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觀點摘要：
1、一些境外媒體試圖將它描寫成所謂“英勇青年與黑警及惡政之間的對抗”。
2、他們已經實現了“議題設置”：將對抗劇目打造成連續劇，每週末進行，下午出發，晚上地鐵結束前收工，近來頻率更甚。
3、千萬不要相信一種說法：這種抗爭來自人們的自發行為。
4、在這一系列套路中，民主與自由成為一個工具化的表述，廣場上的民眾成為了籌碼，“顏色革命”的核心依然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資源——權力。
5、民主的技術化實現，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
6、所謂框架化，就是將運動放在一個可控的框架內，並在框架中依照嚴格程序與良性的溝通解決問題。
7、對於“港獨”這一類的訴求，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全文閱讀約需5分鐘。
一場政治運動，必然有其因由。香港最近爆發一系列的遊行、示威、暴力運動，明顯已經並非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次組織成熟的“連續劇”。無論從規模還是策略上看，都非常組織化，構成了“發動者-深度參與者-淺度參與者”三個明顯的層次。在民間流傳的口號、術語、手勢等，已經具備了一定系統性。這既是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招數，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準軍事化的組織模式。而且，運動中出現的種種極端手段，已經遠遠超越了世界上正常的和平抗爭運動，包括挑釁警察、挖祖墳、欺負老者、縱火、射箭、威脅警員兒女等行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媒體的報道非常具有傾向性，力圖配合該次運動，並試圖將它描寫成所謂“英勇青年與黑警及惡政之間的對抗”。可以認為，這是一次“雨傘運動”的續篇，以更大規模、更極端的方式襲來。最極端的版本，就是號召香港“獨立”、“建國”。
一、香港事件的社會背景與話術準備
事件的大背景，指向香港經濟的持續疲軟及尖銳的民生問題。相比大陸的高速發展，香港經濟的疲軟並不是一個新鮮事。經濟不可持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製造業的外遷，以收稅為導向的經濟吸乾了經濟活力，迴歸之後接連錯過多個機會，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與就業沒有解決好等等。以上說法都各有道理，港府的執政方向確實值得反思，這構成了一些人不滿的本土環境。
一個經濟體有高峰有低谷，放在歷史維度上看也是常態。但是這種“相對剝奪感”卻點燃了香港人。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與居民以往的獲得感相比，現在的青年覺得當下收入的增長不能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而產生憤怒的情緒。
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舉過例子形容，“一個房子，當別的房子都很小的時候，這個房子看起來還是不錯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尤其是一些底層青年，他們在緊張的社會環境中更難獲得機會，從而進入極端主義的懷抱。
由於2008年金融風暴的餘波，西方世界受到比較大的衝擊。自從2011年起，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爆發了一系列由“相對剝奪感”而引發的本土民粹運動，比如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英國的佔領倫敦和脫歐運動、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等。但是，香港的運動有它自己的獨特性：除了民粹這一底色外，它還表現為所謂“反中”、要求“民主化”、無政府主義等訴求，其中還有中美博弈下“顏色革命”的影子。可以說，底層民粹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訴求結合在了一起。
所有的運動，都需要有一套有足夠誘惑力的話術。這些話術用以塑造意義和目的。香港這一次運動，可以說經過了足夠的話術準備。無論是針對中產的自由主義言說，還是針對底層“廢青”的憤怒話語，都足以實現情緒動員。目前，大陸人接觸到的口號大多數是一些涵蓋著粗話、黑話的版本，事實上，這只是“話語魔法”的一種，針對的只是沒知識沒文化、但行動力很強的無知青年（對的，很多人都是炮灰）。
但是，對於中產的知識份子，又存在著大量高質量的話術。香港媒體人張潔平的文章，多少反映了精英話語的樣貌：從香港的身份危機到本土精神的失去，它具備極高的誘導性、渲染性。而“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六不”等口號，都蘊含了一定的鬥爭性與策略性。應該說，一些市民的訴求是合理的，行動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內，而且也體現出了一定的紀律性，但一些激進分子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法治底線。同時也不能否認，也有部分精英——包括個別媒體人、教師、醫生、律師等，雖然未必站在警民衝突的前沿，但一直在等待著機會。
