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琮，我國重要的禮器之一。
玉琮在我國的歷史十分悠久，其中最早的是距今約有5100餘年，它出現於安徽薛家崗第三期文化，不過薛家崗文化僅出土過兩件玉琮。
其實真要說製作玉琮的巔峰時期恐怕還要屬良渚文化。今天小編要說的“大英博物館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覽中的玉琮便是源自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分佈於太湖流域附近的新石器文化，距今大約在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左右，其文化遺址一直以出土玉器而聞名。這一時期對玉器的雕琢和打磨簡直讓人歎為觀止！在出土的玉器中不僅多有玉琮還有很多玉管、玉璧、玉鉞、玉璜以及冠形器、三叉形玉器、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玉珠、玉鐲、玉墜及玉環等等！當然除了這些玉器之外還出土了大量精緻的陶器和石器。
說到這良渚文化的發現還就是有賴一件“有孔石斧”。早年良渚當地盜墓之風猖獗，盜墓賊習慣盜取墓葬裡的玉器，而一些石器或陶器碎片常會被丟棄於盜坑之外。
當時良渚文化還未被發現，1935年5月在一次古蕩遺址發掘中，隨同參與的西湖博物館工作者施昕更先生正巧是良渚人。意外的是他在發掘過程中發現了一個與良渚出土的石器類型極其相似的有孔石斧，或許是因為在家鄉見慣了盜墓之事，施昕更先生比其他人更好奇杭州出土的這把石斧與良渚的關係。很快他回到了良渚，研究了許多盜坑附近採集的碎陶片，同時經過研究他感覺一個還未經發掘的古遺蹟似乎在向他招手！
很快他將自己的想法報告給了當時的西湖博物館館長，在博物館的大力支持下施昕更正式開始了對良渚遺蹟的探索和研究，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施昕更已經帶著考古隊挖掘了三次，同時也收穫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等作為研究的實物佐證，也正是這一發現使得良渚的遠古文化遺存正式得到科學發掘方面的確認，在獲得了這初步的研究資料後施昕更迫不及待的開始撰寫報告，不過當時他認為良渚文化只是龍山文化的一支，這顯然是與後期的研究結果相左的，或許是深知自己對這支遠古文化的發掘還遠遠不夠所以他並沒有安於現有的成果而是還要繼續發掘研究，但事與願違，可怕的戰爭摧毀了這個僅有25歲有志青年的理想。
由他撰寫的《良渚》一書也沒能印刷完成，而施昕更也為了保家衛國毅然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加入了抗日自衛會。直到1938年《良渚》終於得以出版，而遺憾的是施昕更這個有理想有抱負的有為青年在1939年因患猩紅熱不幸逝世。慶幸的是良渚文化並沒有因為施昕更的離世而被埋沒，因為他的《良渚》一書，良渚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強烈關注，最終經過了後期學者科學家們的共同努力，在1959年考古學家夏鼐正式為這一新石器文化命名為“良渚文化”！
雖然是遠古文化但良渚出土的玉器都可謂鬼斧神工，我們不禁驚訝於那一時期精湛的技藝，就以這次展覽中的玉琮來說，足足有49.5釐米高堪稱目前出土的最高玉琮！除此之外其外壁刻有精緻而神祕的圖案以及細膩如流水般的陰紋日月線條，一節分兩段，整體又分19節，兩節之間以較深的凹槽區隔，至於這玉琮為什麼會分這麼多節？
對於這節數的含義我們則暫時還不能確定，只是有部分學者認為它代表家族繁衍的世代。（話說堪稱遠古家族的族譜啊！）當然這樣的推測還缺少實證，也有專家通過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花紋以及造型特徵判斷這是巫師通達天地時用的法器，其含有極大的原始巫術藝術特色！這種推測就相對而言更符合《周禮》中的“黃琮禮地”之言，但也只是較有可能性的推測。
話說雖然在良渚文化遺蹟中出土的類似這樣的玉琮不勝枚舉，但出土越多我們頭腦中的謎團便越多，時至今日關於新石器時代玉璧和玉琮的用途我們依然無法真正得知，只能依靠些許線索加以揣測。
面對良渚出土的百餘件玉琮學者們衍生出的類似推測竟不下20餘種之多，可見我們對於這種玉器的執著，或許在不遠的未來還會有更多謎團和證據等著我們的後輩，畢竟人類永遠不會停下探索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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