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因國內鬥爭形勢需要,及為了及時獲得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向共產國際提出培訓無線電通訊人員的要求,得到了同意。莫斯科中山大學遴選出了程祖怡、方仲如,毛齊華等人進入了祕密訓練班學習。

「說諜」1934年,上海的中共領導被捕叛變,導致與共產國際失聯

方仲如,建國後任西安市委第一副書記

同月,“木匠”塗作潮奉張國燾與周恩來指示,同宋濂、譚獻猶、劉希吾入列寧格勒伏龍芝軍事通訊聯絡學校學習。

「說諜」1934年,上海的中共領導被捕叛變,導致與共產國際失聯

右三為傳奇特工,《永不消逝的電波》原型人物李白的師父,塗作潮。1944年攝

​1928年秋,周恩來由莫斯科歸國到滬,立即著手以李強,張沈川(曾化名:張燕銘)為主建立中央特科四科(無線電通訊)。培訓了中共早期無線電技術人員黃尚英、伍雲甫、曾三、王子綱、曾華倫、劉光慧、趙蔭祥、蒲秋潮等人。

1929年10月,中央特科四科通過自己試製,終於組裝了中共歷史上第一部電臺,功率50瓦。臺址在當時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裡9號的一棟石庫門三層樓,報務負責張沈川(曾化名:張燕銘),報務實習黃尚英。電臺密碼本便是著名的《豪碼》,由周恩來(張沈川參與)親自編寫而成。保管人鄧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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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沈川,中共第一位報務員。1949年上海解放後任上海軍管會輕工業處研究組組長

同月,‘木匠’塗作潮結束學業,奉命前往遠東劉伯承組織的“共產國際遠東支隊”當機務員;此後,又一度在海參崴的“契卡”電臺學習;數週後祕密回國,取道營口,回到上海,進入由李強負責的中央特科四科。

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派李強和黃尚英到香港九龍建立電臺。

1930年1月,滬港收發成功,中共打通了中央與南方局的無線電聯繫。

「說諜」1934年,上海的中共領導被捕叛變,導致與共產國際失聯

李強,建國後曾任對外貿易部部長

​1930年9,10月間,中共中央從各地(含蘇區)抽調16人集結於上海辦無線電培訓班,在法租界巨籟達路四成裡租了一棟樓房,掛出“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由李強實際負責,張沈川教報務,陳保禮教機務,吳克堅管組織、財務,方仲如教電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毛齊華等都是教員。學生對外的名義是工人,教師對外的名義是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

1930年秋,程祖怡、方仲如,毛齊華等人分兩批祕密回國,在上海建立了國際臺。至此,中共與共產國際開通直接的無線電通訊。

1930年底,中央紅軍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曾繳獲了一部半電臺(其中一部電臺只有收報機,無發報機),而隨同這一部半電臺的原國民黨軍隊的10名報務人員也一併被“解放”過來加入了紅軍,其中就有55年開國中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線電通訊事業創建者、新中國電子工業的開拓者和卓越領導人王諍將軍(原名吳人鑑,黃埔六期通訊科)這就有了建立紅軍無線電通訊的“種子”,奠定了創辦紅軍電臺的基礎,並由此誕生了紅軍無線電大隊。

「說諜」1934年,上海的中共領導被捕叛變,導致與共產國際失聯

王錚將軍

​1931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曾三籌建新的電臺,直接同江西的紅軍通報,同時,派“木匠”塗作潮等進入江西根據地。塗作潮等原準備隨同敵軍師長張輝瓚的家屬一起趕到江西,因張在國民黨對我根據地第一次“圍剿”時被紅軍活捉,張家屬願意以護送我電訊器材和人員到江西根據地為條件挽救張的性命。當他們行至南昌時得知張輝瓚已被蘇區人民處決,塗作潮等只能冒著危險返回上海。一週後,中央又派塗作潮、伍雲甫和曾三到江西根據地。不久,中共中央還派遣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據地,派喻傑生等到湘贛西根據地,去開展無線電通訊工作。

「說諜」1934年,上海的中共領導被捕叛變,導致與共產國際失聯

1945年軍委三局領導合影,從左至右王子綱,王錚,劉寅

​1931年3月,“木匠”塗作潮、伍雲甫、曾三3人到達江西寧都時,紅軍已建第一個無線電臺,舉辦了第一個無線電人員訓練班。

1931年5月,中央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繳獲了國民黨軍二十八師一部功率較大的電臺。

1931年9月,改裝了繳獲的大功率電臺後,紅一方面軍同上海黨中央開始直接通報。

1931年9月,毛齊華等建立在上海的國際臺也開始正式收發報。

「說諜」1934年,上海的中共領導被捕叛變,導致與共產國際失聯

1980年,陳雲和特科戰友,時任浙江政協主席的毛齊華見面

​1933年初,由於顧順章等一系列重量級叛徒的影響,上海臨時中央開始轉移至江西的中央蘇區。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設兩部電臺。1,程祖怡負責的國際臺,與共產國際聯繫;2,王有才臺,與江西中央蘇區聯繫。由於功率問題,江西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必須由上海過橋。

1934年8月16日,上海中央局通過王有才臺向江西蘇區中共中央發出電報,《滿洲省委關於臨時東北人民政府施政綱領(草案)》,請中央審查核定。而這也是上海中央局與中央蘇區的最後一次聯絡,也是東北地區與中央蘇區的最後一次聯絡。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組織再次遭受重創,國民黨中統特工在上海負責人史濟美的帶領下,根據叛徒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的口供,到繼任的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叛變)家裡將其拘捕後,就特別注意保持警號。結果又在他家裡抓住了前來彙報工作的中共上海祕密電臺臺長程祖怡。程旋即叛變,又供出了其它五名報務員的姓名、住址和全部電臺的位置,從而使中統特工一舉破獲了上海的全部中共地下電臺,王有才包括譯電員杜卓強被捕。

​至此,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之間的無線電通訊中斷。

同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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