香港事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密密麻麻貼在公共場所牆上的小紙片。這些小紙片上的每一句話，都在增加著“信念武器”。足夠的話術生產，實際上就是在提供足夠的武器供應。有時，一句話，就能把一個旁觀者發展為參與者。我們看到黑衫的排山倒海，雖不堅定但人數眾多，恰恰說明了這種話術的突出效果。
而且，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發展，給信息帶來流通的便利，話術可以通過各種形式進行轉變：符號、圖像、音頻、視頻等。有人把它製作為MV、有人將它製作為脫口秀、有人將它製作為動圖。
至於《逃犯條例》修訂，那只是一個“突破口”，只是一個在不恰當時期出現的法案。但是，它被反對派利用了。他們將此前準備好的一系列話語推出來，從所謂“反對林鄭”、“反送中”、“反對黑警”，再到極端的所謂“光復香港”，新賬舊賬一起算。而恰恰在期間自殺的香港青年，又助長了悲情氣氛，令“共情”達到了頂點。在這個時期拋出的種種悲情敘事、仇恨話語，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即使在林鄭宣佈廢除《逃犯條例》修訂之後，運動雖然失去了靶子，但是殘餘的情緒依然在激發著黑衫軍。
運動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性。因為，運動參與者知道，勝負並不是在“此處”，而是在“別處”。由傳播機構呈現給全世界的圖景，才是真正的戰場——因此這是真正的媒介鬥爭、景觀鬥爭。婦女和兒童，往往成為祕密武器：將兒童推至前場，在警察驅散時及時拍攝，企圖呈現出“警察惡劣對待兒童”的效果，從而在宣傳上佔據主動；或者讓一個女生站在警車前，做抵抗的姿勢，並將其拍攝下來，塑造出一種“鮮花革命”的浪漫主義。
這種著力於“呈現”的對抗，某種情況下實現意義的爭奪——為自己的“正義”加持，以獲得國際輿論的聲援與支持。這意味著，運動參與者關注的並非衝突本身，而是在國際輿論面前塑造著自己的形象。我們在埃及政變時看到的“廣場上的孩子”的照片，事實上就來自這類經過導演的傳播技巧。
目前，他們已經實現了“議題設置”：將對抗劇目打造成連續劇，每週末進行，下午出發，晚上地鐵結束前收工，近來頻率更甚。準時開始、準時散去，這就如同潮水，Be water。有說法稱這句話出自李小龍，但事實上這是社會運動總結出來的策略，最早來自於墨西哥的薩帕塔運動中一位老印第安人安東尼奧，他說過，“寶劍雖然比水硬，但它砍不斷水，放在水裡它會生鏽”。如水，就是一種“溫柔的抗爭”，一種針對政府的“軟打擊”。不過事實恰恰相反，過於激進的香港“廢青”們往往以暴力收尾，不僅沒做到“Be water”，基本上都是“Be fire”。
二、資本、傳播與行動的密切結合
這種運動，對一個政府的打擊有多大？筆者研究過韓國的倒樸運動。2016年底，“閨蜜門”爆發，朴槿惠馬上遭遇反對勢力的集體鞭撻，這種後現代運動以每週百萬人的規模在光化門前集結，朴槿惠沒堅持四個月，就不得不辭職。朴槿惠政府就此倒臺，她自己不得不面臨30多年的有期徒刑；而她當初的政敵文在寅，則順利當選新一屆總統。
千萬不要相信一種說法：這種抗爭來自人們的自發行為。經驗表明，多人的自發行動最後導致的是“群氓效應”，但是倒樸這種集體大遊行，必須有人在統一部署、即時指揮，還得準備大量的資金預算。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組織化行為：資本、傳播與行動的密切結合。
香港的運動，呈現出三環結構。最核心的是組織者、話術提供者與資助提供者。他們位於核心狀態。他們是誰，有媒體指出是黎智英及李柱銘，或許還有一些隱形的人，包括外籍華人或外國人。在運動中，我們不斷看到疑似間諜的蹤跡，基本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香港事件中存在著“職業社會運動分子”，此外還有大量臺灣勢力，這或許意味著這次運動存在著更大的野心。總之，這一環非常神祕，策劃者通常在幕後（倒樸運動的操手是誰，至今也不知道）。雖然黑衫軍總是堅稱“抗爭無中心”，但這顯然是煙霧彈。
其次，是一群被激進主義主導的“先鋒”。這群先鋒往往以底層青年為主，他們的特點是激進、情緒化、易掌控。這幫人被同胞稱為“廢青”，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即使對於運動本身，他們對鬥爭的目標理解有限，可能連民主的基本形式都答不出來。香港社會普遍流傳他們收了錢，而且日薪還在節節看漲，逼近一天2000港元。他們是新聞中的可見部分，與警察直接衝突、在元朗與白衫人互毆、在機場欺負長者。激進是他們的價值所在，因為運動必須靠著“激情”作為燃料。但是，他們的行為不斷醜化著香港示威者的形象。他們表現某些極端民粹主義情緒，比如排外、反智等方面，導致被戲稱為“文盲大革命”。
最外圍的，是一群沉默的中產知識階層。他們是有訴求的，對於港府的某些經濟政策有所不滿，但並沒有明顯的意圖指向。他們或者是真心愛護香港價值的真誠的人。他們希望通過法律框架內的和平示威來促進問題的推進。這是合理的，也是需要尊重的。香港的民主行為從來就在《基本法》的保護之下。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們成長於港英政府教育的敘事之中，對自由主義有一定的信仰，同時也深受香港極右翼媒體的煽惑，缺少國家認同。尤其是，被核心層的“情感策略”所驅動，也與運動產生了“共情”。事實上，他們還是比激進青年理性得多——他們希望“港人治港”，即具備一定的地方保護主義，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廢青毀了香港的未來。
