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取得了那麼高的成就,為什麼宋代人還把他跟秦檜並列?

節選自《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中國工人出版社

王安石取得了那麼高的成就,為什麼宋代人還把他跟秦檜並列?

王安石

看不懂的王安石

作為一箇中國人,一定不會對王安石變法感到陌生。作為一個參加過高考的學生,更是對此深惡痛絕。

為了考試,學生要將王安石變法的原因、背景、起因、經過、結果,以及保甲法、青苗法、差役法等的具體內容全部背誦下來,且爛熟於心。

這樣一圈下來,學生往往心力交瘁。同樣,拜這種教育所賜,對於王安石這個人,每一箇中國人都會烙下這樣一個印記——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國著名的變法者。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階級反對壓迫、提倡變法,卻被代表大地主階級的司馬光等人打壓,最終失敗,等等。

其實,大家可能想不到,王安石能夠獲得這麼一個好形象,是近代的事情。在晚清前的800多年間,王安石一直是一個奸詐小人的形象,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罪臣、一個讓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

在北宋官員、百姓的眼中,若不是這個蓬頭垢面、邋遢髒亂的人在執政時,與民爭利、任用奸臣、打擊忠義、胡亂變法,使得天下大亂,北宋何以滅亡!若沒有這個“胡搞”的人,北宋何來靖康之恥!王安石跟童貫、蔡京一樣,就是一個遺臭萬年的奸臣,萬死不足抵其罪!

對王安石這種負面的評價,北宋如此,南宋也是如此。

南宋建立後,宋高宗下令重新修編《神宗實錄》。編纂細節就不說了,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把這場變法的名字改掉了。不再叫它熙豐變法了,而是直接稱其為王安石變法。

在歷史中,宋神宗一共有兩個年號,一個叫熙寧,另一個叫元豐,所以這個貫穿宋神宗一生的變法,就叫熙豐變法。但是,宋高宗這樣一改,就是告訴世人:宋朝的這場亡國之禍,不是宋神宗的事,全是王安石惹的禍。

南宋期間,朱熹讀完王安石變法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大文人羅大經對王安石更是嗤之以鼻,稱其為:“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整個宋朝有兩個罪人,一個是王安石,導致國家分裂;另一個是秦檜,導致國家不能再歸於統一。

可想而知,在羅大經眼裡,或者是在整個南宋文人的眼中,王安石的知名度這叫一個高,他可與秦檜齊名,是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壞人、一個永載史冊的大奸臣。

即使到了明朝,對王安石的評價,也沒有改變。

明朝有一本著名的小說,叫《三言二拍》,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就是說的王安石。書中說,宋朝百姓喂牲口食物,都是這樣叫喚:“囉囉囉,王岐公吃食;來來來,拗相公吃米。”

那麼,為什麼到了現在,我們對王安石的評價又這麼高呢?這個轉折點在哪裡呢?

這個轉折點,在晚清;讓王安石重見天日的人,就是梁啟超。

晚清時期,梁啟超想變法圖強、振興大清。在構思變法時,他瞄上同樣變法的王安石。梁啟超非常敬佩王安石,他不僅寫了一本《王安石傳》,來紀念心目中的這位偶像,還送給了王安石一個極高的評語——“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這個評價實在是高,在中國的歷史中,三代一般指的是“夏商周”。可見,梁啟超的意思是說,在夏禹、商湯、周文王之後,天下只有這麼一個“完人”!言下之意,什麼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都比不過王安石。

至此,在中國這位“悲劇英雄”的筆下,王安石完成了逆襲,獲得崇高的評價了。

後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一句“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話,讓王安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一名偉大的改革家。

再後來,拜媒體所賜,即使是不懂熙寧變法為何物,甚至連宋朝歷史都不甚瞭解的中國人,也會知道王安石這個名字,並用“偉大”二字來稱讚他。大家稱其為“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改革家”等。

