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陝西省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漢代茶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殘塊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震動不亞於絲綢。
另外，出土的青銅茶具也充分說明，古代象雄的茶飲習慣與中原早期一般無二。都是烹製茶飲，並加入其它輔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絲綢和茶葉外，黃金面具的出土也證明了，象雄時期阿里和中亞、南亞同樣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黃金製成的覆面（面具）。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陝西省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漢代茶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殘塊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震動不亞於絲綢。
另外，出土的青銅茶具也充分說明，古代象雄的茶飲習慣與中原早期一般無二。都是烹製茶飲，並加入其它輔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絲綢和茶葉外，黃金面具的出土也證明了，象雄時期阿里和中亞、南亞同樣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黃金製成的覆面（面具）。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金面具和青銅劍
這種形制的黃金覆面，在亞洲地區一共發現了五件。其中三件在阿里地區，另兩件分別在印度北方邦和尼泊爾穆斯塘地區出土。
它們都是用金箔製成平面的人臉形狀，周圍有一圈小圓孔，可以縫製在軟質材料上，可能就是絲綢，然後包裹墓主人的屍首，面具上塗滿硃砂，勾勒出它的五官樣貌。
據推測，這種墓葬形式可能代表一種特殊的宗教信仰，是當時流行的非常重要的葬俗。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陝西省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漢代茶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殘塊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震動不亞於絲綢。
另外，出土的青銅茶具也充分說明，古代象雄的茶飲習慣與中原早期一般無二。都是烹製茶飲，並加入其它輔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絲綢和茶葉外，黃金面具的出土也證明了，象雄時期阿里和中亞、南亞同樣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黃金製成的覆面（面具）。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金面具和青銅劍
這種形制的黃金覆面，在亞洲地區一共發現了五件。其中三件在阿里地區，另兩件分別在印度北方邦和尼泊爾穆斯塘地區出土。
它們都是用金箔製成平面的人臉形狀，周圍有一圈小圓孔，可以縫製在軟質材料上，可能就是絲綢，然後包裹墓主人的屍首，面具上塗滿硃砂，勾勒出它的五官樣貌。
據推測，這種墓葬形式可能代表一種特殊的宗教信仰，是當時流行的非常重要的葬俗。
蝕花瑪瑙珠與黃金面具
同樣，在阿里的墓葬中，還發現了蝕花瑪瑙珠和銅鏡。
這種蝕花瑪瑙珠，俗稱“天珠”，在公元前1700年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時期便非常興盛。
阿里發現的象雄天珠處於蝕花瑪瑙珠的第二階段，處於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時期。
中國境內發現的蝕花瑪瑙珠，大部分集中在這一時期，包括新疆地區尤其是帕米爾地區、伊犁地區。
同時期中原地區，如海昏侯墓、長沙曹（女巽）墓也發現了圖案、工藝基本相同的蝕花瑪瑙珠。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陝西省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漢代茶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殘塊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震動不亞於絲綢。
另外，出土的青銅茶具也充分說明，古代象雄的茶飲習慣與中原早期一般無二。都是烹製茶飲，並加入其它輔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絲綢和茶葉外，黃金面具的出土也證明了，象雄時期阿里和中亞、南亞同樣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黃金製成的覆面（面具）。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金面具和青銅劍
