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一一徐建成散文隨筆'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到了昆明，生活給湯同學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傳中這樣寫道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進這個城市，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只有一雙沒有穿過的草鞋，還可能賣了，買幾個燒餅。我要去拉黃包車，卻因沒有舖保，還是拉不成。再加失業的人多，找工作極不容易。我賣了草鞋，又賣我帶在身邊的舊書，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書是沒有人要的，我就到一箇舊書店去賣，賣書的老人看著我的破書，便說，他是賣新書的並不收買舊書。原來這是個賣善書的店，買書的人很少，久而久之，書都變舊了，使人一下會看成賣舊書的。他問我為什麼賣書，我說一兩天沒有吃飯了，又找不到職業，所以只好賣書。他給了我兩角錢。我請求他幫我找個職業，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說昆明紅十字會需要個雜役，我很高興地接下這個工作，使我流落街頭的飢餓生活告一個結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門，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魯迅先生在《北京通訊》中說過：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湯同學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沒有問題，溫飽也基本無問題，但他為了生命的發展，執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於求生存，求溫飽的初級階段，很難說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顯是退步了，如遙看十年八年，無疑就可以說這句大家都聽得耳朵起了繭巴的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昆明紅十字會位於風光宜人的翠湖邊，用雜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名叫明善堂的一個機構辦有伙食團，但只供應素食。湯同學大才小用為生存計就在紅十字會當了勤雜工。勤雜工的工作很雜，凡是醫生、護士不做的事都該他做，諸如掃地抹屋倒痰盂，燒開水，開門、升旗、掛號、跑腿送信，外帶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謄寫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勞務費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撈腸刮肚的，不知湯同學晚間思鄉時是如何懷念家鄉那鬥碗裡熬成燈盞窩的回鍋肉？
此時湯同學的生活狀況與我讀初中時很相近似。我那時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學金為生，吃伙食團，每天二角五分夥食費，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費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還餘一元多一點用於理髮、買牙膏等；星期天，帶上我的搭夥證（四個星期是三斤八兩，加上約四角錢就能買三斤八兩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橋鄉下去給下放當農民的母親買點細糧來改善下生活，我幫她吃兩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穀粉（連糠帶米磨成粉謂之穀粉）糊糊。但我只讀書不做雜工就可強勉餬口，湯同學要做雜工才能勉強餬口。所以說，還是新社會好，還是人民的助學金好，還是我的老師好，讓我領到了當年最高的人民助學金，使我還能生活到今天，能在電腦前打這篇寫艾蕪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湯同學也就要更名為湯艾蕪和艾蕪了。
在紅十字會打工不久，湯同學緩過氣來了，又開始了他初期的文學創作。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寫一個受侮辱與受傷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給了昆明的《雲波》雜誌。雜誌的編輯讀後便到紅十字會與他見了面，聊起了文學與人生。敘事詩沒有發表出來，但《雲波》刊發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詩，湯同學自己署名為：湯艾蕪。《星空》全詩如下——
“低徊在湖濱，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裡的星悽清，
都睇著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閃流星，
水裡的星向我湧流，
天空的星向我馳奔，
呵呵，我要捧著雙星，
光燦地飛騰！”
艾蕪1926年發表的這首詩，距現代白話詩誕生不過六年（從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比郭沫若《女神》早一年算起），現在看來也是寫得相當不錯的自由詩。假如把它與本文開篇所引的三毛歌詞（歌詞也是詩的一種）《橄欖樹》相比，或者更有說服力一些吧。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到了昆明，生活給湯同學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傳中這樣寫道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進這個城市，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只有一雙沒有穿過的草鞋，還可能賣了，買幾個燒餅。我要去拉黃包車，卻因沒有舖保，還是拉不成。再加失業的人多，找工作極不容易。我賣了草鞋，又賣我帶在身邊的舊書，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書是沒有人要的，我就到一箇舊書店去賣，賣書的老人看著我的破書，便說，他是賣新書的並不收買舊書。原來這是個賣善書的店，買書的人很少，久而久之，書都變舊了，使人一下會看成賣舊書的。他問我為什麼賣書，我說一兩天沒有吃飯了，又找不到職業，所以只好賣書。他給了我兩角錢。我請求他幫我找個職業，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說昆明紅十字會需要個雜役，我很高興地接下這個工作，使我流落街頭的飢餓生活告一個結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門，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魯迅先生在《北京通訊》中說過：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湯同學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沒有問題，溫飽也基本無問題，但他為了生命的發展，執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於求生存，求溫飽的初級階段，很難說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顯是退步了，如遙看十年八年，無疑就可以說這句大家都聽得耳朵起了繭巴的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昆明紅十字會位於風光宜人的翠湖邊，用雜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名叫明善堂的一個機構辦有伙食團，但只供應素食。湯同學大才小用為生存計就在紅十字會當了勤雜工。勤雜工的工作很雜，凡是醫生、護士不做的事都該他做，諸如掃地抹屋倒痰盂，燒開水，開門、升旗、掛號、跑腿送信，外帶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謄寫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勞務費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撈腸刮肚的，不知湯同學晚間思鄉時是如何懷念家鄉那鬥碗裡熬成燈盞窩的回鍋肉？
此時湯同學的生活狀況與我讀初中時很相近似。我那時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學金為生，吃伙食團，每天二角五分夥食費，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費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還餘一元多一點用於理髮、買牙膏等；星期天，帶上我的搭夥證（四個星期是三斤八兩，加上約四角錢就能買三斤八兩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橋鄉下去給下放當農民的母親買點細糧來改善下生活，我幫她吃兩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穀粉（連糠帶米磨成粉謂之穀粉）糊糊。但我只讀書不做雜工就可強勉餬口，湯同學要做雜工才能勉強餬口。所以說，還是新社會好，還是人民的助學金好，還是我的老師好，讓我領到了當年最高的人民助學金，使我還能生活到今天，能在電腦前打這篇寫艾蕪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湯同學也就要更名為湯艾蕪和艾蕪了。
在紅十字會打工不久，湯同學緩過氣來了，又開始了他初期的文學創作。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寫一個受侮辱與受傷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給了昆明的《雲波》雜誌。雜誌的編輯讀後便到紅十字會與他見了面，聊起了文學與人生。敘事詩沒有發表出來，但《雲波》刊發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詩，湯同學自己署名為：湯艾蕪。《星空》全詩如下——
