不能領導科學研究。”總之，張宗燧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格格不入，難以生存。《中國大百科全書》有張宗燧條目，對他的科學成就給予很高的評價。我與他最不熟，只見過一兩面。還記得他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辦婚禮的情景。張宗燧一身筆挺的西服，新娘傅小姐身穿深色旗袍，兩人款步走向親友，向大家致謝。三子張宗熲是我見面較多的人，1946年在張家口解放飯店還同他見過一面。他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英年小弟願你長得又高又大，志氣也高大。”那年我12歲。張宗熲的問題是所謂電臺問題。“文革”期間天津革命群眾逼他交出電臺。這個問題公安部門早已作出結論，不是敵臺。電臺是他表姐夫林嘉通的，用來收聽新華社廣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毀掉了。張宗熲交不出電臺，與妻子雙雙自殺，時年46歲。

張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張宗燁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我的紀念冊上也有她寫的話：“我們要做好兒童，將來努力為國爭光。”她實現了兒童時代的理想，在高能物理方面作出卓越的貢獻，為國家爭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