當然，如果進一步細分，三環可以繼續劃分出更多的層次。但是，通過這個模型，我們可以見到“核心層”是問題的關鍵。這是意識形態的輸出地。這種被編碼的觀念，主導了廢青，也誘惑了知識階層，形成了主導整個運動的核心意識形態。
時至今日，這些方式已經成為一種“系統工程”。
文章觀點摘要：
1、一些境外媒體試圖將它描寫成所謂“英勇青年與黑警及惡政之間的對抗”。
2、他們已經實現了“議題設置”：將對抗劇目打造成連續劇，每週末進行，下午出發，晚上地鐵結束前收工，近來頻率更甚。
3、千萬不要相信一種說法：這種抗爭來自人們的自發行為。
4、在這一系列套路中，民主與自由成為一個工具化的表述，廣場上的民眾成為了籌碼，“顏色革命”的核心依然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資源——權力。
5、民主的技術化實現，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
6、所謂框架化，就是將運動放在一個可控的框架內，並在框架中依照嚴格程序與良性的溝通解決問題。
7、對於“港獨”這一類的訴求，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全文閱讀約需5分鐘。
一場政治運動，必然有其因由。香港最近爆發一系列的遊行、示威、暴力運動，明顯已經並非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次組織成熟的“連續劇”。無論從規模還是策略上看，都非常組織化，構成了“發動者-深度參與者-淺度參與者”三個明顯的層次。在民間流傳的口號、術語、手勢等，已經具備了一定系統性。這既是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招數，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準軍事化的組織模式。而且，運動中出現的種種極端手段，已經遠遠超越了世界上正常的和平抗爭運動，包括挑釁警察、挖祖墳、欺負老者、縱火、射箭、威脅警員兒女等行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媒體的報道非常具有傾向性，力圖配合該次運動，並試圖將它描寫成所謂“英勇青年與黑警及惡政之間的對抗”。可以認為，這是一次“雨傘運動”的續篇，以更大規模、更極端的方式襲來。最極端的版本，就是號召香港“獨立”、“建國”。
一、香港事件的社會背景與話術準備
事件的大背景，指向香港經濟的持續疲軟及尖銳的民生問題。相比大陸的高速發展，香港經濟的疲軟並不是一個新鮮事。經濟不可持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製造業的外遷，以收稅為導向的經濟吸乾了經濟活力，迴歸之後接連錯過多個機會，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與就業沒有解決好等等。以上說法都各有道理，港府的執政方向確實值得反思，這構成了一些人不滿的本土環境。
一個經濟體有高峰有低谷，放在歷史維度上看也是常態。但是這種“相對剝奪感”卻點燃了香港人。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與居民以往的獲得感相比，現在的青年覺得當下收入的增長不能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而產生憤怒的情緒。
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舉過例子形容，“一個房子，當別的房子都很小的時候，這個房子看起來還是不錯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尤其是一些底層青年，他們在緊張的社會環境中更難獲得機會，從而進入極端主義的懷抱。
由於2008年金融風暴的餘波，西方世界受到比較大的衝擊。自從2011年起，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爆發了一系列由“相對剝奪感”而引發的本土民粹運動，比如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英國的佔領倫敦和脫歐運動、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等。但是，香港的運動有它自己的獨特性：除了民粹這一底色外，它還表現為所謂“反中”、要求“民主化”、無政府主義等訴求，其中還有中美博弈下“顏色革命”的影子。可以說，底層民粹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訴求結合在了一起。
所有的運動，都需要有一套有足夠誘惑力的話術。這些話術用以塑造意義和目的。香港這一次運動，可以說經過了足夠的話術準備。無論是針對中產的自由主義言說，還是針對底層“廢青”的憤怒話語，都足以實現情緒動員。目前，大陸人接觸到的口號大多數是一些涵蓋著粗話、黑話的版本，事實上，這只是“話語魔法”的一種，針對的只是沒知識沒文化、但行動力很強的無知青年（對的，很多人都是炮灰）。
