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0期，原文標題《許昌：假髮製造之都》

無論你在北京的一家高檔假髮店看到的各種假髮，還是美國人或非洲人頭上佩戴的假髮，它們其中有一半都來自河南許昌。在許昌，假髮是一門上百年的生意，也是一個產業從集聚到轉型的典型樣本。這裡生產的假髮製品平均每天的全球銷量為4萬套，年成交額15億元。平均每兩秒鐘，就有一頂假髮被買走，進入全球流通。

一家假髮工廠的生產車間，工人們平均每天要工作10個小時

記者 董冀寧

攝影 黃宇

假髮的時尚背後

假髮真的有幾分時尚產業的味道了。北京東三環CBD附近大型商場裡的一家假髮專賣店，聚光燈下、落地窗前，一頂頂造型或複雜或簡單，顏色或誇張或樸實的假髮，彷彿構成一個秀場。這裡假髮的價格大多是四位或五位數，有些高端產品會像有機農業一樣標明原料產地，一款棕色的大波浪捲髮標註的是“Brazilian Virgin Hair”（巴西少女發），讓人感覺彷彿能把拉丁美洲明媚的陽光頂在頭上。梳妝檯前擺放著國內外各種時尚雜誌和畫冊，店員張渺能夠很快說出哪款假髮是明星或雜誌的同款。

4月13日，一個週末，幾位大學生模樣的女生在為參加動漫展挑選“裝備”。Cosplay群體，一直是國內比較穩定的假髮消費群體。她們中的王悅告訴我，這裡的假髮太貴了，通常情況下她們會去租或是向別的團體借，但這次活動對角色的完成度要求比較高，之前沒有遇到合適的，所以打算來假髮店裡碰碰運氣。張渺知道學生群體並不是這裡的主要消費對象，但她還是熱情地接待了她們。王悅她們從《進擊的巨人》聊到《銀魂》，張渺不時插幾句話或給出自己的推薦，給她們講化纖和真發之間的差異。離開時雖然沒有消費，王悅說：“但是草，已經種下了。”

動漫知識、時尚趨勢，都是這兩年假髮企業給張渺培訓的內容。張渺覺得這和10年前自己剛入行的時候很不一樣，那時候人們談論假髮時總伴隨著“隱祕”和“病態”，親戚朋友甚至一度以為她只是和脫髮的病人打交道。一家假髮企業的總經理楊霞在創業前市場調研時聽到一則故事，說一位山西的煤老闆，為了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用假髮，特意挑了一個週末，趁著工廠沒人，給一家假髮企業的產品團隊報銷往返機票，約來辦公室給自己定製了兩套假髮。

但現在，“年輕人終於覺得我們是一個和形象、美沾邊的手藝活兒了。”張渺說，“全手工的假髮有50多道工序，光是最複雜的一道勾發工序，一針勾兩三根頭髮，一頂假髮就需要1萬到2萬針。一個成熟織工勾三週才能完成。”

說起這些，張渺臉上有一種付出終於得到承認的滿足。然而，當王悅她們掂量手中的假髮時，大概很難聯想到這些重量不過二兩的物件，或許原料來自萬里之外的印度，又或者是河南許昌從農村作坊到工廠流水線十幾個人工作近三週的成果。而張渺大概也不瞭解，“向高端轉型”在700公里外假髮生意的發源地河南許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河南省許昌市西北側的張橋村王少鎖家門口，假髮生產並不是想象中類似工藝品的生產景象，現場毫無高端感受可言。一袋袋編織袋的頭髮，如同建築材料一般，層層壘起，堆在了路邊。兩個工人在旁邊操作一臺機器，將編織袋裡成團的頭髮打散、灑上水，再用耙子像晒穀子一樣把頭髮在旁邊的地上攤開。那些頭髮打著結，混合著灰塵、泥土，顏色暗淡，風一吹甚至還有白色的如同頭屑一般的髒東西飛起來。工人師傅的手上粘著一層黑色的油汙。“一股頭油味，中午不洗手都吃不下飯。”他們說。

張橋村從事檔發工作的少有50歲以下的人

王少鎖家僱著5名工人，負責最初的分揀工作。他們把不同顏色、不同形狀尺寸的頭髮分好類，送到隔壁村負責檔發處理的加工點。所謂“檔發”，是指把粗加工後的成品按長度進行分檔，4英寸長的用2道白線捆紮，稱2檔；6英寸的用3道白線捆紮，稱3檔。