“低徊在湖濱，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裡的星悽清，
都睇著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閃流星，
水裡的星向我湧流，
天空的星向我馳奔，
呵呵，我要捧著雙星，
光燦地飛騰！”
艾蕪1926年發表的這首詩，距現代白話詩誕生不過六年（從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比郭沫若《女神》早一年算起），現在看來也是寫得相當不錯的自由詩。假如把它與本文開篇所引的三毛歌詞（歌詞也是詩的一種）《橄欖樹》相比，或者更有說服力一些吧。
兩首作品均在十行內，三毛的明白如話，明朗而富含詩意，但不講究押韻，也不講究推敲，十行內就有兩處用了“遠方”，隨性而寫，自然而流暢；艾蕪作品明朗而含蓄，雙星一詞有張力，給人以想像和補充的空間，且講究押韻，讀之更易記憶。三毛這首是因名作曲家的作曲和名歌唱家的演繹而得以流傳成為流行音樂經典的。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艾蕪這首作品發表時，後來的國歌作曲者聶耳已經入學雲南省立聯合中學，惜艾蕪未能有機會與聶耳相識於昆明。假如他們相識了，假如聶耳喜歡他的這首詞，幾年後，聶耳在上海發展時，這首詞經他譜曲是完全可以成為某部電影某部話劇插曲的。不要以為聶耳只能寫革命歌曲，我聽過田漢詞聶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嚼著那鮮紅的檳榔……”抒情得不得了，好聽得不得了！
人世間一切都不能假設，所以，富有詩人氣質的文學青年艾蕪雖也還要寫詩，有的詩後來也發表過，得到過稿費，但他文學發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講述他熟悉的底層人物命運的故事，用短篇和中篇小說的體裁，雖然其中也有詩也有歌，但詩和歌只是他小說的一個局部和次要的即非主要的組成部分了。
從1925年的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一年半的紅十字會打工生涯就要劃上句號了。五百五十個忙碌的黎明，五百五十個疲憊的黃昏，五百五十次太陽出來，五百五十次月亮東昇，艾蕪又要遠行了。
在昆明期間，他因投稿而結識了一些文學青年，有了交流文學夢想的對像；他與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墳壩裡，望著天上的星星，飲著澆愁的杜康，對逝去的人們演講著他們理想的社會；他有過暗戀，有過暗戀的失戀，有過失戀失意導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進翠湖長眠的瞬間；他有過工餘讀英文夜校的奮發，期望能被推薦到香港大學深造；他還利用假期與朋友到鄉村去進行義務教育；他也曾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並欲上臺演講，卻因身著雜役工作服而被人當作了扒手推開……
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多面的立體的不假修飾的生活鍛練、磨練、訓練和考驗著未來的大作家艾蕪！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艾蕪又出發南行了，向著雲南之南茅草地、向著緬旬仰光……
他依然是簡單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幾本他好不容易才省出錢來購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凱撒大將》……，身上更多了一個具有艾蕪特色的佩飾——一根麻繩拴著墨水瓶如項鍊般懸於他的胸前，隨著他南行的腳步，貼著他的心臟跳動著；瓶中的墨水將源源不斷流進他具有個性思考的筆尖，去記下原生態的南行素材，去紀錄文學化的底層人生，去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下不可或缺的一個章節……
邁開雙腳，繼續南行，從茅草地再奔向遠方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到了昆明，生活給湯同學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傳中這樣寫道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進這個城市，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只有一雙沒有穿過的草鞋，還可能賣了，買幾個燒餅。我要去拉黃包車，卻因沒有舖保，還是拉不成。再加失業的人多，找工作極不容易。我賣了草鞋，又賣我帶在身邊的舊書，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書是沒有人要的，我就到一箇舊書店去賣，賣書的老人看著我的破書，便說，他是賣新書的並不收買舊書。原來這是個賣善書的店，買書的人很少，久而久之，書都變舊了，使人一下會看成賣舊書的。他問我為什麼賣書，我說一兩天沒有吃飯了，又找不到職業，所以只好賣書。他給了我兩角錢。我請求他幫我找個職業，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說昆明紅十字會需要個雜役，我很高興地接下這個工作，使我流落街頭的飢餓生活告一個結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門，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魯迅先生在《北京通訊》中說過：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湯同學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沒有問題，溫飽也基本無問題，但他為了生命的發展，執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於求生存，求溫飽的初級階段，很難說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顯是退步了，如遙看十年八年，無疑就可以說這句大家都聽得耳朵起了繭巴的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昆明紅十字會位於風光宜人的翠湖邊，用雜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名叫明善堂的一個機構辦有伙食團，但只供應素食。湯同學大才小用為生存計就在紅十字會當了勤雜工。勤雜工的工作很雜，凡是醫生、護士不做的事都該他做，諸如掃地抹屋倒痰盂，燒開水，開門、升旗、掛號、跑腿送信，外帶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謄寫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勞務費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撈腸刮肚的，不知湯同學晚間思鄉時是如何懷念家鄉那鬥碗裡熬成燈盞窩的回鍋肉？
此時湯同學的生活狀況與我讀初中時很相近似。我那時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學金為生，吃伙食團，每天二角五分夥食費，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費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還餘一元多一點用於理髮、買牙膏等；星期天，帶上我的搭夥證（四個星期是三斤八兩，加上約四角錢就能買三斤八兩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橋鄉下去給下放當農民的母親買點細糧來改善下生活，我幫她吃兩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穀粉（連糠帶米磨成粉謂之穀粉）糊糊。但我只讀書不做雜工就可強勉餬口，湯同學要做雜工才能勉強餬口。所以說，還是新社會好，還是人民的助學金好，還是我的老師好，讓我領到了當年最高的人民助學金，使我還能生活到今天，能在電腦前打這篇寫艾蕪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湯同學也就要更名為湯艾蕪和艾蕪了。
在紅十字會打工不久，湯同學緩過氣來了，又開始了他初期的文學創作。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寫一個受侮辱與受傷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給了昆明的《雲波》雜誌。雜誌的編輯讀後便到紅十字會與他見了面，聊起了文學與人生。敘事詩沒有發表出來，但《雲波》刊發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詩，湯同學自己署名為：湯艾蕪。《星空》全詩如下——
“低徊在湖濱，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裡的星悽清，
都睇著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閃流星，
水裡的星向我湧流，
天空的星向我馳奔，
呵呵，我要捧著雙星，
光燦地飛騰！”
艾蕪1926年發表的這首詩，距現代白話詩誕生不過六年（從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比郭沫若《女神》早一年算起），現在看來也是寫得相當不錯的自由詩。假如把它與本文開篇所引的三毛歌詞（歌詞也是詩的一種）《橄欖樹》相比，或者更有說服力一些吧。
兩首作品均在十行內，三毛的明白如話，明朗而富含詩意，但不講究押韻，也不講究推敲，十行內就有兩處用了“遠方”，隨性而寫，自然而流暢；艾蕪作品明朗而含蓄，雙星一詞有張力，給人以想像和補充的空間，且講究押韻，讀之更易記憶。三毛這首是因名作曲家的作曲和名歌唱家的演繹而得以流傳成為流行音樂經典的。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艾蕪這首作品發表時，後來的國歌作曲者聶耳已經入學雲南省立聯合中學，惜艾蕪未能有機會與聶耳相識於昆明。假如他們相識了，假如聶耳喜歡他的這首詞，幾年後，聶耳在上海發展時，這首詞經他譜曲是完全可以成為某部電影某部話劇插曲的。不要以為聶耳只能寫革命歌曲，我聽過田漢詞聶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嚼著那鮮紅的檳榔……”抒情得不得了，好聽得不得了！
人世間一切都不能假設，所以，富有詩人氣質的文學青年艾蕪雖也還要寫詩，有的詩後來也發表過，得到過稿費，但他文學發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講述他熟悉的底層人物命運的故事，用短篇和中篇小說的體裁，雖然其中也有詩也有歌，但詩和歌只是他小說的一個局部和次要的即非主要的組成部分了。
