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擾亂社會治安，還尋求美國直接干預，香港反對派的這些行徑與賣國有何區別？'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2019年的央港關係中有兩件大事：其一是2月18日公佈的國家級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最為健全的政策框架，這裡的融入既包括香港依據規劃綱要積極參與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也包括香港人藉助大灣區框架完成“國民身份”的塑造與國家認同的建構；其二是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對香港特區法治以及兩地關係造成持續性損害。

大灣區提供了“兩制”面向“一國”的向心力取向與生成機制，推動融合發展，“反修例”則提供了“兩制”與“一國”的嚴格規範性距離以及離心力作用，誘導本土分離主義及其政治行動，由此導致“一國兩制”的新平衡遠未達成。

反對派暴民襲警現場（圖/香港媒體）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始終是國家保障的核心價值，國家是這些價值的最終責任人。但是，“反修例運動”經由7月1日暴力佔領立法會、7月21日暴力衝擊中聯辦及元朗民間武鬥事件，已呈擴大化趨勢，將對香港與國家造成多重損害，總體上看既損害“一國兩制”信心及對臺影響力，更損及國家改革發展基本利益。這些多重損害具體包括：

其一，香港社運在2016年“旺角暴亂”中初步突破暴力底線，此次“反修例運動”尤其是佔領立法會事件決定性地實現了“和平路線”向暴力衝擊的轉型，青年本土派升級打破違法及暴力的法治界限。

其二，特區政府的“無限期擱置”政策已合理迴應運動訴求，但運動不斷升級，顯示其政治目的不是反修例，而是癱瘓特區政府管治權，破壞“一國兩制”憲制秩序。

其三，運動本身在暴力佔領立法會事件中達到高潮，盛極而衰，因其極端暴力行為而造成自身合法性的消解，因為香港社會容忍非暴力抗爭，但對於極端暴力實行“零容忍”，排除出香港核心價值範疇。

警察手指被咬斷（圖/港媒）

其四，七月以來日益週期化的示威活動帶來的社區滋擾與警民衝突，對香港社會民生和警察職責造成無底線衝擊，亦損害了香港國際形象與經濟前景。

其五，運動的暴力化及長期負面影響還造成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機會窗口、積極性與有效性受到抑制，拖累香港經濟復甦及對國家的進一步貢獻。

同時，“反修例運動”亦造成內地普通人對香港一定程度的負面感受：

一方面，對香港反對派持續尋求外國勢力干預的行為深惡痛絕，刺激了內地民眾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屈辱的歷史記憶和愛國熱情，典型例證就是香港反對派出訪美國尋求美國政府直接干預，導致香港問題國際化，甚至策劃組織向駐港19家外國領事館遞交政治請願書，這些行為在內地民眾看來屬於“挾洋自重”甚至出賣國家利益的惡劣行為。

另一方面，對香港反對派持續的暴力行為非常不滿，認為這是破壞香港法治與穩定，破壞“一國兩制”下國家與香港的融合發展。

“反修例運動”的發展已經與合理訴求的方向背道而馳。對運動升級的治理離不開國家與香港的共同努力。正確的和解與重建路徑應當是：

其一，迴歸法治，對暴力行為嚴格檢控，對依據香港法律可與整體運動切割分離的極端暴力行為個案與嫌疑人及時提出檢控，形成關於社運權利的若干權威性判例，確定社運行為的合法性界限，重塑法治權威。

其二，迴歸經濟民生，精準解決香港民生痛苦點與源頭，重點解決香港青年上樓難、發展提升難、職業規劃與融入國家難等民生議題，其源頭則包括香港地產霸權與政商關係的規範化，以及香港政府對民生與社會正義更為有效的政策迴應性。

香港議員何君堯母親的祖墳被反對派毀壞（圖/香港《明報》）

其三，迴歸大灣區，以發展主義思維跳出香港本地侷限，尋求與國家對接，幫助國家在創新科技、金融及法治層面進一步改革及現代化，為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提供技術性支撐，同時通過融入大灣區實現香港人對國家治理的實質性參與，並通過巧用大灣區資源框架解決香港住房、養老、醫療資源緊張等民生問題。

其四，面向未來，以積極心態面對新一輪全球化機遇和競爭，為香港和國家多做良性融合之事，為“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轉型發展探索新的平衡模式與實踐道路。

總之，“反修例運動”的升級與擴大化已損害香港法治根基及長期發展前景，對一國兩制與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亦構成消極影響。國家與香港社會正日益形成通過法治與發展來治理該運動一系列嚴重後果的新共識，推動香港社會迴歸法治理性，繼續保持基本法下的高度自治與繁榮穩定。（責任編輯：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