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她初到美國時,《秧歌》英文版剛剛出版,很受歡迎。她可以趁熱打鐵,在英文創作方面進一步求發展。
但是後來回頭寫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國人就不那麼欣賞了;美國不但讀者大眾,連書評家也有偏見,而且追隨時髦。
在美國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個博士學位。她的名氣起初專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專為作家所設的文藝營沒有繼續獎助她,各大學的寫作班老師和駐校作家只找當紅的。
她在加州大學被解僱,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她那時候銀行裡只有幾萬塊錢存款,此外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幾乎靠賣文為生,從來沒有寬裕過。她對自己的財務安全念念不忘,竟至於每年不惜花很多時間親自填報所得稅。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她初到美國時,《秧歌》英文版剛剛出版,很受歡迎。她可以趁熱打鐵,在英文創作方面進一步求發展。
但是後來回頭寫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國人就不那麼欣賞了;美國不但讀者大眾,連書評家也有偏見,而且追隨時髦。
在美國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個博士學位。她的名氣起初專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專為作家所設的文藝營沒有繼續獎助她,各大學的寫作班老師和駐校作家只找當紅的。
她在加州大學被解僱,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她那時候銀行裡只有幾萬塊錢存款,此外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幾乎靠賣文為生,從來沒有寬裕過。她對自己的財務安全念念不忘,竟至於每年不惜花很多時間親自填報所得稅。
張愛玲可以說全是為了寫作而活著。她的小說不一定一寫出就發表,所以多產期、低產期往往不很容易劃分。在加州大學的時候顯然因為工作而影響了創作。她去世後接連有好幾部中英文長篇小說出版,都是生前不斷修改或者重寫過的。
《海上花》她從1967年開始英譯,鍥而不捨,到1980年9月27日來信說,終於“大致譯完”,“至少自己打一遍,但是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同樣可以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了。
夏先生常說她的英文有點“怪”,意思可能是有點’硬’。張愛玲高中開始才認真學習英文,難免如此。她的英文是從書本里學的,帶書卷氣。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裡誇讚她的英文,我也同意這個美國人的意見,覺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她初到美國時,《秧歌》英文版剛剛出版,很受歡迎。她可以趁熱打鐵,在英文創作方面進一步求發展。
但是後來回頭寫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國人就不那麼欣賞了;美國不但讀者大眾,連書評家也有偏見,而且追隨時髦。
在美國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個博士學位。她的名氣起初專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專為作家所設的文藝營沒有繼續獎助她,各大學的寫作班老師和駐校作家只找當紅的。
她在加州大學被解僱,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她那時候銀行裡只有幾萬塊錢存款,此外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幾乎靠賣文為生,從來沒有寬裕過。她對自己的財務安全念念不忘,竟至於每年不惜花很多時間親自填報所得稅。
張愛玲可以說全是為了寫作而活著。她的小說不一定一寫出就發表,所以多產期、低產期往往不很容易劃分。在加州大學的時候顯然因為工作而影響了創作。她去世後接連有好幾部中英文長篇小說出版,都是生前不斷修改或者重寫過的。
《海上花》她從1967年開始英譯,鍥而不捨,到1980年9月27日來信說,終於“大致譯完”,“至少自己打一遍,但是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同樣可以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了。
夏先生常說她的英文有點“怪”,意思可能是有點’硬’。張愛玲高中開始才認真學習英文,難免如此。她的英文是從書本里學的,帶書卷氣。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裡誇讚她的英文,我也同意這個美國人的意見,覺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她一生離不開看書。我幾乎每天逛書店,看到合適的書就會寄給她。寄書的取捨標準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紅樓夢》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裡多次談到祖父母,對他們可以說是不但戀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興趣瀏覽的書,往往選雅俗共賞的小說、傳記,或報道文學。