從1925年的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一年半的紅十字會打工生涯就要劃上句號了。五百五十個忙碌的黎明，五百五十個疲憊的黃昏，五百五十次太陽出來，五百五十次月亮東昇，艾蕪又要遠行了。
在昆明期間，他因投稿而結識了一些文學青年，有了交流文學夢想的對像；他與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墳壩裡，望著天上的星星，飲著澆愁的杜康，對逝去的人們演講著他們理想的社會；他有過暗戀，有過暗戀的失戀，有過失戀失意導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進翠湖長眠的瞬間；他有過工餘讀英文夜校的奮發，期望能被推薦到香港大學深造；他還利用假期與朋友到鄉村去進行義務教育；他也曾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並欲上臺演講，卻因身著雜役工作服而被人當作了扒手推開……
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多面的立體的不假修飾的生活鍛練、磨練、訓練和考驗著未來的大作家艾蕪！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艾蕪又出發南行了，向著雲南之南茅草地、向著緬旬仰光……
他依然是簡單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幾本他好不容易才省出錢來購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凱撒大將》……，身上更多了一個具有艾蕪特色的佩飾——一根麻繩拴著墨水瓶如項鍊般懸於他的胸前，隨著他南行的腳步，貼著他的心臟跳動著；瓶中的墨水將源源不斷流進他具有個性思考的筆尖，去記下原生態的南行素材，去紀錄文學化的底層人生，去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下不可或缺的一個章節……
邁開雙腳，繼續南行，從茅草地再奔向遠方
行文至此，為查對核實艾蕪繼續南行的路線，我尋到了1996年4月譚興國先生籤贈我的《艾蕪評傳》（譚先生是吾省著名文學評論家，擔任過《四川文學》《當代文壇》副主編，後為旅美作家。我1998年在《蜀報》兼任文學版主編時，他回國來，寫有在美國幫孩子帶小孩的散文託記者捎與我。稿刊發後，我託記者帶了樣報與他。後來，聽說他又到美國去了。我們就再無聯繫了）。譚先生在書中寫道——
“靠著一雙腳板和一種‘懵懂’的勇氣，他向雲南西部走去，經過綠豐、舍資到祥雲，按正路，應當從下關到大理，為著會一個朋友，繞道從彌渡，走雲州，順寧到了永昌（即今保山，當年楊升庵流放地——楊為他的前輩同鄉，徐注），再經騰越（騰衝）、千崖、跨過古爾卡鐵橋，進入緬甸境內的克欽山茅草地，再到商業重鎮八莫。因找不到工作，經兩位苦力的引薦，又折回茅草地。”
緊接著，譚先生對艾蕪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較為生動的描述——
“這一個多月的旅途對艾蕪一生和他的創作都有很大影響。他好像在他後來作品裡所寫的環境裡旅行，結織了許多未來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時和沿途的小販、轎伕同行，有時又獨自走在渺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之中。夜裡，或者住宿在江風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廟裡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過於在露天裡和馬頭哥們擠在一起過夜。那時，有不少馬馱子往來於滇緬之間，他們從中國運去土產，運回洋貨。他們結隊而行，每個馬頭哥趕五匹馬，一匹繫著鈴鐺的老馬在前面帶路，後面的馬群便有秩序地跟隨前進。他們走著，唱起山歌，喚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懼。一到晚上便尋找一個較為寬敞的地方，把馬和貨物分置開，圍成一圈，在中間燒起炎塘，埋鍋造飯。艾蕪跟著他們，既不怕山林中的猛獸，也不擔心剪徑的強人，圍著火塘過夜，還能聽到他們講述許多傳奇般的故事。”
一個多月的旅途使艾蕪獲益匪淺，從滇到緬的奇異風光，從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懸長刀、面惡心善的景頗漢子；趕馬的馬頭哥，流浪的賣藝人，抬滑桿的苦力，坐滑桿的生意人；黃果樹下的集市、芭蕉叢中的茅棚；風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趕路……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到了昆明，生活給湯同學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傳中這樣寫道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進這個城市，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只有一雙沒有穿過的草鞋，還可能賣了，買幾個燒餅。我要去拉黃包車，卻因沒有舖保，還是拉不成。再加失業的人多，找工作極不容易。我賣了草鞋，又賣我帶在身邊的舊書，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書是沒有人要的，我就到一箇舊書店去賣，賣書的老人看著我的破書，便說，他是賣新書的並不收買舊書。原來這是個賣善書的店，買書的人很少，久而久之，書都變舊了，使人一下會看成賣舊書的。他問我為什麼賣書，我說一兩天沒有吃飯了，又找不到職業，所以只好賣書。他給了我兩角錢。我請求他幫我找個職業，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說昆明紅十字會需要個雜役，我很高興地接下這個工作，使我流落街頭的飢餓生活告一個結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門，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魯迅先生在《北京通訊》中說過：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湯同學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沒有問題，溫飽也基本無問題，但他為了生命的發展，執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於求生存，求溫飽的初級階段，很難說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顯是退步了，如遙看十年八年，無疑就可以說這句大家都聽得耳朵起了繭巴的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昆明紅十字會位於風光宜人的翠湖邊，用雜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名叫明善堂的一個機構辦有伙食團，但只供應素食。湯同學大才小用為生存計就在紅十字會當了勤雜工。勤雜工的工作很雜，凡是醫生、護士不做的事都該他做，諸如掃地抹屋倒痰盂，燒開水，開門、升旗、掛號、跑腿送信，外帶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謄寫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勞務費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撈腸刮肚的，不知湯同學晚間思鄉時是如何懷念家鄉那鬥碗裡熬成燈盞窩的回鍋肉？
此時湯同學的生活狀況與我讀初中時很相近似。我那時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學金為生，吃伙食團，每天二角五分夥食費，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費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還餘一元多一點用於理髮、買牙膏等；星期天，帶上我的搭夥證（四個星期是三斤八兩，加上約四角錢就能買三斤八兩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橋鄉下去給下放當農民的母親買點細糧來改善下生活，我幫她吃兩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穀粉（連糠帶米磨成粉謂之穀粉）糊糊。但我只讀書不做雜工就可強勉餬口，湯同學要做雜工才能勉強餬口。所以說，還是新社會好，還是人民的助學金好，還是我的老師好，讓我領到了當年最高的人民助學金，使我還能生活到今天，能在電腦前打這篇寫艾蕪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湯同學也就要更名為湯艾蕪和艾蕪了。
在紅十字會打工不久，湯同學緩過氣來了，又開始了他初期的文學創作。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寫一個受侮辱與受傷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給了昆明的《雲波》雜誌。雜誌的編輯讀後便到紅十字會與他見了面，聊起了文學與人生。敘事詩沒有發表出來，但《雲波》刊發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詩，湯同學自己署名為：湯艾蕪。《星空》全詩如下——
“低徊在湖濱，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裡的星悽清，
都睇著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閃流星，
水裡的星向我湧流，
天空的星向我馳奔，
呵呵，我要捧著雙星，
光燦地飛騰！”
艾蕪1926年發表的這首詩，距現代白話詩誕生不過六年（從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比郭沫若《女神》早一年算起），現在看來也是寫得相當不錯的自由詩。假如把它與本文開篇所引的三毛歌詞（歌詞也是詩的一種）《橄欖樹》相比，或者更有說服力一些吧。
