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美術館的公眾化和多元化'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公共藝術項目活動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公共藝術項目活動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官網可查看的部分圖書館書籍
- 提供公共空間
同時，不管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人博物館，都需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公園，或者是其他公共空間一樣，為觀眾提供一個“充滿有趣的事物和經驗”的市民活動空間——這是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弗朗西絲·莫里斯（Frances Morris）在2017年“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研討會中的表態。也就是說，美術館中公共空間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為公眾提供更休閒的，更偏向於社交形式的，可以讓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藝術活動和開放場所。除了定期舉行展覽活動，這也是私人美術館需要關注的一個課題。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公共藝術項目活動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官網可查看的部分圖書館書籍
- 提供公共空間
同時，不管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人博物館，都需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公園，或者是其他公共空間一樣，為觀眾提供一個“充滿有趣的事物和經驗”的市民活動空間——這是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弗朗西絲·莫里斯（Frances Morris）在2017年“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研討會中的表態。也就是說，美術館中公共空間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為公眾提供更休閒的，更偏向於社交形式的，可以讓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藝術活動和開放場所。除了定期舉行展覽活動，這也是私人美術館需要關注的一個課題。
▲“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全天研討會
美國洛杉磯的私人博物館布洛德博物館（The Broad）長期實行的“家庭活動”（For Families）主題的公共藝術活動是一個不錯的例子。該活動為來觀展的所有家庭和所有年齡段的孩子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引人入勝的藝術體驗。
通過訪問博物館提供的移動網絡應用程序，家庭成員們可以聽到免費音頻導覽。這個音頻導覽不同於其他普通博物館的導覽，而是由演員和教育倡導者萊瓦爾·伯頓（LeVar Burton）親自講述，對所有年齡段的人來說聽上去都會非常有趣。另外，通過音頻中透露的特殊符號信息，家庭成員們可以在博物館中進行尋寶遊戲——根據聽到的信息來尋找帶有此符號的藝術品。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公共藝術項目活動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官網可查看的部分圖書館書籍
- 提供公共空間
同時，不管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人博物館，都需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公園，或者是其他公共空間一樣，為觀眾提供一個“充滿有趣的事物和經驗”的市民活動空間——這是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弗朗西絲·莫里斯（Frances Morris）在2017年“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研討會中的表態。也就是說，美術館中公共空間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為公眾提供更休閒的，更偏向於社交形式的，可以讓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藝術活動和開放場所。除了定期舉行展覽活動，這也是私人美術館需要關注的一個課題。
▲“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全天研討會
美國洛杉磯的私人博物館布洛德博物館（The Broad）長期實行的“家庭活動”（For Families）主題的公共藝術活動是一個不錯的例子。該活動為來觀展的所有家庭和所有年齡段的孩子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引人入勝的藝術體驗。
通過訪問博物館提供的移動網絡應用程序，家庭成員們可以聽到免費音頻導覽。這個音頻導覽不同於其他普通博物館的導覽，而是由演員和教育倡導者萊瓦爾·伯頓（LeVar Burton）親自講述，對所有年齡段的人來說聽上去都會非常有趣。另外，通過音頻中透露的特殊符號信息，家庭成員們可以在博物館中進行尋寶遊戲——根據聽到的信息來尋找帶有此符號的藝術品。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公共藝術項目活動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官網可查看的部分圖書館書籍