她信中主動提到想看一本講英國勳爵殺妻疑案的小說,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聽了書名是叫《白色惡作劇》,但發現坊間很難買到,又特地向張北海(作家)借來寄給她。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她初到美國時,《秧歌》英文版剛剛出版,很受歡迎。她可以趁熱打鐵,在英文創作方面進一步求發展。
但是後來回頭寫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國人就不那麼欣賞了;美國不但讀者大眾,連書評家也有偏見,而且追隨時髦。
在美國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個博士學位。她的名氣起初專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專為作家所設的文藝營沒有繼續獎助她,各大學的寫作班老師和駐校作家只找當紅的。
她在加州大學被解僱,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她那時候銀行裡只有幾萬塊錢存款,此外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幾乎靠賣文為生,從來沒有寬裕過。她對自己的財務安全念念不忘,竟至於每年不惜花很多時間親自填報所得稅。
張愛玲可以說全是為了寫作而活著。她的小說不一定一寫出就發表,所以多產期、低產期往往不很容易劃分。在加州大學的時候顯然因為工作而影響了創作。她去世後接連有好幾部中英文長篇小說出版,都是生前不斷修改或者重寫過的。
《海上花》她從1967年開始英譯,鍥而不捨,到1980年9月27日來信說,終於“大致譯完”,“至少自己打一遍,但是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同樣可以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了。
夏先生常說她的英文有點“怪”,意思可能是有點’硬’。張愛玲高中開始才認真學習英文,難免如此。她的英文是從書本里學的,帶書卷氣。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裡誇讚她的英文,我也同意這個美國人的意見,覺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她一生離不開看書。我幾乎每天逛書店,看到合適的書就會寄給她。寄書的取捨標準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紅樓夢》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裡多次談到祖父母,對他們可以說是不但戀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興趣瀏覽的書,往往選雅俗共賞的小說、傳記,或報道文學。
她信中主動提到想看一本講英國勳爵殺妻疑案的小說,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聽了書名是叫《白色惡作劇》,但發現坊間很難買到,又特地向張北海(作家)借來寄給她。
從1955年10月來美,她因寫作和工作而時常遷移。離開上海以後,她彷彿就沒有歸屬感了。到處為家。1983年11月5日,她最後一次從好萊塢公寓給我寫信,因為蟲患要被迫搬走。
1984年1月22日,她來信說,“從聖誕節起,差不多一天換個汽車旅館,一路扔衣服鞋襪箱子,蒐購最便宜的補上……幸而新近宋淇替我高價賣掉《傾城之戀》電影版權,(賣給)許鞍華導演。”
此信我1月28日收到,覺得事不宜遲,與夏志清先生通電話後決定託我在洛杉磯的知交林式同就近照顧她;當晚打電話給他,他是學建築的,不知道張愛玲是誰,但立即滿口答應。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她初到美國時,《秧歌》英文版剛剛出版,很受歡迎。她可以趁熱打鐵,在英文創作方面進一步求發展。
但是後來回頭寫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國人就不那麼欣賞了;美國不但讀者大眾,連書評家也有偏見,而且追隨時髦。
在美國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個博士學位。她的名氣起初專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專為作家所設的文藝營沒有繼續獎助她,各大學的寫作班老師和駐校作家只找當紅的。
她在加州大學被解僱,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她那時候銀行裡只有幾萬塊錢存款,此外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幾乎靠賣文為生,從來沒有寬裕過。她對自己的財務安全念念不忘,竟至於每年不惜花很多時間親自填報所得稅。
張愛玲可以說全是為了寫作而活著。她的小說不一定一寫出就發表,所以多產期、低產期往往不很容易劃分。在加州大學的時候顯然因為工作而影響了創作。她去世後接連有好幾部中英文長篇小說出版,都是生前不斷修改或者重寫過的。