兩首作品均在十行內，三毛的明白如話，明朗而富含詩意，但不講究押韻，也不講究推敲，十行內就有兩處用了“遠方”，隨性而寫，自然而流暢；艾蕪作品明朗而含蓄，雙星一詞有張力，給人以想像和補充的空間，且講究押韻，讀之更易記憶。三毛這首是因名作曲家的作曲和名歌唱家的演繹而得以流傳成為流行音樂經典的。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艾蕪這首作品發表時，後來的國歌作曲者聶耳已經入學雲南省立聯合中學，惜艾蕪未能有機會與聶耳相識於昆明。假如他們相識了，假如聶耳喜歡他的這首詞，幾年後，聶耳在上海發展時，這首詞經他譜曲是完全可以成為某部電影某部話劇插曲的。不要以為聶耳只能寫革命歌曲，我聽過田漢詞聶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嚼著那鮮紅的檳榔……”抒情得不得了，好聽得不得了！
人世間一切都不能假設，所以，富有詩人氣質的文學青年艾蕪雖也還要寫詩，有的詩後來也發表過，得到過稿費，但他文學發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講述他熟悉的底層人物命運的故事，用短篇和中篇小說的體裁，雖然其中也有詩也有歌，但詩和歌只是他小說的一個局部和次要的即非主要的組成部分了。
從1925年的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一年半的紅十字會打工生涯就要劃上句號了。五百五十個忙碌的黎明，五百五十個疲憊的黃昏，五百五十次太陽出來，五百五十次月亮東昇，艾蕪又要遠行了。
在昆明期間，他因投稿而結識了一些文學青年，有了交流文學夢想的對像；他與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墳壩裡，望著天上的星星，飲著澆愁的杜康，對逝去的人們演講著他們理想的社會；他有過暗戀，有過暗戀的失戀，有過失戀失意導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進翠湖長眠的瞬間；他有過工餘讀英文夜校的奮發，期望能被推薦到香港大學深造；他還利用假期與朋友到鄉村去進行義務教育；他也曾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並欲上臺演講，卻因身著雜役工作服而被人當作了扒手推開……
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多面的立體的不假修飾的生活鍛練、磨練、訓練和考驗著未來的大作家艾蕪！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艾蕪又出發南行了，向著雲南之南茅草地、向著緬旬仰光……
他依然是簡單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幾本他好不容易才省出錢來購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凱撒大將》……，身上更多了一個具有艾蕪特色的佩飾——一根麻繩拴著墨水瓶如項鍊般懸於他的胸前，隨著他南行的腳步，貼著他的心臟跳動著；瓶中的墨水將源源不斷流進他具有個性思考的筆尖，去記下原生態的南行素材，去紀錄文學化的底層人生，去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下不可或缺的一個章節……
邁開雙腳，繼續南行，從茅草地再奔向遠方
行文至此，為查對核實艾蕪繼續南行的路線，我尋到了1996年4月譚興國先生籤贈我的《艾蕪評傳》（譚先生是吾省著名文學評論家，擔任過《四川文學》《當代文壇》副主編，後為旅美作家。我1998年在《蜀報》兼任文學版主編時，他回國來，寫有在美國幫孩子帶小孩的散文託記者捎與我。稿刊發後，我託記者帶了樣報與他。後來，聽說他又到美國去了。我們就再無聯繫了）。譚先生在書中寫道——
“靠著一雙腳板和一種‘懵懂’的勇氣，他向雲南西部走去，經過綠豐、舍資到祥雲，按正路，應當從下關到大理，為著會一個朋友，繞道從彌渡，走雲州，順寧到了永昌（即今保山，當年楊升庵流放地——楊為他的前輩同鄉，徐注），再經騰越（騰衝）、千崖、跨過古爾卡鐵橋，進入緬甸境內的克欽山茅草地，再到商業重鎮八莫。因找不到工作，經兩位苦力的引薦，又折回茅草地。”
緊接著，譚先生對艾蕪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較為生動的描述——
“這一個多月的旅途對艾蕪一生和他的創作都有很大影響。他好像在他後來作品裡所寫的環境裡旅行，結織了許多未來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時和沿途的小販、轎伕同行，有時又獨自走在渺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之中。夜裡，或者住宿在江風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廟裡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過於在露天裡和馬頭哥們擠在一起過夜。那時，有不少馬馱子往來於滇緬之間，他們從中國運去土產，運回洋貨。他們結隊而行，每個馬頭哥趕五匹馬，一匹繫著鈴鐺的老馬在前面帶路，後面的馬群便有秩序地跟隨前進。他們走著，唱起山歌，喚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懼。一到晚上便尋找一個較為寬敞的地方，把馬和貨物分置開，圍成一圈，在中間燒起炎塘，埋鍋造飯。艾蕪跟著他們，既不怕山林中的猛獸，也不擔心剪徑的強人，圍著火塘過夜，還能聽到他們講述許多傳奇般的故事。”
一個多月的旅途使艾蕪獲益匪淺，從滇到緬的奇異風光，從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懸長刀、面惡心善的景頗漢子；趕馬的馬頭哥，流浪的賣藝人，抬滑桿的苦力，坐滑桿的生意人；黃果樹下的集市、芭蕉叢中的茅棚；風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趕路……
到八莫尋工作無果，經人介紹又折回到了茅草地。
昆明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一個驛站，他在昆明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在昆明是半工半讀——白天工作，晚上到免費的英文夜校讀書。茅草地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二個驛站，在茅草地是半工半教——白天在客店當雜工，晚上則要無償教老闆幾個子女讀書。白天他打掃客店，接送客人，打掃馬糞，工作並不比在昆明輕鬆。晚上，他教老闆子女讀書，付出的精力也不遜於在昆明學英文。艾蕪的一路南行，也就是他人生之旅的難行，從川入滇，由滇入緬，總是行路難。但，好在總算暫時又安頓下來了，暫時不再飄泊了。
命運之神總在磨練和考驗著他的耐受力，剛到茅草地不幾天，他就病了——打擺子（瘧疾），病得不輕。
據資料顯示：“瘧疾（malaria）是一種寒戰和高熱為主要症狀的嚴重疾病，通過受感染的蚊蟲叮咬傳播給人類，我國民間俗稱‘打擺子’”。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昔人有詠瘧疾的散曲雲：“熱時節熱的在蒸籠裡坐，冷時節冷的在冰凌上臥，顫時節顫的牙關錯，痛時節痛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寒來暑往都經過。”艾蕪就在茅草地趙家客店裡，在盛夏，經歷著寒來暑往時冷時熱時痛時顫的病體折磨，為了有口飯吃，有張床睡而咬緊牙關，下著苦力、掃著馬糞、教著娃娃……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麻繩子專往細處斷。他瘧疾還未好，雙腳又爛了，又癢又痛，癢得難受，痛來鑽心！這是因他天天必須帶病堅持做活路，掃馬糞、掃馬尿，光著腳板踩在糞水中，日復一日，不斷浸泡，腳板腳趾被糞水漚壞了。幸得一位過路的馬頭哥有經驗，要他去山上採一種草藥來治，他照此辦理，天天用草藥泡腳洗腳，慢慢地腳也就好些了，再慢慢地腳也就基本上好了。
艾蕪那時在艱難困苦之中尋找著人生的路，他還不會知道，就是他從昆明到八莫再回到茅草地一個多月行程的所見所聞所感，就是他拖著病體在茅草地長達五月之久頑強謀生的所歷所見所感，就是這些得天獨厚，與別的作家不相同不相似的獨特而奇異的生活素材，孕育著他胸中已經受生活之精的名著《南行記》的胚胎，成就了他未來《南行記》中的代表作品和主要作品，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奠定了他流浪文豪的地位。
所以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艾蕪又要南行了，要經八莫到仰光去繼續拓展新開地，時在1927年9月。那時國內的前滇軍混成旅旅長朱德率領的八一南昌起義所餘部隊不久就要和毛潤芝率領的秋收起義農軍會師了。艾蕪其時也想參與國內外改天換地的大革命，改變這個太不公平的世界，翻身當家做主人。一年後的1928年，他在仰光參加了緬甸的共產黨小組。1930年，緬共合併入馬來西亞共產黨，艾蕪作為緬甸地委的代表赴會，會址在新加坡，途中因疫檢消毒而被留置小島一週，未能如期到會，但得以在新加坡駐腳四十天，住在海員工會。
回到仰光後，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馬共（緬共）的革命活動，直到1931初因國民黨當局中宣部和外交部的插手，艾蕪等四名共產黨員被英緬當局驅逐押解回到了中國……
差一點成為職業革命家的艾蕪在上海見到了老同學沙汀，由他起草由沙汀修改潤色兩人共同給魯迅先生寫信求教，魯迅先生給兩位青年作家的回信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了現代文學史的重要研究資料。而於1933年編成，終於1935年出版的《南行記》也再次宣告了一個職業作家的誕生。
1936年，魯迅先生在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最優秀的左聯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張天翼、田軍、葉紫、艾蕪和周文”。