其實,這種對王安石“先前無限詆譭、後來無限崇拜”的方式,確實值得商榷。

如今,史學家們可以剝離所有人為的因素,開始客觀地、從眾多角度重新評價這位1000年前的大人物了。史學家們的評價,還原出一個完全真實的王安石。 

撲朔迷離的幼年故事

綜觀中國的名人歷史,每一個人都是從他幼年時期的“輝煌”開始的,王安石也無法脫俗。

話雖如此,但是,沒有一個名人的幼年記錄,比王安石的更混亂。關於他幼年的輝煌記錄,竟然出現了兩個褒貶不一、互相矛盾的版本。

先說好的版本。

說王安石好話的人,就是那些“新黨”成員,這些人視王安石為自己的偶像,極力稱讚王安石,蔡京還“送”給王安石一個“獾子轉世、天降大任”的故事。

這是怎麼回事? 史料記載,王安石出生在今天的江西撫州。當時,那裡經濟不發達,野生動物遍地都是。趁人們不備,一些狐狸、獾子就會跑到人家裡,偷吃東西。

王安石的母親臨盆時,一隻獾子跑到了產房,然後不見了。因為這個,王安石的父親一高興,就稱這個孩子為獾郎了。

本來,獾郎,就是一個小名,也沒啥特殊的意義。但是,等他位高權重後,他身上所有的名稱都變得有意義了。

有一天,蔡京的兒子蔡絛與道士聊天,問了他一個問題:“舒國公為什麼會絕後?”

舒國公,指的是王安石。王安石一生有兩個兒子,長子王雱和次子王旁,倆人皆病逝。由於史料匱乏,王安石到底有沒有後代,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我們姑且相信蔡絛的言論,說王安石絕後了。

聽完蔡絛的問題,那道士掐指一算,答道:“王介甫乃上天野狐轉世,怎能有後代?”

蔡絛聽完後大吃一驚,回來詢問父親真偽。

蔡京沉吟一會,道:“王公確實是神物轉身。有一年,朝廷舉行祭祀大典,按照慣例,文武百官要依次上臺祭祀。當時,王公身為宰輔,第一個上臺祭祀。祭祀結束後,一老道突然叫住王公,對其道:‘你莫非是那個獾郎?’王公問其為何知道自己乳名。道士道:‘大人位列仙班,我為何不知?’說完,老道把王安石的生辰八字、父祖的生辰八字,全部說了一遍。王公驚歎不已,故此,滿朝文武都知道王公是‘獾子轉世’了。”

除了這個故事,蔡京還告訴兒子一件事:據說,蜀地有一個非常靈驗的祠堂,讀書人經過時,若風雨大作,這人必定中舉;官員經過時,若風雨大作,這人必定官至宰相。後來,有一個官員帶著下屬祭拜祠堂,祭拜期間,突然風雨大作。見此,那個官員很高興,認為自己必當宰相。孰料,一晃20年過去了,這個預言沒有應驗,官員就命人查看隨行的官員名冊。結果,那官員驚訝地發現,隨同去的人中,竟然就有當朝首輔王安石。官員這才明白,當年那場大雨,是為王安石下的。

蔡京說完後,蔡絛對這些故事驚歎不已,他到處傳播,久而久之,大家就都知道王安石是“神物轉世”,是一個奉命來到人間,拯救萬民的“神仙”。

當然,這種神話故事,我不說,大家也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其實,蔡京之所以這樣“歌功頌德”王安石,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王安石是新黨的領袖。

當時,蔡京因為擁護新法,才大權獨攬,掌管朝廷(後面再說)。作為新黨的魁首,如果不歌頌自己的“祖師爺”,蔡京說得過去嗎?

因此,歌頌王安石,給予他這些神乎其神的故事,就成為蔡京的使命了。

當然了,新黨歌頌王安石,舊黨則詆譭王安石。在舊黨書寫的史書中,王安石則成為一個不堪入目的人了。

再說壞的版本。

根據舊黨人物的描述,王安石幼年時曾在鐘山讀書。

有一天,一個得道高僧看見了他,對其道:“先生面相了得,未來必成為帝國宰相。只不過,到了那個時候,還望先生慈悲為懷,不要幹盡壞事,壞了祖宗的法制。”

王安石哈哈一笑道:“高僧多慮了,我還沒有考取功名,何來宰相之說?就算鄙人有幸當了宰相,那壞了祖宗的法制之事,絕對無從說起。”

高僧聽罷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默默地離開了。

後來,王安石“果然”當上了宰相,“果然”幹了壞了祖宗的法制之事,高僧當年的預言也“果然”成真了。

像這樣詆譭王安石的野史故事,還有很多。其中最離奇、最胡說八道的一個,則是野史記載的王安石跟舅舅的一番對話。

野史記載,王安石的舅舅饒氏是一個生意人,他見王安石的皮膚粗糙無比,如同蛇皮一樣,就取笑道:“如此行貨,尚能賣否?”

