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
白燁
孟繁華
賀紹俊
胡平
陳曉明
施戰軍
徐坤
張清華
劉瓊
俞勝
滕貞甫
2019年4月29日，由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作家雜誌社主辦，遼寧出版集團所屬春風文藝出版社、當代作家評論雜誌社承辦的長篇小說《戰國紅》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等2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就《戰國紅》這部全景式描繪精準扶貧工作的精品力作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影響展開深入探討，作家滕貞甫本人也就《戰國紅》的創作情況進行詳細介紹。研討會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孟繁華主持。
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戰國紅》，主要講述了優秀黨員幹部敢於擔當，紮根農村貧困地區，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脫貧攻堅，實現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生動故事。小說內涵豐富，不僅再現了貧困鄉村由“貧”到“富”的巨大變遷，也展現了黨對領導人民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的信心和決心，展現了共產黨人對於理想信念的堅守和精神追求。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塑造了新時期農村“新人”形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內打響了脫貧攻堅戰。脫貧攻堅力度之強、規模之廣、影響之深、成效之大，前所未有。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戰國紅》應時而作，及時地反映了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脫貧攻堅的故事。評論家們從如何反映這個偉大的時代、如何塑造新農村扶貧幹部群像、主題創作如何和文學性有機結合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討，對這部作品給予了充分肯定。
歌頌時代、反映現實，以中國故事向扶貧工作致敬
2019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一年，因為所有中國人將迎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節點。這對於曾經長期處於匱乏、貧困半貧困狀態的中國人民而言，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質變。而這一質變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的時候到來的，是改革開放40年的重大成就，更是十八大以後黨中央以極大的決心和毅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成就。這就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這個時代的鉅變。文學總是與時代同步伐的。因此，《戰國紅》的出版本身已經可以說是帶著一種使命和責任而來，帶著文學和時代的期待而來。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在談到《戰國紅》的出版意義時表示，《戰國紅》這本書沒有辜負我們的期待，是一部有力量的作品，既有寬闊的社會視野，也塑造了生動的人物形象，更寫出了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風貌，是一部與時代同步伐的好作品。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則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過程中一再講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而文藝工作就是塑造精神的世界，就是構造靈魂。所以我們的重要性不亞於其他工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文學作品、文學寫作在緊跟時代的同時，怎麼樣深入到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態，寫出這個時代在扶貧過程中人們心理的變動、精神的成長非常重要，而不是單寫事項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戰國紅》這個作品比我們看到的其他寫扶貧的作品更厚重、更深入、更深刻，這種精神狀態、精神成長、精神變化不僅僅是我們看得到的村容村貌的變化，這是鄉村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華文摘》文藝作品版主編樑彬認為，一批又一批駐村幹部深入脫貧攻堅第一線，把自己的青春與熱血、聰明與才智、汗水與淚水，拋灑在一塊塊貧瘠的土地上，有些幹部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作家滕貞甫深入扶貧工作第一線，敏銳地抓住了扶貧脫困這一時代主題，創作了長篇小說《戰國紅》，可謂正當其時，適時而生，呼應了時代發展和民生需求，記錄了新時代，新農村邁向小康社會，一路披荊斬棘的奮鬥歷程。