我此時向工作忙無時間讀完艾蕪《南行記》以及《南行記續篇》《南行記新篇》的文學青年建議，可以精選閱讀《南行記》代表作《山峽中》，最好再選配上法國作家梅里美的代表作《卡門》一起研讀，看看中法兩位作家筆下的底層流浪女子：野貓子和卡門這兩個文學形象是如何的鮮活靈動，光彩照人——一個自然具有中國的韻味，另一個無疑洋溢著歐州之風情……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到了昆明，生活給湯同學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傳中這樣寫道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進這個城市，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只有一雙沒有穿過的草鞋，還可能賣了，買幾個燒餅。我要去拉黃包車，卻因沒有舖保，還是拉不成。再加失業的人多，找工作極不容易。我賣了草鞋，又賣我帶在身邊的舊書，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書是沒有人要的，我就到一箇舊書店去賣，賣書的老人看著我的破書，便說，他是賣新書的並不收買舊書。原來這是個賣善書的店，買書的人很少，久而久之，書都變舊了，使人一下會看成賣舊書的。他問我為什麼賣書，我說一兩天沒有吃飯了，又找不到職業，所以只好賣書。他給了我兩角錢。我請求他幫我找個職業，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說昆明紅十字會需要個雜役，我很高興地接下這個工作，使我流落街頭的飢餓生活告一個結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門，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魯迅先生在《北京通訊》中說過：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湯同學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沒有問題，溫飽也基本無問題，但他為了生命的發展，執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於求生存，求溫飽的初級階段，很難說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顯是退步了，如遙看十年八年，無疑就可以說這句大家都聽得耳朵起了繭巴的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昆明紅十字會位於風光宜人的翠湖邊，用雜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名叫明善堂的一個機構辦有伙食團，但只供應素食。湯同學大才小用為生存計就在紅十字會當了勤雜工。勤雜工的工作很雜，凡是醫生、護士不做的事都該他做，諸如掃地抹屋倒痰盂，燒開水，開門、升旗、掛號、跑腿送信，外帶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謄寫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勞務費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撈腸刮肚的，不知湯同學晚間思鄉時是如何懷念家鄉那鬥碗裡熬成燈盞窩的回鍋肉？
此時湯同學的生活狀況與我讀初中時很相近似。我那時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學金為生，吃伙食團，每天二角五分夥食費，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費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還餘一元多一點用於理髮、買牙膏等；星期天，帶上我的搭夥證（四個星期是三斤八兩，加上約四角錢就能買三斤八兩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橋鄉下去給下放當農民的母親買點細糧來改善下生活，我幫她吃兩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穀粉（連糠帶米磨成粉謂之穀粉）糊糊。但我只讀書不做雜工就可強勉餬口，湯同學要做雜工才能勉強餬口。所以說，還是新社會好，還是人民的助學金好，還是我的老師好，讓我領到了當年最高的人民助學金，使我還能生活到今天，能在電腦前打這篇寫艾蕪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湯同學也就要更名為湯艾蕪和艾蕪了。
在紅十字會打工不久，湯同學緩過氣來了，又開始了他初期的文學創作。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寫一個受侮辱與受傷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給了昆明的《雲波》雜誌。雜誌的編輯讀後便到紅十字會與他見了面，聊起了文學與人生。敘事詩沒有發表出來，但《雲波》刊發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詩，湯同學自己署名為：湯艾蕪。《星空》全詩如下——
“低徊在湖濱，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裡的星悽清，
都睇著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閃流星，
水裡的星向我湧流，
天空的星向我馳奔，
呵呵，我要捧著雙星，
光燦地飛騰！”
艾蕪1926年發表的這首詩，距現代白話詩誕生不過六年（從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比郭沫若《女神》早一年算起），現在看來也是寫得相當不錯的自由詩。假如把它與本文開篇所引的三毛歌詞（歌詞也是詩的一種）《橄欖樹》相比，或者更有說服力一些吧。
兩首作品均在十行內，三毛的明白如話，明朗而富含詩意，但不講究押韻，也不講究推敲，十行內就有兩處用了“遠方”，隨性而寫，自然而流暢；艾蕪作品明朗而含蓄，雙星一詞有張力，給人以想像和補充的空間，且講究押韻，讀之更易記憶。三毛這首是因名作曲家的作曲和名歌唱家的演繹而得以流傳成為流行音樂經典的。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艾蕪這首作品發表時，後來的國歌作曲者聶耳已經入學雲南省立聯合中學，惜艾蕪未能有機會與聶耳相識於昆明。假如他們相識了，假如聶耳喜歡他的這首詞，幾年後，聶耳在上海發展時，這首詞經他譜曲是完全可以成為某部電影某部話劇插曲的。不要以為聶耳只能寫革命歌曲，我聽過田漢詞聶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嚼著那鮮紅的檳榔……”抒情得不得了，好聽得不得了！
人世間一切都不能假設，所以，富有詩人氣質的文學青年艾蕪雖也還要寫詩，有的詩後來也發表過，得到過稿費，但他文學發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講述他熟悉的底層人物命運的故事，用短篇和中篇小說的體裁，雖然其中也有詩也有歌，但詩和歌只是他小說的一個局部和次要的即非主要的組成部分了。
從1925年的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一年半的紅十字會打工生涯就要劃上句號了。五百五十個忙碌的黎明，五百五十個疲憊的黃昏，五百五十次太陽出來，五百五十次月亮東昇，艾蕪又要遠行了。
在昆明期間，他因投稿而結識了一些文學青年，有了交流文學夢想的對像；他與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墳壩裡，望著天上的星星，飲著澆愁的杜康，對逝去的人們演講著他們理想的社會；他有過暗戀，有過暗戀的失戀，有過失戀失意導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進翠湖長眠的瞬間；他有過工餘讀英文夜校的奮發，期望能被推薦到香港大學深造；他還利用假期與朋友到鄉村去進行義務教育；他也曾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並欲上臺演講，卻因身著雜役工作服而被人當作了扒手推開……
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多面的立體的不假修飾的生活鍛練、磨練、訓練和考驗著未來的大作家艾蕪！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艾蕪又出發南行了，向著雲南之南茅草地、向著緬旬仰光……
他依然是簡單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幾本他好不容易才省出錢來購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凱撒大將》……，身上更多了一個具有艾蕪特色的佩飾——一根麻繩拴著墨水瓶如項鍊般懸於他的胸前，隨著他南行的腳步，貼著他的心臟跳動著；瓶中的墨水將源源不斷流進他具有個性思考的筆尖，去記下原生態的南行素材，去紀錄文學化的底層人生，去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下不可或缺的一個章節……
邁開雙腳，繼續南行，從茅草地再奔向遠方
行文至此，為查對核實艾蕪繼續南行的路線，我尋到了1996年4月譚興國先生籤贈我的《艾蕪評傳》（譚先生是吾省著名文學評論家，擔任過《四川文學》《當代文壇》副主編，後為旅美作家。我1998年在《蜀報》兼任文學版主編時，他回國來，寫有在美國幫孩子帶小孩的散文託記者捎與我。稿刊發後，我託記者帶了樣報與他。後來，聽說他又到美國去了。我們就再無聯繫了）。譚先生在書中寫道——
“靠著一雙腳板和一種‘懵懂’的勇氣，他向雲南西部走去，經過綠豐、舍資到祥雲，按正路，應當從下關到大理，為著會一個朋友，繞道從彌渡，走雲州，順寧到了永昌（即今保山，當年楊升庵流放地——楊為他的前輩同鄉，徐注），再經騰越（騰衝）、千崖、跨過古爾卡鐵橋，進入緬甸境內的克欽山茅草地，再到商業重鎮八莫。因找不到工作，經兩位苦力的引薦，又折回茅草地。”
緊接著，譚先生對艾蕪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較為生動的描述——
“這一個多月的旅途對艾蕪一生和他的創作都有很大影響。他好像在他後來作品裡所寫的環境裡旅行，結織了許多未來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時和沿途的小販、轎伕同行，有時又獨自走在渺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之中。夜裡，或者住宿在江風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廟裡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過於在露天裡和馬頭哥們擠在一起過夜。那時，有不少馬馱子往來於滇緬之間，他們從中國運去土產，運回洋貨。他們結隊而行，每個馬頭哥趕五匹馬，一匹繫著鈴鐺的老馬在前面帶路，後面的馬群便有秩序地跟隨前進。他們走著，唱起山歌，喚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懼。一到晚上便尋找一個較為寬敞的地方，把馬和貨物分置開，圍成一圈，在中間燒起炎塘，埋鍋造飯。艾蕪跟著他們，既不怕山林中的猛獸，也不擔心剪徑的強人，圍著火塘過夜，還能聽到他們講述許多傳奇般的故事。”
一個多月的旅途使艾蕪獲益匪淺，從滇到緬的奇異風光，從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懸長刀、面惡心善的景頗漢子；趕馬的馬頭哥，流浪的賣藝人，抬滑桿的苦力，坐滑桿的生意人；黃果樹下的集市、芭蕉叢中的茅棚；風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趕路……
到八莫尋工作無果，經人介紹又折回到了茅草地。
