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低齡留學現象日漸明顯，相關問題突出

低齡留學人群日益擴大，出國讀高中的人數不斷增加。CCG與麥可思聯合調查的結果顯示，2015年，中國高中生出國留學的熱度持續。與2012年相比，2015年的調查顯示，在國內讀完高中課程再出國讀大學的學生比例從61%下降到44%，出國讀高中的學生比例則從17%上升到了27%。中國逐漸成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中等教育留學生的第一大來源國。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就讀於這四個國家初高中的中國留學生共有約4.9萬人，其中23585人就讀於美國初高中，9613人（含中國香港）就讀於英國初高中，7412人就讀於加拿大初高中，8162人就讀於澳大利亞初高中。

隨著留學低齡化日趨嚴重，其引發的相關問題也不斷突出，值得關注。

一是法律問題。低齡留學生在國外留學的過程中，由於對所在國的法律環境和社會環境不瞭解，加上生活自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較差，因為違反所在國法律法規而受到處罰甚至遭遇訴訟的風險較高。因此低齡留學生需要更多地關注，在出國前接受法律培訓，增強其法律意識。

二是家長陪讀問題。低齡留學生大多數是獨生子女，家長除了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對孩子在國外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社會適應等問題也十分關心，隨著主要目的國相關陪讀要求和陪讀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家長做出了陪讀的決定。通過陪讀，幫助低齡留學生更好地接受優質的教育，獲得更好的生活照顧和精神陪伴，在其人格形成的過程中給予及時的支持。儘管陪讀對低齡留學生成長有重要作用，但也可能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如對低齡留學生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不利，對家庭關係的影響，陪讀置業引發當地房價上漲而導致的社區融入困難、文化衝突等問題。

三是低齡留學加劇導致國內高校優秀生源流失的問題。根據麥可思的調查，有留學意向的高中生中46%的是國內班級排名前25%的學生，是班裡的尖子生，有28%的學生班級排名在25%-60%，僅25%左右的排名在班級50%以後。學生成績好的學生出國留學意向強，可能直接導致國內高校優秀生源的減少。

二、留學生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適應度等問題備受關注

隨著我國出國留學生尤其是低齡留學生規模的迅速擴大，在外留學人員海外生活相關問題頻繁發生，留學生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適應程度等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重視。根據2015年騰訊-麥可思高中生出國留學意向跟蹤調查，針對“家長擔心孩子出國後遇到的困難和障礙”這一問題，半數以上的家長關心留學生在外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問題”，32%的家長關注“心理健康問題”。而關注各類適應性問題的家長也不在少數：“不能適應學習環境”（28%）、“人際關係處理不當”（21%）、“語言障礙”（20%）、“生活不能自理”（11%）和“不會理財，學習費用緊張”（9%）。還有19%的家長擔心學生“所在國的政治環境不穩定”。

高中生家長擔心孩子出國後遇到的困難和障礙分佈（多選）（2015年）

根據全球化智庫(CCG)2013年的調研，文化差異、學習壓力和感到孤獨是低齡留學生在留學適應期內的“三座大山”。大約65.1%的學生認為文化差異是他們適應期內主要面對的問題，分別有55.2%和44.9%的低齡留學生認為適應期內主要問題是學習壓力大和感到孤獨。由於低齡留學生缺乏獨立生活和學習的經驗，情感問題也是適應期內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礙，有44.9%的學生在適應期內感到孤獨，28.2%的學生經常想家，16.3%的學生感到找不到平臺與同學老師交流。

低齡留學生適應期內遇到的問題

隨著中國留學生群體的日益擴大，中國留學生作弊和造假的問題也日益凸顯，相關話題備受各國媒體關注。具體作弊行為體現在SAT、託福等各大類型的留學考試中，也體現在入學材料中的申請短文代寫以及成績單造假等方面。