“扯、理、撕、掛、拉”，這是檔發的5道流程。要想把頭髮打理整齊，先把分好類的頭髮一層層放到拉床的底篦上壓實，一縷縷從縫隙中把頭髮抽出來；然後把一縷縷的頭髮在手裡理整齊，拿繩子捆好，用木拍不斷拍打；再然後要把拍好的頭髮放回篦子，用鑷子把依舊不整齊的頭髮一根根挑出來。張芳今年50歲，做這一行超過35年，每天最多也只能處理20公斤。

而王少鎖從事的回收分揀，是整個假髮產業的第一個環節，也是許昌假髮產業發展的起點。

許昌“收頭髮”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據當地老人描述，這裡最早是給一些京劇班子做戲服、鬍子等道具。據1923年的《許昌縣誌》記載，20世紀初，該村的白錫和與外國來華商人合開了發莊“德興義”，收購國內的頭髮賣給德國商人銷往海外，製成假髮。

在許昌西北的泉店及周邊小宮、花王等若干村莊裡，這種“院內生產，街上交易”的家庭作坊式頭髮加工經營方式，持續了近百年。在王少鎖的印象裡，小時候村子裡幾乎家家戶戶都做假髮生意，每家房前屋後，甚至馬路邊都堆滿了頭髮，村子裡像趕集一樣熱鬧。小宮村村主任陸寶山告訴本刊，鼎盛時期，小宮全村900多戶村民，有超過八成家庭從事頭髮生意。

這也直接催生了改革開放後，附加值更高的假髮設計生產向許昌集聚。1993年初，許昌發製品總廠和美商合資創辦了現在的瑞貝卡發製品有限公司，這是許昌第一家有能力進行假髮設計和精加工的公司。此前許昌當地粗加工好的檔發通常被運送至青島、鄭州等口岸出口，由韓國和日本的企業完成深加工。此後，越來越多的許昌企業被帶動進入設計環節。根據許昌市商務局發佈的數據，到2017年，許昌從事發製品生產、進出口的企業有240多家，依靠假髮謀生的從業人員超過30萬，出口假髮數量能佔到世界假髮市場的50%。阿里巴巴旗下速賣通發佈的數據顯示，許昌市生產的假髮製品平均每天的全球銷量為4萬套，年成交額15億元，平均每兩秒鐘就有一頂假髮被買走。

然而，繁榮似乎正在成為歷史。許多老闆告訴我，這兩年因為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斷上漲，假髮行業是在萎縮和轉型的。

假髮是高度依賴手工的行業，哪怕是現代化的工廠裡，很多工序也只能手工完成。在“瑞美真發”，負責將假髮捲上鋼管造型的魏孟強平均每卷一組頭髮用時20秒，這其中包括拿梳子把頭髮梳順，根據造型要求把距離發端10釐米的位置梳出一個特殊角度，以及像理髮店的造型師那樣把頭髮捲到鋼管上。每卷夠100根鋼管，會有人來收一次，接著送到烤箱裡，200攝氏度的高溫下，頭髮能實現遠比在人頭皮上更加誇張的造型。

靳麗恆來廠裡5年了，她所從事的是最後一道“高針”的工序，把已經造好型的假髮與髮套連接在一起，這道工序容不得偏差，平均每處理一頂假髮的時間是20分鐘，高針機匝錯了一點就要整個返工。廠裡實行計件工資，工人們每天大概要工作10小時，手機屏幕偶爾亮起，靳麗恆無暇顧及。

而回到張芳所在的隱於村民家中的假髮加工點，近20位像張芳這樣的農村婦女坐在一個由塑料布搭起的帳篷裡，每天從早上5點半乾到晚上5點半，中午休息一小時，只能掙到大概100元工錢。以張芳的年齡，在這一行裡仍然算是年輕人，她家裡的下一代已經沒有再做這一行的了。她說，如果不是之前家裡就是幹這個的，她大概率也會外出打工。在當地的產業集聚區“檔發一條街”，幾乎家家企業都打著招工的廣告。“四五千一個月，還找不來人。”一位老闆告訴本刊。

小宮村村主任陸寶山說，小宮村還在做假髮的家庭，現在大約只剩下40%。

如果說勞動力價格上漲尚且屬於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的話，假髮行業面臨的另一個巨大困境是，當企業試圖進入高端假髮領域時，高端假髮的原材料——優質的人發，正變得越來越稀缺和昂貴。

