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尹 出品：旋翼飛行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5年可謂是近代軍事歷史上的奇蹟歲月。噴氣式飛機、原子彈、熱核武器（氫彈）、導彈、彈道導彈相繼面世，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空中力量和安全體系的發展軌跡。軍事武器裝備的創新不僅僅帶來了戰略和戰術上的改變，同時也為許多國家帶來了新的問題，其中對美國而言，一個非常重大、從未碰上過而且迫在眉睫的“關乎生死存亡”的問題被擺到了眼前：如果美國的軍隊和基地受到了核打擊，他們該怎麼辦？

圖——美國首次原子彈測試圖

從“贏得戰爭”轉向“阻止戰爭”

二戰期間，美國陸軍航空部隊飽經戰火洗禮，備受摧殘——尤其在面對久經沙場的德國和日本空軍之時，損失慘重——但是隨著戰爭的推進，美國陸軍航空部隊浴火重生，成長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大空中力量。隨著戰爭的結束，核武革命開始了，而此時全球僅美國獨佔核武器，所以儘管當時的蘇聯陸軍在規模和實力上優勢顯著，其軍戰略性軍事力量的優勢仍要被美國壓一頭。

儘管當時西方的軍事家和戰略家都同意“蘇聯最終會開發出自己的核武器庫”這一觀點，但是他們普遍認為那可能需要10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然而，1949年，蘇聯進行了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消息甫一公佈，全球震動，西方戰略家們都如遭雷擊，被迫重新考慮戰略規劃問題。

圖——蘇聯首次核試驗圖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軍事歷史學家和戰略家伯納德·布隆迪，他針對核武革命的影響進行了深入地思考和剖析，最終認為：“在原子時代，軍事力量發展的根本宗旨必須是防止發生‘更恐怖’的戰爭。”他認為當時美國安全項目的最重要措施應該是確保能夠在大規模報復性核打擊面前生存下來，而從更深入地層次來說，軍事組織的目標必須要從“贏得戰爭”轉向“阻止戰爭”，否則，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圖——美國核戰略專家布隆迪

所以，當核威懾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來的時候，布隆迪就認識到，核武時代下，一個國家不僅可能會因為敵人的“先發制人”而被摧毀武裝力量，還有可能會因為其自身“脆弱性”而導致敵方肆無忌憚地進行攻擊。

原子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格局，一枚原子彈搭配一架轟炸機就可能摧毀一個大型的空軍基地或者讓一整個大型城市灰飛煙滅。到上世紀50年代，氫彈出現了，形勢的嚴峻程度再上一個臺階。氫彈的破壞能力比原子彈更強，甚至於，敵對方不需要進入軍事基地上空，而只要能夠將一枚氫彈投放到軍事基地的附近，就能連帶將整個基地和附近設施通通摧毀。在核武革命的早期，遠程導彈攻擊精度遠不如現在，這反倒讓這種熱核彈頭顯得“更加危險”——因為你根本無法確定它的實際打擊範圍會覆蓋到哪些地方，在這種毀滅性的原子力量之前，此前在戰略中稱王稱霸的所謂“空中優勢”實在不值一提。

圖——蘇聯的熱核試驗

因此，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面對蘇聯潛在的“核打擊”，美國的“脆弱性”問題越來越嚴重。從戰略上來說，要保持美國自身的“核威懾”力量，就必須要首先解決這種“新危險”，但是這種“關乎生死存亡”的新問題是美軍從未碰到過的，他們必須正式自身的弱點，並試圖從根源上謀求“制勝之道”。

美國的“脆弱性”

新生的空軍缺乏戰略思維

1950年的時候，美國空軍仍然還是一種新生的武裝力量，他們的存在歸根結底還是圍繞一種新型武器——“原子彈”而展開的。這個年輕的軍種仍然保留著某種二戰的思維，比如說當時的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就計劃通過出動儘可能多的戰鬥機，攜帶儘可能多的裝起裝備，對蘇聯發動一場全面的未來戰爭。

圖——美國空軍在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末期的主要轟炸機，其中包括B-18、B-17、B-29和B-36

這種“極度缺乏戰略思維”的計劃讓布隆迪感到震驚，那是1950年，當時他正被時任美國空軍參謀長的范登堡將軍和副參謀長路易斯·諾斯塔德將軍從耶魯大學邀請到五角大樓去對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計劃進行評議。作為當時美國首屈一指的核戰略專家，他提出，戰略空軍司令部的這一計劃根本無法在衝突發起之初就給予蘇聯致命性的破壞和打擊從而迫使他們放棄抵抗，相反，美軍的計劃僅僅只能做對蘇聯構成威脅，一旦蘇聯奮起反擊，那麼核武時代下的戰爭，絕對是兩敗俱傷的局面。

因此，布隆迪主張採取剋制的計劃，不要戰爭還沒打響就想著攻擊蘇聯的城市，相反，應該把這些城市視為某種“人質”作為後續衝突的籌碼。但是這種剋制的想法招致了不少美國空軍軍官的質疑，他們向來習慣於從作戰的層面來考慮如何打贏一場硬仗，至於戰略層面的影響，他們壓根沒想過。

圖——1943年，美國空軍（當時還稱陸軍航空部隊）突襲德國施威福特的滾珠軸承工廠，他們擅長這種作戰，但不擅長戰略規劃

到了1950年下半年，諾斯塔德將軍轉任美國駐歐空軍司令部司令，布隆迪和其他美國空軍參謀部高管們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次年，他終於決意離開五角大樓，美國空軍籌備的“戰略轟炸目標特別諮詢小組”就此無疾而終。

