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當我的身體像一隻巨艇那樣大，我反倒覺得安全了。當然，你知道發胖是很累的，臃腫而笨重，同時感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
這身體是我的堡壘，同時也是我的牢籠。
為了停止12歲以後在我身上無限增長的破碎感，我親手打造了這座牢籠。
後來，我考進了耶魯的戲劇系，開始了混亂的大學生活。父母勸我減肥，大一結束的暑假，他們監督我實行流質飲食減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確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開學後不久，我的身體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覺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當我的身體像一隻巨艇那樣大，我反倒覺得安全了。當然，你知道發胖是很累的，臃腫而笨重，同時感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
這身體是我的堡壘，同時也是我的牢籠。
為了停止12歲以後在我身上無限增長的破碎感，我親手打造了這座牢籠。
後來，我考進了耶魯的戲劇系，開始了混亂的大學生活。父母勸我減肥，大一結束的暑假，他們監督我實行流質飲食減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確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開學後不久，我的身體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覺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經心地嘗試減肥。臨近大三開學前幾周，我離家出走了，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去哪兒。為了逃避病態的生活，我飛去了舊金山，過起了一種……墮落的生活。一個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愛公司全夜班的電話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電話就好。
這段迷失的時間，我越來越胖，我允許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約會，既然身體被傷害過了，那麼再傷害幾次又如何？我開始和女人約會，天真地以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實際見面卻發覺對方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一無所有，糟糕透頂，直到父親用一張機票打救我回家。
我還沒痊癒，但我相信會有痊癒的一天
結束迷失時間的那一年，我20歲，但我時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歲。我想過獨立的生活，換過許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識到，沒有大學文憑，我一輩子只能做這類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確心中的理想職業是什麼——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它體面，不會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熱愛寫作。於是，我重新申請了大學。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當我的身體像一隻巨艇那樣大，我反倒覺得安全了。當然，你知道發胖是很累的，臃腫而笨重，同時感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
這身體是我的堡壘，同時也是我的牢籠。
為了停止12歲以後在我身上無限增長的破碎感，我親手打造了這座牢籠。
後來，我考進了耶魯的戲劇系，開始了混亂的大學生活。父母勸我減肥，大一結束的暑假，他們監督我實行流質飲食減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確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開學後不久，我的身體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覺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經心地嘗試減肥。臨近大三開學前幾周，我離家出走了，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去哪兒。為了逃避病態的生活，我飛去了舊金山，過起了一種……墮落的生活。一個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愛公司全夜班的電話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電話就好。
這段迷失的時間，我越來越胖，我允許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約會，既然身體被傷害過了，那麼再傷害幾次又如何？我開始和女人約會，天真地以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實際見面卻發覺對方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一無所有，糟糕透頂，直到父親用一張機票打救我回家。
我還沒痊癒，但我相信會有痊癒的一天
結束迷失時間的那一年，我20歲，但我時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歲。我想過獨立的生活，換過許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識到，沒有大學文憑，我一輩子只能做這類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確心中的理想職業是什麼——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它體面，不會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熱愛寫作。於是，我重新申請了大學。
生活漸漸步入正軌，我還是忘不了、逃不脫這個身體。20多歲的我，穿著42碼的男士服裝。其實，誰會比我自己更清楚肥胖的滋味？肥胖讓身體失去性別，總是被誤認為是彪形大漢，被路上無聊男人謾罵。肥胖讓它失去空間，無法擠進飛機座位、餐館座位、電影院座位。
真諷刺，我的身體越大，我的世界便越小。瘦是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我無數次為自己的軟弱、無法控制自己而可恥，這種恥辱感伴隨了我二十餘年。
2014年，我在家中感到胃痛，於是就地躺下，卻突然發現左腳疼痛難忍。我不小心把腳踝摔斷了，這是肥胖認識最擔心的事情之一。
我被送到醫院，踝骨摔碎了，得進行手術。住院的十幾天，我再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這身體的脆弱和無助。很多人來醫院探望我，給我送各式各樣的禮物，鼓勵我。它們忽然間包圍著我，讓我看清一件一直不敢承認的事情：我也是被愛的、被掛念的，如果我死了，有一群人會為我難過。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當我的身體像一隻巨艇那樣大，我反倒覺得安全了。當然，你知道發胖是很累的，臃腫而笨重，同時感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
