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古老而豐富，無論是幼發拉底河的蘇美爾，還是尼羅河流經的古埃及，亦或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形成的理由和發展的規律。

從原始社會到高科技發達的今天，文明已經成了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交流，文字之間的表達記錄，國家之間的合作建設，都是文明發展的產物。

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整個世界都離不開文明的傳播，不同國家、不同階級的道德觀念和社會秩序也正一步步變得類似起來，這種現代化社會所形成的類似，就是所謂的普世文明。

用一句簡單的話概括，普世文明就是人類追求幸福的觀念。最理想的狀態是，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與普世文明相互融合，從而建立起更加富裕的生活秩序。然而事與願違，當普世文明與後殖民地區的文化交融後，卻形成了混亂落後的第三世界，這是為什麼呢？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V·S·奈保爾的代表作《我們的普世文明》給出了答案。

普世文明與印度文化交融下的神祕主義

眾所周知，印度曾經只是英國眾多殖民地中的一個。印度後裔奈保爾就出生在英國另一個殖民小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雙重意義上的殖民地人。

年輕時期的奈保爾曾在鄉愁的驅使下來到印度遊歷，在他的想象當中，印度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國家，印度設計和製造的機械設備都在展示著這個國家身處在快速發展中。可萬萬沒想到，印度到處是一片單調乏味的景象，奄奄一息的莊稼，身材矮小的人民，衰敗氣息的城鎮，都讓他感到失望。

作為一個極具洞察力的作家，奈保爾詳細記錄了他與當地農民、教師、商人、政客等不同文化群體相接觸的情景，結果發現，印度文化與普世文明對撞之後，人們開始抱持著自我懷疑的殖民地心態，想要逃離這個國家，並且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凌駕於現代文明之上。

可以說，這個古老的宗教國家在面對普世文明的衝撞時，竟然產生了一種神祕主義。所謂的神祕主義，就是企圖通過宗教信仰和神靈崇拜，來改變自己甚至國家。

神祕主義首先體現在農民身上。由於印度宗教是按照職業和種姓來劃分人的等級，所以奈保爾每到達一個村莊，都會有大量的農民問他：“你是哪裡人”“你姓什麼”“你是什麼職業”等急於確認他身份的問題。

如果換做是其他國家，這種詢問可能是出於禮貌或者好奇，但在印度，就是要分辨一個人的地位。如果一個人的種姓、職業地位很低，就會遭受歧視。

雖然印度的種姓等制度在普世文明的衝撞下已經被廢棄了，但在農民腦海中卻依舊根深蒂固，這導致了印度農民在面對文明的洗禮時，一方面想洗脫自己的低等身份，另一方面還繼續活在印度宗教文化裡，兩者相互矛盾，使他們找不到自己在社會中的真實定位。

印度的神祕主義同樣體現在商人和中產階級身上。一位與奈保爾接觸的商人的妻子曾說“外國讓我喜歡的發瘋”。

她是怎樣發瘋的呢？她吃的是外國的食品，用的是外國的工具，甚至還要為兒子找一個外國人當妻子。這位女士並不是個例。印度的中產階級非常熱衷於向外國遊客辯解，不能把他們看作骯髒、貧窮的印度的一部分，他們有更高的思想品味，對養育他們的國家充滿了憎惡。在加爾各答、新德里等英國人建造的大城市，那些在國外居住了兩三年的中產階級一再宣稱自己既不是東方人，也不是西方人，他們給自己取一個西方的名字，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國家曾經被西方殖民迫害過。他們以就職於印度公司為恥，為自己能進入英國人開辦的公司而感到自豪。

在他們的觀念裡，外國的任何商品都比印度的好，在不久的將來，自己一定會離開這個國家。可是當他們急於逃脫印度時，卻要去印度教寺廟裡祈求好運。他們就是這樣矛盾地一邊憎惡著印度的一切，渴望被西方認可，一邊又依賴著印度宗教，想要得到神的庇護。他們的這種矛盾的行為，連自己都未曾發現。

印度的政客也深受神祕主義影響。

在他們眼中，印度沒有災難，土地的貧瘠象徵著印度心靈的清貧，併為經歷了殖民卻倖存的古老宗教文化感到驕傲。他們信奉“印度先知”，認為既然先知讓印度種族存活下來，就一定會對印度的未來進行庇護。

因此他們常常在思考怎樣建設富裕的印度的同時，抱守著自己神祕的文化，以過去的印度作為參考，用神話與魔法來詮釋現代文明，這使他們看不到自己國家的缺陷，也使得印度在與普世文明交融時產生了一層神祕主義色彩。

在印度的街頭，時常能夠看到“印度聖人”、“苦行僧”、“聖牛”，因為印度是一個深受宗教影響的國家，他們試圖通過印度宗教文化來發展國家。在新德里，國大黨由於內部矛盾而分裂成了兩個政黨，引發了一次中期選舉，兩個黨派分別重新設計了徽標，一幅是“一頭母牛舔舐著吃奶的牛犢”，另一幅是“一個乳房豐滿的女人坐在紡車旁”。