這種形制的黃金覆面，在亞洲地區一共發現了五件。其中三件在阿里地區，另兩件分別在印度北方邦和尼泊爾穆斯塘地區出土。
它們都是用金箔製成平面的人臉形狀，周圍有一圈小圓孔，可以縫製在軟質材料上，可能就是絲綢，然後包裹墓主人的屍首，面具上塗滿硃砂，勾勒出它的五官樣貌。
據推測，這種墓葬形式可能代表一種特殊的宗教信仰，是當時流行的非常重要的葬俗。
蝕花瑪瑙珠與黃金面具
同樣，在阿里的墓葬中，還發現了蝕花瑪瑙珠和銅鏡。
這種蝕花瑪瑙珠，俗稱“天珠”，在公元前1700年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時期便非常興盛。
阿里發現的象雄天珠處於蝕花瑪瑙珠的第二階段，處於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時期。
中國境內發現的蝕花瑪瑙珠，大部分集中在這一時期，包括新疆地區尤其是帕米爾地區、伊犁地區。
同時期中原地區，如海昏侯墓、長沙曹（女巽）墓也發現了圖案、工藝基本相同的蝕花瑪瑙珠。
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元元年前後100年期間，一張溝通中亞、南亞、西亞的交通商貿網絡，已運轉的非常成熟。
而處於三者結合點上的阿里地區，無疑會是這種文化技術交流的受益者。
綜上所述，即便古如江寺墓葬出土了眾多令人驚訝的文物。但指望一座墓葬，便能將象雄文明的諸多方面一一還原，顯然是不現實的。
不過，隨著近年來阿里考古的不斷深入，我們對象雄文明的認知也在不斷刷新。
現在幾乎肯定，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北高原上曾有一個等級相當高的文明現象存在。
這個被考古學界稱為“前吐蕃時期”的時代，阿里高原上文明和周邊各文明間發生了相當緊密的聯繫。
因此，阿里從來不是我們眼中的蠻荒之地。古代先民在這片苦寒的高原上，用我們難以想象的堅韌，創造了一個不遜於周邊地區的文明。
雖然最終，象雄被後起之秀吐蕃吞併，但已經形成的文明基因保留了下來，成為別具特色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陝西省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漢代茶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殘塊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震動不亞於絲綢。
另外，出土的青銅茶具也充分說明，古代象雄的茶飲習慣與中原早期一般無二。都是烹製茶飲，並加入其它輔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絲綢和茶葉外，黃金面具的出土也證明了，象雄時期阿里和中亞、南亞同樣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黃金製成的覆面（面具）。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金面具和青銅劍
這種形制的黃金覆面，在亞洲地區一共發現了五件。其中三件在阿里地區，另兩件分別在印度北方邦和尼泊爾穆斯塘地區出土。
它們都是用金箔製成平面的人臉形狀，周圍有一圈小圓孔，可以縫製在軟質材料上，可能就是絲綢，然後包裹墓主人的屍首，面具上塗滿硃砂，勾勒出它的五官樣貌。
據推測，這種墓葬形式可能代表一種特殊的宗教信仰，是當時流行的非常重要的葬俗。
蝕花瑪瑙珠與黃金面具
同樣，在阿里的墓葬中，還發現了蝕花瑪瑙珠和銅鏡。
這種蝕花瑪瑙珠，俗稱“天珠”，在公元前1700年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時期便非常興盛。
阿里發現的象雄天珠處於蝕花瑪瑙珠的第二階段，處於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時期。
中國境內發現的蝕花瑪瑙珠，大部分集中在這一時期，包括新疆地區尤其是帕米爾地區、伊犁地區。
同時期中原地區，如海昏侯墓、長沙曹（女巽）墓也發現了圖案、工藝基本相同的蝕花瑪瑙珠。
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元元年前後100年期間，一張溝通中亞、南亞、西亞的交通商貿網絡，已運轉的非常成熟。
而處於三者結合點上的阿里地區，無疑會是這種文化技術交流的受益者。
綜上所述，即便古如江寺墓葬出土了眾多令人驚訝的文物。但指望一座墓葬，便能將象雄文明的諸多方面一一還原，顯然是不現實的。
不過，隨著近年來阿里考古的不斷深入，我們對象雄文明的認知也在不斷刷新。
現在幾乎肯定，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北高原上曾有一個等級相當高的文明現象存在。
這個被考古學界稱為“前吐蕃時期”的時代，阿里高原上文明和周邊各文明間發生了相當緊密的聯繫。
因此，阿里從來不是我們眼中的蠻荒之地。古代先民在這片苦寒的高原上，用我們難以想象的堅韌，創造了一個不遜於周邊地區的文明。
雖然最終，象雄被後起之秀吐蕃吞併，但已經形成的文明基因保留了下來，成為別具特色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當我們流連於西藏神山聖湖美景之中時，您可曾想到，觸目可及的瑪尼石堆，迎風飄揚的風馬旗、隆達，都是象雄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八廓街邊直入青天的煨桑青煙，圍著火堆歡樂熱烈的鍋莊舞蹈，也源於象雄本教的祭祀傳統。
