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屬於大時代——在電影《音樂家》觀摩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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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幾位發言的老師說《音樂家》是一部很細膩、很平實、很感人的電影，我完全同意。

我認為，《音樂家》有這樣兩個突出特點：

一是表現了延安知識分子。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有兩個傳統，封建知識分子傳統和買辦知識分子傳統。延安知識分子是第三個傳統，他們人數不是很多，但卻是創造和傳播革命文化的主力部隊。

遺憾的是，延安知識分子作為一支隊伍，在八十年代以後消散了。他們在影視劇中被醜化，“民國範兒”的舊知識分子被重新塑造成了通體燦然的偶像。

《音樂家》把冼星海這位延安知識分子中的翹楚作為主角，這本身就是一個有勇氣的行為，是一個突破。

二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新形象。

冼星海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同時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者，他才華橫溢，熱情善良，非常富有個人魅力，這才是現代中國人的形象。我們不能像第五代導演那樣，繼續把中國人塑造成猥瑣的、壓抑的、變態的、甚至歹毒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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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談一些細節，當然影片已經上映，無法更改了，電影是遺憾的藝術，但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後拍出更好的電影。

首先，我昨天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了，影片的名字沒起好。

《音樂家》，有點平了，不如就叫《冼星海在阿拉木圖》，另外“音樂家”這三個字也不足以概括冼星海作為革命者、愛國者的特質；

其次，冼星海在阿拉木圖客居四年左右的時間，外界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有神祕感。

從敘述策略上說，如果不設一個全知講述者，而是以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到阿拉木圖來探祕，來找尋父親足跡的方式，逐漸“發現”冼星海在阿拉木圖的情感經歷和冒險故事，可能會更有吸引力；

第三，影片一開始說德國撕毀了與蘇聯的“和平協議”，不準確，應該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這雖然是一個極小的細節，但處理不好，就容易給觀眾留下不專業的印象；

第四，蘇德戰爭爆發那一段，可以穿插一些紀錄片。

比如希特勒的戰爭喧囂，莫洛托夫在德國入侵當天對蘇聯人民的演講等，能夠很好地渲染時代氛圍；

第五、既然是表現冼星海在蘇聯的生活，可以穿插一些中國人熟悉、喜歡的蘇聯歌曲。

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莓花兒開》、《喀秋莎》、《紡織姑娘》等，既能夠烘托氣氛，也能夠喚起觀眾的親切感；

第六、冼星海的出場有點“平”了，而且有點含含糊糊。

應該設計一個小橋段來交代人物，最好是讓他在寶塔山下指揮《黃河大合唱》，然後有人過來通知他有重要任務，要去莫斯科。這樣人物的性格、地位、重要性，一下就讓觀眾記住了；

第七、冼星海離開莫斯科，疏散到了阿拉木圖後，就失去了身份，更名黃訓，也失去組織的保護和安排。

他為什麼會失去身份？蘇聯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嚴密控制，井井有條的國家，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影片交代不夠，這就會給觀眾造成困擾，妨礙他們對電影的接受與欣賞。電影不能讓觀眾有不必要的疑慮，除非這種疑慮有助於推動情節的發展；

第八、冼星海很喜歡房東六歲的小女兒卡麗亞，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冼妮娜，給了她不少父愛，但缺少感人的細節。

比如，在影片中，冼星海拿到了電臺的稿費，就把錢塞給卡麗亞，說你拿去買你喜歡的東西。這就顯得沒有誠意，六歲的孩子還不會花錢，母親也不允許。實際上，冼星海最終也沒有送給卡麗亞一件她喜歡的禮物。

如果改成這樣的細節是不是更好——

拜卡達莫夫把稿費交給冼星海，說你去再買件大衣吧（此前冼星海為了分擔女房東達娜什的困難，已經把大衣賣了），阿拉木圖的冬天沒有大衣不行。冼星海拿著錢，在服裝店門口遲疑良久，還是掉頭而去。然後鏡頭一轉，他帶著送給卡麗亞的禮物回來了，卡麗亞樂開了花。

要表現苦難，就一定要表現歡樂，要吃甜，加點鹽。就是因為冼星海給卡麗亞灰暗的戰時生活帶來那麼多的歡樂，所以幾十年後她才對這位“闊克”（哈薩克語：親人）不能忘懷。

在達娜什家裡和卡麗亞面前，冼星海應該反客為主，是快樂、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來源，而不應該一直是一個被保護的小動物；

