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01 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
什麼是同理心？以色列哲學家肯·朗佩特這樣定義：“同理心發生在當我們在他人內心找到自我的時候。我們透過對方的眼睛觀察現實，我們感受對方的情感，分享對方的痛苦。”
其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腦細胞，無論我們執行一個動作還是看著別人執行這個動作時，它都會興奮起來。看到微笑，我們便感覺到微笑。看到痛苦，我們便感覺到痛苦。這些神經元能夠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既然如此，為什麼感同身受、同理心在現實社會中又如此稀缺呢？這是因為，壓力之下，我們的競爭思維非常強勢，抑制了同理心的發揮。蘇珊·基恩在著作《同理心與小說》中觀察到，對於支配、分化、層級關係的渴望削弱了同理心的作用。傳統觀念認為，有同理心的人都是“軟心腸”，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有同理心的。
同理心的另一個障礙，是我們有一種“評判、評價、贊同或不贊同他人主張的自然傾向”。比如，當你聽完一個講座後，有人對你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演講。”你會如何迴應呢？你的回答總是贊同或者不贊同，要麼說“我也不喜歡”，要麼說“我覺得還挺好的”。你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價別人剛剛對你說過的話，而不是說“願聞其詳”，試著理解別人的觀點。
所以說，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史蒂芬·柯維指出，人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評判的傾向，在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時，就演變成了“兩種選擇”思維模式。要麼戰勝對方，要麼妥協退讓。爭論的雙方僅僅視自己為一方的代表，而不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有創造力的個人，因此不會做任何同理心傾聽的嘗試。比如，一位老闆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實際的商務人士，面對向他提出加薪要求的員工，他只是考慮拒絕或接受，而絕不會想去聽聽這個員工的故事。
不能或不願用同理心傾聽，使企業管理者每天都做著錯誤的決策，使職場充斥著冷漠隔閡，使家庭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用同理心傾聽需要時間，但是它能夠恢復受損或被破壞的關係，處理所有被壓制與誤解的問題，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做到的。
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01 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
什麼是同理心？以色列哲學家肯·朗佩特這樣定義：“同理心發生在當我們在他人內心找到自我的時候。我們透過對方的眼睛觀察現實，我們感受對方的情感，分享對方的痛苦。”
其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腦細胞，無論我們執行一個動作還是看著別人執行這個動作時，它都會興奮起來。看到微笑，我們便感覺到微笑。看到痛苦，我們便感覺到痛苦。這些神經元能夠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既然如此，為什麼感同身受、同理心在現實社會中又如此稀缺呢？這是因為，壓力之下，我們的競爭思維非常強勢，抑制了同理心的發揮。蘇珊·基恩在著作《同理心與小說》中觀察到，對於支配、分化、層級關係的渴望削弱了同理心的作用。傳統觀念認為，有同理心的人都是“軟心腸”，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有同理心的。
同理心的另一個障礙，是我們有一種“評判、評價、贊同或不贊同他人主張的自然傾向”。比如，當你聽完一個講座後，有人對你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演講。”你會如何迴應呢？你的回答總是贊同或者不贊同，要麼說“我也不喜歡”，要麼說“我覺得還挺好的”。你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價別人剛剛對你說過的話，而不是說“願聞其詳”，試著理解別人的觀點。
所以說，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史蒂芬·柯維指出，人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評判的傾向，在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時，就演變成了“兩種選擇”思維模式。要麼戰勝對方，要麼妥協退讓。爭論的雙方僅僅視自己為一方的代表，而不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有創造力的個人，因此不會做任何同理心傾聽的嘗試。比如，一位老闆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實際的商務人士，面對向他提出加薪要求的員工，他只是考慮拒絕或接受，而絕不會想去聽聽這個員工的故事。
不能或不願用同理心傾聽，使企業管理者每天都做著錯誤的決策，使職場充斥著冷漠隔閡，使家庭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用同理心傾聽需要時間，但是它能夠恢復受損或被破壞的關係，處理所有被壓制與誤解的問題，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做到的。
02 相互理解的兩個必要前提
我們想要被傾聽、被理解，必須先學會傾聽、理解別人。史蒂芬·柯維指出，要突破“兩種選擇”思維定勢，做到同理心傾聽，有兩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他人，即“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