但是，對於中產的知識份子，又存在著大量高質量的話術。香港媒體人張潔平的文章，多少反映了精英話語的樣貌：從香港的身份危機到本土精神的失去，它具備極高的誘導性、渲染性。而“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六不”等口號，都蘊含了一定的鬥爭性與策略性。應該說，一些市民的訴求是合理的，行動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內，而且也體現出了一定的紀律性，但一些激進分子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法治底線。同時也不能否認，也有部分精英——包括個別媒體人、教師、醫生、律師等，雖然未必站在警民衝突的前沿，但一直在等待著機會。
香港事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密密麻麻貼在公共場所牆上的小紙片。這些小紙片上的每一句話，都在增加著“信念武器”。足夠的話術生產，實際上就是在提供足夠的武器供應。有時，一句話，就能把一個旁觀者發展為參與者。我們看到黑衫的排山倒海，雖不堅定但人數眾多，恰恰說明了這種話術的突出效果。
而且，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發展，給信息帶來流通的便利，話術可以通過各種形式進行轉變：符號、圖像、音頻、視頻等。有人把它製作為MV、有人將它製作為脫口秀、有人將它製作為動圖。
至於《逃犯條例》修訂，那只是一個“突破口”，只是一個在不恰當時期出現的法案。但是，它被反對派利用了。他們將此前準備好的一系列話語推出來，從所謂“反對林鄭”、“反送中”、“反對黑警”，再到極端的所謂“光復香港”，新賬舊賬一起算。而恰恰在期間自殺的香港青年，又助長了悲情氣氛，令“共情”達到了頂點。在這個時期拋出的種種悲情敘事、仇恨話語，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即使在林鄭宣佈廢除《逃犯條例》修訂之後，運動雖然失去了靶子，但是殘餘的情緒依然在激發著黑衫軍。
運動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性。因為，運動參與者知道，勝負並不是在“此處”，而是在“別處”。由傳播機構呈現給全世界的圖景，才是真正的戰場——因此這是真正的媒介鬥爭、景觀鬥爭。婦女和兒童，往往成為祕密武器：將兒童推至前場，在警察驅散時及時拍攝，企圖呈現出“警察惡劣對待兒童”的效果，從而在宣傳上佔據主動；或者讓一個女生站在警車前，做抵抗的姿勢，並將其拍攝下來，塑造出一種“鮮花革命”的浪漫主義。
這種著力於“呈現”的對抗，某種情況下實現意義的爭奪——為自己的“正義”加持，以獲得國際輿論的聲援與支持。這意味著，運動參與者關注的並非衝突本身，而是在國際輿論面前塑造著自己的形象。我們在埃及政變時看到的“廣場上的孩子”的照片，事實上就來自這類經過導演的傳播技巧。
目前，他們已經實現了“議題設置”：將對抗劇目打造成連續劇，每週末進行，下午出發，晚上地鐵結束前收工，近來頻率更甚。準時開始、準時散去，這就如同潮水，Be water。有說法稱這句話出自李小龍，但事實上這是社會運動總結出來的策略，最早來自於墨西哥的薩帕塔運動中一位老印第安人安東尼奧，他說過，“寶劍雖然比水硬，但它砍不斷水，放在水裡它會生鏽”。如水，就是一種“溫柔的抗爭”，一種針對政府的“軟打擊”。不過事實恰恰相反，過於激進的香港“廢青”們往往以暴力收尾，不僅沒做到“Be water”，基本上都是“Be fire”。
二、資本、傳播與行動的密切結合
這種運動，對一個政府的打擊有多大？筆者研究過韓國的倒樸運動。2016年底，“閨蜜門”爆發，朴槿惠馬上遭遇反對勢力的集體鞭撻，這種後現代運動以每週百萬人的規模在光化門前集結，朴槿惠沒堅持四個月，就不得不辭職。朴槿惠政府就此倒臺，她自己不得不面臨30多年的有期徒刑；而她當初的政敵文在寅，則順利當選新一屆總統。
千萬不要相信一種說法：這種抗爭來自人們的自發行為。經驗表明，多人的自發行動最後導致的是“群氓效應”，但是倒樸這種集體大遊行，必須有人在統一部署、即時指揮，還得準備大量的資金預算。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組織化行為：資本、傳播與行動的密切結合。
香港的運動，呈現出三環結構。最核心的是組織者、話術提供者與資助提供者。他們位於核心狀態。他們是誰，有媒體指出是黎智英及李柱銘，或許還有一些隱形的人，包括外籍華人或外國人。在運動中，我們不斷看到疑似間諜的蹤跡，基本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香港事件中存在著“職業社會運動分子”，此外還有大量臺灣勢力，這或許意味著這次運動存在著更大的野心。總之，這一環非常神祕，策劃者通常在幕後（倒樸運動的操手是誰，至今也不知道）。雖然黑衫軍總是堅稱“抗爭無中心”，但這顯然是煙霧彈。
其次，是一群被激進主義主導的“先鋒”。這群先鋒往往以底層青年為主，他們的特點是激進、情緒化、易掌控。這幫人被同胞稱為“廢青”，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即使對於運動本身，他們對鬥爭的目標理解有限，可能連民主的基本形式都答不出來。香港社會普遍流傳他們收了錢，而且日薪還在節節看漲，逼近一天2000港元。他們是新聞中的可見部分，與警察直接衝突、在元朗與白衫人互毆、在機場欺負長者。激進是他們的價值所在，因為運動必須靠著“激情”作為燃料。但是，他們的行為不斷醜化著香港示威者的形象。他們表現某些極端民粹主義情緒，比如排外、反智等方面，導致被戲稱為“文盲大革命”。