這身體是我的堡壘，同時也是我的牢籠。
為了停止12歲以後在我身上無限增長的破碎感，我親手打造了這座牢籠。
後來，我考進了耶魯的戲劇系，開始了混亂的大學生活。父母勸我減肥，大一結束的暑假，他們監督我實行流質飲食減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確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開學後不久，我的身體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覺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經心地嘗試減肥。臨近大三開學前幾周，我離家出走了，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去哪兒。為了逃避病態的生活，我飛去了舊金山，過起了一種……墮落的生活。一個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愛公司全夜班的電話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電話就好。
這段迷失的時間，我越來越胖，我允許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約會，既然身體被傷害過了，那麼再傷害幾次又如何？我開始和女人約會，天真地以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實際見面卻發覺對方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一無所有，糟糕透頂，直到父親用一張機票打救我回家。
我還沒痊癒，但我相信會有痊癒的一天
結束迷失時間的那一年，我20歲，但我時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歲。我想過獨立的生活，換過許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識到，沒有大學文憑，我一輩子只能做這類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確心中的理想職業是什麼——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它體面，不會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熱愛寫作。於是，我重新申請了大學。
生活漸漸步入正軌，我還是忘不了、逃不脫這個身體。20多歲的我，穿著42碼的男士服裝。其實，誰會比我自己更清楚肥胖的滋味？肥胖讓身體失去性別，總是被誤認為是彪形大漢，被路上無聊男人謾罵。肥胖讓它失去空間，無法擠進飛機座位、餐館座位、電影院座位。
真諷刺，我的身體越大，我的世界便越小。瘦是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我無數次為自己的軟弱、無法控制自己而可恥，這種恥辱感伴隨了我二十餘年。
2014年，我在家中感到胃痛，於是就地躺下，卻突然發現左腳疼痛難忍。我不小心把腳踝摔斷了，這是肥胖認識最擔心的事情之一。
我被送到醫院，踝骨摔碎了，得進行手術。住院的十幾天，我再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這身體的脆弱和無助。很多人來醫院探望我，給我送各式各樣的禮物，鼓勵我。它們忽然間包圍著我，讓我看清一件一直不敢承認的事情：我也是被愛的、被掛念的，如果我死了，有一群人會為我難過。
我有什麼理由毀滅自己？
如今我已經40多歲，直到這個年紀，我才開始真正接納自己。我依然是肥胖症患者，但我開始欣賞自己，一個善良、幽默、浪漫、瘋狂的怪胎。
年紀漸大之後，我不太在乎別人的看法。如果要歸納我的前半生，很簡單：我是性侵倖存者，得了貪食症，成了一個自暴自棄的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但我自己的版本卻是這樣：我渴望愛與陪伴，可我成了受害者，於是渴望更多——我感到飢餓，我不知道如何戰勝它。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當我的身體像一隻巨艇那樣大，我反倒覺得安全了。當然，你知道發胖是很累的，臃腫而笨重，同時感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
這身體是我的堡壘，同時也是我的牢籠。
為了停止12歲以後在我身上無限增長的破碎感，我親手打造了這座牢籠。
後來，我考進了耶魯的戲劇系，開始了混亂的大學生活。父母勸我減肥，大一結束的暑假，他們監督我實行流質飲食減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確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開學後不久，我的身體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覺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經心地嘗試減肥。臨近大三開學前幾周，我離家出走了，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去哪兒。為了逃避病態的生活，我飛去了舊金山，過起了一種……墮落的生活。一個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愛公司全夜班的電話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電話就好。
這段迷失的時間，我越來越胖，我允許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約會，既然身體被傷害過了，那麼再傷害幾次又如何？我開始和女人約會，天真地以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實際見面卻發覺對方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一無所有，糟糕透頂，直到父親用一張機票打救我回家。
我還沒痊癒，但我相信會有痊癒的一天
結束迷失時間的那一年，我20歲，但我時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歲。我想過獨立的生活，換過許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識到，沒有大學文憑，我一輩子只能做這類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確心中的理想職業是什麼——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它體面，不會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熱愛寫作。於是，我重新申請了大學。
生活漸漸步入正軌，我還是忘不了、逃不脫這個身體。20多歲的我，穿著42碼的男士服裝。其實，誰會比我自己更清楚肥胖的滋味？肥胖讓身體失去性別，總是被誤認為是彪形大漢，被路上無聊男人謾罵。肥胖讓它失去空間，無法擠進飛機座位、餐館座位、電影院座位。
真諷刺，我的身體越大，我的世界便越小。瘦是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我無數次為自己的軟弱、無法控制自己而可恥，這種恥辱感伴隨了我二十餘年。
