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權活能 為脫貧留下一支永不離開的隊伍——留壩縣創新實施村級黨支部+互助合作社發展模式調查

七月的留壩，細雨綿綿、涼風習習，而與這一片寧靜、怡然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活躍在百姓間的“第五級書記”們，因為村級扶貧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帶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忙碌、激情和自豪。

在脫貧攻堅這場持久硬仗中，從中央到省委和市委都要求形成“五級書記”抓脫貧的工作大格局，在這個格局中。第五級書記——村支書和以村黨支部為核心的村級組織就是落實脫貧攻堅任務的“最後一公里”。這“最後一公里”的作用到底該怎樣發揮？其中，又有哪些問題？該怎麼解決？

留壩縣以創建村級扶貧互助合作社（以下簡稱“扶貧社”）為抓手，通過脫貧攻堅的制度性創新，壯大村集體經濟、拓展村級組織職能、提升村級組織的執政能力、推動鄉村治理變革，把村級組織鍛鍊成為脫貧路上一支“永不離開的隊伍”，走出了一條具有留壩特色的精準扶貧路子。7月5日至6日，記者一行深入該縣多個鎮村，訪扶貧社、入農戶對該縣的這一創新做法進行了深度調查。

想法提出：“自己還是貧困戶，怎麼帶領百姓脫貧致富”

秦嶺南麓的山區小縣留壩，全縣轄7個鎮、1個街道辦，總人口4.7萬，縣域面積1970平方公里，是國家南水北調的重要水源涵養地，限制開發的重點生態功能區，山大溝深、交通不便，沒有工業，是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截至2016年6月底，該縣有38個“空殼村”，佔行政村總數的50.7%。

“脫貧攻堅根本之策是解決‘怎麼扶、扶長遠’的問題。第五級書記是脫貧攻堅的工作主體，貧困群眾是脫貧攻堅的主體對象，這兩個內因，決定了脫貧攻堅的成效。如何通過工作主體激發主體對象的內生動力，即使脫了貧摘了帽，工作隊撤走後，脫貧成果依然能夠得到鞏固，真正達到習總書記的要求？”這是該縣縣委書記許秋雯自上任以來思考最多的問題。為此，她做過多種探索，也走了不少彎路。7月6日下午，在脫貧攻堅千頭萬緒的工作中，扶貧社的“頂層設計師”許秋雯擠出了2個小時，與記者面對面詳談了她創建扶貧社的初衷。

“全縣共98個村級組織，其中16個村沒有辦公場所，17個村的辦公場所屬於D級危房，近1/3的村黨組織屬於軟弱渙散和後進村黨支部整頓對象。”這是2011年，許秋雯剛來留壩縣履職時各村級組織面臨的嚴峻形勢。“打鐵還需自身硬，‘自己’都還是‘貧困戶’，說話沒底氣，組織發展群眾沒動力，怎麼能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奔小康？”許秋雯看似玩笑的話，卻道出了現下全市大多村級組織面臨的共同難題。為此，自2012年起，她籌資改建村級活動場所，針對村幹部隊伍年齡大、文化水平低、報酬待遇低的現狀，連續4年，3次給村幹部上調報酬，從2011年的2200元/年，提高至2016年的2.44萬元/年，並抓住鎮村綜合改革和村“兩委”換屆的契機，將一大批文化程度高、頭腦靈活、責任心強的農村能人選進村級班子。

村級班子建好了，有了戰鬥堡壘，許秋雯開始琢磨怎樣用這支隊伍帶領群眾增收致富。“用合作社抱團發展的方式幫助農民群眾是我一直關注的方向，為此，我試過讓能人大戶成立合作社帶動貧困戶，也曾試過讓村幹部領辦合作社，2012年，全縣最多時發展了80多個合作社，但最後兩個方案都失敗了。究其原因，能人大戶一旦發展好，他們考慮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不會主動關心貧困群眾。而村幹部有責任感，能把貧困戶拉進合作社，但他們不一定是生產能手和市場專家，技術不過關，市場不精通。因此，從根本上幫助農民增收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再一次，該縣領導班子陷入了困惑，怎麼才能揚長避短，將合作社發展之路走下去？