據《2015留美中國學生現狀白皮書--開除學生群體狀況分析》披露2014年被開除的中國留美學生總數約為8000人，佔留學生總數的3%左右。被開除的留學群體中，80.55%因為學術表現差或學術不誠信，其中GPA太低或作弊等學術問題是造成學生被開除的最主要原因。雖然被開除留學生佔總留學人數比例很少，但是中國留學生的誠信問題常常被忽視，留學市場也不規範，最終給留學領域的未來發展帶來嚴重的潛在危害。

近幾年，隨著留學市場的升溫，學生作弊造假的案例不勝枚舉，作弊造假不僅是個人的行為，甚至形成了留學生群體造假和作弊的行為。2015年7月至9月，參加雅思考試的不少中國學生不僅沒拿到成績單，反而被拉入了黑名單。劍橋大學外語考試部核查分析稱，由於“不能對外公佈更多細節”的原因，主辦方將永久扣發約350位考生成績；2010年10月，ETS聲明，“艱難地決定取消所有參加2010年10月23日中國大陸地區GRE普通考試的考生成績”，以確保GRE考試成績的效力。這些案例反映了作弊造假必須引起重視。

中國的留學誠信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是整個留學產業的“誠信缺失”造成的結果。中國留學生在申請過程中出現作弊和造假的行為，首先是在申請材料方面造假，入學材料中的申請短文代寫以及成績單造假，有些學校和中介機構縱容成績造假。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遭到美國司法部起訴。他們被指控在2011-2015年間，涉嫌通過偽造護照、找人代考以獲取美國大學錄取通知書，從而造成對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和美國大學委員會的欺騙。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地區聯邦大陪審團裁定這些留學生犯有“合謀、偽造外國護照、郵件詐騙和電信詐騙”等35項罪名，最高可判處20年徒刑和25萬美元罰款。

在留學考試方面，有中國考生在SAT、託福等各大類型的留學考試中作弊。2015年11月24日凌晨，SAT（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主辦方通過郵件發佈兩週前SAT考試分數延遲的消息。這是SAT今年來第二次放出“推遲”信號--當年9月，亞洲區SAT考試成績也曾遭遇大面積延遲。事實上，從2013年至2015年，SAT成績發佈已經出現過6次延遲。而每次延遲的背後，不外乎舞弊、押題、違反規定等原因。

留學造假現象也反映出國內留學服務機構的誠信缺失和不規範。國內的留學中介服務存在縱容留學作弊造假行為，例如海外的培訓機構通過他們在美國境內的資源獲取最近的SAT試題，整理出正確答案後用於培訓考生。或者在SAT考試當天派槍手在早於中國時區的其他考點進行考試，在參考之前的數據庫確定當天晚些時候舉行的考試內容後，通過手機等為付費客戶提供答案。

同時，留學造假也延伸出新的灰色產業鏈。例如，通過作弊或造假踏上留學旅程的留學生，在進入國外學校學習之後，在完成學校相關學術要求方面受阻，因而也產生了論文代寫等灰色產業鏈。有澳大利亞媒體也曾揭發華人留學生通過華人論文代寫機構“My master”炮製學術論文的醜聞--16所大學的近1000名華人學生曾購買過該機構的論文或聘請代考進行在線測試，其用戶不僅有在校生，也涉及已畢業的學生。

誠信問題的凸顯，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留學市場中存在相應的作弊需求。中國家長和中國學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沒有意識到製造假申請資料或作弊的嚴重性。為了讓孩子考上滿意的學校，有些家長甚至還會支付高昂的費用給此類造假中介公司。不少學校的老師為了讓學生們考上好學校和有利於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師的榮譽感，也加入其造假行為，幫助學生修改最終的成績單；代考和代寫之風盛行之下，很多考生甚至“被代寫”文章，因為擔心自己準備材料不比相關機構專業而被迫找相關代寫機構，從而導致惡性循環。“這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並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會感到，如果不經中介機構‘專業的’幫助，那麼，和那些經留學中介‘輔導’的同伴們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動手申請卻被拒的聰明孩子’的故事，他們誰都不願意成為下一個那樣的孩子。”中國大學生的各種學術造假，很多人都將其歸咎為“假大空”社會風氣造成的，甚至還心安理得地認為“別人都作弊抄襲，我不這麼做就虧了”，很多人雖然對此咬牙切齒抨擊，但呼喚學術道德呼喚了多年，卻基本沒有成效。