2014年，我在家中感到胃痛，於是就地躺下，卻突然發現左腳疼痛難忍。我不小心把腳踝摔斷了，這是肥胖認識最擔心的事情之一。
我被送到醫院，踝骨摔碎了，得進行手術。住院的十幾天，我再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這身體的脆弱和無助。很多人來醫院探望我，給我送各式各樣的禮物，鼓勵我。它們忽然間包圍著我，讓我看清一件一直不敢承認的事情：我也是被愛的、被掛念的，如果我死了，有一群人會為我難過。
我有什麼理由毀滅自己？
如今我已經40多歲，直到這個年紀，我才開始真正接納自己。我依然是肥胖症患者，但我開始欣賞自己，一個善良、幽默、浪漫、瘋狂的怪胎。
年紀漸大之後，我不太在乎別人的看法。如果要歸納我的前半生，很簡單：我是性侵倖存者，得了貪食症，成了一個自暴自棄的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但我自己的版本卻是這樣：我渴望愛與陪伴，可我成了受害者，於是渴望更多——我感到飢餓，我不知道如何戰勝它。
我越發感到人生是對慾望的一場追逐。我們感到飢餓，不停地想要得到一些東西，抓住一些東西。我們是怎樣盲目地追逐慾望啊。但慾望不一定是洪水猛獸，自我厭棄才是。
我尚未痊癒，但我相信痊癒的那一天終會到來。
“日本的強姦法案在過去110年間都未曾改變。如果我沒有經歷這一切，我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這是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接受專訪時說的話。
2013年，伊藤詩織還在紐約修讀新聞和攝影專業，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學生。就是在那間酒吧，她認識了時任TBS華盛頓分局局長的山口敬之。身為新聞界前輩的山口告訴她，TBS華盛頓分局一直在找實習生，有意願可以隨時與他聯繫。
2年後，伊藤即將畢業，給一些媒體人士發郵件詢問工作機會，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隨即以討論工作及簽證為由，約伊藤見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詩織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噩夢發生的日期。性侵事件發生5天后，伊藤轉到警察局報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過任何關於性侵後如何處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現侵犯案件事發經過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創傷。
在日本，想要將性暴力訴諸法律相當困難。如果你在遇到強暴時沒有大聲呼救、讓對方對你施暴留下傷痕來證明性行為是非自願的，在法律認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關於性侵的法律還是在1907年明治時代制定的，並且長達一個世紀沒有任何修訂。
一年之後，檢察官判定證據不足，不起訴。後來她才知道，山口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基本自傳。
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甚至寫了一本書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
隨之而來，是千萬人對“不完美受害者”的蕩婦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覺得她一定是“靠睡覺上位的女子”、在給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壓力，即使提起刑事訴訟被駁回，也在積極準備民事訴訟材料，併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雖然山口沒有受到應有懲罰，但伊藤詩織最終改變了國家。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案》，法定最低量刑從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的最低刑期短於盜竊。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內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脫，如臺灣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厭棄，如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
羅克珊寫過一本書，叫《飢餓：我的身體回憶錄》，今天我們想和你分享。書名看起來像減肥日記，但它偏偏是一本懺悔錄，作者會告訴你她的親身經歷，將自己最為醜陋、最為軟弱、最為赤裸的部分袒露給你看。
“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體有多不正常？讓我先告訴你幾個數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嗎？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許會驚歎，我是一個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時候有多重嗎？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蘭醫院得知577磅這個天文數字時，我感到臉龐火辣辣地疼。那時我快要30歲了，父親站在我身旁，揣著25000塊美金，打算為我做“胃旁路手術”。如果你看到我龐大的身體，我想你會和很多人一樣，立刻產生很多聯想。你會取笑我說：哦，我知道這個肥婆為什麼會這樣——暴飲暴食，懶惰如豬。
不，你並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兩部分的。不是整齊的分裂，而是帶著一種痛苦的、混雜著血與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與“之後”：在我變胖之前，在我變胖之後；在我被強暴之前，在我被強暴之後。
12歲之前的我，生在一個富足、體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過著幾乎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是遙遠的過去，被保護的、安穩的過去，“正常”的過去。
我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該知道該如何開始講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對我做這件事的，是一個我在12歲時自以為深愛著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願說出他的真名。12歲的我迷戀他、崇拜他，每天放學後和他出去“約會”，一切言聽計從，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從來不對他說“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帶我騎車去了一片無人的小樹林。我們在一座廢棄的木屋前停下來，我尾隨他走了進去。屋子裡站著好幾個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們嬉笑著，上下打量著我。我聽克里斯多夫對他們大聲談論我，炫耀他如何和我親熱……我站在那裡，無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間的祕密，為何會這樣被公之於眾。
