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衢要徑 一 金太谷

太谷縣位於山西省晉中盆地東北部，襟榆社而帶祁縣，依清徐而傍榆次，平面輪廓呈鴿子展翅狀，境內雪峰孤矗，鳳山嵯峨，白塔託雲，鼓樓迎霞，山川靈秀，美如畫卷。

早在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這裡就有人類活動。進入新石器時代，境內烏馬河流域有了人類定居。考古發現有白燕遺址、大白園遺址、崗上遺址、郭裡遺址、沙子地遺址等多處文化遺存。唐虞時代，太谷縣稱奧壤。商代後期稱箕國。境內有箕城（今太谷縣城東30裡白燕村、王村一帶），為商紂王時太師箕子的封地，故太谷舊有“箕子故里”之稱。春秋時期，屬晉國領地。周襄王時，晉侯以陽地賜大夫處父為食邑，始有陽邑之稱。西漢時，始稱陽邑縣。王莽新朝天鳳元年（14年），改為繁穰縣。晉時，複稱陽邑。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縣治由陽邑遷至白塔村。隋開皇十八年（598年），陽邑縣改名太谷縣。五代屬後唐、後晉、後漢、北漢。宋代後，隸屬太原府、晉州、太原路、冀寧路。明清兩代均隸屬太原府。民國後，直屬山西省管轄。

太谷歷史上是個典型的農業區，因此，太谷古尚節義、俗尚勤儉、力田務本，鹹善謀生。後來，太谷商人馳騁大江南北貿易，使得太谷縣成為“商賈輻輳、甲於晉陽”、“談三晉富庶之區者，無不於谷首屈一指”的第一富庶之區，創造了“旱碼頭”、“中國的華爾街”的奇蹟。近代，太谷文人薈萃，武星雲集。

【以商定邦的太谷縣】

太谷地處太行山脈的谷口，山西省會太原的正南。同蒲鐵路未通之前，是晉南和晉東南北上太原和北京的合道之地、必經之所。從太行山的子洪口一出，第一座縣城便是太谷。當然也是在翻越太行山後，繼續北上的第一個縣級驛站。處在這樣一個南來北往，通京赴陝的通衢要徑，因此歷史上太谷縣的經濟都比較發達。

前636年，重耳復國後，在晉國推行了“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政策，隸屬晉國的陽地經濟也得到了發展。7年後，晉襄公封陽地為處父食邑，太谷有了最早的行政管轄記載。此後陽邑又隸祁奚的食邑祁地，從出土的“祁布”看，當時的“祁”經濟還是比較發達的。前514年，祁在“大夫座大，分割自強”中，被分為七地，陽邑與榆次一起封給了知塗吾。

王莽篡漢後的天鳳元年，王莽下令“更名陽邑縣曰“繁穰”。“繁”有“多”、“盛”之意。“穰”有“豐收”、“繁盛”之意，兩詞疊加顯然是寓意農業大豐收，這也就是說當時太谷的農業經濟比較繁榮。

五代時期，太谷的商業經濟得到一定發展。這時期出了個著名的女商人――楊氏。民國本《太谷縣志》五卷外編記載：“李嗣昭妻楊氏善蓄財，平生居積、行販至百萬。”

宋代重歸一統後，中國迎來了經濟的又一個繁榮時期。以汴京為中心的中原文明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達到較高的水平。處於中原核心區域的太谷經濟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北宋後期，太谷所在的北方地區成為金的國土，經濟發展陷入停滯。

元代，從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所著《馬可・波羅遊記》中描寫的情況：“離開了大因府（今太原），向西走七日，那裡有許多城市和要塞，製造業和商業十分發達，是一個美麗的區域，這裡的商人從全國各地獲得了巨大的利潤。穿過這個區域後，到達了一個很重要的大城市，名叫平陽府（今臨汾、運城一帶）。”可以得知，太谷是晉中盆地的繁榮之地，亦是商人獲利的地方。