越來越難收的頭髮

早上7點，山東省菏澤市鄄城縣一個廢棄工廠廠房改造的頭髮市場裡，已經有數十個頭髮販子按照不同長短、髮質，將自己的貨物在地上攤開。微涼的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屬於頭髮特有的香氣。河南許昌商人李會傑不動聲色地巡迴其間。

從1997年沒考上大學開始，李會傑蹬一輛老二八自行車去鄰村收頭髮，他在假髮製品行業裡摸爬滾打了20多年。入行第三年，他把自行車換成了摩托車，收頭髮的範圍擴大到許昌全市；2002年，他攢下了一些錢，摩托車又換成了小汽車，範圍繼續擴大到全省、全國……這樣幹到2014年，他盤下現在的工廠，當上了假髮工廠的老闆，但不時仍要出門收頭髮。

李會傑算是假髮行業發展壯大的見證者。他記得，在90年代他剛入行的時候，會有山東、安徽的頭髮販子把假髮運到自己的村子，誰家做這個就直接到街上揀貨。隨著產業規模越做越大，村上貨源不夠用了，便催生出一批像李會傑這樣滿世界收頭髮的人。

頭髮市場裡，買家和賣家都精明。有的賣家知道太短的頭髮賣不上價，就和長髮摻和在一起，還聲明“不能挑”。而像李會傑這樣來買貨的人，隨身帶著尺子和小刀，頭髮每差一寸價格相差甚遠。而假如小刀在頭髮表面能刮掉一層油性物質，表示頭髮被焗過油，也會導致身價暴跌。

都說買賣不成仁義在，可頭髮販子吳建卻做著生意做惱了。在山東人的地盤上，這個四十出頭的重慶漢子指著一個轉身離開的客商就罵了起來：“你們北方人就是不得行，沒得誠信，自己喊出來的價，我答應嘍，最後又要砍價，天底下哪有這個樣子的道理噻！”

王少鎖家屋外堆滿了從各地收回來的頭髮

那位年輕的老闆之後不好意思地和我說，自己沒有經驗，看吳建答應得那麼痛快，怕買虧了。行業內管頭髮叫“黑金”，意思是珍貴，10寸長的辮髮每公斤能賣到千元以上。這是一項考驗眼力的工作，一把頭髮值多少錢，有沒有摻雜其他動物的毛髮，全在買家的一眼之間。“有時候去買原發都是從理髮店直接收來的，裡面長短不一，原材料如果價格買高了，後面很難把成本找補回來。”

現在頭髮生意不好做。這次吳建帶來了14萬元的貨，一部分是他在重慶和周邊轉悠了一個多月的成果，另一部分是他從當地同行手裡收的。然而這批貨裡沒什麼值錢的貨色，“這年頭留長髮的人越來越少了”。快回去的時候他一算賬，這趟賺了還不到1萬塊錢。

關於收頭髮，各地有各地的辦法。據說在西北山區流行著一種“頭髮換針”的方式，人們把掉落的頭髮團成團，然後可以用這種發團和專門回收的商販換一些小商品。而在更多的地區，還是要依靠像他這樣的頭髮販子從理髮店或者街頭巷尾去收集頭髮。

吳建口中的收頭髮仿若搭訕——“我們重慶是啷個收頭髮的呢？就是我騎一輛摩托車，滿大街地轉，看到有留辮子的女生就跑到她們前頭停下，問她們：‘美女，頭髮賣不賣？’賣的話，就搬個凳子，剪刀一剪，剃刀一修，給錢走人。”

然而現在，“美女”越來越不肯賞臉，還有的“美女”留起了短髮。現在對吳建來說，很多學校不允許初中生留長髮，小姑娘們在“小升初”的那個暑假集中剪辮子，就已經算是頂好的生意機會了。更多的時候，理髮店裡收集的頭髮過於細碎，完全沒有回收價值。

10年前，李會傑只需要跑到山東、河北，一般都能找到合適的頭髮，可是現在跑遍甘肅、四川這些偏遠地方，也不一定找得到。在鄄城縣的頭髮市場裡，一個上午賣出的最好頭髮是一段長1.8米、重7兩的辮髮，賣了2000元。“這也太普通了！”李會傑說。10年前他在甘肅收過最好的頭髮，“長2.6米，重1斤6兩，花了3萬塊錢”。根據人發每個月長1釐米的平均速度，這個長度，大概需要蓄髮20年。