《海上花》她從1967年開始英譯,鍥而不捨,到1980年9月27日來信說,終於“大致譯完”,“至少自己打一遍,但是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同樣可以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了。
夏先生常說她的英文有點“怪”,意思可能是有點’硬’。張愛玲高中開始才認真學習英文,難免如此。她的英文是從書本里學的,帶書卷氣。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裡誇讚她的英文,我也同意這個美國人的意見,覺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她一生離不開看書。我幾乎每天逛書店,看到合適的書就會寄給她。寄書的取捨標準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紅樓夢》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裡多次談到祖父母,對他們可以說是不但戀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興趣瀏覽的書,往往選雅俗共賞的小說、傳記,或報道文學。
她信中主動提到想看一本講英國勳爵殺妻疑案的小說,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聽了書名是叫《白色惡作劇》,但發現坊間很難買到,又特地向張北海(作家)借來寄給她。
從1955年10月來美,她因寫作和工作而時常遷移。離開上海以後,她彷彿就沒有歸屬感了。到處為家。1983年11月5日,她最後一次從好萊塢公寓給我寫信,因為蟲患要被迫搬走。
1984年1月22日,她來信說,“從聖誕節起,差不多一天換個汽車旅館,一路扔衣服鞋襪箱子,蒐購最便宜的補上……幸而新近宋淇替我高價賣掉《傾城之戀》電影版權,(賣給)許鞍華導演。”
此信我1月28日收到,覺得事不宜遲,與夏志清先生通電話後決定託我在洛杉磯的知交林式同就近照顧她;當晚打電話給他,他是學建築的,不知道張愛玲是誰,但立即滿口答應。
1994年10月,是最後一次收到張愛玲的來信:
我這些時一直是各種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斷加劇,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佔掉全部時間,工作停頓已久,非常焦灼,不但沒心思寫信,只看報看電視,impersonal & relaxing,避免personal contact,所以連你的書都沒看,只翻了翻,知道是寫往事,就會心地微笑——
1995年9月7日,我從臺灣去香港,打電話給宋淇先生,鄺文美女士說他們夫婦都在生病,不能同我會面;談到張愛玲,他們也很久沒有她的音訊。
8日下午,忽接榮華電話,說張先生被發現死在公寓床上。我立即再電鄺女士,她也剛聽到消息,當然極為悲痛。
10日,在書店買到《張愛玲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1月第四次印刷)和《李鴻章家書》(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11月),已經不能給她用了。
1954年攝於香港,34歲的張愛玲
張愛玲是20世紀最炙手可熱的文學偶像之一,
她生於1920年,20歲出頭就在上海成名,
35歲赴美定居,晚年逐漸和外界斷絕來往。
然而,1980年代掀起的“張愛玲熱”延續至今,
女作家的個人生活越神祕,人們就越好奇。
1966年,46歲的張愛玲和31歲的文學評論家莊信正在美國相識,
兩人保持通信28年,
多次見面,兩次徹夜長談。
她給莊信正寫的84封信
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作家全然不同的人格,
不是“恃才傲物”、“遺世獨立”,
而是字裡行間潛藏溫情,富有人情味。
2012年,《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出版,
今年5月再版,莊信正增補了不少註解,
也恢復了張愛玲來信的全貌。
藉此機會,我們採訪了住在紐約84歲的莊先生。
“張愛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終其一生,她以寫作為唯一的志業,
她使我想起福克納的墓誌銘,
‘他寫了書,然後死了’。”
撰文 倪蒹葭 自述 莊信正
“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18歲時就在《天才夢》裡寫道。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1955年她35歲,旅居美國,此後40年裡深居簡出。
她與人交接,多靠寫信。她一生通信最多的,除了給摯友宋淇夫婦的600多封信、給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100多封信,就是寫給莊信正的84封信。
莊信正是山東即墨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赴美念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美任教。他比張愛玲小15歲,念本科時接觸了她的短篇小說,自此成為“張迷”。
他們1966年在印第安那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從此有了通信往來,保持近30年,一直寫到張愛玲去世之前。
為張愛玲介紹工作
張愛玲和莊信正的通信起初只是託他辦事,比如託他聯繫教授寫推薦信,因為她想申請大學的fellowship(學術獎金),翻譯《海上花》;要麼是請他幫忙查資料、借書。
莊信正在信中強調“有事弟子服其勞”,希望張愛玲不要怕麻煩他辦事。雖然謙稱是弟子,但久而久之,莊信正成為她在美國幾乎最信任的朋友。
