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師的啟發下，我才明白傷寒經方不是隻能用在北方寒冷的地方，在夏天也可以使用。也多虧老師我才把如同無字天書般的脈診儀，看出與經方的關係。

老師在他開的藥方裡面，第一個一定是經方，第二個就是時方（宋、元朝以後出現的方），然後再加三到五味藥，通常是三味藥。細看藥方比重，單位藥的比重都比前面經方、時方來得要高，在老師的門診裡患者的療效不是來自經方的作用，反而是單位藥。補時方的做法也並非張老師所獨創，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教授開方也是如此。劉教授開的方也是先開一個經方，再開時方，然後再開單位藥。

從老師那邊我學習到，原來經方可以使用得那麼簡練。後來才知道上海包氏醫宗包識生與包天白醫師，他們使用經方已經不敢隨意加減，一定尊經，絕對不會在經方的組合之外，隨便添加藥物破壞結構。他們將《傷寒雜病論》視作是一完整、有系統的指引，他們體會到張仲景在做如同《易經》一樣的事，將萬事萬物歸納成三八四種條件。岐伯黃帝以來以如此之法認識世界，以簡馭繁，如同統計學，把座標縮減下來，因而可以處理複雜的狀況。

那麼為什麼老師和劉渡舟教授兩位經方家會如此開方？我隱約知道緣由，處方源頭的不確定是最大的原因，千年來漢醫發展傳承的歷史從此展開……

三國戰亂原書散佚，已失傳承

張仲景成書後，三國時期動亂頻繁，原書散佚，於是歷代朝廷或醫家掇英拾翠，力求恢復原貌。西晉太醫王叔和蒐集整理，編纂而成《傷寒論》，接下來政權世家大族避亂南遷，許多醫家亦遷至江南。後來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成書於652年）時，感慨「江南諸師祕仲景要方而不傳」，努力蒐集仲景諸方，等到晚年成書《千金翼方》。

我們從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更改了張仲景書的體例，便知道他不懂經方。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體例是「每一方劑條文標示一組藥理矩陣，並對應一組可以以脈理呈現的病理矩陣」。《千金翼方》的體例則是以療效來區方，譬如說治療痔瘡的方，他羅列十幾條痔瘡方，他認為這些對痔瘡有幫助，他便都收錄。孫思邈忽略了張仲景「方」的意思，「方」對張仲景來說有方位之意，因而有青龍（東）、白虎（西）、真武（北）、瀉心（南），他已經標示出東西南北的觀念，用空間座標來定位時間。

唐末戰亂，傷寒雜病論再度面目全非

唐朝之後社會再度經歷一次大動盪，從五代十國到了宋朝。北宋仁宗時發現《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蠹簡，上卷為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方，英宗年間校正醫書局編纂《傷寒論》通行本，又稱「宋本」或「治平本」。將《金匱玉函要略方》中卷雜病獨立出來，編成《金匱要略》一書。

到了南宋，經由政府編纂的《和劑局方》、《太平聖惠方》與《聖劑總錄》，除了延續上述疾病大全與對應方劑的僵硬結構外；許多方劑為了民間使用方便，更將經方中關鍵的主藥更動替代。譬如，將理中湯的君藥乾薑換成茯苓而成四君子湯；將芎歸膠艾湯之內的阿膠、艾葉去除而成四物湯；腎氣丸去除桂枝、附子成了六味地黃丸。這樣的改動雖然緩和了方劑的作用，避免診斷不精確之下造成嚴重而立即的不良反應，卻也失去了經方迎刃而解的精確療效。

歷代醫家補其不足

即使由朝廷動員編纂，《傷寒論》仍然有不齊之處，於是後世醫家紛紛窮自身之力，補其中不足。少了〈太陰病霍亂病篇〉，就出現金元醫家李東垣的《脾胃論》。少了〈溫病篇〉，就出現明代吳又可的《溫疫論》，清代葉天士的《溫熱論》，吳鞠通的《溫病條辨》。《桂林古本》提到溫病的發展完全與《內經》符合的，以很少的條文，完成了整本《溫病條辨》要達到的目標，這部分的臨床實證我們已能證實。

至清代乾隆時，由太醫院右判吳謙主持編撰《醫宗金鑑》，以宋本為主，參考了二十餘家的註疏，將宋本條文矛盾不一致處一一刪除，並加以修正後頒行全國，這是目前最通行的標準版本，又稱醫宗金鑑版。

在這樣對漢醫療如此嚴峻的百年間，幸而仍有黃竹齋中醫師在1934年抄寫《傷寒雜病論桂林古本》（白雲閣藏本）讓醫聖絕學繼續傳承。也才能於承平之時，由科學家研究出隱藏漢醫其中的科學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