二是中國有大量的留學服務中介為了市場競爭和公司利潤，公然違背相應的法律法規，對作弊風氣推波助瀾。由於在中國，進入大學的方式單一，主要以高考為主，因此中國學生並不熟悉國外學校複雜的招生程序，沒有準備整套申請材料的文化和習慣，從而加大了對留學中介機構的依賴，也滋養了作弊造假的風氣。雖然目前在國內有330多家留學中介機構取得相關教育部門的認證，但仍有大量中介機構沒有取得相關認證，缺乏相應法律法規的監管和監督。部分留學中介機構針對中國學生和家長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心理，推出了相應的代考和作弊等服務，為急功近利的學生提供了非法的捷徑。魚龍混雜的留學中介機構是造假隊伍中的中堅力量，一些中介提供代寫或修改申請文書、誇大、捏造受獎情況、個人陳述等全方位的服務，而且服務費往往極為昂貴。例如，一家留學中介機構和申請人簽訂“美國本科申請全程指導協議”，將美國高校按排名標價，代理申請服務費從4萬元到7萬元不等，申請人一旦獲得獎學金，該機構將會獲得申請人第一年的全部獎學金的15%作為“獎學金服務費”。此類的事件頻發，影響了中國申請者的整體聲譽。為此越來越多的美國名校銳減了在中國地區的助學金名額，從原來有大概三十多所高校縮減到只有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麻省理工四所大學。

三是國外教育考試機構的不作為縱容留學生作弊造假。國內留學考試作弊現象時有發生，雖然在考試作弊問題上學生與中介機構難辭其咎，但是國外教育機構的不作為行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例如美國的教育考試院使得重複使用的SAT考題在網絡上大面積流傳。他們的考試方法讓亞洲考區的考生可以輕而易舉地從過去的考卷中獲得重要信息。而且國外的教育機構在錄取中國留學生過程中，沒有反覆核查留學生申請資料的真實性，進一步縱容了留學生的造假行為；再是國外一些不是很有名氣的學校，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對於留學生的申請材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間接的促成了更多的留學造假行為。

留學生入學考試的作弊，不僅僅會影響學生自身的學業問題，還關係到中國學生的整體入學率的問題。目前，海外主要高校學校也開始更加嚴謹查看中國留學生的申請資料，防止作弊造假等行為的發生。不少學校在收到高成績的申請人選時，都必須仔細檢查申請人的學術背景，有時學生甚至還要通過面試或發表個人聲明來證明自己的學術能力。如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先生“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提及，在中國，抄襲現象嚴重，知識產權保護嚴重不足。很多學生考SAT考了2300多分，口語卻無法正常交流；正因為抄襲嚴重，導致哈佛大學對中國學生無從評價，也導致了配額的大量減少。因此，作弊造假不但對作弊者不利，也對整體申請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造成了不良影響。

四、海外留學生開始遭遇種族配額

近年來，美國高校針對亞洲學生的“種族配額”問題成為了焦點話題。2015年5月15日，共有64個華裔、印度裔、韓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社團和組織參加了亞裔團體就哈佛招生歧視進行維權的聯合行動。這是近20年來美國亞裔在追求平等教育權益方面最大的一次聯合行動，引起了美國聯邦議員、教育部的重視和相關主流媒體的廣泛報道。美國的亞裔團體表示，造成這種歧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美國為了照顧教育落後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在20世紀60年代實施“強制行動法案”，要求對這些種族在大學錄取時進行照顧，但這一強制行動法案實施以來並沒有實質性改善非裔和西班牙裔的教育。第二是常春藤名校對亞裔在文化認同方面偏見和歧視。在錄取過程中，一些美國名校仍認為亞裔學生缺乏創新和領導能力，不懂得交流，只擅長數理化。

