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今日時代報》前主編Sevgi Akarcesme說過，她的人生可以分為兩部分，政變之前和政變之後。去年7月26日，土耳其未遂政變發生的11天后，Akarcesme正要從紐約飛回伊斯坦布爾時發現，護照已經被政府吊銷，原因是她被指控與涉嫌發動政變的法土拉·居倫（Fethullah Gulen）組織有染。
像Akarcesme一樣，土耳其幾十萬人的命運因為這場政變被改變。政變一年後的今天，衝突似乎還遠未停止，人民比任何時候都渴望安寧。而埃爾多安本人也面臨著經濟持續不振、反對派越來越強勢，與歐盟關係日趨僵化等困境。
血腥記憶
當地時間2016年7月15日凌晨，土耳其武裝部隊發動軍事政變，試圖劫持總統埃爾多安。不到24小時之後，行動被鎮壓，土耳其軍方宣佈正式挫敗政變企圖。據報道，這場政變至少造成265人死亡，2200多人受傷。
政變結束之後，埃爾多安宣佈國家進入為期三個月的緊急狀態，隨後便開始大規模逮捕活動。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聲稱，此次政變是流亡海外的宗教人士居倫一手策劃併發起的。截至目前，已有5萬人被逮捕，包括軍官、公務員、記者在內的超過15萬人被撤職。
最近，正義與發展黨發佈了一本新書，名為《關於7.15國家意志勝利的分析》。書中寫道，7.15政變使得373名兒童成為孤兒，在因政變而死亡的人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5歲。這本304頁的小冊子全篇都在譴責居倫及其支持者發動的這場政變對土耳其人民造成的傷害。書中將居倫及其擁護者稱為“法土拉主義恐怖組織”(FETÖ)。
緊急狀態無限延期
埃爾多安在本週二的一次講話中表示：“當我們不再需要打擊恐怖主義的時候，我才會解除緊急狀態。”
而就在埃爾多安的這次講話的幾個小時之前，14名軍官被逮捕，與他們同時列在逮捕名單中的還有另外51個人，其中包括34個土耳其廣播電視協會（TRT）的職員，一位紀錄片製作人。所有這些逮捕行動的順利實施都要“歸功於”國家所處的“緊急狀態”。
只有在“緊急狀態”之下，埃爾多安才能對未遂政變涉事人員進行逮捕、停職或打壓，才能不需要國會的批准單方面發佈政令。
據路透社報道，截至目前，土耳其四分之一的法官和檢察官已被免職。而諷刺的是，大量被逮捕者的家屬還在積極上訴，請求公正的審判，但土耳其國內目前沒有足夠的法務人員處理這些訴訟。
據《華盛頓時報》分析，土耳其政變之後，埃爾多安加快鞏固自己在國內的權力，不少土耳其政治評論家稱，“緊急狀態”已經成為了埃爾多安擴大權力的工具。
今年4月，土耳其舉行全民公投，結果以微弱的優勢通過了修憲決定，埃爾多安成為土耳其史上權力最大的總統，擁有了任免法官、部長甚至廢黜總理的權力。
反對派的非暴力抵抗
土耳其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領袖奎裡達歐魯（Kemal Kilicdaroglu）在今年6月發起了一場名為“正義遊行”的抗議活動，他與支持者們一起，從首都安卡拉出發，徒步遊行450公里，25天后到達伊斯坦布爾。
這場“正義遊行”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抗議埃爾多安政府的相關政策。他們要求埃爾多安恢復議會權力，解除國家緊急狀態，重新建立獨立的司法部門以及釋放被關押者。
這場遊行集結了數十萬反對黨支持者和民眾，在最後一天到達伊斯坦布爾當晚，超過150萬民眾參加了由奎裡達歐魯支持的集會。奎裡達歐魯在集會中說道：“這場遊行沒有結束，它才真正開始，這是我們自己，甚至我們的後代、我們國家的重生，我們將對不公正反抗到底。”
這場遊行的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令埃爾多安無法忽視。他在本週二的講話中評價這場遊行時說道：“他們的確走了450公里，那麼他們是否花45分鐘為那些被恐怖分子殺害的民眾考慮一下？”埃爾多安所指的恐怖分子便是目前流亡美國的，他之前的親密盟友居倫。
土耳其自由報評論員耶特金（Murat Yetkin）表示：“土耳其已經不再是25天前的樣子了，諸多跡象表明，像正義遊行這樣的和平抗議方式已經開始改變執政黨的立場，甚至改變土耳其的政治文化。”
“勝利者”的迷茫
過去一年無休止的鎮壓除了令土耳其人民愈發恐慌、疲憊之外，國際人權組織以及歐洲國家對埃爾多安的政策也表示不滿，紛紛對其進行譴責。一貫強硬的埃爾多安將這些指責和不滿視為政客的虛偽。土耳其與歐洲各國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多年來希望加入歐盟的願望也似乎更加渺茫。
除了與歐盟國家的關係遇冷之外，土耳其因為敘利亞內戰的問題與美俄也變得矛盾重重。
困擾埃爾多安的除了政治上的重重隔閡之外，還有國內經濟開始衰敗的現實。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去年政變發生之後，土耳其國內的通脹率上升至10%以上，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4%。
土耳其學者圖蘭分析稱，也許是經濟壓力而不是政治困境，開始促使埃爾多安重新考慮目前的政策。如果經濟持續惡化，埃爾多安在2019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勝的不確定性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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