他的朋友露出一種興奮的深情，大聲起鬨。我開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衝過來，當這一群人的面強暴了我。我哭著求他停下來，伴隨疼痛和羞辱，他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我只記得，過了很久很久，他從我身上站了起來，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體是我的堡壘，也是我的牢籠
那天，我獨自推著自行車回家，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在父母眼裡，我一直是個聽話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裝自己還是他們熟悉的那個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經不是了。我的身體已經被毀，破碎、麻痺、恐懼至極。這是一個難以啟齒的祕密。
如今我知道我錯了，如果當時我能將它說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們會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時光倒流到12歲，那時的我或許仍然開不了口。
在我被強暴的夏天，我們跟隨父親搬到了另一個州。那裡沒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樹林裡的那個噩夢每天都在糾纏我。我假裝自己還是個乖巧的孩子，可這種假裝讓我疲倦。轉眼之間，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被抽走了。
於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贖。當我得不到安慰的時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給我方便而短暫的快樂。
可我還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歲，我進入寄宿學校，突然失去了母親對我飲食上的管控。從中學到高中，我沒有一個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閱讀和寫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讀，不停寫，寫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樂的事情。我的飢餓是填不滿的黑洞，因為我想要無窮無盡的安慰。漸漸地我發胖了，高中結束那年，我的體重增長了整整120磅。
當我的身體像一隻巨艇那樣大，我反倒覺得安全了。當然，你知道發胖是很累的，臃腫而笨重，同時感受到別人異樣的目光。
這身體是我的堡壘，同時也是我的牢籠。
為了停止12歲以後在我身上無限增長的破碎感，我親手打造了這座牢籠。
後來，我考進了耶魯的戲劇系，開始了混亂的大學生活。父母勸我減肥，大一結束的暑假，他們監督我實行流質飲食減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確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開學後不久，我的身體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覺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覺不到自己的身體。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經心地嘗試減肥。臨近大三開學前幾周，我離家出走了，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去哪兒。為了逃避病態的生活，我飛去了舊金山，過起了一種……墮落的生活。一個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愛公司全夜班的電話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電話就好。
這段迷失的時間，我越來越胖，我允許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約會，既然身體被傷害過了，那麼再傷害幾次又如何？我開始和女人約會，天真地以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實際見面卻發覺對方只是一個陌生人。
我一無所有，糟糕透頂，直到父親用一張機票打救我回家。
我還沒痊癒，但我相信會有痊癒的一天
結束迷失時間的那一年，我20歲，但我時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歲。我想過獨立的生活，換過許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識到，沒有大學文憑，我一輩子只能做這類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確心中的理想職業是什麼——大學創意寫作教授。它體面，不會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熱愛寫作。於是，我重新申請了大學。
生活漸漸步入正軌，我還是忘不了、逃不脫這個身體。20多歲的我，穿著42碼的男士服裝。其實，誰會比我自己更清楚肥胖的滋味？肥胖讓身體失去性別，總是被誤認為是彪形大漢，被路上無聊男人謾罵。肥胖讓它失去空間，無法擠進飛機座位、餐館座位、電影院座位。
真諷刺，我的身體越大，我的世界便越小。瘦是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我無數次為自己的軟弱、無法控制自己而可恥，這種恥辱感伴隨了我二十餘年。
2014年，我在家中感到胃痛，於是就地躺下，卻突然發現左腳疼痛難忍。我不小心把腳踝摔斷了，這是肥胖認識最擔心的事情之一。
我被送到醫院，踝骨摔碎了，得進行手術。住院的十幾天，我再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這身體的脆弱和無助。很多人來醫院探望我，給我送各式各樣的禮物，鼓勵我。它們忽然間包圍著我，讓我看清一件一直不敢承認的事情：我也是被愛的、被掛念的，如果我死了，有一群人會為我難過。
我有什麼理由毀滅自己？
如今我已經40多歲，直到這個年紀，我才開始真正接納自己。我依然是肥胖症患者，但我開始欣賞自己，一個善良、幽默、浪漫、瘋狂的怪胎。
年紀漸大之後，我不太在乎別人的看法。如果要歸納我的前半生，很簡單：我是性侵倖存者，得了貪食症，成了一個自暴自棄的超級病態肥胖症患者。但我自己的版本卻是這樣：我渴望愛與陪伴，可我成了受害者，於是渴望更多——我感到飢餓，我不知道如何戰勝它。
我越發感到人生是對慾望的一場追逐。我們感到飢餓，不停地想要得到一些東西，抓住一些東西。我們是怎樣盲目地追逐慾望啊。但慾望不一定是洪水猛獸，自我厭棄才是。
我尚未痊癒，但我相信痊癒的那一天終會到來。
今天這本書，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女性故事，歡迎關注路上讀書精心製作的《23堂女性成長必修課：我們都應該成為女權主義者》知識專欄，打破我們的固有認知，成為更好的自己。
編輯| Lo Lo
排版| Lo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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