莊信正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她的丈夫賴雅正臥病在床。和莊信正一起同張愛玲會面的劉銘傳回憶:
“Eileen 那時得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又無固定收入,所以叮囑我們代她謀小差事……我穿針引線把Eileen 介紹給我在邁阿密大學的‘舊老闆’,讓她在大學當‘駐校作家’,每月可拿千元的薪水。”
張愛玲在邁阿密大學當了一年駐校作家,因為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沒有續約。
1969年,莊信正打算離開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去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任教。上司陳世驤先生要他幫忙物色人選接補空缺,他轉託夏志清先生,夏先生又推薦了張愛玲。
此時,賴雅已經去世。張愛玲平時生活簡樸,只要收入足以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即可。
討論之後,她接替莊信正的工作,但不必全天上班。工作量算是四分之三,這樣可以儘量多留時間從事創作。她通常下午才去辦公室,可以配合她晚睡晚起的習慣。
這個職位的薪水、手續,都是由莊信正接洽的。不過,張愛玲在這個職位上只工作了兩年,就被陳世驤先生解僱。
解僱的直接原因是對張愛玲寫的專題論文不滿意,論文莊信正和夏志清都看過,“確實類似筆記,長度也不夠(發表)”。
但另一方面,莊信正也清楚,離職是因為張愛玲和上司性格上的根本差異:陳世驤先生好熱鬧,張愛玲卻喜歡一個人呆著的清靜。
離開加州大學之後,張愛玲就再沒有出去工作過,固定收入只有皇冠出版社的版稅。
幫張愛玲找房子
1972年,張愛玲離職後沒有必要住在伯克利,因為容易感冒,想要搬到比較暖和的洛杉磯。於是託莊信正幫忙找房子。
莊先生找到一個最合她理想的地方,在好萊塢區與日落大道交叉的一條小街內,交通很方便。
幫張愛玲搬家,是莊太太楊榮華第一次見到這位女作家,“看文章覺得她那麼時髦,甚至高傲,真正看到她生活的時候,會給我一種寂寞淒涼的感覺,她非常不能夠照顧自己,不管是吃東西,還是家裡面整個安排,都沒有比較舒坦的感覺,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想要幫她,又不知道怎麼幫。”
莊太太至今能記起很多細節,“她很注重儀表,頭髮梳得絲毫不亂。我們聊了聊搬家的麻煩,我注意到她手掌有很大一塊淤青的傷口,她幾乎是用抱歉的口吻忙著解釋自己一向如何笨手笨腳,綁行李時被繩子勒破了。”
自此開始,她在洛杉磯一住二十多年,從未離開市區,也沒有去任何地方旅遊。
張愛玲1988年寄給莊信正的賀年卡,她寫著:我覺得這卡片上的雪景特別逼真
莊信正夫婦去她家做客,發現“她的客廳裡,除了小型電視機,沒有其他擺設,也沒有書架,她忙著張羅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兩個人,好不容易才湊足碗、匙和杯子,她一直說著真抱歉真抱歉,手忙腳亂。”
她在這個房子裡一住就是11年,是她平生住同一房間住得最久的一次。
1983年,她因為不能忍受公寓裡不斷出現的各種蟲子,而決定搬家。從此之後。她開始了在同一城市漂流不定的生活。
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她就覺得有蚤子糾纏咬齧,於是東躲西藏,“全天候”抵抗蟲患,甚至有段時間天天搬家。
這時,她寫信給莊信正,懷念他給她找的那間房子,“你們倆給我找的房子雖老,住了這些年也無事,再走過那條街還有點難受,想著I was happy here(我曾經在這裡很快樂)。”
寧願孤獨的女作家,有自己的親切溫暖
張愛玲多次說自己有“privacy cult”(隱私癖)。莊信正夫婦幫她搬家時,遇到一位公寓管理員,是位矮胖的中年太太,殷勤話多,不住向新房客問長問短,張愛玲一本正經地告訴她:我不會說英文。
有兩年樣子,她和莊信正一家同住洛杉磯,離得不遠,但張愛玲和莊信正依然是書信往來。經常有人想通過莊信正拜訪張愛玲,也都失望離開。
莊太太回憶:“(搬家)安頓停當之後,張愛玲很含蓄地對我們表示:雖然搬來了洛杉磯,最好還是把她當成住在老鼠洞裡。意思自然是謝絕來往。”
張愛玲遭遇“蟲患”之後,幾乎是獨自在作戰,也不想別人知道。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對張愛玲有“知遇之恩”,正是因為1961年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深入介紹張愛玲,她才重新被注意,變得炙手可熱。但是關於蟲患,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裡卻寫得非常簡短,因為夏志清是大教授,身邊來往的人很多,張愛玲曾在信中寫“志清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志清說:“她躲蟲患那段時間,三年沒有給我寫信,倒是一年給莊信正寫一封信”。
每一封信,張愛玲都會問候莊太太,後來有了孩子,也都會問候兩個小孩。
有一次,莊信正在信裡提了一句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始近視,要配眼鏡,張愛玲那時正遭遇蟲患、身份證被偷、一天搬一次家,心力交瘁,卻仍舊在信中提醒莊信正,近視可能是遺傳。
“像我五六歲就已經看不清楚電影,與看書光線等等無關。不知道你跟榮華的父母有沒有近視的,可能跳掉一代。”
張愛玲送給莊信正最好的禮物也許是兩本書。1970年,莊信正剛認識臺灣女孩楊榮華的時候,請張愛玲簽名寄了兩本書給她。