但現在，這樣的頭髮越來越難見到了。李會傑記得，他有一次去重慶收頭髮，待了一個星期，都沒有看到價錢合適的貨。最後聽說四川的會理縣有合適的貨源，一咬牙，倒了三班火車，又走了三天，去到這個大涼山裡的小縣城，才找到一批合適的頭髮。

前些年因為國內生意不好做，以李會傑為代表的許昌人一度到外國去做收頭髮的生意。因為宗教信仰，很多東南亞國家的女性不能隨意剪髮，但知道頭髮能賣錢，她們就用盒子將平日掉落的頭髮從梳子上、地上收集起來，賣給走街串巷的頭髮販子。李會傑通常是到緬北的口岸，不用出門，當地的頭髮販子就會把收來的頭髮送到酒店給他。和國內相比，國外的頭髮每公斤普遍便宜3～5美元。

但後來進口人發被中國海關視為“洋垃圾”，海關對人發進口的要求是在國外完成粗加工之後再進口，於是大企業進口假髮大都選擇在海外投資粗加工工廠。此後收頭髮的生意越發不好做，2014年，河南海關配合監管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打擊“洋垃圾”走私專項行動，抓了幾個走私人發的組織，引發了行業內不小的震動。

李會傑不得不退回來，繼續從國內市場尋找貨源。他顯得有些鬱悶，這次山東之行，他並不很滿意——花了1.58萬元買了一批辮髮，但他覺得以他的眼光它們只值1.5萬元，可是不買又不行，“再不買工廠就會停工”。

等待消費爆發的市場

除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近兩年電商的普及帶來的競爭也不斷壓縮著整個行業的利潤空間。許昌最大的幾家假髮企業之一“瑞美真發”的董事長丁仁河告訴本刊，大概在2016年，他們就感受到電商對整個行業，特別是他們這種在傳統分銷渠道投入了大量資源的企業的衝擊。

“原本假髮是一個利潤率很高的行業，特別是在歐美髮達國家這種成熟市場，渠道建設相當於為產品提供了一套品牌和技術壁壘，也能夠保證一定的溢價。然而伴隨著電商的普及，這套壁壘很快被打破了。”丁仁河說。

他舉例，2008年奧巴馬剛當選美國總統時，他們試著推出了一款根據第一夫人米歇爾的髮型設計的同款假髮，就命名為“米歇爾”。這個版型被當地的經銷商註冊了專利，出人意料地大賣，連續幾個月都是斷貨狀態，企業因此也獲利頗豐。然而這種情況現在再也不可能遇到了，“瑞美真發”電商部員工李想告訴我：“現在蕾哈娜開一個演唱會，她的同款髮型可能第二天在速賣通和易貝上就遍地都是了。”

假髮在許昌是典型的牆裡開花牆外香的行業。根據研究機構“觀研天下”發佈的《2018年中國假髮分析報告》，全球發製品市場規模2017年達到121.65億美元，這其中，消費假髮的絕對主力是黑人女性。目前全球第一大市場美國市場的規模約43.24億美元，第二大市場非洲市場的規模大概為31.59億美元，兩者佔據著假髮消費市場六成以上的份額。許昌市商務局電子商務辦公室提供的一份數據顯示，許昌83%的企業只有出口業務，完全不涉及國內市場。

“這主要是由黑人的髮質決定的。”被一家國內假髮企業派駐尼日利亞10年的楊丹說，“如果說對亞洲人或者歐洲白人來說，假髮可能還屬於裝飾品的話，對黑人女性來說假髮是剛需。她們戴假髮，就像我們穿衣服一樣。她們天生的自然發細碎捲曲蓬鬆，根本梳不直，而且還容易脫落。”不過他同時說，也正因為是剛需，黑人假髮市場普遍對髮質沒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非洲，大量產品就是低端的化纖發，因此對設計和製造技術的要求相對低。

“化纖大概在20年前被應用到假髮行業，本來被視為假髮行業革命性的創舉，一方面能夠降低假髮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化纖的一些特性可以為假髮帶來更誇張的色彩和造型。然而對於很多小廠來說，他們直到現在還不瞭解每一種化纖的特性，只知道化纖便宜。”