蘭德公司指出美國的“脆弱性”

辭別五角大樓的布隆迪先生來到了蘭德公司，一呆就是15年。期間，在研究美國空軍面對蘇聯潛在核打擊的”脆弱性“方面，該公司發揮了關鍵性作用。1952年，美國空軍參謀長幫辦辦公室空軍基地處處長麥達克斯少將命令蘭德公司開展“美蘇核戰可能性和方式”這方面的研究。阿爾伯特·霍斯萊特爾領導了這一項目。通過多方面研究，他發現了美軍所有的對蘇作戰計劃中，從來沒有考慮過蘇聯其實有能力“輕而易舉地阻止美軍發動攻擊”。

圖——蘭德公司在50年代時候就開展了一系列戰爭模擬項目以進行分析

根據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計劃，他們在50年代末期可以利用將近2000架轟炸機進行大規模作戰，其中8成以上都是B-47同溫層噴氣式轟炸機）。該計劃要求美國將這些轟炸機的大部分都調往美國部署在蘇聯周邊的82個基地，這些轟炸機將在基地進行武裝、加油和備戰，一旦戰爭開始，僅需一週，這些轟炸機就能根據命令進行攻擊任務。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一貫認為其計劃萬無一失，部署在基地的轟炸機在開戰之前不會遭到任何損失。

圖——1947年12月1日，第一架波音XB-47（編號46-0065）

然而，霍斯萊特爾的團隊經過考證和分析，認為如果蘇聯聽聞風吹草動而採取先發制人的做法，他們只需發射120枚40000噸的原子彈來打擊這些前沿陣地，就可以摧毀8成以上的B-47轟炸機，讓美國根本沒機會對蘇聯做出任何有效攻擊。蘭德團隊還研究了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其他兩個備選作戰方案，其中一種是從美國基地直接發動攻擊，另一種是依靠空中加油，或者海上基地短暫駐留加油。蘭德團隊認為，採用空中加油的費用太高，在海上基地短暫駐留可行性更高，並積極建議美國空軍開發航程更遠的B-52遠程轟炸機。

圖——跑道上的XB-52原型機

美軍對此反應很複雜，一方面戰略空軍司令部非常反感“外人”干預他們的工作計劃，另一方面，空軍高官李梅將軍非常贊同加大投資著力開發B-52的計劃。最終，認同蘭德團隊項目報告的空軍參謀們組成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試圖就這份報告取得一致性意見，可惜最終他們還是沒能達成一個統一的結論。不過儘管他們沒能得出統一的結論，他們還是一致認同了蘭德所提出的美國的“脆弱性”的觀點，時任美國空軍部長的詹姆斯·小道格拉斯最後批准了一項指令，建議所有的空軍基地都都要能夠抵抗原子攻擊，並要求所有的海外基地設計和建造中至少要有固定的加油點。

美國的“求生欲”

1953年，蘇聯實施了首次氫彈試驗，戰略家們開始懷疑，面對如此強大的核武器，海外基地的“防禦”措施是否真的有效，是否真能在原子武器的衝擊之下生存下來。不過當時美軍提出了一種創新的作戰思路：首先利用加油機的支援，B-47轟炸機可以從美國本土執行飛行任務，在完成打擊任務之後再回到海外基地進行補給。通過這種方式，就能在某種程度上規避蘭德所提出的“脆弱性”，不過，直至此時此刻，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在核武對抗中仍須仰仗航程相對較短的B-47轟炸機。

圖——YB-52轟炸機的側視圖，該機有著和B-47轟炸機類似的泡型艙罩

另一方面，B-52轟炸機研製的堅定支持者李梅將軍堅持認為美國要“求生”，九必須要先發制人，這是美軍應對蘇聯核打擊威脅的最佳方式，他深信只要充分利用預警系統就完全可以實現這一點。他提出如果蘇聯準備進行核打擊，那麼美國應當快人一步使用核武器。他還對加固空軍基地來設計核武器防禦措施嗤之以鼻，在他看來，這種防禦工事對於第一次核打擊而言“只是一種擺設”。

圖——一架KC-135A加油機為B-52D加油

為了保證其核打擊下的生存能力，美國開始大力發展具備二次核打擊能力的威懾力量。到上世紀50年代後期，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和力量已經遠超其10年或5年之前的面貌。B-52同溫層堡壘洲際轟炸機業已服役，並計劃在1961年達到700架以上；1954年，KC-135同溫層加油機項目啟動，1957年美軍新增了數百架KC-135加油機，並在次年的“當頭作戰”行動中，執行了多次訓練，其中部分B-52轟炸機在帶彈的情況下保持了24小時不停機警戒飛行，以確保在受到突襲的情況下轟炸機不至於在地面就被全數摧毀；1959年，美國空軍阿特拉斯洲際彈道導彈開始列裝；1961年美軍開始為其核動力潛艇裝備北極星潛射彈道導彈。

生存能力是後續多年來美國核武庫發展的關鍵考慮因素，直到肯尼迪總統開始提出核飽和原則，他認為當時的美國核武庫已經具備二次報復能力，足以形成威懾效果，能夠在蘇聯發動首次打擊之後有效反擊，因此不需要再進行毫無意義的擴張。

​圖——阿特拉斯-D洲際彈道導彈從加利福尼亞州的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

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在看向未來，成敗興亡一抔土，但是這“土”中所蘊藏的經驗、思考和曲折，值得我們深思。

畢竟戰爭，戰爭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