- 提供公共空間
同時，不管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人博物館，都需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公園，或者是其他公共空間一樣，為觀眾提供一個“充滿有趣的事物和經驗”的市民活動空間——這是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弗朗西絲·莫里斯（Frances Morris）在2017年“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研討會中的表態。也就是說，美術館中公共空間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為公眾提供更休閒的，更偏向於社交形式的，可以讓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藝術活動和開放場所。除了定期舉行展覽活動，這也是私人美術館需要關注的一個課題。
▲“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全天研討會
美國洛杉磯的私人博物館布洛德博物館（The Broad）長期實行的“家庭活動”（For Families）主題的公共藝術活動是一個不錯的例子。該活動為來觀展的所有家庭和所有年齡段的孩子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引人入勝的藝術體驗。
通過訪問博物館提供的移動網絡應用程序，家庭成員們可以聽到免費音頻導覽。這個音頻導覽不同於其他普通博物館的導覽，而是由演員和教育倡導者萊瓦爾·伯頓（LeVar Burton）親自講述，對所有年齡段的人來說聽上去都會非常有趣。另外，通過音頻中透露的特殊符號信息，家庭成員們可以在博物館中進行尋寶遊戲——根據聽到的信息來尋找帶有此符號的藝術品。
▲布洛德博物館的家庭尋寶遊戲活動
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無論私人還是公立博物館，一方面對於市民來說是開放、包容、自由的“異託邦”；另一方面機構與機構之間的界限，也應比政治組織、商業組織等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之間更加淡化。在研討會中，馬德里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主任博爾哈·比利爾（Borja-Villel）還強調博物館之間合作需要注意的一點：一個好的博物館生態系統所需的不僅僅是同等規模博物館之間的合作，支持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小型博物館也是一個大博物館需要做的一件事。
另外，當博物館把自己當作一個開放的，為公民服務的空間時，它就需要擁有接受大眾批評的共識。博物館不僅像一個記憶儲存庫一樣，保留了歷史的痕跡，同時也是一個需要我們去對過去進行探討，並對當前重要問題提出質疑的一個文化空間。作為提供“當代”快照的地方，無論是公立還是私人博物館，都是塑造我們文化景觀的一部分，我們都應該密切關注他們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如何影響公眾生活的。
- 獲得公共認可
因為美術館的長期運營需要投入的資源很多，在更漫長的時間裡，僅憑一位創始人或者其背後的個別企業難以長期維續。創始人扮演的是私人美術館發起者的角色。若要將私人美術館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機構，那麼不僅需要輸出的成果服務於公眾，支持美術館發展的資源也應由社會各方共同出力。
為了實現這一點，或許私人美術館需要將財富公共化：藏品納入私人美術館名下，在“非營利”的原則下遵循嚴格的交易制度；美術館財產增值的部分也需要再次用於機構事業的維續。當財富公有化的體系建立健全之後，才會迎來更多更廣的社會捐贈。
至於私人美術館們如何遵守”非營利”的原則，2018年雅昌報導的關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張子康的談話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思路。他提到，非營利藝術機構的最終目的是獲得藝術文化價值，是支持和處理個人或者公眾關注的議題的，除了藝術、教育和學術，通常還涉及慈善和環保。在西方，非營利藝術機構的很多館藏都來自於社會各界人士和各類機構的捐贈，而這種捐贈往往和美術館的自身信譽有關。也就是說，私人美術館們想要獲得更多社會的影響力和贊助，還是得策劃舉辦經典的，同時又具有新思想和新認識的藝術展覽，從而獲得社會廣泛的高度認可。
私立博物館通過開發和收藏藝術品可以更新城市生態環境，為城市創造更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標型建築。藝術家也會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公眾看到更多自己的作品。雖然這是一個慷慨的私人舉措，但實際上確實為一個地區的文化氛圍帶去了更多的生機。作為藝術的觀眾、熱愛者和參與者，我們都需要意識到一件事，經濟的力量已經在影響文化統治，我們共同的文化遺產正在從公立博物館走進私人博物館。而私立博物館如果需要獲得公眾真正的敬畏和熱愛之心，那麼服務公眾也是其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
全球各地，藝術收藏家們已經不能滿足於將自己的藏品陳放於家中一隅或者捐贈給公立博物館了，他們正在努力建造和運營屬於自己的私人美術館。而這一舉措也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民營藝術機構在藝術界的角色和作用。事實上這些年來公眾與私人美術館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公共化”將是他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所不得不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中國的私人美術館起步較晚，但數量增長迅速