但美國大學名校錄取中對亞洲學生的偏見，主要是針對外國國籍的國際學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但並不排除校方在對所有美國公民申請者的考量中會有所謂“種族多元化”的平衡。根據2005年至2014年亞裔學生（不含國際學生）在常春藤大學的註冊率數據顯示，註冊率整體上大致持平，沒有顯著變化。但由於在過去20年中亞裔學生增加了將近一倍，且學生的素質大幅度提高，而常春藤學校對亞裔學生的錄取比例仍然停留在14%至18%，這側面反映了美國高校隱形的種族歧視和配額制。

事實上，美國名校對國際學生既有公開的限制，如部分優勢特色專業不對國際學生開放及黑箱式的錄取“歧視”，例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每年錄取中國本科學生不超過1‰，從經驗上看這並不與中國學生的優秀程度成正比。從錄取委員會的角度，為了符合美國文化追求的“多元化”，儘管亞洲學生普遍成績優秀，但必須保障其他種族的教育權益，否則引發其它族裔群體的不滿。然而對亞洲學生而言，由於這一群體內部的競爭本來就激烈，再加上有限配額，導致亞洲學生遭遇明顯的不公平現象。普林斯頓大學兩名教授在《不再隔離，未臻平等：種族與社會階層對精英大學招生和校園生活的影響》一書中說，亞裔在任何一個SAT分數段的錄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樣分數的情況下，錄取率比白人低67%，比起其他族裔則更低，“亞裔進一流名校SAT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美國名校的錄取委員會也因此面臨“多元”與“公平”的權衡。並且就連公平也是相對而言的：對亞洲學生來講，名額限制以及高錄取標準，是不公平的競爭，但在其它美國公民看來，亞裔畢竟是作為少數族裔的存在。當亞裔陷入“代表過多”的情況時，也會因此被多數族裔認為有失公平，對美國的多元化社會構成衝擊。

除了價值的糾紛，讓問題更加難以討論的是相關數據的缺失。哈佛等學校一直竭力否認其存在“種族配額歧視”，但是由於錄取的過程接近於不透明的黑箱，很難獲得統計數據來印證這一說辭的可信度。雖然偏見難以測量，但從教育投資移民的增長卻可以側面看出問題的端倪。據新財富調查，76.7%的中國人移民首要原因就是子女教育。其他調查也有相似的發現，如《2014海外教育特別報告》顯示，子女的國際教育是中國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80%的中國富豪計劃將子女送至國外受教育，其子女出國留學的平均年齡大多為18歲以下。而與出國留學相比，家長之所以選擇移民便是看重入籍後給子女帶來的種種優勢，其中就包括享受公民錄取標準，免除國際學生限制等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非美籍的亞洲學生早已成為美國高校中國際學生的主要生源地，尤其是中國留學生，已經連續多年為留學美國第一大生源國，每年在美留學生超過其總數的三分之一。不僅是高等教育，當下亞洲初高中階段的留學人數也在迅猛增加。以華裔為例，過去5年僅中國大陸赴美就讀高中的人數就增長了60多倍，目前每年有3萬中國學生赴美讀高中，另外還有十餘萬中國高中生從大陸直接申請美國大學。錄取限制的問題隨著申請人數的增多無疑會愈發的凸顯。

五、我國留學服務市場需加強監管

隨著我國留學市場的不斷升溫，留學中介的問題愈發凸顯。目前我國中介市場存在不少違規現象，主要包括：主體資質不合法、製作虛假廣告、申請材料造假、高額收費、業務分包出租等一系列問題，損害了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的利益，干擾了自費出國留學服務市場的正常秩序。我國留學中介機構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不法中介未經資質審核成立運營。不符合我國《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管理規定》開展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業務機構為不法中介，即“黑中介”。有些中介機構並未通過批准，掛靠在其他單位，或者承包合法留學機構的一個部門；或是在取得資質時是一套人馬，實際操作中，無論是負責人，還是財務人員及諮詢人員，甚至辦公地點，都和申報材料上不相符合，這也是違規的。與上述留學中介機構簽約辦理出國留學，一旦出現問題，責任人不明確，對保護出國留學人員方的權益十分不利。黑中介的非法操作容易給留學生家庭造成嚴重損失。因為按照國家規定，沒有合法資質的中介公司提出的留學及學生簽證申請，不能得到各國駐華使領館批准。黑中介往往以因私出入境的名義辦理學生簽證。這種非法操作會給學生和家長帶來的嚴重損失。也有黑中介把簽證轉包給合法中介辦理。但一旦出現問題，消費者的維權將十分困難。