象雄真的消失了嗎？
可能，它只是換了種方式，來到我們身邊！
文中絲織物及古入江寺墓葬考古圖片，來源於——仝濤先生所著《古入江寺考古報告》和《西藏西部的絲綢與絲綢之路》
西藏阿里地區發掘的一座古墓，打開了塵封千年的古代文明！
西藏考古發掘點分佈圖
西藏是一塊遼遠而神祕的土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則愈發神祕遼遠。這塊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的“世界屋脊的屋脊”，常年狂風瀰漫，晝夜溫差極大。
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導致阿里地區總面積高達34.5萬平方千米，但常住人口卻不足1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區域之一。
以至於，阿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這裡的土地如此荒蕪，通往它的門檻如此之高，只有最親密的朋友和最深刻的敵人，才會前來探望我們。”
如此險惡的生存環境，讓阿里變成生命禁區、文化荒漠了嗎？當然不是！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工作，在以前公認的生命禁區，藏北羌塘無人區裡，發現了一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石器技術特色鮮明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其中，處於海拔4600米地區的尼阿底遺址，保存著連續的地層和可信的年代數據，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
尼阿底遺址石器組合
這些上古先民生活遺址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青藏高原人類生存歷史、古人類適應高海拔極端環境能力的認識。
可以證明，古人在距今4-3萬年前，便已踏足青藏高原，並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堅實的足跡。
隨後，西藏開始孕育屬於自己的文化現象，而這種早期文化現象的曙光，竟然也在肇始遙遠的阿里地區。
尼阿底遺址地層剖面和測年序列
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區出現了一系列小邦國，這些被各種史書稱為女國、象雄（羊同）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一度曾佔據著高原文化的制高點，並最早和地處中原的漢族王朝發生了聯繫。
《隋書·西域傳》女國條記載:“女國，在蔥嶺之南，北去于闐三千里，其國代以女為王。出硃砂、麝香、耗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隋書·西域傳》記載：象雄（羊同）曾於隋文帝開皇六年，遣使赴漢地朝貢，只是“其後遂絕”……。
《唐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等載：“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於闐，東西千餘里，勝八九萬”。
但可惜，隨著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從山南雅隆河谷崛起，象雄迅速消失在歷史的漫漫塵煙之中，今天所能見到的，都是它的斑駁碎片。
作為擁有西藏曆史諸多第一的國家，象雄孕育出了西藏最早的宗教系統——本教，還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統——象雄文。
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經濟、技術方面達到了怎樣的高度，我們長期幾乎一無所知。
古入江寺
直到公元2005年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才揭開象雄神祕面紗的一角，這便是阿里古如江寺墓葬的發掘。
2005年的一天，一輛載重卡車從阿里本教寺院古如江寺門前經過，將地面壓出了一個大洞。
寺內的僧人驚訝的發現，地洞內出現了一座代古墓葬。雖然當時並沒有正式的考古隊參與，但僧人們依舊小心翼翼的，對墓葬進行了簡單的搶救性發掘。
墓中發現的文物，被僧人們良好的保存，並輾轉送至北京社科院考古所。
因為，這些文物中的絲綢為西藏首次出土，且古如江寺敏感的地理位置（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附近）。社科院考古所決定對其周邊地區，展開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
2012年，對阿里地區噶爾縣門士鄉卡爾東城堡遺址（疑似象雄王都穹隆銀城遺址）及古如江寺墓地的測繪和試掘正式展開。
發掘結果表明，古如江寺墓地是一處分佈相當密集的象雄時期古墓群，判定年代在公元300-400年左近（相當於中原漢晉時期），並與象雄都城“穹隆銀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古如江寺墓葬打開之後的情形（年代為公元300-400年）
從被再次打開的墓葬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典型的豎穴土坑石室墓。