經過了元末大亂後，到明初，明政府為了儘快恢復經濟，休養民生，消除北部邊患的困擾，實施“開中法”，極大地調動起了緊臨邊境的山西各地商人的積極性。太谷縣的經濟開始逐漸復甦，邑人經商活動相當普遍。明景泰初年，太谷人房氏，往北京販運煤炭10大船，值銀2.8萬兩。由於煤炭運去時，正值蒙古也先部圍困京師撤離不久，煤炭奇缺，十分搶手，因此房氏淨獲利白銀10萬餘兩，利潤超過成本的兩倍還多。嘉靖、隆慶年間，受北方蒙古俺達汗侵擾，太谷的商業貿易多以大江南北為主。“封貢通市”開始後，太谷商人抓住機遇，紛紛外出貿易。例如，天啟年間，僅陽邑一個村，就有百餘村民在保安州做生意。萬曆年間，範村人氏範朝尹往河南、安徽販運棉花獲取厚利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大量地方史料和民間家譜資料顯示，這一時期，太谷縣出現了溝子村貟家、北洸村曹家等一批知名的商業大戶，初步形成了山西商業繁盛之區，太谷商幫已經悄然崛起，加入了晉商的行列。

進入清代後，太谷縣商業貿易進入了興旺、發達時期。太谷商人縱橫捭闔，經營範圍“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盈利之巨“起家至數十萬者，尤為穀人之特色”；興盛之狀“百貨所極，列為市廛，行者不得顧，御者不得旋”。“太谷標”使得太谷縣成為山西乃至於全國的金融和貨運中心，谷幫票號與平幫、祁幫票號共同撐起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廣幫藥商壟斷北部中國的中藥進出口貿易，太谷縣成為享譽全國的旱碼頭。直到民國初年，太谷商幫都在晉商中獨領風騷，一度執全國商業、金融業之牛耳，充當著全國商品經濟的領頭人，在中國商業史、金融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位扼通衢 早成繁埠】

萬里茶路行進到山西中部，也就是路經經營茶路的主角晉商的故里時，從太行山的子洪口一出山遇到的第一座縣城，就是太谷縣。它位於山西省會太原的正南，在山西同蒲鐵路未通車以前，是從晉南和晉東南分別北上太原和北京的合道之地、必經之所，當然也是茶路在翻越太行山後，繼續北上的縣級驛站，南來北往、通京赴陝的通衢要徑。由於處在這樣一個重要地理位置上，太谷商業起步較早，發展較快，清末素有“金太谷”之稱，擁有“小北京”的雅號。

要追根溯源，太谷在明清晉商發展史上，還不是發跡、起家最早的。早在明末，晉南、晉東南“平陽、澤潞富商大賈甲天下”時，太谷在我國經濟發展史上還“一文不名”。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本《太谷縣志》中看，太谷當時還是“好農勤織，靈秀者亦於貿易焉”，但可以說那時太谷的晉商已經啟動了。因為那時太谷的 “風俗”已是“士敦行誼，農力於野，商賈勤貿易。無問城市、鄉村，無不紡織之家，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其勤儉不減古昔矣！”這種史料的記載和當地口碑傳言是相一致的。太谷確實在明末清初已湧現出不少嶄露頭角的晉商巨族。如太谷城內的孫家、孟家、武家，北汪村現已開發為“三多堂”博物館的曹家，溝子村太谷最早的票號創辦者――員家，和白燕村的張家都是這個階段陸續起家的。當時，他們的經商重點多在全國重要的商業碼頭，往北路發展的並不多。只有曹家是闖關東（從東北）起家的。而太谷當時的主要經營行當多為百貨和藥材。太谷的中醫藥發展較早，發展的規模和聲勢也較大。和祁縣相比較，大有“太谷興盛於藥，祁縣發展於茶”之概略。不過在茶路上，太谷最出名的生意，還是絲綢等大宗百貨。太谷曹家就是以銷俄綢緞而稱雄於茶路的。

清初，太谷和祁縣、榆次一樣，啟動了北路貿易。隨著康雍乾的拓邊征討，擁往內蒙、西北謀生的人日漸增多。恰克圖貿易開展以後，太谷“走西口”、“闖關東”的人就更多了，商業也日益發達、繁榮，在茶葉之路上逐漸取得領袖地位。到乾隆年間，太谷已經是“商賈輻輳、市肆鱗集，西北至燕秦，東南至吳越、荊楚之境，意者操奇贏、計子母，習於金貝錢刀之氣深”的繁埠。有人還專門分析了造成這種繁榮的原因說：“陽邑（太谷古稱陽邑）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土俗殷富由於此焉！”