昆明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一個驛站，他在昆明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在昆明是半工半讀——白天工作，晚上到免費的英文夜校讀書。茅草地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二個驛站，在茅草地是半工半教——白天在客店當雜工，晚上則要無償教老闆幾個子女讀書。白天他打掃客店，接送客人，打掃馬糞，工作並不比在昆明輕鬆。晚上，他教老闆子女讀書，付出的精力也不遜於在昆明學英文。艾蕪的一路南行，也就是他人生之旅的難行，從川入滇，由滇入緬，總是行路難。但，好在總算暫時又安頓下來了，暫時不再飄泊了。
命運之神總在磨練和考驗著他的耐受力，剛到茅草地不幾天，他就病了——打擺子（瘧疾），病得不輕。
據資料顯示：“瘧疾（malaria）是一種寒戰和高熱為主要症狀的嚴重疾病，通過受感染的蚊蟲叮咬傳播給人類，我國民間俗稱‘打擺子’”。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昔人有詠瘧疾的散曲雲：“熱時節熱的在蒸籠裡坐，冷時節冷的在冰凌上臥，顫時節顫的牙關錯，痛時節痛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寒來暑往都經過。”艾蕪就在茅草地趙家客店裡，在盛夏，經歷著寒來暑往時冷時熱時痛時顫的病體折磨，為了有口飯吃，有張床睡而咬緊牙關，下著苦力、掃著馬糞、教著娃娃……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麻繩子專往細處斷。他瘧疾還未好，雙腳又爛了，又癢又痛，癢得難受，痛來鑽心！這是因他天天必須帶病堅持做活路，掃馬糞、掃馬尿，光著腳板踩在糞水中，日復一日，不斷浸泡，腳板腳趾被糞水漚壞了。幸得一位過路的馬頭哥有經驗，要他去山上採一種草藥來治，他照此辦理，天天用草藥泡腳洗腳，慢慢地腳也就好些了，再慢慢地腳也就基本上好了。
艾蕪那時在艱難困苦之中尋找著人生的路，他還不會知道，就是他從昆明到八莫再回到茅草地一個多月行程的所見所聞所感，就是他拖著病體在茅草地長達五月之久頑強謀生的所歷所見所感，就是這些得天獨厚，與別的作家不相同不相似的獨特而奇異的生活素材，孕育著他胸中已經受生活之精的名著《南行記》的胚胎，成就了他未來《南行記》中的代表作品和主要作品，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奠定了他流浪文豪的地位。
所以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艾蕪又要南行了，要經八莫到仰光去繼續拓展新開地，時在1927年9月。那時國內的前滇軍混成旅旅長朱德率領的八一南昌起義所餘部隊不久就要和毛潤芝率領的秋收起義農軍會師了。艾蕪其時也想參與國內外改天換地的大革命，改變這個太不公平的世界，翻身當家做主人。一年後的1928年，他在仰光參加了緬甸的共產黨小組。1930年，緬共合併入馬來西亞共產黨，艾蕪作為緬甸地委的代表赴會，會址在新加坡，途中因疫檢消毒而被留置小島一週，未能如期到會，但得以在新加坡駐腳四十天，住在海員工會。
回到仰光後，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馬共（緬共）的革命活動，直到1931初因國民黨當局中宣部和外交部的插手，艾蕪等四名共產黨員被英緬當局驅逐押解回到了中國……
差一點成為職業革命家的艾蕪在上海見到了老同學沙汀，由他起草由沙汀修改潤色兩人共同給魯迅先生寫信求教，魯迅先生給兩位青年作家的回信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了現代文學史的重要研究資料。而於1933年編成，終於1935年出版的《南行記》也再次宣告了一個職業作家的誕生。
1936年，魯迅先生在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最優秀的左聯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張天翼、田軍、葉紫、艾蕪和周文”。
我此時向工作忙無時間讀完艾蕪《南行記》以及《南行記續篇》《南行記新篇》的文學青年建議，可以精選閱讀《南行記》代表作《山峽中》，最好再選配上法國作家梅里美的代表作《卡門》一起研讀，看看中法兩位作家筆下的底層流浪女子：野貓子和卡門這兩個文學形象是如何的鮮活靈動，光彩照人——一個自然具有中國的韻味，另一個無疑洋溢著歐州之風情……
本文至此結束。我的耳邊依然縈繞著那一支歌——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艾蕪老南行九十三週年時，後生徐建成寫於成都龍泉上東陽光）
一一原刊於《四川經濟日報》悅讀版2018\\9\\14
注：本文所用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艾蕪的南行與《南行記》的誕生
文/徐建成
……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今年兩次到新繁（現屬成都新都區）清流鎮拜謁艾蕪故居，留下了幾幅手機攝影。清流鎮是艾老的故鄉，是他南行出發的地方。面對艾老的塑像，我欲輕聲問道：艾老，你為什麼要去流浪、流浪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呢？是為了你人生的大目標，是為了你少年時的俠客夢，還是為了你青年時的文學夢？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團委門前時那樣目光炯炯地望著我——他正欲上車回省作協去，見我捧著書走向他，便微笑著，在我一首小詩的獲獎書《現代成語小辭典》上簽名寫道：“艾蕪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緊靠著他，由吾妻的手機為我留影。艾老沒有回答我的詢問，目光炯炯，神態安詳，望著遠方。就在妻為我拍照的瞬間，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詞的歌聲由然在我心中響起：“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遙想李太白當年“拔劍四顧心茫然”，此時，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湯道耕同學也如李白當年一樣的茫然，只不過他純是一介書生，沒有練過劍術，無劍可拔，只能是關書“四顧心茫然”，他現在而今眼目下已經是有點“打不倒方向了”——為家裡父親的來信。
學校在鹽街道（校址為現鹽道街中學），距錦江不遠，他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徜徉和徘徊在江邊，夜色茫茫，江月在水裡晃動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湯道耕同學此時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前後，這該是什麼樣的奮發向上的年齡呀？
二十一歲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學，又七年後，現代詩的開山之作《女神》讓中國現代文學史至今為之驚豔（胡適的《嘗試集》雖早於《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學品質和白話詩的開創性而言，文學史家公認略遜於郭詩）。
二十一歲的前一年，巴金從成都出發先後到上海及法國求學併成為職業作家，不過十年，他的代表作《家》問世了，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巍然聳立的高峰。
二十一歲，是如我這一代人已在農村當過幾年知青，是在想何時能把戶口拿回城裡的年齡，是我先行一步已回從鄉下到成都，正在拉架架車打零工的同時想去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崗位以求生存謀發展的年齡；二十一歲，正是我的兒子即將大學畢業，正在研究是該擇業就業還是應該讀研深造的年齡。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歷朝歷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畢業，今年家裡就來信催促湯同學快回家完婚。是十年前父母為他訂的婚，女方啥子樣子他都不曉得，真是隔著口袋買貓，何況，大丈夫，先立業後成家，“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他想的是學業、前途，家裡想的是要有個煮飯、洗衣，餵豬、料理家務的媳婦來繼承他已故母親的未竟“事業”。他的目光向著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著，而家裡現在要他向後轉，回家來娶妻生子，延續湯家的香火。代溝很深，南轅北轍，不說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新繁縣清流鎮，湯同學可以說是天資聰明，家學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詩書，是有文化的鄉紳，也曾出征過前清科場但未遂，父親是縣公辦學校的鄉鎮教師，是當年少有的鄉村知識份子。他四五歲發矇，先後就讀於祖父的私塾（相似於現而的的國學堂）和父親任教的新學堂，受教於新舊兩種教育模式，熟記背誦了不少先賢詩文。前些年，他十四歲，作文考上了全縣三年級第一名，他的父親因此被省教育廳視學召見，視學對他父親說“這個學生，可以進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歲，在讀全縣最高學府——新繁縣立高等小學二年級（即小學五年級）時，就與三年級畢業班同學同去報考了成都聯合中學（即郭沫若、李劼人等讀過的石室中學），數十人報考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績被錄取，其餘全部名落孫山。而考取前三名的，正是高小二年級的湯道耕同學。
但，湯同學卻未能就讀成都聯合中學。不是他不想讀，是他的家庭，已經如魯迅所說“從小康人家墜入了困頓”，他的父親因吸食鴉片變賣了祖父分家分給兒子田產，還欠了不少債務，教書的收入又很有限，無力支付他進聯合中學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學雜食宿費用。父親的不成氣，不像話，不給力，延誤了湯同學的入學深造。他的母親其時還健在，當時還給了報喜人的紅包，但如他一樣，也就是空歡喜了一場。