“我看到自己”，就是說你要把自己看作有獨立判斷力、創造力和行為能力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難的？我一直是這麼看待自己的呀。其實不然。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認知並不是獨立客觀的，而是嚴重地依賴外部文化對自身的定義。
我們出身的家庭和社會賦予了我們既定的身份和形象，無論是企業高管，還是廚師、警官、演員，我們傾向於按照這些形象來定義自己，併成為這些形象的堅定捍衛者。這導致在人際交往中，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代表著“這一方”“這一類人”，而不是我“這個人”。比如，“我討厭這些會議，但是作為優秀黨員，我應該參加會議。”“他們怎麼一點兒常識都沒有？我就是個坦率而且懂常識的人。他們怎麼不能像我這樣呢？”
在這種定義下，我們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兩種思維”模式。比如你是一個普通員工，在老闆面前，你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定義為弱勢群體，置於“受害者”的角色上。“老闆怎麼可能為員工著想呢？他和我們不是一起的。”顯然，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想要達成同理心傾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審視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化傾向，分析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擺脫外界附加在你身上的定義。對著鏡子告訴自己，我不只代表爭議中“我這一方”，我不只是成見、派別與偏見的集合體，我的思想不由我的家庭、文化或公司所決定，我能夠獨立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01 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
什麼是同理心？以色列哲學家肯·朗佩特這樣定義：“同理心發生在當我們在他人內心找到自我的時候。我們透過對方的眼睛觀察現實，我們感受對方的情感，分享對方的痛苦。”
其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腦細胞，無論我們執行一個動作還是看著別人執行這個動作時，它都會興奮起來。看到微笑，我們便感覺到微笑。看到痛苦，我們便感覺到痛苦。這些神經元能夠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既然如此，為什麼感同身受、同理心在現實社會中又如此稀缺呢？這是因為，壓力之下，我們的競爭思維非常強勢，抑制了同理心的發揮。蘇珊·基恩在著作《同理心與小說》中觀察到，對於支配、分化、層級關係的渴望削弱了同理心的作用。傳統觀念認為，有同理心的人都是“軟心腸”，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有同理心的。
同理心的另一個障礙，是我們有一種“評判、評價、贊同或不贊同他人主張的自然傾向”。比如，當你聽完一個講座後，有人對你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演講。”你會如何迴應呢？你的回答總是贊同或者不贊同，要麼說“我也不喜歡”，要麼說“我覺得還挺好的”。你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價別人剛剛對你說過的話，而不是說“願聞其詳”，試著理解別人的觀點。
所以說，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史蒂芬·柯維指出，人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評判的傾向，在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時，就演變成了“兩種選擇”思維模式。要麼戰勝對方，要麼妥協退讓。爭論的雙方僅僅視自己為一方的代表，而不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有創造力的個人，因此不會做任何同理心傾聽的嘗試。比如，一位老闆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實際的商務人士，面對向他提出加薪要求的員工，他只是考慮拒絕或接受，而絕不會想去聽聽這個員工的故事。
不能或不願用同理心傾聽，使企業管理者每天都做著錯誤的決策，使職場充斥著冷漠隔閡，使家庭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用同理心傾聽需要時間，但是它能夠恢復受損或被破壞的關係，處理所有被壓制與誤解的問題，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做到的。
02 相互理解的兩個必要前提
我們想要被傾聽、被理解，必須先學會傾聽、理解別人。史蒂芬·柯維指出，要突破“兩種選擇”思維定勢，做到同理心傾聽，有兩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他人，即“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
“我看到自己”，就是說你要把自己看作有獨立判斷力、創造力和行為能力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難的？我一直是這麼看待自己的呀。其實不然。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認知並不是獨立客觀的，而是嚴重地依賴外部文化對自身的定義。
我們出身的家庭和社會賦予了我們既定的身份和形象，無論是企業高管，還是廚師、警官、演員，我們傾向於按照這些形象來定義自己，併成為這些形象的堅定捍衛者。這導致在人際交往中，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代表著“這一方”“這一類人”，而不是我“這個人”。比如，“我討厭這些會議，但是作為優秀黨員，我應該參加會議。”“他們怎麼一點兒常識都沒有？我就是個坦率而且懂常識的人。他們怎麼不能像我這樣呢？”
