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月亮
編輯：木村拓周
12月28號，張瑋瑋宣佈暫停所有的演出及相關工作，化身新媒體小編開始寫公眾號了。他的公眾號叫“白銀飯店”，與他和郭龍正式發行的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專輯同名，那首被李志、老狼等人翻唱了無數次的《米店》也來自於《白銀飯店》。
張瑋瑋最近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是因為他的朋友安娜在北京辦了一個攝影展，展品記錄了她與野孩子樂隊、小河、萬曉利、周雲蓬等音樂人在河酒吧的青春歲月，2000年初，他們都和野孩子唱的一樣，生活在地下。
而與此事相關的報道，標題大部分是“劉燁的妻子原來這麼文藝，還是資深民謠樂迷”、“張瑋瑋、小河和他們的法國女主唱”。
在張瑋瑋宣佈隱退的前一天，馬頔剛發行了新單曲《青年王國》，這首歌不能被稱作一首民謠，卻仍然像是一個民謠歌手誤入了搖滾現場，跟去年他在後搖樂隊文雀的《大雁》中強行加入人聲的行徑並無二致。
今年下半年裡，宋冬野曾與發光曲線合作，並在不久前與伊德爾一起演唱了電音風的《 霓虹 》；曾在工體開過萬人演唱會的好妹妹最近開始翻唱鳳飛飛的《追夢人》；房東的貓的作品成為了抖音神曲，在各大音樂節備受歡迎；花粥玩起了古風，卻遭到大學教授評價“狗屁不通”……
或隱退，或沉寂，或轉換風格。
站在 2018 年最後一個工作日回頭看今年的民謠，我們最熟悉的這些民謠音樂人，似乎正在離大家認知中的“民謠”越來越遠。
張瑋瑋這一代音樂人的作品更貼近“ folk music ”，小河早期的音樂中就已包含大量的民族和實驗元素，周雲蓬的作品與詩歌聯繫緊密，出版過詩集《午夜起來聽寂靜》，在2011年曾獲“人民文學獎詩歌獎”，讓人不免想起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鮑勃·迪倫。
民謠歌手拿文學獎其實沒那麼違和的。鮑勃·迪倫從 1996 年開始就被提名諾獎了，當時作家艾倫·金斯伯格的推薦信上寫著，“音樂和詩是聯繫著的”。2008 年他拿下普利策文學獎，評委會說他“歌詞創作裡有著非凡的詩性力量”，“它既是堅決的，又是嘲弄的，既是無我的，又是自我反思的”，充滿溢美之詞。
民謠音樂在我們這兒以它悅耳的旋律、清新的形象廣受歡迎，所謂“一個人一杯酒一把吉他”。但兩年前諾獎給迪倫發獎，說明在評價民謠音樂的體系裡，詩性、文學性、內容性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旋律或者它的表演形式和風格。
從這個角度看，國內的民謠歌手在今年下半年展現出的“去民謠化”，確實是一種積極的探索和嘗試，但隱隱給人一種本末倒置的感覺。
我們的民謠音樂被詬病得最多的一點，實際上就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荷爾蒙驅動創作”，“只寫小情小愛”。在原創音樂綜藝、音樂節、新興網絡渠道等多維度利好並存的年份裡，民謠歌手靠著這些內容獲得了大量年輕受眾的歡迎，但隨即發生的是民謠歌手的生活狀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名利雙收、結婚生子之後，他們早就脫離了又窮又沒性生活的生活困況。
一年一年增長的年齡慢慢帶走荷爾蒙，依然迷信個人情緒發洩式創作的人就會給自己生造出一個青春期來，創作內容仍然關於愛情、孤單、迷茫，和莫名其妙的惆悵，自然會讓受眾覺得“膩了吧唧”。
宋冬野是對這一點感受最深的創作者之一。吸毒事件過後，他發行的單曲《郭源潮》與早期的《董小姐》、《斑馬斑馬》在內容性上有了明顯不同，“層樓終究誤少年，自由早晚亂餘生”的表達足夠真誠，這首歌最終獲得了第29屆金曲獎最佳作詞獎。
這是一個相當正面的示範，可惜在那之後，宋冬野就開始玩搖滾和電音了。
上個月花粥跨界“國風”被罵“狗屁不通”的爭議就不再多說了。馬頔這次的《青年王國》，音樂風格和以往大相庭徑，更像民謠和搖滾的結合體。但是一嚼歌詞，“我可憐的年輕人啊”、“讓他留下僥倖的美夢”一類的詞，配上他的嘶吼，說實話，說是李志的歌也有人信。在QQ音樂的評論中，也有一些人說“感覺有點無病呻吟”，馬頔回覆：“我有病，你就讓我呻吟呻吟吧”。
擰巴的地方在這裡：如果我們的民謠音樂創作，問題出是在內容性上，為什麼要急於追求形式上的突破？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民謠歌手實在無法用音樂表達成長後、成名後的狀態變化，去轉換他們關注和表達的議題重心；或者說，他們暫時還學不會創作與個人經驗有距離的作品；那就接著寫所謂“小情小愛”，其實也沒問題。
敢唱政治的民謠就是牛逼，只唱“小情小愛”就是 low，這其實是一個不太公平的說法，關鍵看你能不能寫出新的東西。李宗盛 55 歲發《山丘》，極其細微的個人情感，但從高中生到中年快車司機，誰不被打動呢。