第九，冼星海與拜卡達莫夫的關係。

總的來說，冼星海顯得被動、落魄。始終需要他的音樂家朋友拜卡達莫夫的幫助，沒有體現出他作為一個熱情似火的革命音樂家的強大魅力和影響力。

比如，戰爭初期，納粹德軍佔了上風，阿拉木圖的氣氛是沉悶、壓抑的，樂隊裡的氣氛也很壓抑。

為什麼不設計這樣一個情節——

戰報傳來，蘇軍丟失了戰略重鎮哈爾科夫，大家垂下了頭。在一片沮喪的氣氛中，冼星海走向一架鋼琴，彈起了他親自創作的“黃河”，隨著音樂逐漸走向高潮，大家的情緒也變得明朗，甚至亢奮，流下了熱淚，再次獲得了勝利的信心。

音樂是沒有國界的。“黃河”的旋律應該具有這樣的感染力。冼星海作為中國最傑出的革命音樂家，他理所當然地應該佔據樂隊靈魂的位置，而不能只是一個邊緣化的小提琴手。

哪怕流落到異國他鄉，冼星海也不能只接受他人的幫助和關心，物質上他是一個被幫助者，但精神上他仍然應該是一個關心者、幫助者，是能夠給予他人以信心的人；

第十，冼星海與達娜什的關係。

冼星海客居在拜卡達莫夫的的姐姐達娜什家裡。達娜什的丈夫已經去世，她一個人帶著孩子寡居。冼星海在這裡住了三年，居然不能使達娜什愛上他，這怎麼可能？

我們中國劍膽琴心，玉樹臨風的音樂天才冼星海怎麼可能這樣毫無魅力？李立三、蔣經國在蘇聯都娶了俄羅斯太太。

儘管冼星海出於對自己妻子的忠誠不會接受達娜什的愛情，但不等於達娜什不會愛上他。這樣的疏冷地表現他們的關係會讓觀眾非常失望，不符合他們的心理預期。冼星海和達娜什的關係也始終生硬、不自然，既不是含情脈脈的戀人也不是親密自然的兄妹，似乎他們一直沒有找到正確的相處方式。

我們可以拍一段非常美麗的愛情，柏拉圖式的，發乎情，止乎禮，不必拍床戲。

（製片人插話：這是合拍片，哈方反對讓達娜什愛上冼星海。）

如果這樣的話，那就應該大大刪減和達娜什的對手戲，增加和卡麗亞的對手戲，表現成一個父愛的事，這樣也會很吸引人。自從《這個殺手不太冷》之後，“大叔”和“小蘿莉”的故事也可以拍得非常好看。

第十一，在影片中，冼星海離開阿拉木圖後，又去了兩個城市，這個可以一筆帶過，甚至不要去表現。

為什麼呢？因為觀眾已經接受了冼星海和達娜什、卡麗亞的關係，他們的分手令觀眾心碎，情感也達到高潮，對後面的事情已經不關心了。影片隨後就應該進入冼星海病重和去世的情節，然後就可以結束了。

冼星海離開達娜什和卡麗亞之後，在兩個地方又拖了一段時間，觀眾的情緒不能落地，就像乘公共汽車到站卻不能下車一樣，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不舒適感；

第十二，冼星海在困居阿拉木圖的時候，幾次來到國境線，有些鏡頭拍得非常好。

比如他把手伸過邊境線的鐵絲網，從中國方面抓起一把雪，以告慰自己的思鄉之情。這個鏡頭今後一定會成為經典。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冼星海之不能回國，並不是蘇聯方面限制他，而是新疆軍閥盛世才叛變之後封閉了回國的通道，冼星海知道這個情況。既然如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往邊境去，甚至帶上行李，和達娜什、卡麗亞告別，在邊境碰壁後又頹然而返，這就不好理解了。

當然，當他由於工作的關係來到了邊境附近的小鎮，沉浸在思鄉之情中不能自拔，下意識地走向邊境，眺望祖國的方向，這是可以的。

第十三，一個小的技術性問題。

哈薩克斯坦在中國的西部，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東部。所以冼星海眺望祖國，他應該看到日出的景象，為什麼影片中是日落？

當然，我理解導演想表現冼星海不能回國的失落心情，但這容易讓觀眾產生疑惑，用邊境線是曲折的來解釋也不行，看電影不是上地理課。

為什麼不能用冼星海在邊境線上目睹一輪月亮冉冉升起來表現他的思鄉情緒？“月是故鄉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沒有什麼比月亮更恰當地表現中國人對故鄉的懷念了。

第十四，在影片中，冼星海最後的願望是搞一場個人的音樂會，這與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和時代氛圍不符。

冼星海所處的是大歷史、大時代，不是小時代。當時戰爭還沒有結束，他的音樂會應該是獻給正在和納粹作戰的蘇聯人民、獻給正在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祖國人民。這一點都不是對個人的拔高，而是恰如其分的時代邏輯；