在這種定義下，我們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兩種思維”模式。比如你是一個普通員工，在老闆面前，你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定義為弱勢群體，置於“受害者”的角色上。“老闆怎麼可能為員工著想呢？他和我們不是一起的。”顯然，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想要達成同理心傾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審視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化傾向，分析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擺脫外界附加在你身上的定義。對著鏡子告訴自己，我不只代表爭議中“我這一方”，我不只是成見、派別與偏見的集合體，我的思想不由我的家庭、文化或公司所決定，我能夠獨立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兩種選擇”思維者不僅無法“看到自己”，也往往無視他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他們也許會假意表示尊重，但其實並不想傾聽，只想控制。他們內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時刻準備著攻擊。這種人無法理解別人，也不會被理解，因為他們的人生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是一種對他人“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態度。我視你為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個態度、行為或信仰的集合體；我承認你的獨特個性，把你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來尊重。
你可能覺得，自己平日對別人都是很尊重的呀。其實未必。比如你會說，“哦，他是一名銷售人員——有闖勁兒，有上進心”，“她是那種自私的人——總想讓所有事情都圍著她轉”，“他是A型性格”，“她是那種一門心思想當CEO的人”……類似的評判，都代表你沒有將這些人視為個體，而僅僅把他們歸為一類。
大哲學家馬丁·布伯在著作《我與你》中指出，我們之間往往是物與物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我們認為可以通過將他人貶低為“物”來更好地控制他們。於是，公司給員工起了一個可笑的稱呼——“人力資源”，好像他們只是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項負債。“因此，雖然大多數員工擁有遠遠超過工作所要求的創造力、聰明才智，他們卻仍舊僅僅被視為執行工具。”
我看到你——不帶任何控制或操縱的慾望，這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裡一項稀缺的品質。而這是神聖而美好的。你有你的天資、智慧、獨特的感受和視角，你的故事豐富多彩，充滿令人讚歎的領悟。就像卡爾·羅傑斯說的那樣：“如果讓人們順其自然，他們就會像落日一樣美妙。”
如果你是一個家長，你是像欣賞落日一樣，欣賞孩子內心世界的美好，還是隻把他看作一個“需要被教導的、不成熟的”符號？想想需要被你看到的人——同事、朋友、家人，你是否貶低、忽略或輕視過他們？如果你能夠真正奉行“我看到你”，用同理心去傾聽，就會發現，所有人都非常願意向你敞開自己，世界上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01 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
什麼是同理心？以色列哲學家肯·朗佩特這樣定義：“同理心發生在當我們在他人內心找到自我的時候。我們透過對方的眼睛觀察現實，我們感受對方的情感，分享對方的痛苦。”
其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腦細胞，無論我們執行一個動作還是看著別人執行這個動作時，它都會興奮起來。看到微笑，我們便感覺到微笑。看到痛苦，我們便感覺到痛苦。這些神經元能夠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既然如此，為什麼感同身受、同理心在現實社會中又如此稀缺呢？這是因為，壓力之下，我們的競爭思維非常強勢，抑制了同理心的發揮。蘇珊·基恩在著作《同理心與小說》中觀察到，對於支配、分化、層級關係的渴望削弱了同理心的作用。傳統觀念認為，有同理心的人都是“軟心腸”，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有同理心的。
同理心的另一個障礙，是我們有一種“評判、評價、贊同或不贊同他人主張的自然傾向”。比如，當你聽完一個講座後，有人對你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演講。”你會如何迴應呢？你的回答總是贊同或者不贊同，要麼說“我也不喜歡”，要麼說“我覺得還挺好的”。你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價別人剛剛對你說過的話，而不是說“願聞其詳”，試著理解別人的觀點。
所以說，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史蒂芬·柯維指出，人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評判的傾向，在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時，就演變成了“兩種選擇”思維模式。要麼戰勝對方，要麼妥協退讓。爭論的雙方僅僅視自己為一方的代表，而不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有創造力的個人，因此不會做任何同理心傾聽的嘗試。比如，一位老闆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實際的商務人士，面對向他提出加薪要求的員工，他只是考慮拒絕或接受，而絕不會想去聽聽這個員工的故事。
不能或不願用同理心傾聽，使企業管理者每天都做著錯誤的決策，使職場充斥著冷漠隔閡，使家庭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用同理心傾聽需要時間，但是它能夠恢復受損或被破壞的關係，處理所有被壓制與誤解的問題，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做到的。
02 相互理解的兩個必要前提
我們想要被傾聽、被理解，必須先學會傾聽、理解別人。史蒂芬·柯維指出，要突破“兩種選擇”思維定勢，做到同理心傾聽，有兩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他人，即“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