早在2010年的時候，衛報就曾對全球各地正在崛起的各種私人博物館進行報道。大批的當代藝術收藏家們為了向公眾展示他們的收藏品正在建造私人博物館。中國、墨西哥、希臘和澳大利亞，這些地區都聚集了許多實力雄厚的收藏家，並且擁有著名的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和克里斯·奧弗裡（Chris Ofili）等藝術家的作品。衛報還提到蘇富比歐洲主席奧利弗·巴克（Oliver Barker）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如果收藏家們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捐贈給公立博物館的話，他們體驗不到根據自己的品味創建出的具有個人風格的博物館的“創造性參與感”，所以，私人博物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叫做“自我定製”（ego-seums）。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所羅門·R·古根海姆為他的藝術收藏而開設的。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對於作為創始人的藏家來說，私人美術館的裨益當然也不止滿足自己對藝術的熱愛那麼簡單，通過從事慈善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取得稅收優惠，也在建造私人美術館的決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建造私人美術館的初衷五花八門，完全取決於收藏家個人，但世界上那些最為知名、受人景仰的機構，在運營宗旨方面卻都大同小異。
公立博物館似乎總揹負著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可當我們談論私人博物館的時候，它們的創始人本身似乎並沒有義務像公立博物館那樣為廣泛群體服務，私人博物館更多是為了體現藏家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所建的。但事實是，當這些私有的財富、私人的愛好被放大到博物館、美術館平臺上的時候，一切早就已經不是藏家個人的私事。
把時光追溯到1999年，針對博物館運營的問題，曾擔任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常駐博物館學者韋伊（Weil）在學術期刊《代達羅斯》（Daedalus）中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幾乎所有地方的博物館從本質上來看都在向“營銷”模式靠攏。
▲史密森尼博物館
在“營銷”模式中，博物館的重點並不是藝術品或者文物本身，而是公眾自己的需求和興趣。然後博物館運營者們通過一系列舉措去努力滿足這些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例如舉辦符合觀眾口味的展覽。在這些博物館中，參觀者們與藝術品之間的聯繫變得薄弱，因為他們已然變成了博物館的品牌消費者。另外，這種運營模式更偏向於倡導“消費主義”，並不需要依賴太多文化知識或者經驗。現如今，這樣的運營模式對他們來說似乎變得更為親切，而大眾也因此容易從中滿足自身的需求，導致這類私人博物館漸漸變得比公立博物館還受歡迎。
無論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立博物館，都需要明白：從根本上說，博物館是人類的記憶，是為我們保留歷史的儲存器。在一個包容性更大更多元化的時代，在迎合私人藝術口味和公眾自身興趣需求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人類歷史中最具意義的時刻，而非去包裝和縮減這些歷史，讓博物館承擔起服務大眾和教育大眾的職能，是其最基本素養之一。並且，“公共化”作為私人美術館內在的宗旨，應該通過有機的（比如通過研究影響藝術史進程、通過展覽引發人們對生活的思考）、而非長期的或者過多的機械化的（比如通過舉辦網紅展來增加參觀人數）方式實現。在中國，我們的藝術教育體系相對西方一些國家而言沒有那麼成熟，讓大眾立刻參與到學術氛圍濃厚的藝術展覽中似乎挑戰有點大。偏向於娛樂性質的展覽必然是一個吸引群眾走進藝術世界的比較基本的、可實施的途徑。不過，娛樂雖然重要，美術館本身也不能忘了自己也是作為大眾學習藝術史，進行思考的一個有機空間。
- 知識資源共享
今天，博物館教育已經成為社會教育中的關鍵一環。私人美術館的廣泛參與將幫助博物館教育走向多元化。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私人博物館中的一員，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為服務公眾作出的貢獻不可小覷。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
布蘭特基金會的借展計劃成立於1996年，在當代藝術教育和鑑賞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讓公眾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和了解該基金會的大量藝術藏品，從而進行學習和研究，為當代藝術史作出重要貢獻。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由出版業巨頭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於2009年創立，週一至週五僅限預約開放。由於它致力於支持藝術教育，在業內受到一致好評。早在2015年的時候，該美術館就被artnet推薦為美國十大私人當代藝術博物館之首。該機構的使命就是通過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作品進行學術研究，並且鼓勵人們欣賞當代藝術和設計。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展廳內部