一聽此話,王安石懷恨在心,等考取進士後,王安石寫詩一首送予舅舅,作為回擊。

王安石是這樣寫的:

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

傳語進言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要知道,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詩詞水平位於大宋帝國的巔峰,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更是堪稱頂級,足以載入史冊。

作為這樣的頂級文人,王安石根本不可能寫出這種粗陋、低俗,類似於打油詩水準的詩詞。上面那首詩中那股濃郁的暴發戶氣息,絕不是出自胸懷天下、銳利改革的王安石之手!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這首詩,叫作《登飛來峰》。雖然寫這首詩時,王安石不過是一個七品縣令,但詩中那種不畏奸邪、不怕困擾的大氣魄,已經溢於詩外。

兩首詩句一對比,孰真孰假,當下立判。

實際上,對於王安石的詩句,文學大師張白山評價頗高,稱其為“抹上了一層燦爛的異色”。林語堂先生雖然討厭王安石,但對其詩句也讚不絕口,稱“荊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

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在詩詞上的造詣,已經到了頂級的水準,就算是最討厭他的人,也無法否認這件事情,更無法討厭王安石的詩句。那麼,既然無法討厭王安石的詩句,那些舊黨就會從其他方面下手,來玷汙王安石了。

這就是王安石的衣著。

在舊黨書寫的史書中,他們稱王安石是一個非常邋遢的人,邋遢得天下皆知,讓人忍無可忍。

據說,王安石非常邋遢,在外當官期間,若夫人不在身邊,他能整整一年不換衣服。不管衣服多髒、多破、多臭,王安石也能穿出去見人。

王安石可以不在乎自己多髒、多臭,但是別人受不了。為了幫助王安石洗澡,每隔一段時間,他的朋友吳充和韓維就會拽他去洗澡。

洗澡的時候,他們會準備一套新的衣服,把王安石臭烘烘的衣服拿走。王安石洗好後,也不知道這個衣物是新的,拿起來就穿,根本沒有注意到衣服被人調包了。吳充和韓維稱此舉為“拆洗王安石”。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忍受邋遢的王安石,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洵,就對王安石的邋遢嗤之以鼻、深惡痛絕。他甚至把王安石的這種邋遢,與國家安危、社稷穩定聯繫在一起了。

為此,蘇洵專門寫了一篇《辨姦論》,用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蘇洵認為,洗臉換衣服,是人之常情,如果一個人違背了這些,天天穿著破衣爛衫、蓬頭垢面地生活,這個人就是一個沽名釣譽之徒。其內心,就是一個奸邪狡詐的小人,就是一個危害國家、禍國殃民的大奸大惡之人。

蘇洵的這種說法,太偏激了。如果按照蘇洵的標準,那麼長相醜陋的晏嬰、渾身是蝨子的王猛,他們都有嚴重的問題了,哪怕他們是一代賢相,在蘇洵筆下也是大奸大惡之人了。

可見,蘇洵的這種說法,確實值得商榷。

史學家認為,蘇洵這麼說,完全是文人的思想在作祟。

何為文人思想?就是根據自己的喜好特點,把一些自己看不慣的事情,強行跟國家的前途、江山社稷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危言聳聽,唯恐天下不亂。

王安石穿得邋遢,怎麼了?你又不跟他生活在一起,薰著你了嗎?他天天邋里邋遢的,就不會治理國家了嗎?你天天衣冠楚楚的,也沒……

行筆至此,終有一結,王安石的那些好事、壞事的故事,就此打住,不再討論。要想知道一個真正的王安石,敬請關注《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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