榮華也是一個“張迷”,張愛玲是當時臺灣最暢銷的女作家。這件事幾乎是兩人通信中他唯一一次請張愛玲幫忙,後來他和楊榮華在1971年結婚。
1974年,莊信正夫婦要搬離洛杉磯,向張愛玲告別。她回信中寫,“我當然非常悵惘,儘管地方遠近於我似乎沒什麼分別”。
一向“不近人情”的她邀請他們走之前來家中一聚,這晚,張愛玲拿出自己的家庭相冊和他們分享,徹夜長談。
莊太太回憶:“那本大相簿厚厚的、破舊得脫了線,除了年幼的家庭照,佔最大篇幅的是張愛玲自己及炎櫻的藝術照,還有很多她母親與姑姑在歐洲的照片,非常時髦。現在我還記得她講述的狀態,她回想那個世界,是很甜蜜的。”
天亮以後,莊先生和太太趕在商店開門時買了一本新的相簿,請管理員轉交,從此他們離開了洛杉磯,再沒有機會和張愛玲見面。
與女作家交往的分寸感
到晚年的時候,張愛玲甚至怕收到信,因為回信費時費神,“我寫信奇慢,一封信要寫好幾天。”
莊信正也早已發覺,“我想,除非不得已她總避免寫信。”
在莊太太楊榮華眼裡,自己的先生能和張愛玲成為朋友,跟他的性格有關。
“張愛玲已經那麼有名氣了,跟她接觸的不少人是希望借光,她大概看到信正沒有這個意思。有一次她拿出古董,想感謝信正,他也沒要,每次都是要幫忙就幫忙,不圖什麼。”
莊信正拜託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照顧張愛玲,林式同替張找好房子後,她請林式同不要把自己的地址告訴別人,沒想到他連莊信正也不告訴。
張愛玲在1988年9月給莊信正的來信裡寫,“林先生答應代保密,會認真到這程度,不愧是你的好朋友,一丘之貉,實在難得,我真感激”。
1992年,張愛玲給只見過兩次的林式同寄去一封信,附了一份遺書,讓他當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莊信正,林式同跟張愛玲根本沒有交集。可以說,張愛玲對林式同的信任,也是對莊信正的信任。
《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收錄了一封1988年4月30日莊信正沒有寄出去的信。當時他正在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之前信中和張愛玲商量她的作品選哪篇,沒想到張愛玲卻委婉拒絕了入選。
莊信正認為選集中沒有張愛玲,是個太明顯的缺失,於是這天寫信向她進一步懇切陳情,已經寫了近千字,“沒寫完卻覺得這樣會使她更加不安,於是停筆,但(信)至今還保存著。”
縱觀兩人20多年的通信,能感受到莊信正以分寸顯誠摯,洞若觀火的張愛玲對這一點是很感激的。
如今,莊信正先生已經84歲,長居紐約。家裡堆滿了書,都快裝不下了,但是,凡是與張愛玲有關的新出版的書籍他都會看。
因為出版這本通信集,他重新檢視從前的來信,不免記起當年與女作家交流的情景,和她作品中的某些話來。
如“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1950年代,我在臺灣念大學的時候,課外常常去找夏濟安先生請教;聽他談到張愛玲。
他說近代中國三大小說家應該是魯迅、張愛玲、張恨水。這使我非常驚奇,沒有想到他把張愛玲和張恨水看得那麼高。
不久,夏先生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月刊上登了他弟弟夏志清教授的推介文章,我的好奇心更重了。那時候在臺灣買不到張愛玲的書;我應該還是從夏先生那邊借到香港天風出版社重印的《傳奇》增訂本,書名改成《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封面用了她最喜歡的藍色。
看了以後真是開了眼界,居然有人用這樣超卓的筆法描寫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也完全同意夏氏昆仲對她的推重。到現在,我始終覺得《傳奇》的藝術價值可以媲美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
1966年,我念過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東西文學關係研討會,系主任問我推薦一位資深中國學者參加。我寫信約夏志清先生,結果他已經做了別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後經他輾轉介紹,請到了張愛玲。
研討會開始前幾分鐘,其他人都到齊了,還不見張愛玲蹤影。福倫茲先生(系主任)急了,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更急,進進出出地逡巡著。最後張愛玲姍姍而至,事實上並未遲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來不快不慢,很從容;有點像男人。
那天張愛玲主要是現身說法,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香港的電影業情況。她的英語帶英國口音,幽默起來若無其事又妙語連珠,大家聽得入神,有一次還鬨堂大笑。
研討會之後,我又和同系劉銘傳去學校附設的旅館,求見張愛玲。印象里老覺得她恃才傲物,但開了門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她很客氣地邀我們進房間坐了一會。這次匆匆拜會,成為我和她三十年半師半友的交誼的開端。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我在書裡提到英文“serendipity”這個詞。意思是運氣好,出門走在路上常常撿到恰巧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同張先生的交誼就是這樣的機遇。
不妨引《流言》一篇文章的話:“在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真是萬幸!