二是部分中介機構服務信息有待考證。留學中介通過提供不真實信息，使得學生和家長對出國留學做出不理智的判斷。主要表現為：誇大國外教育環境（比如國外氣候、交通、經濟等各個方面都非常理想）、誇大學校整體教育水平（如把學校說成世界一流大學，畢業證書全球承認等）、誇大學校專業水平（如說學校專業處於頂尖水平）、誇大就業和移民前景（如說該校畢業後容易就業，可以移民留居國外等）、將非正規學校描述成正規學校、故意混淆概念（如大學“綜合排名”和“專業排名”）、在中英文翻譯上做手腳等。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和家長輕率地做出留學決定，為學生將來發展埋下了極大隱患。

三是為提升留學申請成功率而偽造申請材料。有些留學中介為了達到提高申請成功率、吸引客戶，在學生材料達不到要求時，在材料上作假，欺騙海外學校。這種行為不僅會受到海外學校和其所在國政府的處罰，還會給學生和家長造成費用損失，承擔拒籤等後果。申請材料造假包括：申請學校和簽證中誇大收入，如銀行存款證明造假、假造僱主或家庭成員關係，如更改護照、偽造出生證明、結婚證。材料造假會受到海外政府的嚴重處罰，如美國，一旦發現假材料則會拒籤，有時甚至永久拒籤。留學中介機構在造假過程中一般會收取全部或部分中介費用，而損失和後果由學生和家長承擔。即使簽證順利通過，學生出國後也會遭遇各種問題。比如學生的學習成績本達不到學校要求，不適應國外語言環境或不能順利通過考試或畢業，造成巨大學習壓力，而造假問題亦會延伸出上文提及的留學灰色產業鏈等。

四是收費標準不明確。在我國，留學中介的收費缺乏明確的標準，對收費項目缺少明確的規定，留學費用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一般情況下，留學中介費用由各國留學政策、申請學校和簽證難度及費用決定。因此理論上，同樣國家的留學中介費用差距應該不大。但目前我國的中介市場裡，申請同一個國家的學校的中介服務費有很大差距。如在服務內容基本相同的情況下，新西蘭的留學中介費用可以相差3000-4000元，而美國同一學校的中介費用可以相差2萬元。在某些機構中，翻譯申請材料屬於免費服務內容，而在某些機構中可能需要收費。

六、“一帶一路”建設對留學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一帶一路”的發展將促進中國同沿線國家經濟貿易的發展，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和沿線國家進一步瞭解中國，因此“一帶一路”的發展需要鼓勵中國同沿線國家互相的留學往來。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廣闊。深挖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潛力，必將提升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的地位，重新建設國際秩序。鼓勵中國的留學生到沿線國家留學，培養我國小語種人才和懂得多種文化的複合型人才，可以促進中國同沿線國家的合作增多，同時增加就業機會。根據2015年3月28日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28日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1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據統計，2015年有來自182個國家的40600人享受中國政府獎學金在華學習，沿線國家就佔了將近四分之一的名額。發展來華留學，有助於促進沿線國家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深入合作。

但是，隨著中國同沿線國家留學人員的增加，“一帶一路”留學往來也將面臨一些挑戰。首先，沿線國家大都是貿易導向性和勞動力密集型國家，中國同沿線國家的產業具有同質性，優勢互補有限，沿線國家雖然有些優於中國的專業領域，但是數量不多，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的留學生選擇去歐美等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其次，沿線有些國家政局不穩定，不同黨派之間理念差別很大，一旦一個黨派下臺，改變過去的對外政策和對華政策，這也勢必將影響雙方留學往來；最後，中國同沿線有些國家還未達到互聯互通，交通不是很便利，這也影響了來華留學和中國留學人員赴沿線國家留學的意向。相應的挑戰對往來留學服務提出新要求。