這種墓葬形式，隨著近年國家對阿里地區基本建設的推進，廣泛見於阿里各地，可以認為這是當時一種相當流行的墓葬方式。
古如江寺墓葬的墓穴用規整的石塊，砌成2米見方的方形墓室，上用橫木搭建墓頂，墓頂橫木上面再蓋石片。
墓葬所用的橫木，在沒有樹木的西藏阿里地區是非常珍貴的。這些粗壯的木頭，需要從很遠的地方輾轉運來。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墓主人生前應該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從周邊其他墓穴使用木材極少的狀況分析，至少在這一時期，象雄國內已經存在非常明顯的貧富差距，並似乎也可推測明顯的階級等級差，也相應存在。
墓葬考古測繪圖
墓中出土的文物裡，最珍貴的當屬“王侯”銘文禽獸紋絲綢殘片及大量素面褐色絲綢殘片。
這塊帶有漢字“王侯”字樣的織錦，為典型漢地經錦，長44釐米，寬25釐米，藏青底上織黃褐色紋飾，自下而上由三組循環紋樣構成。
從織錦上非常繁縟的動物鳥獸紋，可以看出典型的漢地紋飾風格，“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羊、麒麟”等祥瑞動物，紋飾間還夾雜有“王侯”、以及“宜子孫”的“宜”等漢字。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王侯”字樣織錦
有趣的是，漢地織錦雖然在西藏地區屬於首次發現，但風格類似的織錦文物，卻在西藏周邊地區多次出土。
1993年，在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出土了一件有具體紀年的織錦（斷代為公元455年），其從圖案風格上雖與阿里織錦有差別，但在圖案單元構成上，卻驚人的一致。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M177出土禽獸紋錦（沮渠封戴墓，455年）
另外一塊，2002年出土於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禽獸紋錦（斷代為3-4世紀）與阿里織錦年代相近，其紋飾風格、圖案結構便非常一致，均包含龍紋和樹的造型。
更加相似的是，這件織錦上面不僅有漢字“王侯”的紋飾，還有新疆當時流行的佉盧文“王侯”紋飾。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M39出土禽獸紋錦（3-4世紀）趙豐，2002年
從織造技術上分析，阿里“王侯”織錦它的紋理結構屬於“平紋經錦”。
這是一種由“經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法，屬於典型的中原內地從商周以來的紡織技術。明顯有別於中亞、西亞紡織傳統中，用“緯線構成花紋”的織造技術。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緯錦
兩種分別用“經緯線顯花”的織錦，在阿里地區同時發現，足以說明象雄時期的阿里和周邊地區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物資往來。
從慣常的思維邏輯上說，一般認為西藏文化受南亞印度地區的影響較重。但其實，作為聯通東亞、中亞、南亞的十字路口，西藏是一處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地點。
印度對西藏在宗教上的影響不過是相對比較顯性而已，古代西藏先民和周邊地區的交流遠早於佛教的傳播。
從邏輯關係上說，佛教傳入西藏是藉助了通向四方的商路聯絡線，而不是相反。
尤其是，阿里孕育的本地宗教系統，這對佛教的傳播呈現明顯的阻礙作用。
因此，認為佛教承載了西藏文化想法。實際上，否定了西藏文化本源，數千年的發展脈絡。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上看，阿里地區國家中，西女國盛產“硃砂、麝香和食鹽”。
而需要注意的是，藏北高原雖鹽湖眾多，但產可食用鹽的鹽湖，多在北方羌塘無人區內部。
因此，既然溝通藏北與天竺的“食鹽之路”存在，那此路向北延伸直達南疆，邏輯上也應該能成立。
此後，吐蕃王朝時期，存在多次出兵南疆（安西地區）與唐軍爭霸的案例。存在一條溝通南疆與阿里，穿越阿爾金山、崑崙山的道路是必備的條件。
因此，阿里、新疆兩地的織錦在風格上類似，並均來自於中原，便不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另外，從阿里向西，取道勃律（今巴控克什米爾巴爾蒂斯坦—吉爾吉特）、罽[jì]賓（今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開伯爾山口附近）通向中亞和波斯的道路，恰好是“吐蕃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絲綢之路的結合點。
既然吐蕃麝香優良的品質，被波斯、大食文獻反覆提及，原產伊朗的藏紅花，能成為高原聖藥。那織造、冶金技術能傳入阿里，自然也不是異想天開。
卡爾東遺址出土象雄雙面裸身銅人像
另外，玄奘在天竺求法期間，曾聽當地人說過，在遙遠的喜馬拉雅山北麓存在一個盛產黃金的國都，稱為“金國”。
阿里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西藏黃金的主產區，這個傳說中的“金國”會不會就是象雄，實在值得玩味。而此時，佛教還遠沒有在西藏落地生根的端倪。
《大唐西域記》卷四：“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拿瞿坦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