“我看到自己”，就是說你要把自己看作有獨立判斷力、創造力和行為能力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難的？我一直是這麼看待自己的呀。其實不然。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認知並不是獨立客觀的，而是嚴重地依賴外部文化對自身的定義。
我們出身的家庭和社會賦予了我們既定的身份和形象，無論是企業高管，還是廚師、警官、演員，我們傾向於按照這些形象來定義自己，併成為這些形象的堅定捍衛者。這導致在人際交往中，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代表著“這一方”“這一類人”，而不是我“這個人”。比如，“我討厭這些會議，但是作為優秀黨員，我應該參加會議。”“他們怎麼一點兒常識都沒有？我就是個坦率而且懂常識的人。他們怎麼不能像我這樣呢？”
在這種定義下，我們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兩種思維”模式。比如你是一個普通員工，在老闆面前，你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定義為弱勢群體，置於“受害者”的角色上。“老闆怎麼可能為員工著想呢？他和我們不是一起的。”顯然，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想要達成同理心傾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審視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化傾向，分析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擺脫外界附加在你身上的定義。對著鏡子告訴自己，我不只代表爭議中“我這一方”，我不只是成見、派別與偏見的集合體，我的思想不由我的家庭、文化或公司所決定，我能夠獨立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兩種選擇”思維者不僅無法“看到自己”，也往往無視他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他們也許會假意表示尊重，但其實並不想傾聽，只想控制。他們內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時刻準備著攻擊。這種人無法理解別人，也不會被理解，因為他們的人生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是一種對他人“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態度。我視你為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個態度、行為或信仰的集合體；我承認你的獨特個性，把你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來尊重。
你可能覺得，自己平日對別人都是很尊重的呀。其實未必。比如你會說，“哦，他是一名銷售人員——有闖勁兒，有上進心”，“她是那種自私的人——總想讓所有事情都圍著她轉”，“他是A型性格”，“她是那種一門心思想當CEO的人”……類似的評判，都代表你沒有將這些人視為個體，而僅僅把他們歸為一類。
大哲學家馬丁·布伯在著作《我與你》中指出，我們之間往往是物與物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我們認為可以通過將他人貶低為“物”來更好地控制他們。於是，公司給員工起了一個可笑的稱呼——“人力資源”，好像他們只是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項負債。“因此，雖然大多數員工擁有遠遠超過工作所要求的創造力、聰明才智，他們卻仍舊僅僅被視為執行工具。”
我看到你——不帶任何控制或操縱的慾望，這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裡一項稀缺的品質。而這是神聖而美好的。你有你的天資、智慧、獨特的感受和視角，你的故事豐富多彩，充滿令人讚歎的領悟。就像卡爾·羅傑斯說的那樣：“如果讓人們順其自然，他們就會像落日一樣美妙。”
如果你是一個家長，你是像欣賞落日一樣，欣賞孩子內心世界的美好，還是隻把他看作一個“需要被教導的、不成熟的”符號？想想需要被你看到的人——同事、朋友、家人，你是否貶低、忽略或輕視過他們？如果你能夠真正奉行“我看到你”，用同理心去傾聽，就會發現，所有人都非常願意向你敞開自己，世界上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03 發言權杖法，讓我找到你
做到了“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你就具備了實現同理心傾聽的前提。但如果你想把同理心傾聽真正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還需要藉助一些“我找到你”的方法。
當我們嘗試用同理心傾聽時，遇到的最大阻礙，就是隨時想要評判的慾望。比如當我的兒子向我解釋他為什麼沒完成作業時，我總是忍不住插話：“這只不過是你的藉口吧。”
有一個方法能夠很好地決這個問題，這就是“發言權杖溝通法”。幾個世紀以來，印第安人一直在用“發言權杖”來指派會議中的發言權。只要發言者手持“發言權杖”就不會被人打斷，直至發言者認為自己的話已經被充分聽取和理解為止。“發言權杖”在本質上就是同理心傾聽。
在與他人溝通時，你要在內心裡構建出這個“發言權杖”，告訴對方：“我的故事講完了，讓我來聽一聽你的故事吧。”只要權杖還在對方手中，你就要安靜地、全神貫注地聆聽，不要發表任何評價。
我讀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個三口之家，父親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不能常陪在女兒身邊。每次女兒心情不佳或惹了什麼麻煩，時間有限的父親就會同她坐下來討論一下。但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女兒到了青春期，情緒變得更不穩定。有一次，他們的女兒失蹤了！身在外地的父親急瘋了，立即坐飛機趕回家，最後人們好不容易把女兒找到了。當晚，父親對妻子說，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妻子說：“聽聽她的想法吧，別說話，千萬別說話。”
這位父親坐在女兒身邊，問：“想談談嗎？”女兒不說話，父親就靜靜地坐在那裡。等了很久，她終於開口了：“我不想活了。”父親憂心忡忡，強忍住反駁的衝動，柔聲說道：“你不想活了。”接下來是大約5分鐘的沉默。對父親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長的5分鐘。