除了從2009年開始展出如讓·米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 和詹森·羅德斯（Jason Rhoades）等諸多著名藝術家的展覽以外，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以藝術教育為重點，為公眾開放了7個項目：藝術研究中心、講座系列、圖書館、借展計劃、機構之間的合作計劃、藝術活動和實習項目。其中，該館的圖書館項目非常值得一提。因為在這裡的圖書館內，公眾可以獲得通常難以找到的藝術資料合集。這個空間為學生、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相當有利的藝術知識資源。同時，如果館藏圖書本身不足以滿足需求，該館還會通過向周圍的藝術社區尋求幫助，為公眾爭取更多對當代藝術資源的可及性。目前為止，在這個圖書館中，公眾可以獲得用於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評論的珍貴資料超過1000多冊。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公共藝術項目活動
▲布蘭特基金會藝術研究中心官網可查看的部分圖書館書籍
- 提供公共空間
同時，不管是公立博物館還是私人博物館，都需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公園，或者是其他公共空間一樣，為觀眾提供一個“充滿有趣的事物和經驗”的市民活動空間——這是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館長弗朗西絲·莫里斯（Frances Morris）在2017年“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Yours, Mine, and Ours: Museum Model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研討會中的表態。也就是說，美術館中公共空間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為公眾提供更休閒的，更偏向於社交形式的，可以讓人與人之間進行互動的藝術活動和開放場所。除了定期舉行展覽活動，這也是私人美術館需要關注的一個課題。
▲“你的，我的和我們的：公私合作的博物館模型”全天研討會
美國洛杉磯的私人博物館布洛德博物館（The Broad）長期實行的“家庭活動”（For Families）主題的公共藝術活動是一個不錯的例子。該活動為來觀展的所有家庭和所有年齡段的孩子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引人入勝的藝術體驗。
通過訪問博物館提供的移動網絡應用程序，家庭成員們可以聽到免費音頻導覽。這個音頻導覽不同於其他普通博物館的導覽，而是由演員和教育倡導者萊瓦爾·伯頓（LeVar Burton）親自講述，對所有年齡段的人來說聽上去都會非常有趣。另外，通過音頻中透露的特殊符號信息，家庭成員們可以在博物館中進行尋寶遊戲——根據聽到的信息來尋找帶有此符號的藝術品。
▲布洛德博物館的家庭尋寶遊戲活動
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無論私人還是公立博物館，一方面對於市民來說是開放、包容、自由的“異託邦”；另一方面機構與機構之間的界限，也應比政治組織、商業組織等其他形式的社會組織之間更加淡化。在研討會中，馬德里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主任博爾哈·比利爾（Borja-Villel）還強調博物館之間合作需要注意的一點：一個好的博物館生態系統所需的不僅僅是同等規模博物館之間的合作，支持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小型博物館也是一個大博物館需要做的一件事。
另外，當博物館把自己當作一個開放的，為公民服務的空間時，它就需要擁有接受大眾批評的共識。博物館不僅像一個記憶儲存庫一樣，保留了歷史的痕跡，同時也是一個需要我們去對過去進行探討，並對當前重要問題提出質疑的一個文化空間。作為提供“當代”快照的地方，無論是公立還是私人博物館，都是塑造我們文化景觀的一部分，我們都應該密切關注他們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如何影響公眾生活的。
- 獲得公共認可
因為美術館的長期運營需要投入的資源很多，在更漫長的時間裡，僅憑一位創始人或者其背後的個別企業難以長期維續。創始人扮演的是私人美術館發起者的角色。若要將私人美術館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機構，那麼不僅需要輸出的成果服務於公眾，支持美術館發展的資源也應由社會各方共同出力。
為了實現這一點，或許私人美術館需要將財富公共化：藏品納入私人美術館名下，在“非營利”的原則下遵循嚴格的交易制度；美術館財產增值的部分也需要再次用於機構事業的維續。當財富公有化的體系建立健全之後，才會迎來更多更廣的社會捐贈。
至於私人美術館們如何遵守”非營利”的原則，2018年雅昌報導的關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張子康的談話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思路。他提到，非營利藝術機構的最終目的是獲得藝術文化價值，是支持和處理個人或者公眾關注的議題的，除了藝術、教育和學術，通常還涉及慈善和環保。在西方，非營利藝術機構的很多館藏都來自於社會各界人士和各類機構的捐贈，而這種捐贈往往和美術館的自身信譽有關。也就是說，私人美術館們想要獲得更多社會的影響力和贊助，還是得策劃舉辦經典的，同時又具有新思想和新認識的藝術展覽，從而獲得社會廣泛的高度認可。
私立博物館通過開發和收藏藝術品可以更新城市生態環境，為城市創造更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標型建築。藝術家也會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讓公眾看到更多自己的作品。雖然這是一個慷慨的私人舉措，但實際上確實為一個地區的文化氛圍帶去了更多的生機。作為藝術的觀眾、熱愛者和參與者，我們都需要意識到一件事，經濟的力量已經在影響文化統治，我們共同的文化遺產正在從公立博物館走進私人博物館。而私立博物館如果需要獲得公眾真正的敬畏和熱愛之心，那麼服務公眾也是其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