湯同學非碌碌無為之輩，且正值青春氣盛，對自己的未來是作過好些思考和規劃的。欲讀聯合中學無果的半年之後，他再次走上考場，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校要管吃住，他順利入學了。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任何時候都是明智之舉——幸虧他半年前沒有因一時之挫一念之差而跳進家門口的泉塘輕生，讓之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學校就要放假了，湯同學先一步回到清流家裡，因為他要向家裡要錢。他沒有應承父親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沒有說反對父親的安排，他說，明年就畢業了，畢業了再說婚事吧。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緩則圓。父親也就放緩了催他完婚的節奏，讓他有時間思考：路在哪裡，我該向何處去？
兒子湯道耕的前途是父母都很牽腸掛肚的事情。
母親還在世時就說過，希望他去讀教會學校，不交學費不說，還有希望被推薦去讀免費的大學和去教會學校教書，但孝子湯同學謝絕了母親的提議，經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禮讀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觀念的他認為那是去給帝國主義當奴才，是絕不能走的一條路。
父親主張他進步兵學校，他的兩個舅父進了劉湘的軍隊，不幾年就又升官又發財了，這就是他的榜樣。但他堅決拒絕了。軍閥混戰，禍國殃民，在軍人和學生髮生的衝突中，他向來是站在學生這邊的。他說，他不願意去給軍閥當炮灰。
他的願望是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去，去報考北京的大學。他寫信向他的在北京讀書的師友劉作賓詢問相關情況（劉在成都讀高師時創辦過《繁星》，約湯同學寫了一首詩作為發刊詞刊發，這是湯同學的處女作，但現已尋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鉛印《繁星》了。劉後為清華大學教授，後被錯劃右派，後被平反）劉作賓回信告訴他，在北京讀書每年需花費三百元，他無語了，欲讀成都聯合中學每年四十多元的費用父親也無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想都不能想，此路絕對不通。
但天無絕人之路，如同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選擇了一條留法的勤工儉學之路一樣，如同現今的好些農村貧困學子選擇了一條“北漂”“南漂”的先打工再讀書的人生之路一樣，湯同學自然想到了走一條自食其力、自謀前程的勤工儉學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個溫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約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卻失約了。他終於又約到了一位要回珙縣度暑期的“黃君”，他可以與“黃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單、太寂寞。
湯同學謊稱要報考北京的大學，要交報考費，考上後也有可能如省一師可以不交費用的，以此為理由，“騙”了祖父和父親僅有的十幾塊錢。手中有錢，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雖然，他的師友劉作賓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寫信勸阻他：千萬不要去，“這隻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詩情勃發，揮毫寫道——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雖然遠走了，但高飛還在遙遠的時空
21歲的湯同學在九眼橋乘舟就要遠行了。懷裡揣著用以證明身份是學生的省一師出具的轉學證，肩頭小包裹帶有幾件換洗衣服，還有幾本他珍愛的書——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馬寅初《經濟學演講集》、熊得山《社會學》——有哲學有史學有經濟學有社會學但就是沒有帶上文學。文學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遠方等著他。
39年後，16歲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湯同學一樣就要從成都人民南路出發南行上山下鄉了，我們的南行坐的是軍用卡車，一路都有人管飯，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飯，並且當年的口糧由國家免費供應，大體保證能夠吃飽。我那時除帶了幾件換洗衣服還帶了十幾本書，有古漢語有評論還有劇本和詩歌。遠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湯同學那樣想的是要高飛，但我幾年後又從西昌回到了成都至今，應該說一生也未能高飛。
湯同學是走水路加旱路從宜賓（敘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幾年隨朋友自駕車走成攀高速赴滇旅遊。我們朝發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個白天的時間，行程約九百公里。湯同學從七月出發，一路歷經險阻，到中秋前才到達了勤工儉學目的地昆明，用時近三個月，行程約一千公里。蜀道難，滇道也難，總而言之一句話：行路難，遠走難，想要高飛難上加難！
到了昆明，生活給湯同學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很多年後，他在一份自傳中這樣寫道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進這個城市，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只有一雙沒有穿過的草鞋，還可能賣了，買幾個燒餅。我要去拉黃包車，卻因沒有舖保，還是拉不成。再加失業的人多，找工作極不容易。我賣了草鞋，又賣我帶在身邊的舊書，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書是沒有人要的，我就到一箇舊書店去賣，賣書的老人看著我的破書，便說，他是賣新書的並不收買舊書。原來這是個賣善書的店，買書的人很少，久而久之，書都變舊了，使人一下會看成賣舊書的。他問我為什麼賣書，我說一兩天沒有吃飯了，又找不到職業，所以只好賣書。他給了我兩角錢。我請求他幫我找個職業，他答應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說昆明紅十字會需要個雜役，我很高興地接下這個工作，使我流落街頭的飢餓生活告一個結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門，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
魯迅先生在《北京通訊》中說過：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湯同學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沒有問題，溫飽也基本無問題，但他為了生命的發展，執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於求生存，求溫飽的初級階段，很難說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顯是退步了，如遙看十年八年，無疑就可以說這句大家都聽得耳朵起了繭巴的話：“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昆明紅十字會位於風光宜人的翠湖邊，用雜工管住不管吃。隔壁是名叫明善堂的一個機構辦有伙食團，但只供應素食。湯同學大才小用為生存計就在紅十字會當了勤雜工。勤雜工的工作很雜，凡是醫生、護士不做的事都該他做，諸如掃地抹屋倒痰盂，燒開水，開門、升旗、掛號、跑腿送信，外帶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謄寫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勞務費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撈腸刮肚的，不知湯同學晚間思鄉時是如何懷念家鄉那鬥碗裡熬成燈盞窩的回鍋肉？
此時湯同學的生活狀況與我讀初中時很相近似。我那時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學金為生，吃伙食團，每天二角五分夥食費，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費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還餘一元多一點用於理髮、買牙膏等；星期天，帶上我的搭夥證（四個星期是三斤八兩，加上約四角錢就能買三斤八兩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橋鄉下去給下放當農民的母親買點細糧來改善下生活，我幫她吃兩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穀粉（連糠帶米磨成粉謂之穀粉）糊糊。但我只讀書不做雜工就可強勉餬口，湯同學要做雜工才能勉強餬口。所以說，還是新社會好，還是人民的助學金好，還是我的老師好，讓我領到了當年最高的人民助學金，使我還能生活到今天，能在電腦前打這篇寫艾蕪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湯同學也就要更名為湯艾蕪和艾蕪了。
在紅十字會打工不久，湯同學緩過氣來了，又開始了他初期的文學創作。他寫了一首敘事詩，寫一個受侮辱與受傷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給了昆明的《雲波》雜誌。雜誌的編輯讀後便到紅十字會與他見了面，聊起了文學與人生。敘事詩沒有發表出來，但《雲波》刊發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詩，湯同學自己署名為：湯艾蕪。《星空》全詩如下——
“低徊在湖濱，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裡的星悽清，
都睇著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閃流星，
水裡的星向我湧流，
天空的星向我馳奔，
呵呵，我要捧著雙星，
光燦地飛騰！”
艾蕪1926年發表的這首詩，距現代白話詩誕生不過六年（從胡適1920年出版的《嘗試集》比郭沫若《女神》早一年算起），現在看來也是寫得相當不錯的自由詩。假如把它與本文開篇所引的三毛歌詞（歌詞也是詩的一種）《橄欖樹》相比，或者更有說服力一些吧。