“我不開心，爸爸。我討厭自己的一切。”女兒開口了。“你一點兒都不開心。”父親輕聲說。然後女孩兒開始哭泣，一邊哭一邊說話。那些堵在她心裡的話像決堤之水傾瀉而出。她一直說到第二天早上，而父親只說了不到10個字。
後來，這位父親無數次為女兒提供“心理空氣”。如今女孩已經成長為一個冷靜的、充滿自信的女人。
只要發言權杖還在女兒手裡，父親就不說話。最後，這個方法幫他找到了她。
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01 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
什麼是同理心？以色列哲學家肯·朗佩特這樣定義：“同理心發生在當我們在他人內心找到自我的時候。我們透過對方的眼睛觀察現實，我們感受對方的情感，分享對方的痛苦。”
其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腦細胞，無論我們執行一個動作還是看著別人執行這個動作時，它都會興奮起來。看到微笑，我們便感覺到微笑。看到痛苦，我們便感覺到痛苦。這些神經元能夠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既然如此，為什麼感同身受、同理心在現實社會中又如此稀缺呢？這是因為，壓力之下，我們的競爭思維非常強勢，抑制了同理心的發揮。蘇珊·基恩在著作《同理心與小說》中觀察到，對於支配、分化、層級關係的渴望削弱了同理心的作用。傳統觀念認為，有同理心的人都是“軟心腸”，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有同理心的。
同理心的另一個障礙，是我們有一種“評判、評價、贊同或不贊同他人主張的自然傾向”。比如，當你聽完一個講座後，有人對你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演講。”你會如何迴應呢？你的回答總是贊同或者不贊同，要麼說“我也不喜歡”，要麼說“我覺得還挺好的”。你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價別人剛剛對你說過的話，而不是說“願聞其詳”，試著理解別人的觀點。
所以說，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史蒂芬·柯維指出，人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評判的傾向，在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時，就演變成了“兩種選擇”思維模式。要麼戰勝對方，要麼妥協退讓。爭論的雙方僅僅視自己為一方的代表，而不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有創造力的個人，因此不會做任何同理心傾聽的嘗試。比如，一位老闆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實際的商務人士，面對向他提出加薪要求的員工，他只是考慮拒絕或接受，而絕不會想去聽聽這個員工的故事。
不能或不願用同理心傾聽，使企業管理者每天都做著錯誤的決策，使職場充斥著冷漠隔閡，使家庭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用同理心傾聽需要時間，但是它能夠恢復受損或被破壞的關係，處理所有被壓制與誤解的問題，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做到的。
02 相互理解的兩個必要前提
我們想要被傾聽、被理解，必須先學會傾聽、理解別人。史蒂芬·柯維指出，要突破“兩種選擇”思維定勢，做到同理心傾聽，有兩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他人，即“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
“我看到自己”，就是說你要把自己看作有獨立判斷力、創造力和行為能力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難的？我一直是這麼看待自己的呀。其實不然。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認知並不是獨立客觀的，而是嚴重地依賴外部文化對自身的定義。
我們出身的家庭和社會賦予了我們既定的身份和形象，無論是企業高管，還是廚師、警官、演員，我們傾向於按照這些形象來定義自己，併成為這些形象的堅定捍衛者。這導致在人際交往中，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代表著“這一方”“這一類人”，而不是我“這個人”。比如，“我討厭這些會議，但是作為優秀黨員，我應該參加會議。”“他們怎麼一點兒常識都沒有？我就是個坦率而且懂常識的人。他們怎麼不能像我這樣呢？”
在這種定義下，我們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兩種思維”模式。比如你是一個普通員工，在老闆面前，你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定義為弱勢群體，置於“受害者”的角色上。“老闆怎麼可能為員工著想呢？他和我們不是一起的。”顯然，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想要達成同理心傾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審視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化傾向，分析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擺脫外界附加在你身上的定義。對著鏡子告訴自己，我不只代表爭議中“我這一方”，我不只是成見、派別與偏見的集合體，我的思想不由我的家庭、文化或公司所決定，我能夠獨立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兩種選擇”思維者不僅無法“看到自己”，也往往無視他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他們也許會假意表示尊重，但其實並不想傾聽，只想控制。他們內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時刻準備著攻擊。這種人無法理解別人，也不會被理解，因為他們的人生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是一種對他人“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態度。我視你為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個態度、行為或信仰的集合體；我承認你的獨特個性，把你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來尊重。