一是提供來華留學人員的服務有待提高。“一帶一路”的發展將會帶動更多的沿線國家學生來華留學。但是來華留學人員普遍反映的情況是沒有相關的負責人，語言溝通有障礙，以及很難融入中國的文化和社會；學校不重視，隔離外國留學生和中國高校大學生，留學生一般只和留學生交往；在留學生培養方案方面，留學生的培養與管理工作不到位，高質量的學歷留學生佔比很少；由於提供工作信息的渠道不暢通，來華留學人員還面臨畢業後找實習和找工作的困難。這些現實問題阻礙了沿線國家留學生真正地瞭解中國，當他們回國之後也很難傳播中國的文化和精髓。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的留學生大部分是該國優秀的人才，回國後擔任重要職位，因此要加深他們對中國的友好印象，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提供有利的支持。

二是中國赴沿線國家留學的配套體系有待完善。隨著“一帶一路”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赴沿線國家的留學生會逐年增加，但是國內相應的配套服務機構還不完善，留學信息不健全等。國內的留學中介機構，主要關注的是歐美髮達國家的留學，關於中亞或者東南亞國家留學的中介機構很少，提供相關服務的更少。而且懂沿線國家語言的人也很少，留學信息還很不完善，因此配套的服務機構需要健全和規範；在沿線國家留學的學歷認證方面也是不完善，阻礙了留學生的就業和未來發展前景。

七、海外留學快速發展與我國高校優秀生源缺乏態勢逐漸顯現

近年來，隨著低齡留學生的增加，低齡留學生也出現了兩級分化。根據CCG於2013年對北京某5所中學出國留學情況的抽樣調查，2010-2012年，高中生出國留學的人數佔畢業生總數的比例有所上升，從2010年的9.28%提高到2012年的15.74%。而根據CCG 2015年對北京部分知名中學國際班招生情況的梳理調查發現，大部分學校光國際班學生數量就佔總生源數量2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三分之一及以上。而從國際班學生最終錄取和入學的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學生都擁有多份國際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這一方面反映了低齡留學加劇的趨勢，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我國高校將面臨嚴峻的優秀生源危機。從CCG統計的中學國際班入學門檻來看，幾乎所有學校的國際班學生入學門檻和本校普通生錄取分數線一致，同時要求英語和綜合素質更勝一籌；而從國際班學生被錄取的情況來看，90%以上的學生被世界名校錄取。而國內除了重點高中辦的國際班之外，還有很多優質民辦國際學校，他們每年所招學生悉數被世界前100名高校錄取。這預示著，中國優秀中等教育資源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正面臨著國際高校的“掐尖”，我國高校優秀生源缺乏的態勢將逐漸顯現。

同時，部分國家和地區肯定中國高考成績，也將進一步加劇中國高校的生源危機。隨著中國低齡留學群體日益擴大及SAT等考試作弊事件不斷髮生，國際諸多高校原有的招生審核機制在眾多的申請者面前難以高效完成人才選拔，部分國家和地區採用第三方機構面試作為學生第一輪篩選甚至是最終的評估工具。由於中國的高考制度作為一種標準化的考試方式，考試管理的權威性，試題命制、考試組織、試卷評估等環節的專業化和嚴謹度都比較高，高考成績正在逐步被更多的國家所認可。截至2015年5月，我國高考成績已獲得澳大利亞、美國、韓國、香港、新西蘭、德國、意大利等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高校認可。對高考成績的肯定，反映了國外大學對我國基礎教育培養方式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對高考程序的信任，也可能會激發各國對我國高中畢業生生源的爭奪。

另外，全國每年近百萬棄考大軍中，因選擇出國留學而放棄高考者達兩成。這些都加劇中國高校的生源危機，同時也將會倒逼中國高等教育提升國際化水平和開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