在印度，母牛意味著神聖，紡車則代表著甘地主義。雖然兩個政黨都喊出“趕走貧困”的口號，但卻都沒有發現，從徽標的設計上就流露出濃重的宗教文化。

普世文明與非洲文化交融下的虛無主義

所謂的虛無主義，就是對國家現狀無法改變，夢想回到虛構的祖先時代。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非洲落後、缺水、傳染病盛行、一夫多妻。沒錯，直至今天，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全世界三十多個貧窮國家，有二十多個在非洲。

很多人會認為，非洲的貧窮是因為地理環境造成的，但事實上，非洲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區比較乾旱少雨外，南部大部分地區是熱帶氣候，雨量充沛，物產豐富，地理條件一點也不差。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如果不是因為地理環境，那就是因為非洲在歷史上受到歐洲的殘暴統治。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黑人被當作奴隸進行販賣，沒有人權，受到壓迫。但是當今社會，殖民主義早就已經消失，普世文明廣泛傳播，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非洲依然落後？奈保爾通過對非洲國家的講述，為我們解開了疑雲。

作者講述的第一個非洲國家是小島國毛里求斯。在他來到毛里求斯的第二天，參加了一場關於失業問題的探討會，會議現場，執政黨將失業問題怪罪於把持著經濟命脈的商人，這些商人大部分是白人殖民者後裔。執政黨認為，白人因為擔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拒絕加入到政治程序商談中，導致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

但是，執政黨從來沒有想過，失業問題與當前政策下的人口過剩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隨著毛里求斯奴隸制的廢除，印度勞工不斷湧入，人口數量不斷激增，每五個人裡面就有三個未滿二十一歲的待業青年。

普世文明的到來，讓年輕人的知識面得以拓寬，他們期望得到更好的發展。然而毛里求斯在面對普世文明時，顯然沒有做好準備，整個國家的收入命脈依然停留在以蔗糖為主的殖民地經濟中。年輕人整天無所事事地抱怨政府。隨著抱怨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迫於壓力，開始故技重施，利用殖民文化在不同種族之間挑起鬥爭，以緩解整個局勢的壓力。就這樣，毛里求斯陷入了一場戲劇，年輕人的渴望不但沒有得到滿足，反而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產生了令人無奈的虛無。

如果說毛里求斯的是停留在殖民地經濟導致了落後，那麼剛果民主共和國，則是一個落入陷阱的國家，始終停滯不前，人民對強盛有著嚴重幻覺。

剛果曾經是比利時的殖民地，1960年獨立，1965年，蒙博託將軍掌握了政權，建立起秩序。他發明了具有非洲部落色彩的衣服，頭上戴的豹皮帽子，手裡拿的權杖，都體現著非洲的酋長文化：當權杖離地時，他身邊的人可以說話，當權杖落地時，大家都應該馬上安靜下來。

面對普世文明的到來，蒙博託先是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受到靈魂庇佑的人，其王權不容置疑，很多殖民時期的制度法規，都被他當作是非洲的傳統繼承了下來，這讓他擁有了整個剛果。

上臺幾年後，他將外國人的企業和工廠全部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們交給人民。在僅僅一年的時間裡，這些工廠和企業大部分被洗劫一空，於是蒙博託又宣佈企業交給國家管理。

這種做法看起來很大公無私，可實際上在他的心中，國家只屬於他自己。後來，他又將比利時在剛果運營了二十年的文化轉化成了非洲叢林文化。在剛果新出版的歷史課本中，除了提到幾個查無可證的非洲王國以外，直接跳到了全新剛果的建立，讓人民誤以為“我們的祖先生活的很美好”。

蒙博託的理想是將剛果打造成祖先時期純潔而合理的世界，他將自己塑造成了“非洲的先知”，是非洲發展的唯一出路，來對人民進行洗腦。因此，在首都金沙薩，很多年輕人夢想著像西方人那樣開著梅賽德斯，身邊跟著漂亮姑娘，但同時又覺得把自己獻給蒙博託主義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他們一邊夢想著國家在未來奇蹟般的強盛，一邊卻期待著迴歸祖先時代，兩種不同的夢想相結合後就變成了虛無主義。

貧窮造成了毛里求斯和剛果的虛無，然而富裕的科特迪瓦也同樣面臨著非洲文化的頑固。

1960年，獨立後的科特迪瓦在總統的帶領下，僅僅憑著熱帶雨林和土地資源，就把首都發展成了非洲首屈一指的繁華大港，每年都需要從周邊國家引進勞動力，國家建設非常繁榮。在總統眼中，周邊的國家要麼混亂一片，要麼一無所有，而科特迪瓦致力從農民的耕作中創造財富，倡導修建公路，拉近村莊與市場的距離。