你可能覺得，自己平日對別人都是很尊重的呀。其實未必。比如你會說，“哦，他是一名銷售人員——有闖勁兒，有上進心”，“她是那種自私的人——總想讓所有事情都圍著她轉”，“他是A型性格”，“她是那種一門心思想當CEO的人”……類似的評判，都代表你沒有將這些人視為個體，而僅僅把他們歸為一類。
大哲學家馬丁·布伯在著作《我與你》中指出，我們之間往往是物與物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我們認為可以通過將他人貶低為“物”來更好地控制他們。於是，公司給員工起了一個可笑的稱呼——“人力資源”，好像他們只是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項負債。“因此，雖然大多數員工擁有遠遠超過工作所要求的創造力、聰明才智，他們卻仍舊僅僅被視為執行工具。”
我看到你——不帶任何控制或操縱的慾望，這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裡一項稀缺的品質。而這是神聖而美好的。你有你的天資、智慧、獨特的感受和視角，你的故事豐富多彩，充滿令人讚歎的領悟。就像卡爾·羅傑斯說的那樣：“如果讓人們順其自然，他們就會像落日一樣美妙。”
如果你是一個家長，你是像欣賞落日一樣，欣賞孩子內心世界的美好，還是隻把他看作一個“需要被教導的、不成熟的”符號？想想需要被你看到的人——同事、朋友、家人，你是否貶低、忽略或輕視過他們？如果你能夠真正奉行“我看到你”，用同理心去傾聽，就會發現，所有人都非常願意向你敞開自己，世界上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03 發言權杖法，讓我找到你
做到了“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你就具備了實現同理心傾聽的前提。但如果你想把同理心傾聽真正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還需要藉助一些“我找到你”的方法。
當我們嘗試用同理心傾聽時，遇到的最大阻礙，就是隨時想要評判的慾望。比如當我的兒子向我解釋他為什麼沒完成作業時，我總是忍不住插話：“這只不過是你的藉口吧。”
有一個方法能夠很好地決這個問題，這就是“發言權杖溝通法”。幾個世紀以來，印第安人一直在用“發言權杖”來指派會議中的發言權。只要發言者手持“發言權杖”就不會被人打斷，直至發言者認為自己的話已經被充分聽取和理解為止。“發言權杖”在本質上就是同理心傾聽。
在與他人溝通時，你要在內心裡構建出這個“發言權杖”，告訴對方：“我的故事講完了，讓我來聽一聽你的故事吧。”只要權杖還在對方手中，你就要安靜地、全神貫注地聆聽，不要發表任何評價。
我讀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個三口之家，父親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不能常陪在女兒身邊。每次女兒心情不佳或惹了什麼麻煩，時間有限的父親就會同她坐下來討論一下。但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女兒到了青春期，情緒變得更不穩定。有一次，他們的女兒失蹤了！身在外地的父親急瘋了，立即坐飛機趕回家，最後人們好不容易把女兒找到了。當晚，父親對妻子說，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妻子說：“聽聽她的想法吧，別說話，千萬別說話。”
這位父親坐在女兒身邊，問：“想談談嗎？”女兒不說話，父親就靜靜地坐在那裡。等了很久，她終於開口了：“我不想活了。”父親憂心忡忡，強忍住反駁的衝動，柔聲說道：“你不想活了。”接下來是大約5分鐘的沉默。對父親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長的5分鐘。
“我不開心，爸爸。我討厭自己的一切。”女兒開口了。“你一點兒都不開心。”父親輕聲說。然後女孩兒開始哭泣，一邊哭一邊說話。那些堵在她心裡的話像決堤之水傾瀉而出。她一直說到第二天早上，而父親只說了不到10個字。
後來，這位父親無數次為女兒提供“心理空氣”。如今女孩已經成長為一個冷靜的、充滿自信的女人。
只要發言權杖還在女兒手裡，父親就不說話。最後，這個方法幫他找到了她。
工作中，生活中，當你聽到有人不同意你的觀點時，走過去對他說：“你看事物有不同的視角，說給我聽聽。”然後使用“發言權杖”法。你做得越多，氣氛就會越和諧，你從中學到的也越多。
下次討論的時候，不妨做個實驗：每個人必須要陳述完前一個發言者的觀點和感受並得到認可後才能發言。複述別人的觀點很簡單，但是捕捉別人的情感很難。不過，如果你一直堅持下去，你會達到同理心的境界。你會站在他人的立場上，看到他眼中的世界。
在使用“發言權杖溝通法”時，我們要注意以下7點：
1、集中全部注意力，用心理解、專注傾聽。不要判斷、評價、分析、註解、建議、憐憫、批判或辯論。釋放自己的全部壓力，坐下來傾聽即可。
2、你開口的唯一目的是保持傾訴的流暢性。說諸如“多告訴我一些”、“繼續”之類的話，或者只說“嗯”。
3、對情緒保持密切關注。要肯定對方的感受：“你一定對此感到難過(氣憤、受傷、擔心等)。”
4、記住，你在聽一個故事。就像看電影一樣。你不會打斷劇情，也不會跟銀幕頂嘴。
5、做好學習的準備。如果你夠坦誠，你會獲得領悟，獲得思想的昇華和觀點的完善。
6、把你聽到的故事複述給對方聽。問問對方你是否已經完全理解他想表達的意思，如果沒有就繼續努力，直至他滿意。
7、表示感謝。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假如有人對公認的看法提出質疑，我們要為此感謝他們，並敞開我們的心靈傾聽他們，慶幸有人做了我們應做的事。”
鏡子物語：只有當你真正安靜下來時，這個世界才會跟你好好說說話。
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我是唱作人》中，歌手王源唱歌唱到崩潰大哭，歌名是《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世界怎麼這麼安靜，感覺被所有人拋棄，生活這麼努力拼命，是不是也算一種遠離，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萬個你……”這樣的歌詞，道出了一個人不被理解的深深的痛，一瞬間就可以把所有人的心擊中。
