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既不是夏朝國都，也不是商都，更不能代表夏文化

（作者：趙輝）二里頭遺址位於洛陽盆地東部的偃師市境內，其年代約為公元前1750—1530年，相當於古代文獻中的夏、商王朝交疊時期。該遺址南臨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黃河。二里頭遺址是目前我國史學界與考古界研究華夏文明的淵源、國家的興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設、王宮定製等重大問題的最重要的文化遺址，是學術界公認為中國最引人矚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

1959年開始發掘，遺存可劃分為四個時期。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製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蹟；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並初步被確認為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或商朝早期的都城遺址。

做為在二里頭遺址工作近二十年的考古隊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許宏，無疑是目前最權威、掌握第一手考古資料、最新考古信息的夏文化研究專家，先後發表了《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等專著，詳細闡述了二里頭遺址在夏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價值與地位。這些專著為二里頭遺址地位的確立，駁斥西方學者否定夏朝的真實存在，以及否定以西方學術為宗旨國內部分學者的華夏文明西來說的觀點，無疑是夏文化研究標杆性的學術著作。

許宏先生以其嚴謹、務實的學術作風，以二里頭遺址真實、實際考古成果，所著的三部學術著作《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因為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材料的天然不足，透露了二里頭遺址考古情況與璀璨華夏文明起源的夏朝國都地位的嚴重不符，從而否決了二里頭遺址做為夏商交疊時期，末期夏朝國都和早期商朝國都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出土甲骨文自證文字。

二里頭遺址只所以被定為夏文化遺址，只是因為其早於二里崗文化，又分佈在史料中記述的“有夏之居”的範圍內，“早於二里崗文化，又分佈在有夏之居的二里頭文化自然是夏文化，共識就這麼形成了”（劉緒語）。二里頭文化遺址，也是到目前為止在伊洛地區“有夏之居”範圍內，所找到的唯一相當於夏朝時期的文化遺址。這讓人感到相當疑惑，夏朝是個文明程度高度發達的王朝，如何在“有夏之居”範圍內只找到這一處夏時期文化遺址？偌大的範圍內只有這一處人類生活的痕跡？這與夏王朝萬國來朝、萬國來賀的高度物質文明與文化，完全不相匹配。

事實上，周武王的“有夏之居”，並不是說伊洛地區有夏朝人的故居，而是說當時的無人之地伊洛地區，與夏朝國都的地理環境十分相似，是建立周朝京都的好地方。如此說來，伊洛地區與夏文化毫無關係，二里頭遺址完全代表不了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最多隻是夏朝時期的一個邊緣方國，與商部落具有相對的同盟關係，才讓二里頭遺址具有穩定的222年左右時間，橫跨夏商交疊時期。

許宏先生以二里頭遺址為切入點，所著的《最早的中國》中“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國]指向洛陽盆地”的論點，來自於何尊銘文“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中的“宅茲中國”。實際上其真實的意義為“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而不是“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那麼，最早的中國來自於洛陽盆地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實際上最早詞語“中國”的出現是在《詩經》中，《民勞》中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蕩》中的“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桑柔》中的“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以《詩經》中的“中國”來尋找最早的中國地區，才是正確研究夏文化的方向。

根據筆者對《詩經》的研究，《詩經》中的中國是指西周時期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向國“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皇甫作都於向”，這句《竹書記年》的記載，明確了尹吉甫的《詩經》作品產生於向國的史實。

《孟子•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水暢茂， 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人，雖欲 耕，得乎？”春秋時期的孟子記述，也是較早記載“中國”的文獻。而這裡的中國，是指大禹治水前後中國的最初地區。而這個地區正是對大禹劈山導淮，疏通四方湖地區的荊塗二山，大禹建立治水豐功偉績，為當地人民發展農耕文明，建立華夏文明的中心地區。

因此，如果要深入研究夏文明，《詩經》誕生地的四方湖地區與大禹治水的塗山地區，才是探究夏文明的正確方向。背離這一方向的夏文化研究，只會是對自己學術生命的浪費，以二里頭遺址為參照標準的夏文化研究無疑正面臨這種狀況。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王朝，4100年前夏朝建立是中國王權建立的標誌，而公元前1750—1530年時期的二里頭遺址，從年代上說無論如何也代表不了最早的中國，許宏先生的“中國誕生於二里頭時代”的觀點也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大都無城》更是明確表露了二里頭遺址的實際考古狀況，二里頭遺址是一個無城池的人類自然聚集地，無城無池，“關於二里頭，正是由於我堅信作為王室禁地的宮殿區不該是開放的，才最終找到了二里頭宮城，但外郭城還是沒有找到，放開眼界後發現二里頭到漢代將近2000年的時間裡居然大部分時間都沒有外郭城。如果在二里頭還沒有發現宮城的時候，認為一號宮殿、二號宮殿的宮牆就相當於城了；發現宮城之後，宮城就算是城了，這樣就混淆了內城（宮城）、外郭城之間的差別。”（許宏）。

許宏先生以二里頭遺址考古情況，以提高二里頭遺址文化價值的《大都無城》新觀點，無疑是根本性錯誤的，背離了人類從離開原始森林走向平原，為自身安全考慮建立起來的自我保護原則方法。

小到一個家庭的院落，一個有一定組織能力的村落，為保護自身安全，都要建院牆，挖村落護城溝。這是在“禽獸逼人”原始狀況下的必要措施。在一個部落積累下豐富的物質財富後，建城防禦外來勢力的搶劫，保護自我生命的安全，更是高於其他任何工作。一個被定義為夏朝或商朝文明的都城的二里頭遺址，盡然最基本的城池都沒有發現，只能說明二里頭遺址完全不具備夏朝或商朝都城的基本條件。否則其做為物質與文化高度發達地區，會隨時被一個外來勢力所搶劫毀滅，而不復存在。以《大都無城》觀念建立起來的二里頭遺址其文化遺址意義，其在夏文明發展中的地位也就蕩然無存。

許宏先生以儒家的正統闡釋，所謂天子志在四方的博大胸襟和教化方便，而構建的二里頭遺址現象解釋“大都無城”，與人類生存發展過程中的實際狀況是不成立的。

《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裡之城，七裡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正是對夏桀失國時夏朝國都的描述，“三裡之城，七裡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才是夏朝國都的宏偉繁榮富裕景象，這樣一個夏朝國都，沒有高大城池保護，能建立起高度文明的華夏文明嗎？

而其中的“米粟非不多也”正明確表明了夏朝國都處於現代中國的南北交界，盛產南方的水稻與北方的旱地作物慄的淮河南北地區。在自然條件下，淮河北岸二十公里以北，已經不能再種植水稻。中國以面為主食的北方和以米為主食的南方，在生活習慣上主食米麵是最基本的區別。而“三裡之城，七裡之郭”正是指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所謂夏朝“天子志在四方的博大胸襟和教化方便”，統御中國南北東西四方理論的來源。

因此，不論從《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還是《大都無城》觀點來說，二里頭文化遺址既不是夏都，也不會是商都，更不是夏文化的中心。中國史學界與考古界，如果要實現對夏文化研究的突破，唯一的途徑是以四方湖夏朝國都地區為研究對象，實現對華夏民族、中華文明發源地的完全、徹底解密，讓堯、舜、禹三代奠定的華夏文明精髓內涵發揚光大。（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