經歷了嘉、道、鹹、同四朝，太谷繁盛依舊。咸豐年間，有個監察御使叫章嗣衡，在給皇帝奏摺中談到晉中平川富有的情況，其中首屈一指就舉了當時太谷的富賈。他說“臣起伏思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德澤涵濡，民殷物阜，四海之廣，豈無數十鉅富之家。耳目淺陋，然所目擊者……如山西太谷縣之孫姓富約二千餘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

這不是權威的財富排行榜。但咸豐年間富達二千餘萬兩白銀，不是全國首富，也差不多了！

按照《太谷縣志》的說法，到光緒年間，太谷商業走了下坡路。光緒八年（1882年）的縣令承認“鳳山象水之間向稱殷富，今則稍遜矣！”但是，太谷縣在山西乃至整個茶路的商業領袖地位沒有動搖。直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重修《太谷縣志》時，當時的縣長安恭己仍總結說：“至持籌握算，善億屢中，講信耐勞，尤為穀人特色。自有明迄於清之中葉，商賈之跡，幾遍行省，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儼然執全省金融之牛耳。”另一位地方官員也承認：“談三晉富庶之區者，無不於谷首屈一指。”

有一位很有見地的太谷籍人士、清末山西著名詩人、山西首屆商會創辦者、晉商巨族曹氏末代掌門人曹培德（字潤堂），民國初年對太谷商業有一段極其深刻的分析。他認為“太谷商務冠晉省，實為陝、甘及東西兩口商賈之綰轂。自正太鐵路開通，谷商已經大減，同蒲鐵路如不復經谷境，為谷計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獨惜時人之不能用也！ ”曹老先生確實一語中的，太谷的商業領袖地位就是民國年間走向敗落的。“金太谷”由此也不再輝煌。

【期長路遠 賒銷結算】

早在茶路沒有開通以前，晉中一帶的商人在蒙古地區的貿易就開始了。蒙古地處中原北邊，為遊牧民族生存、活動的地方。晉商去蒙古做生意，最大的特點就是物物交換，起初是用不著現金的。我賣你一口鍋，換牽你一頭羊。慢慢地交易多了，需要現金結算了，就先搞賒銷，再定期結算。晉商中的旅蒙商大盛魁就是靠這種方式，把生意做到蒙古人的帳篷裡，進而佔領蒙古市場的。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大盛魁等掌握了和蒙古人打交道的訣竅：一方面，他們代蒙古朝廷向牧民收稅。這樣就漸漸操縱了蒙古地區的經濟實權，用一種發印票的方式，組織蒙古的經濟活動。平時交易記帳、賒銷，到一定時候，比如一年或幾個月集中結算。這樣，在蒙古地區，晉商可儘量避免運現，可是旅蒙商的故鄉在晉中，大金銀總還是要運回老家的，這就得靠走鏢運現。所以，在蒙古和晉商故里，專門負責武裝押運的鏢局既多且壯。不僅押運貨物，還定期押運金銀。時間長了就形成了一種走鏢的制度。

萬里茶路進行的是跨國貿易。一筆貿易從始至終少說也得半年，兩國貿易項目又很龐雜，需要事先預約定貨，加之途中貨物難免損耗，整個貿易過程便拉得很長。所以更需要建立定期結算制度。在對蒙貿易中，沿用很久的鏢期制度，漸漸成為茶葉之路上，與蒙、與俄公認的、約定俗成的結算方式。

在歸化（今呼和浩特）和恰克圖市場上，有所謂“月月騾子季季標”的說法。“騾子”，是指一個月結一次賬，這是一種小的清賬。“標”，指一個季度要搞一次大結算。一年四季分四次結賬，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個標期。每逢標期結賬，還得運現，用銀子結算。當然最後的年終結賬，就顯得更為重要。所以，冬標，是商家最為看重的。平時賒、欠再多，年終是要連本帶利全部還清的，不能拖過年。哪個商家到年底拖欠不還，結不了賬，叫做“頂標”。一旦頂標，信譽全失，沒有人再敢和你打交道。你的買賣也就做不下去了。 “標期”，原來叫“鏢期”，指每逢“鏢期”，要有“鏢局”專門押運銀兩。後來，票號產生了，設有票號的地方可以減少運現，通過匯票解決問題。但是，茶葉之路上很多地方（邊疆和國外）沒有票號分莊，或相互沒有建立金融往來。各地、各國貨幣又不統一。所以，茶路“鏢期”運現持續了很久，也就是說茶路幾乎一直要定期“走鏢”。不過，“鏢”的字樣不見了。“鏢期”呼作“標期”，標期結算被稱為“過標”。