與首都相距一千五百英里的內陸，有一個叫亞穆蘇克羅的村莊，是總統的故鄉。隨著普世文明的到來，總統參照西方擬定了一個宏偉的規劃，要將亞穆蘇克羅打造成非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於是他在這裡建立了非常多的紀念碑，用來歌頌統治者的永垂不朽；在宮殿旁的湖中，養著大量的鱷魚，用來宣誓總統的權威。這個時候，城市發展重心已經向個人主義崇拜偏離，總統成為了這個國家的救世主。然而不協調的是，那些有錢有勢的人依然習慣在週末回到自己的村子，重拾他們的窩棚生活。

雖然總統致力於將非洲融入現代世界，但他的人民仍然頑固地保持著非洲陋習，他們相信憑藉非洲的本質，總統自會引領他們走向強盛。他們永遠無法理解，正是這些非洲本質，才是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阻礙。

普世文明與美洲文化交融下的模仿主義

奈保爾的出生地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這是一個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的小島國，歷史上曾被西班牙、法國、英國進行過殖民統治，期間大量的非洲黑人奴隸被運送到這裡，與當地的印第安人不斷融合繁衍，形成了今天的殖民地居民。如今的特立尼達已經獨立，建立了黑人政權，但他們還想要更多。

當普世文明傳播到這裡，他們也想要模仿美國，發起黑權運動。通過報紙，他們看到了美國黑人的抗議場面，也看到了黑權運動發言人很黑又很英俊的面容。在海島居民的眼裡，這一切就是黑人的千年復國夢。

事實上，在美國的黑權運動是抗議本國白人對他們的歧視和壓迫。但是在特立尼達沒有這樣的抗議對象，於是島上人民將抗議對象換成了過去，他們開始抗議過去的奴隸制和殖民統治。通過這種不切實際的模仿抗議，他們彷彿找到了真我，漸漸地感到黑人千年復國夢近在眼前。

作者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961年，特立尼達做了一項關於對未來期望的調查，黑人的回答是：“我想成為舉世聞名的富翁”“我想娶一個漂亮的美國女明星”“政治上我希望能夠對抗赫魯曉夫”“我想變得足智多謀，為世界創造奇蹟”。多麼不切實際回答，充滿了太多的幻想。黑人的身份問題其實是一個多愁善感的陷阱，模糊了特立尼達真正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島國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而不是去單純地模仿發達國家的文化。

阿根廷是南美洲的一個代表性國家，我們對這個國家的瞭解可能僅限於足球。而作者在書中講述了阿根廷民粹主義政治家庇隆的兩次執政始末，為我們展現了這個國家的另類處事風格。

1946年，庇隆通過軍事革命當選為阿根廷總統，在缺乏社會政治經驗的拉美國家，他利用民眾對美好未來的渴望，用畫餅充飢的方式俘獲了阿根廷人民的心。上任之後，他結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來實行所謂的“庇隆主義”。庇隆以管理軍隊的方式治理國家，所有政治主張直接公佈給大眾，讓人民從潛意識裡認為權力是掌握在自己個人手中。這就讓庇隆處於一個完全不受監督的地位。這期間，他的妻子伊娃·庇隆，通過宣揚“簡單的愛，簡單的富”、“仇恨富人，熱愛普通人”等口號維護了窮人的利益，獲得了阿根廷人民的廣泛愛戴。

庇隆最初執政時，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糧食短缺，阿根廷依靠出口糧食和肉類發了橫財，這使得庇隆主義發展迅速。二戰結束後，各國逐漸解決了糧食危機，導致阿根廷的經濟受挫。為取悅大眾，庇隆大力發展公共事業，提供就業機會，結果造成公共事業人員膨脹，加大了財政壓力。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也在這個時期因為癌症去世了，這令他失去了窮人的擁戴和支持。終於，在1955年，庇隆政府在群眾不滿的呼聲中被推翻了，庇隆被迫流亡海外。之後的十多年間，阿根廷一直處於政治動亂之中，經濟更加困難，人民開始懷念庇隆時期。於是，在1973年，庇隆再度當選為總統。然而不幸的是，一年後，庇隆因病去世。

通過庇隆的兩次執政經歷可以看出，阿根廷人民有著根深蒂固的舊革命觀念，他們認為革命不只有動盪和混亂，還可以解決當前的政治爛攤子，誰掌握了人民，誰就可以發動軍事政變，一旦有政變的發生，每個人都會很興奮，走路都會腳下生風；除此以外還可以看出，單純模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經受不住時間的考驗的。換句話說，在普世文明的今天，通過政變和模仿，都無法換來國家的繁榮昌盛。

總的來說，一味的媚外、單純的模仿都換不來國家的強盛，只有結合自身的情況，融合普世文明，才能得到廣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