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叨叨​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提上行李箱，帶著無限遺憾登機離開中國。

這個曾經為中國教育做出巨大貢獻、曾經為美國在華利益出謀劃策的美國外交官，在此刻還不知道，他即將成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替罪羊，然後面對自己被丟棄、被懷疑的淒涼晚年。

司徒雷登的悲劇，是許多美國“知華派”的縮影。有人說，這樣的悲劇是中國的遺憾。

但是錯了，這是美國的悲哀。

1

如果沒有接受“美國駐華大使”這個身份，司徒雷登或許將成為中國人最尊重的美國教育家。

他出生在中國杭州，直到11歲才回到美國。那時，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杭州話，英文卻結結巴巴；在電燈和汽車的世界裡，他更熟悉煤油燈和黃包車。因此，他成為被同齡人排斥和嘲笑的“鄉巴佬”。

年幼的司徒雷登有一種隱約的尷尬，而這種尷尬將伴隨他一生：在中國人眼中，他是個“洋鬼子”；在美國人眼中，他又太中國了。

在美國接受系統教育之後，他帶著新婚妻子再次回到中國，辦了一件大事。

創辦燕京大學。

這所大學雖然只存在了30多年，註冊學生統共不過萬餘人，卻產生了53名兩院院士，校友包括冰心、費孝通、楊絳、錢穆等一批著名學者，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黃華，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學生。

在這背後，是司徒雷登的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他四處籌募鉅款，招攬名師，自己卻一生簡樸，素無積蓄。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司徒雷登同情、支持抗日運動，甚至自己帶著學生上街遊行，高呼抗日口號。在二戰期間，他與許多中國人一起，被日軍關押直至戰爭結束。

1946年，在他的七十歲生日宴會上，國共兩黨都派出高官參加，國民政府還頒發“嘉獎令”，讚揚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

也就是這一年，司徒雷登的命運發生了轉變——他被馬歇爾相中，成為新任美國駐華大使。

從美國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確實是這一職位的不二人選：他相當瞭解中國國情，與中國國內各個派系都有交情，他的學生中不乏在國共兩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

2

三年後，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渡長江，解放南京。

許多外國使團跟隨國民政府南遷廣州，但司徒雷登選擇滯留南京，他向美國國內提出承認中共新政權的建議。司徒雷登認為，這樣做將避免中國倒向蘇聯，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

他通過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達了自己想北上與中共領導人見面的願望，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這一請求作出了極為謹慎的積極迴應，同意司徒雷登以非官方渠道前往北京，“與北平當局會面亦有可能”。

考慮到司徒雷登已是73歲高齡，北平方面誠懇地表示，如果他想要坐飛機前往，也可以安排。

當時美國駐天津、上海和北平的總領事館都在不同程度上贊成此行，並且認為同意北飛是中國方面發出的“極為重要的信息”。當然，他們也出於美國利益提出了各種附加條件，比如一定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要堅持坐自己的專機，事後要訪問廣州，以免引起棄蔣而準備承認中共的誤解等。

司徒雷登滿心歡喜，趕緊給國務卿艾奇遜發電報請示。然而他的助手傅涇波深知艾奇遜生性膽小怕事，恐怕難以承受院外遊說集團的壓力，建議司徒雷登不要苦等國務院的回覆，來個先斬後奏。

傅涇波的建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被司徒雷登採納的，唯獨這一次例外。

兩天後，他等到了一封冷冰冰的覆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

一個月之後的8月2日，司徒雷登帶著無限遺憾登上了回美的專機。

3

就在司徒雷登飛往美國的途中，艾奇遜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對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種種辯解。

為了開脫“失去”中國的責任，白皮書甚至公開了司徒雷登當年向美國政府的許多不宜公開的進言，司徒雷登不僅充當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開罪了國共兩黨。

等待司徒雷登的，是一個無比淒涼的晚年。由於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沒有社會保險，而其畢生的積蓄都給了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只有每個月600美元的救濟金。

實際上，在回國三個月之後，他便中風癱瘓，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上廁所都需要人幫助。在傅涇波的照顧和資助下，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十幾年。

司徒雷登的遺願之一是把骨灰安置在杭州，他最後的心願在2008年終於得以實現。

很多年後，傅涇波在敘述這段往事時萬分感慨地說：“如果當時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後很多歷史都要改寫了，甚至朝鮮戰爭都有可能避免！”

《紐約時報》的老中國通西摩·託平也認為，中美對話渠道如能繼續保持，“很多誤解和以後20年亞洲的許多苦難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談判不成功，那麼有助於中共在幾個月後的中蘇談判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爭取到較好的談判結果，減少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和控制。無論出現上述哪一種後果，都“既有利於中國，也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

4

如果司徒雷登聽從了傅涇波的建議，歷史是不是就要改寫？

司徒雷登的悲劇人生看似一個偶然的結果，但它透著某種必然性。

就在司徒雷登四處呼籲與中共建立聯繫的時候，美國參議院正在為此舉行辯論，多數議員認為承認新政權就將“給世界共產主義蓋上認可的圖章”，“對我們的真正的中國朋友和宗教將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就在他對前往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滿懷期待的同時，一個撒謊成性、聲名狼藉的議員正在盤算著如何“炮打國務院”，搞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共運動，這個人叫麥卡錫。

美國出於意識形態而排斥理性聲音的僵化決策傳統，從根本上決定了司徒雷登的命運。

司徒雷登的悲劇，是美國的悲哀，卻不是中國的悲哀。

他是美國利益的堅定維護者，他所期待的，是一種美國全面主導下的中美關係。為了實現美國的全面主導，他主張建立一個分治的、甚至軍閥割據的弱政府中國。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並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賓）節制西北，四川、雲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出於對美國利益的維護，司徒雷登試圖在中美關係微妙轉折的過程中發揮主動性，最後卻悲劇性地成了任人宰割的替罪羊。有著類似命運的“知華派”遠不止司徒雷登一人：

哈佛大學教授、著名學者費正清，在麥卡錫主義的狂熱下，被扣上“紅帽子”，《時代》週刊稱其是“共產中國長久以來的辯護者”，FBI對他的調查報告多達1000多頁；

費正清

約翰·謝偉思，在國共內戰時建議美國在援助上“兩面下注”，並多次建議不要出於意識形態放棄與中共接觸， 最終被逮捕，儘管最終討回公道，但他傳奇的外交生涯就此斷送，在紐約靠著40歲後學到的手藝餬口；

甚至連參與過美國對華事務的馬歇爾、艾奇遜，也沒有得以逃脫。

美國從來不缺中國問題專家，這些在重大歷史關口為美國謀劃利益的人，卻絆倒在美國自身的體制性缺陷上。

5

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白皮書發表，中美對話大門徹底關閉。

積貧積弱的中國面臨著更加險惡的國際環境，有人感到遺憾，也有人沮喪。

但有一個人，表達了無限的豪邁和樂觀：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跑、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別了，司徒雷登》，它的作者是毛澤東。

與美國打交道的長久痛苦經歷讓中國人意識到，美國的決策形成機制決定了它難以邁過意識形態的鴻溝，一旦它感受到潛在的威脅，它最緊要的是妖魔化這一威脅，體制慣性將會推著它，把理性的、符合國家利益的、甚至雙贏的政策建議統統扔進垃圾筐。

因此，在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後，毛澤東還提筆寫下了另外一篇文章：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