最外圍的，是一群沉默的中產知識階層。他們是有訴求的，對於港府的某些經濟政策有所不滿，但並沒有明顯的意圖指向。他們或者是真心愛護香港價值的真誠的人。他們希望通過法律框架內的和平示威來促進問題的推進。這是合理的，也是需要尊重的。香港的民主行為從來就在《基本法》的保護之下。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們成長於港英政府教育的敘事之中，對自由主義有一定的信仰，同時也深受香港極右翼媒體的煽惑，缺少國家認同。尤其是，被核心層的“情感策略”所驅動，也與運動產生了“共情”。事實上，他們還是比激進青年理性得多——他們希望“港人治港”，即具備一定的地方保護主義，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廢青毀了香港的未來。
當然，如果進一步細分，三環可以繼續劃分出更多的層次。但是，通過這個模型，我們可以見到“核心層”是問題的關鍵。這是意識形態的輸出地。這種被編碼的觀念，主導了廢青，也誘惑了知識階層，形成了主導整個運動的核心意識形態。
時至今日，這些方式已經成為一種“系統工程”。
三、意識操縱與意義之網
俄羅斯學者卡拉·穆爾扎曾反思蘇聯解體時群眾的狀態，並痛心疾首地寫了《論意識操縱》一書。他提出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原則上人的一切行為都統統可以操縱，而且花費有限。他指出，“人類的某個有影響有組織的部分通過某種方式，使我們整個社會按照同一個程序積極行動起來。這給人家帶去了巨大利益，但卻使自己蒙受了重大損失。”這就是1980年代末的那場顏色革命，導致蘇聯最終崩潰。推翻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是民眾，他們被西方媒體形容為自由的先鋒，但穆爾扎對這種稱謂高度懷疑，他認為那是“著了魔的民眾”。因為，顏色革命帶給俄羅斯的是毫無疑問的退步——“這在全球的大賬本上都記得明明白白，一字不差地寫在政治家們那張眉開眼笑的臉上了。”
意識操控是怎樣實現的呢？這裡需要回到人性層面。每個人都是編織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意義，是由社會賦予的。詹姆斯·凱瑞認為，“人類的思想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才能，就個人而言，它是事後以歷史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說，人類在進行思考時，實際上是沿著“已有的地圖”在進行，這就是一種意義之網——如果你認為生活不能沒有民主，你就可以為民主而死；如果你認為國王是最重要的，你就可以拋棄一切保衛國王；如果你認為真主是最偉大的，那你可以為了伊斯蘭的信仰犧牲性命；如果你認為主權是最重要的，那誓死也要保護國家的榮耀……自由和民主，就是當下的所謂“普世價值”，是意義之網。它通過教育、媒體、文化產品、建築、藝術包圍著個體，並將它塑造成“非此不可”的狀態。一種默默營造的情境，本身就可以影響人的行為。這種情境已經從理念滲入到了公共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每個人，這是一個馴化的過程。因此，當“為民主而戰”的號召響起，其支持者就能從四面八方趕來。
白羅斯著名作家、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對多位俄羅斯人進行過深度訪談，逐步證實了穆爾扎的研究。有一位當年參加過蘇東事件的俄羅斯人坦白，他當年走上十月革命廣場，“其實我是想去捍衛社會主義，想不到卻推翻了它。”另一個俄羅斯人直接說自己被騙了，“以為迎來了自由和民主，結果葉利欽和他的強盜一起出來，把權力搶走了。”也有一位俄羅斯婦女憤怒地說，“從前的蘇聯是人人都敬仰的世界級強國，但看我們呢，只是一個三流國家，我們成了全世界的笑話。”
文章觀點摘要：
1、一些境外媒體試圖將它描寫成所謂“英勇青年與黑警及惡政之間的對抗”。
2、他們已經實現了“議題設置”：將對抗劇目打造成連續劇，每週末進行，下午出發，晚上地鐵結束前收工，近來頻率更甚。
3、千萬不要相信一種說法：這種抗爭來自人們的自發行為。
4、在這一系列套路中，民主與自由成為一個工具化的表述，廣場上的民眾成為了籌碼，“顏色革命”的核心依然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資源——權力。
5、民主的技術化實現，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
6、所謂框架化，就是將運動放在一個可控的框架內，並在框架中依照嚴格程序與良性的溝通解決問題。
7、對於“港獨”這一類的訴求，是絕不可能實現的。
全文閱讀約需5分鐘。
一場政治運動，必然有其因由。香港最近爆發一系列的遊行、示威、暴力運動，明顯已經並非一個偶然事件，而是一次組織成熟的“連續劇”。無論從規模還是策略上看，都非常組織化，構成了“發動者-深度參與者-淺度參與者”三個明顯的層次。在民間流傳的口號、術語、手勢等，已經具備了一定系統性。這既是政治運動中積累的招數，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準軍事化的組織模式。而且，運動中出現的種種極端手段，已經遠遠超越了世界上正常的和平抗爭運動，包括挑釁警察、挖祖墳、欺負老者、縱火、射箭、威脅警員兒女等行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媒體的報道非常具有傾向性，力圖配合該次運動，並試圖將它描寫成所謂“英勇青年與黑警及惡政之間的對抗”。可以認為，這是一次“雨傘運動”的續篇，以更大規模、更極端的方式襲來。最極端的版本，就是號召香港“獨立”、“建國”。
一、香港事件的社會背景與話術準備