在《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看來，《戰國紅》在寫新時代題材上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很新的認識方式。我們總是把它和十七年時期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小說進行比較，我們盼著有新時代的《創業史》，新時代的《暴風驟雨》，甚至新時代的《平凡的世界》，一直以這樣的東西來號召，事實上新時代就應該有自己的東西，但是新的時代有新的主要矛盾，現在我們的主要矛盾變了，新的社會主要矛盾之下的新生活，其精神特質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的作家還沒有想明白，還沒有想清楚。新的精神系統，屬於文學的精神系統或者審美系統如何建立，可能是下一步作家需要下大功夫理解的藝術難題，這個藝術難題被解決的話，可能新時代的文學真正的高峰才能到來，而這一步恰恰是在探索路途中非常珍貴的收穫。
滕貞甫則更加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創作《戰國紅》的初衷：“去年我兩度去湖南湘西調研精準扶貧工作，兩次去十八洞村，那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的地方。我看到了當地駐村幹部的不易，生活上的艱苦他們不在乎，他們的壓力來自責任和攻堅任務的艱鉅。湘西州領導介紹說，有好幾位駐村幹部都因為車禍犧牲，他們很年輕，對此我感同身受。18年前我在遼西掛職對口幫扶，一年下來血壓、血糖都升高了，我在想，作家不應該對這部分幹部的無私奉獻無動於衷，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讓7000萬人擺脫貧困都是亙古沒有的責任，歷史上的所謂太平盛世沒有做到，世界上那麼多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做到。但進入新時代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做到了，這件必將載入史冊的大事在文學上應該有所表現，新時代文學的長廊裡，駐村扶貧幹部的形象不能缺席，文章合為時而著，我感到有責任創作一部作品向他們致敬。”
紮根生活、樹立典型，為中國農村幹部畫像立傳明德
優秀的文學作品離不開出色的人物形象的支撐，而《戰國紅》的人物形象則被視為辨識度極高的當代文學典型，尤其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陳放和杏兒。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賀紹俊認為，《戰國紅》描寫了不少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品德的扶貧幹部。無論是書記陳放，還是年輕幹部李東、彭非，他們都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扶貧工作中。第一批來的扶貧幹部海奇雖然在柳城“走麥城”了，但他同樣令我們尊敬。儘管柳城村過去沒有戰國紅，但扶貧幹部來了，扶貧幹部會給柳城帶來比戰國紅還要珍貴的東西。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則著重談到杏兒形象的塑造。他把《戰國紅》放在20世紀的歷史中來看，並把杏兒同《白鹿原》中白靈的形象放在一起比較，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能讓我們感到歷史的“今是而昨非”。陳曉明進一步談道，杏兒這個形象是非常有象徵意義的。這個是杏，那個是靈，白靈因為太精明，所以她在地上的紮根，宛如冬天裡的一棵小草。但是杏在當地是根深葉茂的，它是有大地的，有樹的。所以杏兒有那種詩性，而且對這一點的書寫，作者有一筆也寫得很好，她寫詩是向她母親學的，母親是鄉村教師，所以從這些地方都可以找到這個人物的性格之所以飽滿的依據。
《小說選刊》主編徐坤也談到了杏兒的形象，她認為《戰國紅》的最大貢獻是塑造了一批“90後”新人的形象。她說，她一直在推算杏兒的年齡，第一撥駐村幹部海奇來的時候杏兒18歲，3年以後杏兒21歲，海奇養豬失敗離開了。又來一撥駐村幹部，這3年杏兒茁壯成長，從一個光會讀詩的文藝女青年，天天守著一口井放鵝的無所事事的村姑，最後三級跳，成長為省人大代表，還入了省作協。杏兒代表了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每個人都有特點，這些年輕人，在一個57歲的老同志率領下，打了一場漂亮的精準扶貧攻堅戰，最後終於取得了累累碩果。