除了漢代絲綢外，古如江寺墓葬還出土了一件超越認知的文物——煮茶的工具和茶葉殘塊。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七世紀時，文成公主進藏時帶來了流行在中原的茶飲習慣。並以此，形成了今天高原上喝酥油茶的傳統。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
但在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底部，有一層厚厚的，類似於綠茶的殘渣。
考古人員在清理青銅器時，對此產生了濃重迷惑。
因為，全世界“茶”的發音只有兩種。一種來源於雲南的“chá”，在向西轉播的過程中，轉音為烏爾都語（巴基斯坦和印度）、波斯語（伊朗）、阿拉伯語、俄語，乃至斯瓦西里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chay”。
另一個讀音來自福建省閩南話中的“te”，轉音為法語中的“thé”，德語中的“Tee”，以及英語中的“tea”。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飲習慣水陸兩條傳播渠道的不同。
作為地處雲南西部的西藏，茶馬古道上馬幫的鑾鈴，似乎應該西藏茶飲習慣最早的萌動。
但如果古如江寺墓葬出土食物殘渣是茶葉的話，那西藏茶飲的歷史將頓時前移4百年，也將徹底顛覆藏史中，關於吐蕃王朝時期茶葉傳入西藏的記載。
那究竟這些殘渣是茶葉還是菜葉呢？
為了準確分析這些殘渣的成分，學者特意在國內外分別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均顯示，殘渣中不但包含茶葉中含有的茶氨酸和咖啡因，還檢測到一種茶葉特有的植鈣體，可以確定這就是當時的茶葉。
如果說，中原的絲綢、中原形制的青銅劍，可以理解為個體愛好的話。那茶飲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完全無法用偶發式的個體愛好來解讀。
換言之，阿里和新疆之間必然存在一條可以行走大宗貨物的商路（阿里東部的衛藏地區，始終未發現早期茶飲的實物證據。而在新疆民豐尼雅遺址，發現了公元二、三世紀的茶葉樣本）。
陝西省漢景帝陽陵出土的漢代茶葉
從這個意義上說，茶葉殘塊的發現，對考古學界的震動不亞於絲綢。
另外，出土的青銅茶具也充分說明，古代象雄的茶飲習慣與中原早期一般無二。都是烹製茶飲，並加入其它輔料食用（注意是吃，不是喝！）。
除絲綢和茶葉外，黃金面具的出土也證明了，象雄時期阿里和中亞、南亞同樣存在文化上的交融。
在古如江寺墓葬和二百公里外的阿里曲踏墓地，都出土了黃金製成的覆面（面具）。
古如江寺墓葬出土的金面具和青銅劍
這種形制的黃金覆面，在亞洲地區一共發現了五件。其中三件在阿里地區，另兩件分別在印度北方邦和尼泊爾穆斯塘地區出土。
它們都是用金箔製成平面的人臉形狀，周圍有一圈小圓孔，可以縫製在軟質材料上，可能就是絲綢，然後包裹墓主人的屍首，面具上塗滿硃砂，勾勒出它的五官樣貌。
據推測，這種墓葬形式可能代表一種特殊的宗教信仰，是當時流行的非常重要的葬俗。
蝕花瑪瑙珠與黃金面具
同樣，在阿里的墓葬中，還發現了蝕花瑪瑙珠和銅鏡。
這種蝕花瑪瑙珠，俗稱“天珠”，在公元前1700年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時期便非常興盛。
阿里發現的象雄天珠處於蝕花瑪瑙珠的第二階段，處於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200年的時期。
中國境內發現的蝕花瑪瑙珠，大部分集中在這一時期，包括新疆地區尤其是帕米爾地區、伊犁地區。
同時期中原地區，如海昏侯墓、長沙曹（女巽）墓也發現了圖案、工藝基本相同的蝕花瑪瑙珠。
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元元年前後100年期間，一張溝通中亞、南亞、西亞的交通商貿網絡，已運轉的非常成熟。
而處於三者結合點上的阿里地區，無疑會是這種文化技術交流的受益者。
綜上所述，即便古如江寺墓葬出土了眾多令人驚訝的文物。但指望一座墓葬，便能將象雄文明的諸多方面一一還原，顯然是不現實的。
不過，隨著近年來阿里考古的不斷深入，我們對象雄文明的認知也在不斷刷新。
現在幾乎肯定，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北高原上曾有一個等級相當高的文明現象存在。
這個被考古學界稱為“前吐蕃時期”的時代，阿里高原上文明和周邊各文明間發生了相當緊密的聯繫。
因此，阿里從來不是我們眼中的蠻荒之地。古代先民在這片苦寒的高原上，用我們難以想象的堅韌，創造了一個不遜於周邊地區的文明。
雖然最終，象雄被後起之秀吐蕃吞併，但已經形成的文明基因保留了下來，成為別具特色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當我們流連於西藏神山聖湖美景之中時，您可曾想到，觸目可及的瑪尼石堆，迎風飄揚的風馬旗、隆達，都是象雄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八廓街邊直入青天的煨桑青煙，圍著火堆歡樂熱烈的鍋莊舞蹈，也源於象雄本教的祭祀傳統。
象雄真的消失了嗎？
可能，它只是換了種方式，來到我們身邊！
文中絲織物及古入江寺墓葬考古圖片，來源於——仝濤先生所著《古入江寺考古報告》和《西藏西部的絲綢與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