事件的大背景，指向香港經濟的持續疲軟及尖銳的民生問題。相比大陸的高速發展，香港經濟的疲軟並不是一個新鮮事。經濟不可持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製造業的外遷，以收稅為導向的經濟吸乾了經濟活力，迴歸之後接連錯過多個機會，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與就業沒有解決好等等。以上說法都各有道理，港府的執政方向確實值得反思，這構成了一些人不滿的本土環境。
一個經濟體有高峰有低谷，放在歷史維度上看也是常態。但是這種“相對剝奪感”卻點燃了香港人。所謂“相對剝奪感”，就是與居民以往的獲得感相比，現在的青年覺得當下收入的增長不能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而產生憤怒的情緒。
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舉過例子形容，“一個房子，當別的房子都很小的時候，這個房子看起來還是不錯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尤其是一些底層青年，他們在緊張的社會環境中更難獲得機會，從而進入極端主義的懷抱。
由於2008年金融風暴的餘波，西方世界受到比較大的衝擊。自從2011年起，在歐美等西方國家爆發了一系列由“相對剝奪感”而引發的本土民粹運動，比如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英國的佔領倫敦和脫歐運動、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等。但是，香港的運動有它自己的獨特性：除了民粹這一底色外，它還表現為所謂“反中”、要求“民主化”、無政府主義等訴求，其中還有中美博弈下“顏色革命”的影子。可以說，底層民粹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訴求結合在了一起。
所有的運動，都需要有一套有足夠誘惑力的話術。這些話術用以塑造意義和目的。香港這一次運動，可以說經過了足夠的話術準備。無論是針對中產的自由主義言說，還是針對底層“廢青”的憤怒話語，都足以實現情緒動員。目前，大陸人接觸到的口號大多數是一些涵蓋著粗話、黑話的版本，事實上，這只是“話語魔法”的一種，針對的只是沒知識沒文化、但行動力很強的無知青年（對的，很多人都是炮灰）。
但是，對於中產的知識份子，又存在著大量高質量的話術。香港媒體人張潔平的文章，多少反映了精英話語的樣貌：從香港的身份危機到本土精神的失去，它具備極高的誘導性、渲染性。而“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六不”等口號，都蘊含了一定的鬥爭性與策略性。應該說，一些市民的訴求是合理的，行動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內，而且也體現出了一定的紀律性，但一些激進分子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法治底線。同時也不能否認，也有部分精英——包括個別媒體人、教師、醫生、律師等，雖然未必站在警民衝突的前沿，但一直在等待著機會。
香港事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密密麻麻貼在公共場所牆上的小紙片。這些小紙片上的每一句話，都在增加著“信念武器”。足夠的話術生產，實際上就是在提供足夠的武器供應。有時，一句話，就能把一個旁觀者發展為參與者。我們看到黑衫的排山倒海，雖不堅定但人數眾多，恰恰說明了這種話術的突出效果。
而且，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發展，給信息帶來流通的便利，話術可以通過各種形式進行轉變：符號、圖像、音頻、視頻等。有人把它製作為MV、有人將它製作為脫口秀、有人將它製作為動圖。
至於《逃犯條例》修訂，那只是一個“突破口”，只是一個在不恰當時期出現的法案。但是，它被反對派利用了。他們將此前準備好的一系列話語推出來，從所謂“反對林鄭”、“反送中”、“反對黑警”，再到極端的所謂“光復香港”，新賬舊賬一起算。而恰恰在期間自殺的香港青年，又助長了悲情氣氛，令“共情”達到了頂點。在這個時期拋出的種種悲情敘事、仇恨話語，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即使在林鄭宣佈廢除《逃犯條例》修訂之後，運動雖然失去了靶子，但是殘餘的情緒依然在激發著黑衫軍。
運動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性。因為，運動參與者知道，勝負並不是在“此處”，而是在“別處”。由傳播機構呈現給全世界的圖景，才是真正的戰場——因此這是真正的媒介鬥爭、景觀鬥爭。婦女和兒童，往往成為祕密武器：將兒童推至前場，在警察驅散時及時拍攝，企圖呈現出“警察惡劣對待兒童”的效果，從而在宣傳上佔據主動；或者讓一個女生站在警車前，做抵抗的姿勢，並將其拍攝下來，塑造出一種“鮮花革命”的浪漫主義。
這種著力於“呈現”的對抗，某種情況下實現意義的爭奪——為自己的“正義”加持，以獲得國際輿論的聲援與支持。這意味著，運動參與者關注的並非衝突本身，而是在國際輿論面前塑造著自己的形象。我們在埃及政變時看到的“廣場上的孩子”的照片，事實上就來自這類經過導演的傳播技巧。