第十五，在影片中，庫爾斯克坦克大會戰勝利後，在市政廳列寧塑像前舉行的盛大音樂會。

這個橋段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激動人心。但遺憾的是，由於整部影片的調子是低沉、沉鬱的，所以顯得突兀，而且音樂會結束後，立刻就是樂隊解散的情節，削弱了應有的感染力；

第十六，冼星海是在二戰勝利後在莫斯科去世的，對這樣一位反法西斯戰士來說，勝利難道不是對他最大的告慰嗎？

但遺憾的是，影片沒有表現冼星海聽到勝利消息的情景。

德國投降後，莫斯科鳴放禮炮，施放禮花，紅場舉行了勝利閱兵式，應該用幾個鏡頭交代一下，以便與影片開始德軍轟炸莫斯科的緊張恐怖氣氛形成一個對照和呼應。

第十七，很明顯，影片有一個反戰的主題。

比如，那位落魄的音樂家從教堂鐘樓上跳下；比如卡麗亞在思念爸爸時哭著說“大人們為什麼打仗？”等都是在控訴戰爭給無辜的人們帶來的災難。

但是，考慮到蘇聯正在進行的是反法西斯戰爭，所以這樣的質疑就顯得無的放矢。戰爭是希特勒強加給蘇聯的，如果衛國戰爭失敗，按照希特勒“新秩序”構想，整個斯拉夫民族將集體淪為奴隸，所以這場戰爭必須要打，而且必須勝利。

實際上，卡麗亞含淚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後，她就開始唱冼星海教給她的歌“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這正是一首召喚戰鬥激情、歌頌戰鬥精神的兒歌！

第十八，冼星海是1940年5月到的莫斯科，此時距離希特勒突然襲擊蘇聯還有一年的時間。

如果在影片中有一段表現和平生活的情節就會更好，這和戰爭的年代就會形成對比和反差，會給觀眾更深的印象；

第十九，在影片中，我感到，除了個人之間的友誼之外，蘇聯似乎是一個冷漠的、不團結的社會，而且存在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恐怖。

影片的某些鏡頭，明顯受到西方冷戰電影的影響，比如反覆出領袖巨大塑像俯瞰下的渺小個人等。

另外，影片也明顯受到赫魯曉夫“解凍”時代的《士兵之歌》、《雁南飛》等影片的影響，戰時蘇聯人民的精神狀態基本是消沉、冷漠的，這會讓觀眾感到困惑：他們這種精神狀態，怎麼可能打贏衛國戰爭，把希特勒逼到了自殺？

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用什麼樣的基調來表現前社會主義陣營？

在西方遭遇嚴重危機，資本主義有點搞不下去的今天，我們對原社會主義陣營的看法，仍然和冷戰剛剛結束時一模一樣嗎？

蘇東劇變後世界範圍出現了兩個趨向：一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了；二是局部戰爭迅速增加了。帝國主義在遭遇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後，又開始放膽侵略弱小國家了。

這意味著，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是一種遏制兩極分化的力量，基本也是一支保衛和平的力量。

這樣的結論如果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在影片中對蘇聯是不是應該多一點溫情與理解，用更光明的鏡頭展示蘇聯？能不能擺脫冷戰勝利者的邏輯？

中國當代電影中的西方和美國，永遠是陽光明媚，綠草如茵，人人友善的。

1994年有一部歐洲電影《暴雨將至》，很有名。我們從影片中看到，馬其頓做為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一部分，在失去了社會主義之後，迅速退回到了血親復仇的野蠻社會。

這讓我想起了羅莎·盧森堡的一句名言：“社會主義，或者野蠻！”

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現代性，而且是一種努力克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種種負面後果的現代性，不認識到這一點，就不能正確地表現前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十，我感覺《音樂家》是在大時代和小情懷的夾縫中躊躇。

冼星海是屬於大時代的，冼星海之所以是冼星海，就是因為他積極參與了創造歷史，而且歷史也確實因為他的出現而改變，至少是變得更加精彩、更加令人熱血沸騰了。

對這樣一個人物，簡單地套用“人是歷史的人質”是不行的。冼星海是有著與大時代相稱的大情懷，一味想表現他的小情懷，就會遇到種種困難，就像要給姚明穿上你我的衣服一樣。

第二十一，電影無非是價值觀的載體。

如果我們只接受別人的價值觀，我們最終會變成文化上的被殖民者，別人就會像牧師統治教眾那樣統治我們。

如何通過電影，向世界傳遞屬於中國獨有的，但又帶有普世性的價值觀？如何通過電影傳遞我們對戰爭、對和平、對歷史、對愛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對世界的看法？

《音樂家》開了一個好頭，也提出了很多非常嚴峻的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

謝謝大家！

2019年6月12日於中國電影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