我們都一樣，渴望被理解而不可得。在生存和競爭的壓力下，大家都自顧不暇，表達自己都來不及，沒時間傾聽別人，對不同意見更是越來越沒有忍耐力。有時候，我們也想試著用“同理心”去理解別人，但似乎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事實上，同理心傾聽，確實是現代社會一項十分稀缺，又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被理解與被重視，是人類最大的心理需求，人們迫切地渴望它，就像一個快要窒息的人渴望空氣。而當你用同理心傾聽他人的時候，你就給那個人提供了“心理空氣”，在滿足了這種需要之後，你就可以致力於解決任何問題。
一個學會同理心傾聽的人，能夠突破自身侷限，解決衝突分歧，擁有超出常人的影響力、創造力，以及最幸福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們學過很多積極傾聽的技巧，但能做到同理心傾聽的人其實少之又少。有時候，你自以為在積極傾聽，卻只是在努力假裝對別人的觀點感興趣，那些技巧反而成了同理心的障礙。究竟怎樣才能獲得同理心傾聽能力？對此，“人類潛能導師”史蒂芬·柯維在《第3選擇》中進行了深入解析，並將這種能力稱為“我找到你”。
01 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
什麼是同理心？以色列哲學家肯·朗佩特這樣定義：“同理心發生在當我們在他人內心找到自我的時候。我們透過對方的眼睛觀察現實，我們感受對方的情感，分享對方的痛苦。”
其實，感同身受的能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發現了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腦細胞，無論我們執行一個動作還是看著別人執行這個動作時，它都會興奮起來。看到微笑，我們便感覺到微笑。看到痛苦，我們便感覺到痛苦。這些神經元能夠感受到別人的感覺。
既然如此，為什麼感同身受、同理心在現實社會中又如此稀缺呢？這是因為，壓力之下，我們的競爭思維非常強勢，抑制了同理心的發揮。蘇珊·基恩在著作《同理心與小說》中觀察到，對於支配、分化、層級關係的渴望削弱了同理心的作用。傳統觀念認為，有同理心的人都是“軟心腸”，容易受他人影響而改變自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是不會有同理心的。
同理心的另一個障礙，是我們有一種“評判、評價、贊同或不贊同他人主張的自然傾向”。比如，當你聽完一個講座後，有人對你說：“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演講。”你會如何迴應呢？你的回答總是贊同或者不贊同，要麼說“我也不喜歡”，要麼說“我覺得還挺好的”。你的第一反應就是評價別人剛剛對你說過的話，而不是說“願聞其詳”，試著理解別人的觀點。
所以說，同理心傾聽是反直覺的。史蒂芬·柯維指出，人們在第一時間進行評判的傾向，在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衝突和矛盾時，就演變成了“兩種選擇”思維模式。要麼戰勝對方，要麼妥協退讓。爭論的雙方僅僅視自己為一方的代表，而不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有創造力的個人，因此不會做任何同理心傾聽的嘗試。比如，一位老闆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實際的商務人士，面對向他提出加薪要求的員工，他只是考慮拒絕或接受，而絕不會想去聽聽這個員工的故事。
不能或不願用同理心傾聽，使企業管理者每天都做著錯誤的決策，使職場充斥著冷漠隔閡，使家庭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用同理心傾聽需要時間，但是它能夠恢復受損或被破壞的關係，處理所有被壓制與誤解的問題，這是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做到的。
02 相互理解的兩個必要前提
我們想要被傾聽、被理解，必須先學會傾聽、理解別人。史蒂芬·柯維指出，要突破“兩種選擇”思維定勢，做到同理心傾聽，有兩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他人，即“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
“我看到自己”，就是說你要把自己看作有獨立判斷力、創造力和行為能力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難的？我一直是這麼看待自己的呀。其實不然。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認知並不是獨立客觀的，而是嚴重地依賴外部文化對自身的定義。
我們出身的家庭和社會賦予了我們既定的身份和形象，無論是企業高管，還是廚師、警官、演員，我們傾向於按照這些形象來定義自己，併成為這些形象的堅定捍衛者。這導致在人際交往中，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代表著“這一方”“這一類人”，而不是我“這個人”。比如，“我討厭這些會議，但是作為優秀黨員，我應該參加會議。”“他們怎麼一點兒常識都沒有？我就是個坦率而且懂常識的人。他們怎麼不能像我這樣呢？”
在這種定義下，我們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兩種思維”模式。比如你是一個普通員工，在老闆面前，你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定義為弱勢群體，置於“受害者”的角色上。“老闆怎麼可能為員工著想呢？他和我們不是一起的。”顯然，按照這樣的思維模式，想要達成同理心傾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審視自己，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化傾向，分析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擺脫外界附加在你身上的定義。對著鏡子告訴自己，我不只代表爭議中“我這一方”，我不只是成見、派別與偏見的集合體，我的思想不由我的家庭、文化或公司所決定，我能夠獨立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兩種選擇”思維者不僅無法“看到自己”，也往往無視他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存在。他們也許會假意表示尊重，但其實並不想傾聽，只想控制。他們內心缺乏安全感，因此時刻準備著攻擊。這種人無法理解別人，也不會被理解，因為他們的人生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是一種對他人“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態度。我視你為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個態度、行為或信仰的集合體；我承認你的獨特個性，把你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來尊重。
