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說家赫爾曼·梅爾維爾寫過一個短篇小說《抄寫員巴託比》，描述了一位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小職員巴託比的形象。在小說裡，這位巴託比先生，從不談論自己是誰，來自哪裡，或者有沒有親人，吃穿住用都在辦公室，平時哪裡也不去，連週末也不出門閒逛，不跟同事寒暄打交道。除了抄寫文書這樣基本的工作完成後，只要你交代他任何一件其他事，他只會說一句:我寧願不做。
我們很難想象，這樣的一位極其怪異的巴託比先生，在新世紀裡竟然比梅爾維爾的筆下另外一位大明星《白鯨》更有名。巴託比成為了文學史上那些對寫作說“不”的代言人，我喜歡的西班牙作家恩裡克·比拉-馬塔斯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巴託比症候群》，盤點了文學史很多一朝成名，就再也不寫作的那種喪作家。馬塔斯在這本摻雜著虛構與寫實的獨特文本中，信誓旦旦地說，他這樣做是為了研究當代文學的弊端。當代文學歸根基地就是一種喪文學，掩藏著一種本能的負面情緒，讓很多作家無法寫作，他只想搞清楚為什麼。有些作家是寫了幾本書之後就再也無法寫作，還有的作家是正在寫作之中，但是最終卻無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只好也不再寫作，還有的作家只是聲稱在寫作，但是你一直等不到作品出版。無論哪一種都是可以冠之以“巴託比症候”。這一群文學病人，但是這樣的文學病人，卻讓文學史變得另類和有趣。
文學史上具有“巴託比症候”的作家可以拍成一大排，比如有蘭波，十七歲寫了《醉舟》，十九歲，文學對他的吸引力已經很單薄了。他被生活本身的冒險吸引住，開始在德國、蘇門答臘、蘇丹等地闖蕩冒險，走私過軍火，販賣過咖啡豆，當過攝影記者，做過僱傭兵，儘可能地揮霍生活。三十七歲時，因為腫瘤去世。
蘭波的傳奇性在於，他實踐了奧斯卡·王爾德的名言，有些人只是活著，而他想生活。他對文學的拒絕是因為從文學中看不到生活的激情，文學只是他嘗試生活的一種，而且是極其有限的一種。就如同我們嘗試過一種極限玩法之後，覺得還不夠刺激，敗興而歸。事實上，蘭波文學以外的生活都比文學性生活有趣多了。
作家偷懶的理由當然有很多，比如當代的很多作家，因為受到電子媒體的困擾，各種分神，遲遲不能交稿的大有人在。但是我們說的“巴託比症候”不屬於此列，偷懶的理由不是不寫作的理由，不寫作的前提是想寫，但無法寫，不能寫，寫不成。文學史上有很多一招鮮的作家，一本書寫完之後，再也不寫了，像寫《殺死一隻知更鳥》的哈珀·李，一輩子就留一本書傳世，也足夠傳奇。
但是文學史還是講究按資排輩的勢利眼，很多不寫作的作家還能在如此勢利的文學史上留下一筆，當然與別人對他的推崇有關係。比如像胡安·魯爾福這樣的作家，馬爾克斯正是在讀了《佩德羅·巴拉莫》之後重新找到了寫作的靈感。他此後把魯爾福的書奉為神明，在寫《百年孤獨》之前，抄寫了很多遍。
魯爾福也是個抄寫員，只不過他沒有像巴託比先生那樣拒絕一切，他白天抄寫公司公文，晚上在家中下寫作，一直默默無聞，跟卡夫卡、佩索阿等人一樣。博爾赫斯在評價他的時候說他“喜歡閱讀，孤獨，寫作”，這樣的說法很詩意，但是任何人都明白，孤獨不是一種詩意的滋味。魯爾福總是不斷地批閱、修改甚至銷燬自己的手稿，所以，在近四十歲的時候才出版了第一本書《燃燒的原野》。就這樣一本書，還是他一個要好而固執的朋友在他銷燬手稿之前，偷偷帶去了印刷廠。兩年之後他又出版了《佩德羅·巴拉莫》，這本小說一度改寫了拉美文學的趣味，確立了拉美文學魔幻現實的基調。
寫完這本書，此後三十年，魯爾福再也沒有寫作。有人問他為何不繼續寫作時，魯爾福回答說，他寫下所有的故事都是叔叔告訴他的，現在他叔叔去世了，所以他不再寫作。這個理由讓人無法拒絕。
每個不再寫作的作家都會給自己找個合適的理由。但是對很作家而言，無論寫作，還是對寫作說不，都不需要理由。文學史上有很多鉅著本身就是無法寫完的。比如羅伯特·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我們能看到出版的兩卷也並不完整，但是這種不完整已經讓我們窺得了一種曠世鉅作的面貌。安德烈·紀德在小說《沼澤》裡創造了一個人物，從故事開頭一直到結尾，總是試圖寫出一本書，卻始終沒有完成。對這樣的作家而言，構建一個虛構的世界，比創造現實的世界更加困難，需要琢磨無數細節，窮盡一生的精力，可能也無法完成。巴託比症候，說白了，也是作家說不出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