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已經成為一個全球熱議的話題。2012年4月初在海南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會，有一個“青年領袖圓桌會議”，主題就是“定義幸福與幸福社會”。而同期的聯合國總部紐約，首次召開了高級別經濟會議，專題討論“幸福感建設”。包括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國民幸福指數/GNH”首創國不丹的首相吉格梅•廷裡、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祕書長特別顧問傑弗裡•薩克斯等在內的各國首相和高級別官員出席會議，並闡述了心理健康、幸福感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同時，作為判斷社會與組織發展的衡量標準，心理感知與幸福導向的非單一經濟指標評估模式也正在獲得全球範圍內更廣泛的共識。
會議當天發佈了首份《世界幸福報告》，由此也可以看出，世界範圍內的政府組織越來越嚴肅地把對幸福甚至是自陳式主觀幸福感的評估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正如薩克斯教授在序言中所說，美國締造者們把“追求幸福”作為三大權力之一寫進獨立宣言，英國哲學家認為社會最大效用是實現“最大多數人之最大幸福”，不丹政府採用“國民幸福指數”取代“國民生產總值”，中國社會長期追求一種動態的和諧。可見此標準，非始於今日，不因族群而異。但今日不同之處在於，企業組織作為承載社會功能最重要的組成單元，其幸福感建設的目標已經越來越清晰。
問題是，幸福感建設是否是我們唯一的目標？
一個引起我注意的現象是，一方面，丹麥、芬蘭、挪威這幾個傳統的北歐富國依舊佔據幸福感指數全球排名的前三位；但另一方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截止2011年的數據顯示，這三個國家的自殺率在100多個國家裡皆位於前35位，芬蘭甚至排名第14位。我在丹麥網友的某個論壇裡看見一個熱議的話題，一位剛結束希臘旅行的丹麥網友，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我們的幸福感指數全球第一，遠高於經歷經濟危機的希臘，但自殺率卻遠高於他們？
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戰後的四五十年，美國經歷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並逐漸達到頂峰，人民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都在全球範圍內具備明顯的優勢；但與此同時，以控制個體與組織層面各類心理困擾和危機為主要目標的企業EAP服務也在這一時期得到迅猛發展，整個市場需求與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甚至連專業文獻數量也在90年代達到頂峰。這一宏觀形態，與中國近年發展頗為相似。
第三個需要關注的現象是，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誤解，認為一家“幸福”的企業，必然擺脫了“危機”的困擾。而根據易普斯職業心理健康數據庫相關數據研究結果顯示，在一家大型組織裡，一方面，會有超過40%的員工“經常”感到“心情舒暢”；而與此同時，也會有15%的員工“經常”感到“憤怒”。數十種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並存，是每一個組織必然面臨的客觀現實。而負面情緒的積累與傳播，則正是個體危機與群體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
幸福與危機，是易經所講的陰陽相易，還是老子所說的福禍相依；是六位時成般的晝夜交替，還是劉禹錫所看到的東邊日出西邊雨；是非此即彼，還是我中有你？其關係，正是本期《觀察》嘗試探討的話題。
面對這樣一個艱深的主題，很難期望在短期之內有一個撥雲見日般的成績。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如果說對於個體來講幸福與危機更像是一個維度的兩個極端，那麼對於企業來講這兩者更像是並存的關係。因此，在個體與組織兩個層面，一方面追求幸福感建設，另一方面加強危機管理能力，這正是易普斯十餘年來致力於為眾多企業所提供的解決方案。
攜危機共舞，聚幸福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