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中國警方從西班牙大規模押解回電信詐騙嫌疑人。公安部分3次組織包機共押回犯罪嫌疑人225名，其中218人是臺灣人。
就是他們，冒充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瘋狂實施詐騙，製造了引起社會關注的“清華教授被騙1800萬”“甘肅老師被騙自殺案”“廣東惠州3400萬案件”等重大詐騙案件。
從2016年上半年鎖定詐騙團伙的作案地點，到2016年底西班牙警方抓獲嫌疑人，再到今年6月嫌疑人被大批押解回國，為何案件經歷了這麼長時間，中國警方遇到了什麼樣的阻力？
近日，媒體公佈了一段採訪視頻，受訪者是公安部專案組成員，公安部刑偵局電信網絡犯罪偵查處副處長張軍。一些細節首次被公開——
1
40人團伙每月“業績”千萬
電信詐騙一開始是“隔岸詐騙”，隨著兩岸警方合作加強，犯罪嫌疑人紛紛轉移到東南亞作案。
但後來中國警方和東南亞聯合打擊不斷成熟，犯罪嫌疑人再次轉移到生活成本較小的中南歐地區，其中以華人較多、生活成本較低的西班牙為最。中國警方鎖定的33個窩點近1000個犯罪嫌疑人全部都在西班牙。
成本低、“收益”高，警方曾估算過，每40人的電信詐騙犯罪窩點，每月的基本業績在1000萬人民幣左右。
採訪中，張軍在“基本”兩個字上，加了很重的重音。
▲西班牙警方包圍了一處電信詐騙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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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過去的女翻譯嫁人了
在行動的各個環節，中西兩國警務部門必須保持大量的溝通。
中國公安部工作組被禁止和西班牙檢察官、法官接觸，他們的方案建議必須通過西班牙警方向司法部門傳達。一個簡單的問題要“先把翻譯說明白”，再一層層傳給西班牙警方、檢方和法官。如果方案被否決了，再一層層傳話回來，然後又要重頭來過。
和西班牙警察的溝通量有多大？
張軍舉了個例子：“我們帶過去一箇中國女翻譯，時間長了這倆人結婚了……”
▲2016年兩國警方一次現場會議
3
男民警失聲痛哭
西班牙警方抓捕嫌疑人的行動需要批搜查令。
在西班牙的刑事司法程序中，獲得法院搜查令、協助中國警方抓捕嫌疑人必須要有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而發佈“紅通”必須要知道嫌疑人的確切身份。但實際的情況是，電信詐騙的犯罪性質決定，如果不抓捕到嫌疑人根本無法確定嫌疑人身份。
經過溝通，最後的方案是發放“低一個層級”的通報。人一抓到馬上把人員信息發回北京，一一錄入國際刑警組織系統。但是由於國際刑警組織的系統問題，導致很多通報西班牙方面沒有收到。
“眼瞅著犯罪嫌疑人在眼皮子底下，沒辦法，必須得放掉，”張軍說，“我們廣東湛江男民警失聲痛哭啊……”
▲一處抓捕現場
4
嫌疑人窮盡西班牙救濟手段
幾經波折，嫌疑人進入西班牙法院的引渡程序。而這只是漫長司法程序的開始。
嫌疑人“把西班牙能用的權利全部都用盡了、用完了。”一審後上訴二審，二審後往憲法法院上訴，之後再向歐洲人權法院上訴，最後還不行，還要再向西班牙當局申請政治避難。
這也是為什麼用了2年多時間才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的原因。
張軍提到，每一個臺灣籍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基本都說兩句話：“我拿的是臺灣護照，我不是中國人”。但沒有用，西班牙的法官這次態度很堅決，對臺灣人這套做法很反感。
（中國反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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