“過標”結算，業務相當複雜，還要清算利息。計利的辦法有滿加利、短期息、對月利、長年利四種。標期由於結算地點的不同，有不同的時間順序。在茶路結算中，按照通例，最早是東口標，即張家口先開標結算，大約20天后開西口標，即歸化結算;再過20天，省城太原開標，太原標後5日即為太谷標;太谷標後5日為太汾標，即汾陽結算。據說祁縣、平遙，也有自己的標期。但結算任務不重，對外縣影響不大，不太聞名。在山西省內最有影響的要算“太谷標”了，它波及晉中平川各縣商家和與這些商家打交道的省內、甚至外省商戶。所以，每逢過標，眾商都要雲集太谷，像過盛大節日一樣，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過標，不僅是簡單的商家結賬之期，還要見現銀結算。而我國當時由於各地銀色不同，現銀交易時還必須進行折算，因此票號就有了“平行銀色歌”，是供票號員工熟記於心，兌換現銀時換算掌握的。可是過標見的就是現銀。所以，它就不單單是收銀時運用“平行銀色歌”，而在收取現銀後，要按當地的銀色標準，熔化現銀，重新鑄造。譬如，張家口熔鑄的銀子叫“平口銀”，因為俄國商人為了逃避政府限制白銀出口的禁令，平衡貿易逆差，經常將一些粗糙的銀製工藝品，如銀碗、銀盤、銀蠟臺、銀香爐、銀花瓶換給晉商，晉商在張家口就地熔化，鑄成元寶，在市面流通。走標時，“平口銀”運到太谷，一律要進太谷的銀爐重鑄，按造“谷錢平”的標準，998的成色， 鑄造出來，重新上市。所以，所有過標的城市，必有發達的銀爐業，會形成自己的鑄造標準。當時人稱金融標則。

【“太谷標”造就了“金太谷”】

在萬里茶路上，分佈有若干水陸碼頭，茶貨中轉、集散地，皆為商貿中心。太谷早有旱碼頭之譽，但它不同於一般的商貿中心。由於它是萬里茶路經貿事業的出資人，組織、經營者――榆、太、祁商人的故鄉，而擁有了“太谷標”，於是，太谷成為茶路上頭號的金融、商貿中心，獲得“金太谷”的美譽。

民國年間有一位山西籍的大學者，較早研究山西票號的人叫 衛聚賢。他在《山西票號史》序言中說“山西金融之中心，確係太谷，……實系太谷縣在當時經濟上佔大勢力，其一縣之勢力可抵榆次、祁縣、平遙、介休等數縣，故獨為一標，且各路運匯來之現銀，先集中太谷，辦收交，開利率，悉以太谷為先、為準。又省庫所收之銀，其元寶上有太谷縣孟家銀爐所印的‘孟合’二字，即當作十足銀使用而不化驗。可知太谷縣在當時經濟勢力之大。”

一位清末民初的老學者、曾長期在太谷南席村武家擔任私塾 教師的晉祠人劉大鵬，有記日記的習慣。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他在日記中記述了當年太谷冬標 的盛況：“太谷一邑，富甲於晉，為吾省薈萃銀錢之區。今寓此，見街市之中，商旅往來，肩扛元寶，手握朱提，如水之流，滔滔不斷。詢之市人，何以負銀者之多也？市人云：本月二十五日（12月11日）為冬標日期，今日周標起首。共週三日，標至二十五日即無事。所謂標者，生意家交還借貸銀兩也。”