目前，他們已經實現了“議題設置”：將對抗劇目打造成連續劇，每週末進行，下午出發，晚上地鐵結束前收工，近來頻率更甚。準時開始、準時散去，這就如同潮水，Be water。有說法稱這句話出自李小龍，但事實上這是社會運動總結出來的策略，最早來自於墨西哥的薩帕塔運動中一位老印第安人安東尼奧，他說過，“寶劍雖然比水硬，但它砍不斷水，放在水裡它會生鏽”。如水，就是一種“溫柔的抗爭”，一種針對政府的“軟打擊”。不過事實恰恰相反，過於激進的香港“廢青”們往往以暴力收尾，不僅沒做到“Be water”，基本上都是“Be fire”。
二、資本、傳播與行動的密切結合
這種運動，對一個政府的打擊有多大？筆者研究過韓國的倒樸運動。2016年底，“閨蜜門”爆發，朴槿惠馬上遭遇反對勢力的集體鞭撻，這種後現代運動以每週百萬人的規模在光化門前集結，朴槿惠沒堅持四個月，就不得不辭職。朴槿惠政府就此倒臺，她自己不得不面臨30多年的有期徒刑；而她當初的政敵文在寅，則順利當選新一屆總統。
千萬不要相信一種說法：這種抗爭來自人們的自發行為。經驗表明，多人的自發行動最後導致的是“群氓效應”，但是倒樸這種集體大遊行，必須有人在統一部署、即時指揮，還得準備大量的資金預算。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組織化行為：資本、傳播與行動的密切結合。
香港的運動，呈現出三環結構。最核心的是組織者、話術提供者與資助提供者。他們位於核心狀態。他們是誰，有媒體指出是黎智英及李柱銘，或許還有一些隱形的人，包括外籍華人或外國人。在運動中，我們不斷看到疑似間諜的蹤跡，基本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香港事件中存在著“職業社會運動分子”，此外還有大量臺灣勢力，這或許意味著這次運動存在著更大的野心。總之，這一環非常神祕，策劃者通常在幕後（倒樸運動的操手是誰，至今也不知道）。雖然黑衫軍總是堅稱“抗爭無中心”，但這顯然是煙霧彈。
其次，是一群被激進主義主導的“先鋒”。這群先鋒往往以底層青年為主，他們的特點是激進、情緒化、易掌控。這幫人被同胞稱為“廢青”，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即使對於運動本身，他們對鬥爭的目標理解有限，可能連民主的基本形式都答不出來。香港社會普遍流傳他們收了錢，而且日薪還在節節看漲，逼近一天2000港元。他們是新聞中的可見部分，與警察直接衝突、在元朗與白衫人互毆、在機場欺負長者。激進是他們的價值所在，因為運動必須靠著“激情”作為燃料。但是，他們的行為不斷醜化著香港示威者的形象。他們表現某些極端民粹主義情緒，比如排外、反智等方面，導致被戲稱為“文盲大革命”。
最外圍的，是一群沉默的中產知識階層。他們是有訴求的，對於港府的某些經濟政策有所不滿，但並沒有明顯的意圖指向。他們或者是真心愛護香港價值的真誠的人。他們希望通過法律框架內的和平示威來促進問題的推進。這是合理的，也是需要尊重的。香港的民主行為從來就在《基本法》的保護之下。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們成長於港英政府教育的敘事之中，對自由主義有一定的信仰，同時也深受香港極右翼媒體的煽惑，缺少國家認同。尤其是，被核心層的“情感策略”所驅動，也與運動產生了“共情”。事實上，他們還是比激進青年理性得多——他們希望“港人治港”，即具備一定的地方保護主義，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廢青毀了香港的未來。
當然，如果進一步細分，三環可以繼續劃分出更多的層次。但是，通過這個模型，我們可以見到“核心層”是問題的關鍵。這是意識形態的輸出地。這種被編碼的觀念，主導了廢青，也誘惑了知識階層，形成了主導整個運動的核心意識形態。
時至今日，這些方式已經成為一種“系統工程”。
三、意識操縱與意義之網
俄羅斯學者卡拉·穆爾扎曾反思蘇聯解體時群眾的狀態，並痛心疾首地寫了《論意識操縱》一書。他提出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原則上人的一切行為都統統可以操縱，而且花費有限。他指出，“人類的某個有影響有組織的部分通過某種方式，使我們整個社會按照同一個程序積極行動起來。這給人家帶去了巨大利益，但卻使自己蒙受了重大損失。”這就是1980年代末的那場顏色革命，導致蘇聯最終崩潰。推翻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是民眾，他們被西方媒體形容為自由的先鋒，但穆爾扎對這種稱謂高度懷疑，他認為那是“著了魔的民眾”。因為，顏色革命帶給俄羅斯的是毫無疑問的退步——“這在全球的大賬本上都記得明明白白，一字不差地寫在政治家們那張眉開眼笑的臉上了。”
意識操控是怎樣實現的呢？這裡需要回到人性層面。每個人都是編織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意義，是由社會賦予的。詹姆斯·凱瑞認為，“人類的思想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才能，就個人而言，它是事後以歷史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說，人類在進行思考時，實際上是沿著“已有的地圖”在進行，這就是一種意義之網——如果你認為生活不能沒有民主，你就可以為民主而死；如果你認為國王是最重要的，你就可以拋棄一切保衛國王；如果你認為真主是最偉大的，那你可以為了伊斯蘭的信仰犧牲性命；如果你認為主權是最重要的，那誓死也要保護國家的榮耀……自由和民主，就是當下的所謂“普世價值”，是意義之網。它通過教育、媒體、文化產品、建築、藝術包圍著個體，並將它塑造成“非此不可”的狀態。一種默默營造的情境，本身就可以影響人的行為。這種情境已經從理念滲入到了公共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每個人，這是一個馴化的過程。因此，當“為民主而戰”的號召響起，其支持者就能從四面八方趕來。