我們三十年的交往中,無論是見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氣,像她那一代有教養的人,彬彬有禮。
她看出我對她因敬仰而緊張,彷彿特別溫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過幾次飯,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頓,印象很深刻;後來在陳世驤先生家,可能有兩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個朋友看錶演,也請她一起去,居然她答應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磯。但是很懷念伯克利,路也不遠,所以常常回那邊去。碰到她方便,就會約我在別人下班以後去她辦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這是殊榮,很緊張。談話時我很當心,隨時注意她會不會表示要結束,沒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戰戰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場而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她很隨和地聽著,答應著。最可惜的是那時候不記日記,第二天也沒有立即記下她談話的詳細內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個銅幣要送給我,說是王莽時候的“布”。我受寵若驚,但是沒有接受。那銅幣有一邊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確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過的。
年輕時她很講究衣著,甚至被譏為奇裝異服。到我認識她的時候就很樸素了,沒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簡單。喜歡甜點,飲食不夠平衡;這可能影響她的健康。
至於住處,她始終力求方便簡單,傢俱越少越好,“只有一間小房間,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舊,附近有公車,有沒傢俱都行,壁櫥、街景、樹木都不必要……”
她對日常生活很像美國作家梭羅的態度:simplify,simplify(簡化、再簡化)。我是個省吃儉用的人。這種地方確實受過她的感染。她寧願買廉價而簡單的傢俱,對於我後來不注重房內擺設的習慣有直接影響。到現在用舊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經用過的紙的時候,也會想到她。
1973年,我申請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沒想到被拒絕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這時,我收到了張愛玲的來信,她信裡寫道:
“你是在我極少數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為萬神殿)裡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樣,不過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諒解。”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驚喜交加;尤其剛剛意外地被學校解聘,十分錯愕。她這幾句話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一輩子不會忘記。
1974年,因為工作變動,我們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納,我寫信向張愛玲辭行。她來電話約我和榮華六月二十七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們按時到達,敲門卻無反應,女管理員說看到她外出,叫我們在樓下交誼廳稍後。過了半小時多她回來了,原來把約定時間記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從八時談到清晨三點多,這是我同她第二次徹夜長談,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她之前在電話裡囑咐我,帶上我們的家庭相簿。張愛玲極有興味地聽我們一頁一頁解說相簿照片。然後沒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給我們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對照記》(注:張愛玲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裡沒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該是都收了。
她從小就怕與人來往;我在《通信集》談到過。在上海的時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親戚。到美國就不一樣了。
她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時候,陳世驤先生是她的上司。陳先生一生愛交朋友,晚年更是越來越怕獨處,張愛玲同他之間似乎起初便儘可能避免來往,給他的信託我轉交。
陳先生和夫人膝下無子而都好客,家裡聚會很多,然而從小就怕應酬的張愛玲當然視為畏途。
有一次見面時,她告訴我不久前去陳府,陳先生指著在座的幾個客人說大家就像個大家庭,她回說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後看起來孤孤單單的,她卻正喜歡獨自一個人生活。到了最後,不接電話,連通信也越來越少了。
