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傳情，詩言志——頌竹詩中竹文化的人文意境發展史
竹傳情，詩言志。
在江南，從原始社會的勞動歌到《楚辭》詩歌吟唱，再到唐、宋、元、明、清的詩詞中都有頌竹詩佳作。借竹的翠綠之色、挺拔之態、濃密之勢起興來讚美君子的品行，表達為淳樸民風中起興之物。
竹在《楚辭》詩集中出現兩次，均在《七諫·初放》一篇中，詩中提及修竹與柏“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泛泛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異心。”借竹柏感嘆屈大夫孤獨而死，也決不變心從俗的高潔精神。但這一時期的竹子只是作為讚頌事物的端倪，正如劇情中的“配角”，人們依託生活中都可見的竹抒發情感，但不直接稱頌竹，還未達到詠竹詩的階段。
直至南北朝時期，亂世中文人雅士淡化功名轉而寄情山水。儒家“比德”將自然山水的描寫與仁義道德直接掛鉤，山水詩中也融入了山水林泉、湖光山色中文人感受到的傳統哲思。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中頌到竹林幽深、茂密的景象用“密竹使徑迷”直接描繪竹徑植竹茂密使詩人迷路的景象。沈約《詠簷前竹》中的“風動露滴瀝，月照影參差”描繪竹在風中、雨中和月下成影下動人的形態，更有借詠竹以抒發情感。自此南北朝開啟後世詠竹詩風，成為江南詠竹詩發展歷程中的奠基。
唐代盛期的社會經濟富足帶動了詩歌藝術的發展，詠竹詩歌更是隨著這股浪潮而迅猛發展。白居易在《養竹記》中將竹比作“賢人君子”，讚頌竹子的“本固”“性直”“心空”“節貞”等品格和情操，說明了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也延續了竹比德君子的歷史讚譽。李嶠在《詠竹》篇中描繪了竹影、翠枝葉與周圍的環境景緻，竹的聲色氣韻與詩人內在的感受相融合。文人寄情於竹不全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為了尋找情感寄託，唐代可為江南詠竹詩的發展期。
宋代詠竹詩發展到達了頂峰，究其原因主要歸功於蘇東坡一句“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以竹況君子，引發後人紛紛效仿隱居或普通居處必有竹，與蘇東坡一起的文與可將詠竹詩與墨竹畫相結合的愛竹之心，使得宋代詠竹詩數量激增。承唐代白居易的詠竹遺風，將詠竹詩融入題畫的表現形式逐漸成為了風尚。
元代，詠竹詩以題畫詩見長，畫竹名家如趙孟頫、柯九思、高克恭等將詠竹詩提在題畫詩之中，正面或側面贊竹的詩詞少之又少，雖然詠竹題畫詩發展樂觀，但從詠竹詩的發展來看，這一時期是江南詠竹詩發展史上的緩慢期或低谷期。
迴歸明代，政治格局的變化激起了文人們詠竹詩的創作思潮，詠竹詩承襲元代的題畫詩發展基礎上，詠竹詩更是隨著竹畫的增加也變多了，詠竹題畫詩的張力和內涵並俱，如畫家徐渭《詠竹》“竹勁由來缺祥同，畫家雖巧也難工。細看昨夜西風裡，若今琅玕不向東。”題畫竹詩的典例，竹畫中呈現風吹竹而不折畫面，詩句再次描繪了竹遇風“不屈服”“不妥協”的思想，這也是詩人的民族情義。這一時期詠竹詩從元代的低谷期逐漸恢復，因此可定義為江南詠竹詩發展史上平穩期。
清代詠竹的詩風非常盛行，特別是“揚州八怪”的興起，不僅為竹畫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也為詠竹詩注入新的活力。鄭燮的詠竹詩多達幾十首，“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用較少的筆墨去描摹竹節竹葉特徵，以其極少開花的特點而引發討論，從而贊竹不媚不諂，樸實無華和正直的品德。“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讚揚竹的堅韌勁節，寄寓了詩人追求剛勁風骨品格，讀起來興致激昂。他的題畫詩除了詠竹和借詠竹以抒情言志之外，還有總結畫竹經驗如“一竿瘦，兩竿夠，三竿奏，四竿救。”描繪出了畫竹數字法，直接反映出鄭氏墨竹清瘦的特徵及詠竹樸實性。
來源：木材圈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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