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持社會凝聚力，家庭需要時刻謹記他們自身在城邦中的作用及對其的重要性，並平衡雅典住房和城市間的需求。古希臘人一年會舉辦許多節日，運動會和儀式，人們通過這些在公共空間進行的獻祭、比賽等祈求城邦的富庶繁榮。

在雅典，房屋和城市間的關係亦是通過參與眾多的節日活動而得到發掘和加強的，且雅典的節日不僅僅聚焦於城市公共空間，同樣也利用家庭私人空間，並將其作為節日儀式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安塞斯特里昂節

在安塞斯特里昂月曆時三天的安塞斯特里昂節中，儀式活動的地點會在聖所和房屋之間轉換。

第一天新罐裝的酒會被打開在狄奧尼索斯的聖所為之慶祝。第二天聖所被關閉，儀式活動在屋內舉行。房屋的門被塗上瀝青以保護其免遭鬼魂（人們相信這個時候他們會遊走於城市中）的侵擾；門上的塗色把房子密封起來，有效地將其與社區隔離。居民與家人沉浸於飲酒儀式。第三天家庭重新回到社區，接下來會有一場公眾的飲酒比賽，參賽者可以在其中享用穀物和蜂蜜。

雖然安塞斯特里昂節在表面上和春天與新釀的葡萄美酒有關，房屋的作用還是不容小覷。在這個節日社區碎化成分離的房屋只是為了最後重新聚合或組成。沒有社區，就只有隔離、黑暗和恐懼；有了社區的存在，社交與樂趣伴隨而來。

二、地母節

節日及其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使用表明了城市生活的益處以及家庭和城市的相互依賴。此外，他們之間的關係還可以從女性獨有的節日中考察到。

在地母節，公民們的妻子離開家，將自己從丈夫和家庭中分離開來。她們在城市的公共場所共同慶祝，準備祭品，處理神聖的手工藝品，互相嬉笑，咒罵或是互相辱罵。

文獻材料直接將婦女的生活和家庭聯繫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妻子自身就能象徵家庭，尤菲利托斯將埃拉托色尼斯對他妻子的性侵犯與後者不正當地闖入家門相等同，他說：“我必須指出，他和我的妻子私通，不僅玷汙了她，而且進入了我的屋子，使我的孩子蒙羞，觸犯了我身；……”。

三、阿多尼斯節同樣整合了社會和空間活動

這個節日，所有的婦女，無論是未婚的女性還是母親，公民的妻子或是妓女都可以參加。

為了紀念阿多尼斯，參加者在房屋的屋頂上栽植花園，她們還在屋頂上宴飲、跳舞和大叫，併為她們的悲痛沉迷——源於宗教迷狂狀態下她們的脆弱。

屋頂提供了一個可見然而受到保護的空間。她們可以做出一些平日裡婦女所不應當做的舉止：飲酒、喧鬧、失去自我控制，但她們獲得了家的保護。通過運用屋頂，婦女變得可見可聽而且不用出門到城市中；她們受到保護並且避免了將她們的儀式和生理上的脆弱帶入公共空間。

在某種意義上，節日到了她們的身邊。婦女的節日讓我們看到一幅整合而非分離的場景，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居民與城邦的關係得到重塑。

四、除了公共節日，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相互關聯還體現在私人儀式的場合中

具體而言，一般情況下私人住宅的變化通常會和婚姻、生育、死亡、世代的改變等家庭生存週期有關，從而影響到其所處的整個社區及城市的構成，因為城邦需要家庭來產生和認證新的公民，同時提供一種公民可以生活的社會框架。

實際上，家庭和城邦的本質不會變，而人員和成分呈流動的狀態，希臘人可能面臨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子嗣的斷絕和家庭的滅亡，也即出於離婚、配偶死亡、沒有繼承者或家庭的財產無以為繼，尤其是不能提供城邦所需的公共份額（用以祭祀和軍隊供給）的時候。

所以，當家便有責任安排好家內的事物，包括傢俱的擺放，交代並指導女主人料理家務事，役使僕人等。

五、人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個人生活上

伊塞烏斯的演說主要關於財產糾紛，而其中多涉及親戚的孩子、領養的孩子的繼承權問題，從中我們得以瞭解古希臘人為了延續家庭而做出的努力，即使關於繼承的問題紛紛被拿上法庭辯論。

但這些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使向來對城邦公共生活存有自覺的希臘人變得小心翼翼，甚至隨著社會變遷，公民們對公私生活的關注也可能出現轉向，在龐大的多民族的希臘化城邦中，普通人不再像從前，比如古典時期的雅典人那樣，對政治如此投入。人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個人生活上。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城邦和家庭關係的隔離，相反，也許更能反應城邦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包括疾病、戰亂等對個體家庭所產生的巨大作用：正是因為城邦處在不斷的變化甚至危機中，公民才更會珍惜和重視自身的處境，並竭力謀求平穩和發展。

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家庭變化因素無不與宗教儀式密切相關。基於城邦社會宗教傳統的影響，古希臘私人領域的家內宗教細化並拓展了眾神在家內空間的象徵性功能，成為了個體家庭的精神寄託。

在關於家庭宗教的早期研究中，克里斯蒂安·彼得森蒐集了所有可得的關於家庭宗教的文獻材料並用他們製成了一幅將聖壇和眾神包含進希臘房屋的圖景，其研究為後代學者的研究提供了藍圖。

而出生、死亡、婚禮儀式的進行都不僅僅限於家內空間，而是體現了一種與城邦之間的強烈和必要的互動，他們串聯和記錄了家庭構成的變化，亦是所有家內儀式中最為重要和可見的。

這些人生階段改變了公民本身及家庭單位的構成。而這三個場合都依據一種相似的儀式結構，這種結構運用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突出、強化私人的變化，並將其整合入城邦社會的儀式大背景中，摩爾根將之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家庭為即將到來的變化準備祭物。城市需要成功的婚姻和公民嬰孩的補給，這種需求反應了這個城市的地緣政治背景。城邦社區提供聖所；家庭帶來禮物。在出生和婚禮過程中，為了新娘和母親能夠安全通行並圓滿完成儀式，各個家庭在公共的神殿和聖所貢獻犧牲。

對公共場所的運用反映出了家庭和城市在保護女性生育力方面的共同利益。通過離開屋子並在公共場所奉獻私人的貢品，家庭在公眾場合將注意力彙集到自身，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即將發生的變化。

第二階段直接聚焦於家庭，因為其在象徵意義上脫離於城邦。在家庭遇到死亡事件的時候房子會被標記並從社區隔離；在婚禮上，房屋通過裝飾緞帶和樹葉而被標誌為一個儀式場所；出生的時候房屋的標記也同樣明晰。

可見對房屋的標記是既帶有象徵性又帶有裝飾性的。而在公共領域，盛水的器皿被放置在聖所邊緣；他們將人的空間與眾神的空間分離。在已故者房子的主門前放置一個盛水器皿可能也同樣暗示出一種將城市以及儀式占主導地位的場所在空間上相分離的意圖。

參考文獻：

周侁《古典時代雅典私人住房研究》

郭霞《試論雅典的外邦人》

解光雲《述論古典時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間》

孫晶晶《古希臘家庭研究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