兩首作品均在十行內，三毛的明白如話，明朗而富含詩意，但不講究押韻，也不講究推敲，十行內就有兩處用了“遠方”，隨性而寫，自然而流暢；艾蕪作品明朗而含蓄，雙星一詞有張力，給人以想像和補充的空間，且講究押韻，讀之更易記憶。三毛這首是因名作曲家的作曲和名歌唱家的演繹而得以流傳成為流行音樂經典的。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艾蕪這首作品發表時，後來的國歌作曲者聶耳已經入學雲南省立聯合中學，惜艾蕪未能有機會與聶耳相識於昆明。假如他們相識了，假如聶耳喜歡他的這首詞，幾年後，聶耳在上海發展時，這首詞經他譜曲是完全可以成為某部電影某部話劇插曲的。不要以為聶耳只能寫革命歌曲，我聽過田漢詞聶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別忘了我呀，我是你親愛的梅娘。你曾坐在我們家的窗上，嚼著那鮮紅的檳榔……”抒情得不得了，好聽得不得了！
人世間一切都不能假設，所以，富有詩人氣質的文學青年艾蕪雖也還要寫詩，有的詩後來也發表過，得到過稿費，但他文學發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講述他熟悉的底層人物命運的故事，用短篇和中篇小說的體裁，雖然其中也有詩也有歌，但詩和歌只是他小說的一個局部和次要的即非主要的組成部分了。
從1925年的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一年半的紅十字會打工生涯就要劃上句號了。五百五十個忙碌的黎明，五百五十個疲憊的黃昏，五百五十次太陽出來，五百五十次月亮東昇，艾蕪又要遠行了。
在昆明期間，他因投稿而結識了一些文學青年，有了交流文學夢想的對像；他與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墳壩裡，望著天上的星星，飲著澆愁的杜康，對逝去的人們演講著他們理想的社會；他有過暗戀，有過暗戀的失戀，有過失戀失意導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進翠湖長眠的瞬間；他有過工餘讀英文夜校的奮發，期望能被推薦到香港大學深造；他還利用假期與朋友到鄉村去進行義務教育；他也曾參加學生的進步活動並欲上臺演講，卻因身著雜役工作服而被人當作了扒手推開……
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多面的立體的不假修飾的生活鍛練、磨練、訓練和考驗著未來的大作家艾蕪！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艾蕪又出發南行了，向著雲南之南茅草地、向著緬旬仰光……
他依然是簡單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幾本他好不容易才省出錢來購置的英文夜校的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凱撒大將》……，身上更多了一個具有艾蕪特色的佩飾——一根麻繩拴著墨水瓶如項鍊般懸於他的胸前，隨著他南行的腳步，貼著他的心臟跳動著；瓶中的墨水將源源不斷流進他具有個性思考的筆尖，去記下原生態的南行素材，去紀錄文學化的底層人生，去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下不可或缺的一個章節……
邁開雙腳，繼續南行，從茅草地再奔向遠方
行文至此，為查對核實艾蕪繼續南行的路線，我尋到了1996年4月譚興國先生籤贈我的《艾蕪評傳》（譚先生是吾省著名文學評論家，擔任過《四川文學》《當代文壇》副主編，後為旅美作家。我1998年在《蜀報》兼任文學版主編時，他回國來，寫有在美國幫孩子帶小孩的散文託記者捎與我。稿刊發後，我託記者帶了樣報與他。後來，聽說他又到美國去了。我們就再無聯繫了）。譚先生在書中寫道——
“靠著一雙腳板和一種‘懵懂’的勇氣，他向雲南西部走去，經過綠豐、舍資到祥雲，按正路，應當從下關到大理，為著會一個朋友，繞道從彌渡，走雲州，順寧到了永昌（即今保山，當年楊升庵流放地——楊為他的前輩同鄉，徐注），再經騰越（騰衝）、千崖、跨過古爾卡鐵橋，進入緬甸境內的克欽山茅草地，再到商業重鎮八莫。因找不到工作，經兩位苦力的引薦，又折回茅草地。”
緊接著，譚先生對艾蕪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較為生動的描述——
“這一個多月的旅途對艾蕪一生和他的創作都有很大影響。他好像在他後來作品裡所寫的環境裡旅行，結織了許多未來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時和沿途的小販、轎伕同行，有時又獨自走在渺無人煙的崇山峻嶺之中。夜裡，或者住宿在江風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廟裡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過於在露天裡和馬頭哥們擠在一起過夜。那時，有不少馬馱子往來於滇緬之間，他們從中國運去土產，運回洋貨。他們結隊而行，每個馬頭哥趕五匹馬，一匹繫著鈴鐺的老馬在前面帶路，後面的馬群便有秩序地跟隨前進。他們走著，唱起山歌，喚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懼。一到晚上便尋找一個較為寬敞的地方，把馬和貨物分置開，圍成一圈，在中間燒起炎塘，埋鍋造飯。艾蕪跟著他們，既不怕山林中的猛獸，也不擔心剪徑的強人，圍著火塘過夜，還能聽到他們講述許多傳奇般的故事。”
一個多月的旅途使艾蕪獲益匪淺，從滇到緬的奇異風光，從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懸長刀、面惡心善的景頗漢子；趕馬的馬頭哥，流浪的賣藝人，抬滑桿的苦力，坐滑桿的生意人；黃果樹下的集市、芭蕉叢中的茅棚；風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趕路……
到八莫尋工作無果，經人介紹又折回到了茅草地。
昆明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一個驛站，他在昆明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在昆明是半工半讀——白天工作，晚上到免費的英文夜校讀書。茅草地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二個驛站，在茅草地是半工半教——白天在客店當雜工，晚上則要無償教老闆幾個子女讀書。白天他打掃客店，接送客人，打掃馬糞，工作並不比在昆明輕鬆。晚上，他教老闆子女讀書，付出的精力也不遜於在昆明學英文。艾蕪的一路南行，也就是他人生之旅的難行，從川入滇，由滇入緬，總是行路難。但，好在總算暫時又安頓下來了，暫時不再飄泊了。
命運之神總在磨練和考驗著他的耐受力，剛到茅草地不幾天，他就病了——打擺子（瘧疾），病得不輕。
據資料顯示：“瘧疾（malaria）是一種寒戰和高熱為主要症狀的嚴重疾病，通過受感染的蚊蟲叮咬傳播給人類，我國民間俗稱‘打擺子’”。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昔人有詠瘧疾的散曲雲：“熱時節熱的在蒸籠裡坐，冷時節冷的在冰凌上臥，顫時節顫的牙關錯，痛時節痛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寒來暑往都經過。”艾蕪就在茅草地趙家客店裡，在盛夏，經歷著寒來暑往時冷時熱時痛時顫的病體折磨，為了有口飯吃，有張床睡而咬緊牙關，下著苦力、掃著馬糞、教著娃娃……
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麻繩子專往細處斷。他瘧疾還未好，雙腳又爛了，又癢又痛，癢得難受，痛來鑽心！這是因他天天必須帶病堅持做活路，掃馬糞、掃馬尿，光著腳板踩在糞水中，日復一日，不斷浸泡，腳板腳趾被糞水漚壞了。幸得一位過路的馬頭哥有經驗，要他去山上採一種草藥來治，他照此辦理，天天用草藥泡腳洗腳，慢慢地腳也就好些了，再慢慢地腳也就基本上好了。
艾蕪那時在艱難困苦之中尋找著人生的路，他還不會知道，就是他從昆明到八莫再回到茅草地一個多月行程的所見所聞所感，就是他拖著病體在茅草地長達五月之久頑強謀生的所歷所見所感，就是這些得天獨厚，與別的作家不相同不相似的獨特而奇異的生活素材，孕育著他胸中已經受生活之精的名著《南行記》的胚胎，成就了他未來《南行記》中的代表作品和主要作品，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奠定了他流浪文豪的地位。
所以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艾蕪又要南行了，要經八莫到仰光去繼續拓展新開地，時在1927年9月。那時國內的前滇軍混成旅旅長朱德率領的八一南昌起義所餘部隊不久就要和毛潤芝率領的秋收起義農軍會師了。艾蕪其時也想參與國內外改天換地的大革命，改變這個太不公平的世界，翻身當家做主人。一年後的1928年，他在仰光參加了緬甸的共產黨小組。1930年，緬共合併入馬來西亞共產黨，艾蕪作為緬甸地委的代表赴會，會址在新加坡，途中因疫檢消毒而被留置小島一週，未能如期到會，但得以在新加坡駐腳四十天，住在海員工會。
回到仰光後，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馬共（緬共）的革命活動，直到1931初因國民黨當局中宣部和外交部的插手，艾蕪等四名共產黨員被英緬當局驅逐押解回到了中國……
差一點成為職業革命家的艾蕪在上海見到了老同學沙汀，由他起草由沙汀修改潤色兩人共同給魯迅先生寫信求教，魯迅先生給兩位青年作家的回信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了現代文學史的重要研究資料。而於1933年編成，終於1935年出版的《南行記》也再次宣告了一個職業作家的誕生。
1936年，魯迅先生在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說：“最優秀的左聯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張天翼、田軍、葉紫、艾蕪和周文”。
我此時向工作忙無時間讀完艾蕪《南行記》以及《南行記續篇》《南行記新篇》的文學青年建議，可以精選閱讀《南行記》代表作《山峽中》，最好再選配上法國作家梅里美的代表作《卡門》一起研讀，看看中法兩位作家筆下的底層流浪女子：野貓子和卡門這兩個文學形象是如何的鮮活靈動，光彩照人——一個自然具有中國的韻味，另一個無疑洋溢著歐州之風情……
本文至此結束。我的耳邊依然縈繞著那一支歌——
不要問我從那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
（艾蕪老南行九十三週年時，後生徐建成寫於成都龍泉上東陽光）
一一原刊於《四川經濟日報》悅讀版2018\\9\\14
注：本文所用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徐建成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工人日報主任編輯，四川省文藝傳播促進會（四川省記者文學藝術研究會）副會長、祕書長、會刊主編，四川省詩歌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