你可能覺得，自己平日對別人都是很尊重的呀。其實未必。比如你會說，“哦，他是一名銷售人員——有闖勁兒，有上進心”，“她是那種自私的人——總想讓所有事情都圍著她轉”，“他是A型性格”，“她是那種一門心思想當CEO的人”……類似的評判，都代表你沒有將這些人視為個體，而僅僅把他們歸為一類。
大哲學家馬丁·布伯在著作《我與你》中指出，我們之間往往是物與物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我們認為可以通過將他人貶低為“物”來更好地控制他們。於是，公司給員工起了一個可笑的稱呼——“人力資源”，好像他們只是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項負債。“因此，雖然大多數員工擁有遠遠超過工作所要求的創造力、聰明才智，他們卻仍舊僅僅被視為執行工具。”
我看到你——不帶任何控制或操縱的慾望，這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裡一項稀缺的品質。而這是神聖而美好的。你有你的天資、智慧、獨特的感受和視角，你的故事豐富多彩，充滿令人讚歎的領悟。就像卡爾·羅傑斯說的那樣：“如果讓人們順其自然，他們就會像落日一樣美妙。”
如果你是一個家長，你是像欣賞落日一樣，欣賞孩子內心世界的美好，還是隻把他看作一個“需要被教導的、不成熟的”符號？想想需要被你看到的人——同事、朋友、家人，你是否貶低、忽略或輕視過他們？如果你能夠真正奉行“我看到你”，用同理心去傾聽，就會發現，所有人都非常願意向你敞開自己，世界上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03 發言權杖法，讓我找到你
做到了“我看到自己”和“我看到你”，你就具備了實現同理心傾聽的前提。但如果你想把同理心傾聽真正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還需要藉助一些“我找到你”的方法。
當我們嘗試用同理心傾聽時，遇到的最大阻礙，就是隨時想要評判的慾望。比如當我的兒子向我解釋他為什麼沒完成作業時，我總是忍不住插話：“這只不過是你的藉口吧。”
有一個方法能夠很好地決這個問題，這就是“發言權杖溝通法”。幾個世紀以來，印第安人一直在用“發言權杖”來指派會議中的發言權。只要發言者手持“發言權杖”就不會被人打斷，直至發言者認為自己的話已經被充分聽取和理解為止。“發言權杖”在本質上就是同理心傾聽。
在與他人溝通時，你要在內心裡構建出這個“發言權杖”，告訴對方：“我的故事講完了，讓我來聽一聽你的故事吧。”只要權杖還在對方手中，你就要安靜地、全神貫注地聆聽，不要發表任何評價。
我讀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個三口之家，父親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出差，不能常陪在女兒身邊。每次女兒心情不佳或惹了什麼麻煩，時間有限的父親就會同她坐下來討論一下。但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女兒到了青春期，情緒變得更不穩定。有一次，他們的女兒失蹤了！身在外地的父親急瘋了，立即坐飛機趕回家，最後人們好不容易把女兒找到了。當晚，父親對妻子說，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妻子說：“聽聽她的想法吧，別說話，千萬別說話。”
這位父親坐在女兒身邊，問：“想談談嗎？”女兒不說話，父親就靜靜地坐在那裡。等了很久，她終於開口了：“我不想活了。”父親憂心忡忡，強忍住反駁的衝動，柔聲說道：“你不想活了。”接下來是大約5分鐘的沉默。對父親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長的5分鐘。
“我不開心，爸爸。我討厭自己的一切。”女兒開口了。“你一點兒都不開心。”父親輕聲說。然後女孩兒開始哭泣，一邊哭一邊說話。那些堵在她心裡的話像決堤之水傾瀉而出。她一直說到第二天早上，而父親只說了不到10個字。
後來，這位父親無數次為女兒提供“心理空氣”。如今女孩已經成長為一個冷靜的、充滿自信的女人。
只要發言權杖還在女兒手裡，父親就不說話。最後，這個方法幫他找到了她。
工作中，生活中，當你聽到有人不同意你的觀點時，走過去對他說：“你看事物有不同的視角，說給我聽聽。”然後使用“發言權杖”法。你做得越多，氣氛就會越和諧，你從中學到的也越多。
下次討論的時候，不妨做個實驗：每個人必須要陳述完前一個發言者的觀點和感受並得到認可後才能發言。複述別人的觀點很簡單，但是捕捉別人的情感很難。不過，如果你一直堅持下去，你會達到同理心的境界。你會站在他人的立場上，看到他眼中的世界。
在使用“發言權杖溝通法”時，我們要注意以下7點：
1、集中全部注意力，用心理解、專注傾聽。不要判斷、評價、分析、註解、建議、憐憫、批判或辯論。釋放自己的全部壓力，坐下來傾聽即可。
2、你開口的唯一目的是保持傾訴的流暢性。說諸如“多告訴我一些”、“繼續”之類的話，或者只說“嗯”。
3、對情緒保持密切關注。要肯定對方的感受：“你一定對此感到難過(氣憤、受傷、擔心等)。”
4、記住，你在聽一個故事。就像看電影一樣。你不會打斷劇情，也不會跟銀幕頂嘴。
5、做好學習的準備。如果你夠坦誠，你會獲得領悟，獲得思想的昇華和觀點的完善。
6、把你聽到的故事複述給對方聽。問問對方你是否已經完全理解他想表達的意思，如果沒有就繼續努力，直至他滿意。
7、表示感謝。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假如有人對公認的看法提出質疑，我們要為此感謝他們，並敞開我們的心靈傾聽他們，慶幸有人做了我們應做的事。”
學會用同理心傾聽，你就找到了別人，也讓別人找到了你。在這個矛盾衝突不斷的世界裡，太多人感到自己被忽視、被誤解，如果你能用同理心傾聽，對方一定會無比珍惜。他的眼睛會變得溼潤，彷彿在說：“終於有人懂我了，多麼不容易。”而只要你這麼做，也一定會有更多人願意來理解你。你會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必定會收穫更多的感動和幸福，只要你願意。
七稜鏡，文學碩士，資深媒體人，多年500強品牌宣傳。崇尚深度思考、自我管理的文字控，每年讀書100本的終身學習者。專注提供自我管理/職場領域的有用乾貨文，幫你越變越好，收穫幸福，實現人生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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