白羅斯著名作家、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對多位俄羅斯人進行過深度訪談，逐步證實了穆爾扎的研究。有一位當年參加過蘇東事件的俄羅斯人坦白，他當年走上十月革命廣場，“其實我是想去捍衛社會主義，想不到卻推翻了它。”另一個俄羅斯人直接說自己被騙了，“以為迎來了自由和民主，結果葉利欽和他的強盜一起出來，把權力搶走了。”也有一位俄羅斯婦女憤怒地說，“從前的蘇聯是人人都敬仰的世界級強國，但看我們呢，只是一個三流國家，我們成了全世界的笑話。”
必須指出，能進行意識操控的，並非只有美國或中情局。在2014年一度勢頭甚猛的“伊斯蘭國”，同樣善於意識操控。當時，大量宗教極端主義蠱惑話術在網絡上游蕩，並精準地找到了帶有潛在極端主義傾向的青年，包括一些生活在西方的“穆二代”。進入網絡時代，信息的流通更加暢順，意識操控的技巧獲得了更大程度的發揮。也即是說，這種顏色革命以“民意”為外衣，實質上發展至今，在國際政治中，它已經成為一種任意的武器——它可以針對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機進行精準打擊。
而且，香港示威、暴力活動爆發的時間恰好是在中美貿易戰進行得激烈之時，這個節點爆發的運動，絕不是偶然現象。作為一個國際問題的持續觀察者，我很難否認美國在香港問題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通過干擾中國內政來謀取政治籌碼是美國多年來的慣常做法，比如克林頓邀請李登輝訪美、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等。而在中美關係進入敏感節點之際，突然爆發的香港之亂恐怕是一次策劃，而神出鬼沒的外國人身影，似乎也在證明著CIA在香港的活動。香港天真的青年人，很可能被利用為美國博弈的一個棋子。
四、作為政治理念的民主與作為武器的民主
我非常同意，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民主的技術化實現，卻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民主不是靠破壞出來的，而是需要建設的。民主是很高階的產品，需要在特定權力機制和政治文明下才能實現。而美式民主，則只能在特定的社會形態才能出現。自從上個世紀起，全世界都是美式民主的試驗場，但並沒有多少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取得過成功。這就好比是踩滑板的人，在平路上溜得快，但是在坑坑窪窪的路面上，就會摔得鼻青臉腫。
西方的政治學著作都正面肯定“民主化”。但他們沒有明說的是，多個國家的“民主化”最後都談不上成功：雖然破壞了一箇舊世界，卻無法建立一個新世界。最明顯的案例是“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國家，在推翻了既有秩序之後，多個國家陷入了高度混亂之中。以埃及為例，人們以為推翻了穆巴拉克的政權，就能建立一個“美式的民主”，但結果卻是親美派、軍政府、宗教極端勢力輪番上臺，險些迴歸成為極端伊斯蘭國家。再看墨西哥在推翻革命制度黨之後實現的“民主化”，只需了12年就淪落為一個毒梟橫行、社會動亂不堪的失敗國家。
但是，應用在意識操縱上的“民主”則是屢試不爽——“為民主而戰”，成為示威者、甚至暴力分子最好的理由。作為武器的自由主義，與洛克所倡導的經典自由主義原理早已無關，它成為了一種激進的思想武器，用以在觀念戰場中排擠對手。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僵化的、極端化的自由主義，比如動輒就提“選票”、動輒就罵“強權”、“獨裁”。但民主怎麼建設，怎麼制衡，怎麼實現在地性，怎麼平衡宗族勢力，這套話語都沒給出答案。很簡單，這套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仇恨與憤怒，策動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與激活“彼岸願景”，讓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成為摧毀既有秩序的力量。至於如何建設，並不是“顏色革命”的策劃者所關心的。
最後討論“將會怎樣”的希望。
“框架化”是目前很多政府處理社會運動的常用方法。所謂框架化，就是將運動放在一個可控的框架內，並在框架中依照嚴格程序與良性的溝通解決問題。“從街頭回到室內”，以更理性、更低成本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國家治理的必要手段。但對於“港獨”這一類的訴求，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另外必須指出，共識只能在相互妥協中完成。
如果有人堅持顏色革命的原則，以各種理由拒絕對話，堅持暴力運動，那麼“革命將吃掉自己的子女。”這是激進運動的最終歸宿。那些衝動冒進的青年們，很可能成為“失落的一代”，被激進運動所吞噬：那些違法的暴力分子可能要在牢裡揮霍掉青春。至於那些核心圈的人物，或許他們早已經找好了後路，或者一直處於“安全地帶”。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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