“瑞美真發”董事長丁仁河分析說：“從90年代瑞貝卡、瑞美率先從韓國引進技術和人才開始，許昌假髮一直走的是一條追趕的道路。從低端產品、低端市場入手，逐漸取得了市場的主體地位，而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企業沒有想著未來的轉型，競爭加劇就掉隊了。”此前在瑞貝卡負責質檢的沈鵬告訴我，由於涉及工業生產，假髮設計師實際上要了解各種美學、材料學、工業流程方面的知識，每設計一款假髮，還要編撰一本類似說明書的生產流程手冊供流水線使用。很多小的工廠沒有這種設計能力，所以只好模仿。

相較於國際市場，國內市場從一開始就是一種以高端產品為主的市場。“妙洋假髮”是一家一直專注於國內市場的許昌假髮品牌，老闆楊霞告訴我：“從一開始，國內消費者就接受不了‘假’這個字，這麼多年過去了，國內假髮一直以全真人發為主，價格方面居高不下。國內銷售的假髮對企業技術和精細度要求更高，訂單量卻相比國際市場小很多，所以少有企業涉足。”

丁仁河在企業的展廳內。假髮製品更新速度很快，每年會有上百種款式上市

《2018年中國假髮分析報告》中提到，全球最大的發製品市場美國，年人均發製品消費為15.75美元，相當於108元人民幣。而中國的發製品年人均消費僅為2.55元，中美人均消費差距42.4倍。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公佈的“中國脫髮人群調查”數據表明，我國脫髮人群約達2.5億，其中男性脫髮人數約1.6億，女性0.9億。這同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然而相比於這兩年風靡的頭髮種植技術，假髮的市場認同感似乎一直不強。

“其實大家光看到假髮‘假’的一面，假髮便利、對頭髮沒有傷害，而且在短時間內實現多變的造型，這些優點被無意間忽略了。而這些優點對應的比如拍照、參加聚會等非剛性需求，可能反而是未來行業爆發的增長點。”丁仁河分析道。

楊霞說她之所以堅持做國內的假髮市場，一是因為這個市場單價高，競爭更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一直相信這個市場早晚有爆發的一天。她始終記得市場調研時聽到的一個故事：給北京一家幼兒園看大門的一個人，三十出頭，10年之前也就掙著2000塊錢工資。為了談對象，他花了1萬塊錢買了一頭假髮。

楊霞覺得對國內來說，對假髮的需求也不是虛無縹緲的，只是沒有得到正視。當國際市場的競爭趨於飽和，人們又重新開始審視國內市場，包括瑞美、瑞貝卡在內，最近幾年都開始大力推廣線下門店。

“國內最大的壁壘還是在消費心態上。”楊霞說。回到最開始北京東三環的那家假髮店，儘管有了越來越多的像楊悅那樣懂得欣賞假髮之美的客戶，可從事假髮銷售10年，店員張渺每天回答最多的問題從沒有變過——“我戴著假髮會被看出來嗎？”。她銷售的假髮，能夠出現在米蘭時裝週、格萊美頒獎典禮甚至某些政要的腦袋上，然而她每天還是得面對消費者的“靈魂一問”，“而且是一票否決，只要你的回答讓他們稍有擔心，絕大多數人馬上掉頭就走”。

張渺無數次遇到這種情況——試戴假髮的女士們對鏡子中自己的形象無比滿意，可就是邁不過假髮是“假的”這一道坎。甚至這還影響到了假髮的命名，許昌市發製品產業協會每年開會，有代表說“假髮”這個名字聽著就不好聽，能不能換個好聽點的，比如叫“發妝”什麼的。

楊霞聽著覺得有些好笑，她說，當年網球明星阿加西摘掉那一頭飄逸的金髮，露出光頭，落了個英雄幻滅，少女心碎。怎麼過了20年，人們的觀念並沒有多少變化。她從去年開始嘗試把自己的假髮品牌向一些高端理髮沙龍推廣，希望告訴人們，假髮其實可以成為一種更主動的選擇，“比如你可以在短髮的時候，嘗試長髮造型”。

她很喜歡在日本考察時，日本老人對待假髮的態度。“他們家裡擺著四五頂假髮，每次出門前認真選一頂戴好，回來後再取下來擺好。不就是想讓自己看起來好看一點嗎？多樸素的願望，為什麼不能大大方方地說出來。”（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渺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