不解決核心問題，繞著邊緣隔靴搔癢，這在某種程度上把鍋甩給了民謠這個流派，好像它在我們這兒的潛力已經見頂了。
確實，這兩年“民謠涼了”早已成為一個廣受認可的論調。最近一首可以作為“現象級民謠”參考的歌曲，還是《成都》，這首歌在趙雷參加《我是歌手》之後成為了全中國超市、服裝店的 BGM 首選，成都的小酒館一度是文藝青年自拍打卡的首選地標，不過，這一切都發生在《中國有嘻哈》播出之前。
“兩年前的民謠粉現在都成了嘻哈粉”，這是去年開始很常見的一句吐槽。但這種情緒化的範圍打擊其實並不公平。能被視頻平臺、抖音快手等渠道牽引著音樂走的受眾，只能說本身就不是民謠音樂的核心受眾，他們喜歡的只是帶點風格的流行歌曲——說難聽一點，大家認知中的所謂“民謠”也就是簡易版流行歌。
有的人其實意識到了這一點。總被稱為“民謠詩人”的馬頔，曾經在採訪中表示自己不是真的民謠歌手：“我現在想明白，我根本就不是民謠歌手，我們當時為了獲得一部分的人的認同，給自己貼了這個標籤。可我們現在離真正意義上的民謠，可能還差得比較遠，我沒覺得自己能到達民謠歌手的高度。”
要說“真的民謠歌手”，還是不能不提鮑勃·迪倫。在放棄民謠，發行第一張搖滾專輯之前，迪倫在聲譽上已是民權運動的代言人，其音樂的獨特性被CBS用“ Nobody Sings Dylan Like Dylan ”的口號加以宣傳。在商業上，由 Peter，Paul and Mary 翻唱的《 Blowin’ in the Wind 》在1963年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第2名，銷量超過一百萬份，迪倫由此可以獲得超過4000美元的版權費。
而鮑勃·迪倫60年代的最後一張民謠專輯《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並沒有顯示出黔驢技窮的弱勢，這張專輯關於種族主義，貧困和社會變革等問題的反映更加鮮明，可以說是迪倫在反抗歌手身份下創作的精華。
但在真正意義上名利雙收、勢頭正旺的時候，鮑勃·迪倫在一個民謠音樂節上插電了。他的表演引起了民謠界的激烈不滿，而迪倫還是穿起了尖頭皮鞋。《 Like a Rolling Stone 》一書中記錄了他的自白：民謠屆一直是我必須離開的樂園，就像亞當必須離開伊甸園一樣。
中國的民謠歌手在離開這座伊甸園之前，可能也應該再逛一逛，探一探。
目前看來，僅僅靠更換音樂風格、把人聲從吟唱變為嘶吼並不能使民謠歌手改變與說唱、電子相比在音樂市場中的弱勢，重回往日的輝煌。如何在音樂形式和內容之間找到一個舒適的位置成為了每個民謠歌手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經常有人質疑張瑋瑋，“你都多久沒寫出新歌了”。他在接受 Lens 雜誌採訪的時候說，創作瓶頸的問題都會有，但就跟人的生命本身一樣。你24歲的時候喝一場大酒，睡兩個小時起來生龍活虎，我昨天晚上滴酒未沾，一進門還喊暈。
“我覺得不論是創作，還是你的生命狀態，都不可能是一個大上坡，上到90歲，發射到太空。平靜期其實特別重要，就像你要往起跳的時候，先得往下蹲一下。”
“蹲一下”說出來很簡單，真的蹲下去很難。
堯十三是“蹲”過的。為了寫一首《龍港祕密》，堯十三會買一百多G的全套好萊塢音效聽一年半，一點點摳進歌裡，他在2014年選擇了離開北京，搬回貴州的小鎮居住。也許也是因為從小學習二胡、在西南地區居住，堯十三的作品中含有大量方言和民歌元素，從現有作品的質量上來說，堯十三的確“蹲了一下”。
“蹲”得更深的可能是李志。李志最初也是一把吉他走天下、唱唱姑娘唱唱窮的民謠歌手，而現在要把“民謠”安在李志身上，總會讓人有點猶疑。
在草莓音樂節上，臧鴻飛曾把李志因為沒錢請樂隊而把巡演名字叫做“單刀赴會”的事用於脫口秀表演，這個事兒之所以能成為段子，是有近幾年李志跨年演唱會一票難求、叄叄肆滿場作為對比。
李志似乎一直不怎麼在意行業風向，在民謠興起、繁盛以致衰落的幾年中，他最新的錄音室專輯《在每一條傷心的應天大街上》從內容和風格上有所改變，通過對《 i/O 》、《動靜》等現場演出的改編，在民謠中加入爵士、搖滾元素，並增添了職業歌手朱格樂等伴唱填補自身的嗓音缺陷，加之與前經紀人遲斌等人的靠譜合作，李志團隊逐漸積累了大量固定聽眾，成為了獨立音樂屆的大 IP。
元旦假期，一年一度的李志跨年又要來了。
這次主題是“洗心革面”的李志，不辦現場了，演出將以線上付費直播的方式出現，票價為 33.4 人民幣，在網易雲音樂上已有超過十萬人預約。
這些年行業裡寫民謠的文章，最後常常要拿李志來舉例，實在不是作者們偷懶，只是國內能在作品、商業化、職業化上都成為良好案例的民謠音樂人，這些年來來去去還是隻有一個李志。
李志跨年的同一天，將會有一部叫《地球最後的夜晚》的電影出現。一部藝術片，通過鋪天蓋地的營銷，預售了過億票房，這部電影幾乎已經註定會成為 2019 年開春第一個被行業熱議的營銷案例。
藝術片在國內市場再差，“地球”尚且如此努力。民謠音樂再不“洗心革面”，當心真的要迎來“民謠最後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