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也有別的名人——例如電影明星嘉寶——像她一樣,寧願離群索居。
她初到美國時,《秧歌》英文版剛剛出版,很受歡迎。她可以趁熱打鐵,在英文創作方面進一步求發展。
但是後來回頭寫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國人就不那麼欣賞了;美國不但讀者大眾,連書評家也有偏見,而且追隨時髦。
在美國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個博士學位。她的名氣起初專靠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專為作家所設的文藝營沒有繼續獎助她,各大學的寫作班老師和駐校作家只找當紅的。
她在加州大學被解僱,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發現,她那時候銀行裡只有幾萬塊錢存款,此外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幾乎靠賣文為生,從來沒有寬裕過。她對自己的財務安全念念不忘,竟至於每年不惜花很多時間親自填報所得稅。
張愛玲可以說全是為了寫作而活著。她的小說不一定一寫出就發表,所以多產期、低產期往往不很容易劃分。在加州大學的時候顯然因為工作而影響了創作。她去世後接連有好幾部中英文長篇小說出版,都是生前不斷修改或者重寫過的。
《海上花》她從1967年開始英譯,鍥而不捨,到1980年9月27日來信說,終於“大致譯完”,“至少自己打一遍,但是因為失眠症,晝夜顛倒扳不過來,晚上打字怕鄰居嫌吵,進行慢得急人。”同樣可以說“十年辛苦不尋常”了。
夏先生常說她的英文有點“怪”,意思可能是有點’硬’。張愛玲高中開始才認真學習英文,難免如此。她的英文是從書本里學的,帶書卷氣。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裡誇讚她的英文,我也同意這個美國人的意見,覺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她一生離不開看書。我幾乎每天逛書店,看到合適的書就會寄給她。寄書的取捨標準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紅樓夢》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裡多次談到祖父母,對他們可以說是不但戀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興趣瀏覽的書,往往選雅俗共賞的小說、傳記,或報道文學。
她信中主動提到想看一本講英國勳爵殺妻疑案的小說,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聽了書名是叫《白色惡作劇》,但發現坊間很難買到,又特地向張北海(作家)借來寄給她。
從1955年10月來美,她因寫作和工作而時常遷移。離開上海以後,她彷彿就沒有歸屬感了。到處為家。1983年11月5日,她最後一次從好萊塢公寓給我寫信,因為蟲患要被迫搬走。
1984年1月22日,她來信說,“從聖誕節起,差不多一天換個汽車旅館,一路扔衣服鞋襪箱子,蒐購最便宜的補上……幸而新近宋淇替我高價賣掉《傾城之戀》電影版權,(賣給)許鞍華導演。”
此信我1月28日收到,覺得事不宜遲,與夏志清先生通電話後決定託我在洛杉磯的知交林式同就近照顧她;當晚打電話給他,他是學建築的,不知道張愛玲是誰,但立即滿口答應。
1994年10月,是最後一次收到張愛玲的來信:
我這些時一直是各種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斷加劇,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佔掉全部時間,工作停頓已久,非常焦灼,不但沒心思寫信,只看報看電視,impersonal & relaxing,避免personal contact,所以連你的書都沒看,只翻了翻,知道是寫往事,就會心地微笑——
1995年9月7日,我從臺灣去香港,打電話給宋淇先生,鄺文美女士說他們夫婦都在生病,不能同我會面;談到張愛玲,他們也很久沒有她的音訊。
8日下午,忽接榮華電話,說張先生被發現死在公寓床上。我立即再電鄺女士,她也剛聽到消息,當然極為悲痛。
10日,在書店買到《張愛玲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1月第四次印刷)和《李鴻章家書》(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11月),已經不能給她用了。
她是個天才。不但小說,散文中也常常道人所未道。例如《流言》中談畫、談音樂的文字都充滿獨到的見解,使人一邊看一邊讚歎不迭;我看她談塞尚時便是這樣。
她對於張恨水和當時上海被貶稱為“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如《海上花列傳》和《歇浦潮》等的欣賞,就是她的天才的一種顯現。
現在美國這邊知道張愛玲的人更少了,但是還是有會看書的人欣賞她。
“紐約書評叢刊”(New York Review Books)附設的出版社,先後出過她三本小說的英文版。第三本《小團圓》(The Little Reunions)是去年出的;《紐約時報》還登過書評。
一個作家首先當然要看她的作品。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短篇小說家。
她的作品,尤其是《傳奇》和《流言》,都是第一流的,絕對可以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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