除兩段昔日曆史見證人的回憶外，筆者在太谷縣志辦工作期 間，也接觸過一些太谷的老年長者，他們向筆者談起過太谷標期的盛況：“故標期之日，票號之內，到處堆滿金銀元寶，有目睹者謂：兩三天都無可睡之炕。過標之時，商家還要邀班唱戲，公演三天，商民人等，像過節一樣，熱鬧非凡。”這種充斥著銀光寶氣的場景，歡鬧喧騰的場面，給人留下一個“金太谷”的印象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當然，不光是“金玉其外”，“爐房”裡熔鍊的才是實物見證。那時，太谷的錢業界有個清消行業，專門化銀造寶。老人回憶太谷銀爐多集中在城中心鼓樓周圍，至民國初年，尚存五家。銀爐的式樣彷彿北京烤鴨的烤鴨爐。準備重鑄的銀子放入陶罐鼓鑄熔化，冶煉中，罐上會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影。師傅們根據爐色的變化，判定銀子的成色。待達到998的標準，加硝少許，用長香把銀液上的雜質撇去，將銀水倒入特製鐵模中。鐵模一般有五兩、十兩、五十兩、一百兩等標準，五十兩的就稱為元寶，都要加蓋生產地的鋼印。太谷達到998成色的元寶，鋼印上是“周行鏡寶”四字。據說：鋼印的印模由銀爐家輪留保管，每家一年。達不到998成色是不許蓋印的。所以，太谷元寶的“谷錢平”標則比省裡“2.4”寶的標準還高，在全國也頗有名氣。

人們會有個疑問，這幾年大家已熟知：平遙是第一家票號誕生地，是現代銀行產生之前的金融中心，怎麼山西的金融中心又跑到太谷來了呢？其實，這並不矛盾。平遙就票號誕生之早，成立票號之多，對全國的影響來說，在經濟史上佔有重要位置是毫無疑問的。但清末，太谷在金融貿易上居有過領袖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這是茶路特殊的客觀環境營造的。太谷論票號的數量不如平遙，但祁縣、太谷、平遙三縣的著名票號都在太谷有分號，都會在太谷積極參與標期結算。當然，就茶路貿易而言，榆次、太谷、祁縣的商人蔘與的要多一點，平遙就相對遜色些。

太谷由於標期的緣故，不僅是金融結算中心，也逐漸成為金融借貸的據點，新的一輪貸放關係往往在這裡締結。又由於太谷南來北往，客商較多，貨物品種比較齊全，因此，也成了商家的採購中心、定貨中心。每逢標期必然是萬商雲集，各種貨物琳琅滿目，市面上十分熱鬧。日子久了，太谷城內街名都有了強烈的商業味，如錢市巷、賣珠市巷、門樓道巷、福壽巷。太谷城內的大小商店多如牛毛。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太谷城維修城中心的鼓樓，根據記名碑統計：捐款戶總計1078人次，可明顯斷定為商號的有585家，捐款額超過當時縣太爺的有五戶，每戶200兩白銀（縣令捐款100兩）。值得一提的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修茸數百里之外的雁門關城樓時，太谷商家因為多做北路生意，多由關下經過，捐款商戶達到233戶，雁門關上也專門立有一塊《太谷縣佈施碑》。就是到了太谷商業敗落的時候，太谷商戶也多於尋常縣份。1937年抗戰爆發前有730戶，抗戰勝利時尚有366戶，全國解放前還有263戶。因此，人們常把太谷稱作“第一利藪”、“晉川第一富庶區”，甚至“風俗奢華，較它邑太甚”，也就不奇怪了！正因為太谷商業名聲之招搖，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農工商部下令各省成立商會時，時任山西巡撫的張小帆馬上想到了太谷。他專門寫信給太谷曹家的族長曹培德（字潤堂） ，請他出面組織山西商會，並出任會長。這樣，山西總商會就不是在省會太原成立，而是設在了太谷。1912年，才遷到太原。

地興必文昌，太谷經濟的繁榮帶來當地“蔚起人文”，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僅戲劇而言，那時，太谷城內戲班子都要分上、中、下三個檔次，民間還流行著太谷秧歌，幾乎是每天笙歌不絕於耳。逢年過節，除走標運現唱戲之外，還會鬧各種“社火”。“文運昌盛”還反映在文化名人輩出，詩人、書法家不斷湧現，當時太谷文物市場也十分火爆。杜大統、孫阜昌、趙鐵山等名家繼起，《清明上河圖》、《九成宮圖》等書畫名品屢有收藏。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金太谷”的輝煌！

注：文章摘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