《中國作家》編輯部主任俞勝認為，《戰國紅》中以杏兒、李青為代表的年青一代農民，成為新時期農村新人形象，她們有文化、有思想、有情懷，助推扶貧幹部的工作，在扶貧幹部出現棘手問題甚至束手無策的時候，常常主動請纓，幫助扶貧幹部化解工作中的矛盾；以汪六叔、柳奎為代表的老一輩農民也與扶貧幹部勠力同心，正是由於他們和扶貧幹部一起共同推進，才使得柳城的扶貧事業取得一個又一個進展，一個又一個成功。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清華提出，陳放的形象非常飽滿和感人。57歲的陳放身為省裡的幹部，像李青問的那樣，為什麼這樣愛柳城？為什麼會像扛活一樣為村裡老百姓服務？這是一個並未有明顯拔高的安排，他的爺爺曾經參加遼西抗日義勇軍，他對這片土地有無限的愛。再就是他的精神和修養，他是一個質樸誠實的幹部，他有耐心和辦法、經驗和智慧，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他時刻將老百姓掛在心上，在涉及鄉村百姓利益的時候他有堅定的信念。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說，《戰國紅》最大的特點是人物的性格。小說寫了一批人物，這批人物非常珍貴。這個村裡有杏兒這樣的形象，新人也有層次，圍繞她的幾個男青年和女青年，包括李青這樣的，每個人都有性格邏輯，性格里都有可以展開的東西。還有四大“立棍”（註明：書中所寫人物），他們本身也有分別，4個人的性格邏輯也不一樣。他們的性格邏輯怎麼寫？來源於成長背景、性格本身，包括時代對他們的影響，他們生活方式的變化。由性格的不同變化來推動整個情節和事件的發生，這是符合文學特點的，這是我們覺得小說有很強的文學性的重要原因。
結構獨特、文學性強，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穫
在談到《戰國紅》的文學性時，很多評論家的看法都非常一致，認為《戰國紅》是目前扶貧題材長篇小說中，文學性很強的一部作品，在當代現實主義創作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作者將主旋律題材與中國故事的書寫完美結合，給讀者以藝術的呈現，感人至深。
白燁認為，從故事架構、人物塑造和文字敘述等方面來看，《戰國紅》都具有較高的文學性。這種文學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杏兒的愛詩與作詩，既自然而然，又別有情趣，使得有關杏兒的故事本身就充滿文學情味；二是上一任扶貧幹部海奇在柳城村扶貧“走麥城”的故事，始終以或顯或隱的方式潛伏於作品之中，其不斷顯露真相的過程，使之成為一個隱性的主幹故事，作品由此構成了“復調”敘事。三是作品在書寫柳城村的扶貧故事時，在不同階段都注重營造和描寫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如開始階段的觀念的衝撞、習慣的衝突，後來的商標之戰、協議之爭等，這在揭示農村現實與農民人性的複雜的同時，也使作品波瀾不斷，讀來引人入勝。
張清華認為，《戰國紅》是一部蕩氣迴腸的小說，一部有重大主題但並不概念化的小說。他說，《戰國紅》不是一般的命題作文，雖然主題先行，但是它又是一部嚴肅的、包含多層倫理訴求的小說。所謂多重倫理訴求指的是，首先它是一部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扶貧主題的文學作品；其次它又是具有現代意識的包含了生態、科學、思想的作品，它是科學扶貧；最後，它是鄉村人情世態、風俗文化的畫卷，非常接地氣，是一部形象豐富而生動的作品。
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創作委員會副主任胡平認為，《戰國紅》不寫一代扶貧，而是寫了前後兩期扶貧，寫了扶貧工作的進展，這是別的小說沒有的。同時，《戰國紅》不僅寫了駐村幹部的作用，也寫了本村幹部的作用，還有其他的村幹部，這比較好。因為我們防止農村一切都不行，外來幹部一來就像救世主一樣改變一切的寫法，這也不見得符合現實的原則，畢竟還有本村幹部的協助，最後杏兒也成長起來。這一點非常與眾不同。
賀紹俊還著重談了這部小說的比興手法。賀紹俊表示，滕貞甫的小說美學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了很多營養的，所以他的小說有一種古典之美。其中突出表現在他愛用比興手法。《戰國紅》的主題就是一個很大的比興，即以戰國紅瑪瑙來起興，寓意遼西地區的扶貧事業。
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春風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這部長篇小說《戰國紅》是近年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穫，是現實題材創作的重要成果，是反映扶貧工作的代表性文學作品之一。相信，《戰國紅》的出版也將在扶貧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中產生熱烈的反響，為即將到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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