2015年，精準扶貧開始了。各級組織、全體幹部迅速行動，各種給錢、給物、給政策，針對貧困戶的幫扶措施層出不窮。但是，許秋雯在其中看到了問題，她告訴記者，一是村級組織熱情不高。包聯幹部將錢、糧、物直接入戶給了貧困戶，村幹部當上了甩手掌櫃。二是群眾參與度不高。沒有村幹部的主動配合，幫扶部門和包聯幹部只能把扶貧攻堅當作階段性中心工作來做，簡單的給錢給物，這種工作模式，形不成持續效應，老百姓不參與、不歡迎，甚至還助長了一些群眾的等靠要思想。三是脫貧成果得不到鞏固。脫貧摘帽之後，包聯單位、幹部撤走了，脫貧成果誰來鞏固？

許秋雯認為，打通脫貧攻堅“最後一公里”的工作應該由村級組織來完成！只有從制度層面創新村級組織的管理運營模式，解決村級組織的經濟基礎，讓村級組織說話有底氣、幹事有平臺、管理有手段，才能真正建強基層政權，發揮“第五級書記”的戰鬥堡壘作用。為此，她結合前兩次的失敗經驗，將村支部和村委會的職能上調，搞協調和管理，專業合作社職能下放，搞技術和跑市場，精心設計了“扶貧社”這個抓手，為村級組織賦權活能，力爭把村級組織鍛造成脫貧攻堅的“主心骨”，帶領群眾增收致富的“領頭雁”。

具體操作：按盈利和公益兩類設多種服務隊

建設扶貧社沒有先例。為了穩紮穩打，去年8月，該縣在全縣選擇了11個支部班子堅強有力的村作為試點，先行推開“扶貧社”。由村支部書記任理事長的扶貧社，其實質是建立了一個村支部領導下的集“經濟、管理、生產、服務、公益”等功能為一體的綜合體。

扶貧社堅持經濟組織的基本屬性，是具備管理服務、組織協調、資源集聚職能的獨立法人主體，但並不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服務活動。在扶貧社之下，設立若干個專業生產組或服務隊、站、點，從事具體的村級事務管理、組織群眾生產、服務群眾生活等工作。這些專業生產隊（站、點）分為生產經營和公益服務兩大類，其中扶貧互助資金協會、自來水管護服務隊、衛生保潔服務隊3個服務隊原則上每個村必須組建；生產經營類服務隊則根據實際及需求，由各村自行確定。扶貧社對各個專業生產隊（站、點）的管理主要遵循市場規律，採取經濟手段，輔助以政治手段和村民參與的民主手段實行綜合管理，並通過管理、服務各個專業隊（站、點）收取一定的管理費和服務費，作為村集體經濟積累。

試點推行以來，半年時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幹部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極高。

“現在好了，不僅村上有了固定收入來源，村上的環境衛生、自來水都由村互助合作社下設的專業管理服務隊負責管理，多年的老大難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作難了半輩子的留壩縣武關驛鎮松樹壩村黨支部書記席幫清高興地告訴記者，自從成立了扶貧社，村級事務管理就重新找到了抓手。今年1月，該縣又適時啟動了第二批15個試點村的扶貧社建設，運行情況也很好。截至目前，全縣75個行政村已實現了全覆蓋。

開展扶貧社建設，是該縣立足解決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切實增強村級組織帶領群眾脫貧致富能力的有益探索和實踐。工作中，為了讓扶貧社做得更活、更好，除了在幹部廉潔和資金安全問題上做出硬性規定外，該縣並沒有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要求全縣整齊劃一，而是充分尊重基層幹部群眾的首創精神，鼓勵各村根據自己的實際放手大膽探索創新。例如，除每村必須組建的3個隊外，火燒店鎮中西溝村因地制宜，設立了特色旅遊服務隊、電子商務服務隊、文藝宣傳服務隊、紅白喜事服務隊、政策法規宣傳隊和種養殖技術指導服務隊。而武關驛鎮松樹壩村設立了產業發展服務隊、電子商務服務站、歡樂鄉村文藝宣傳隊和雙基聯動工作站。

有的村組因為村小人少在實施過程中創新跨區域合作。有幾個村共同申請成立一個合作社的；有同一條溝裡幾個村共同成立一個建築工程隊或者農業生產隊的，這種發展趨勢打破了傳統行政區劃的限制，對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進行重新配置，以實現效率最大化，是一種嶄新的發展管理模式。如：青橋驛鎮社火坪村扶貧社由社火坪村和獅子壩村聯合成立，下設社火坪村扶貧互助資金協會，組建生產經營類服務隊3個，分別為宏圖種養殖專業合作社、基礎設施建設服務隊、產業技術服務隊；公益類服務隊3個，分別為社火坪村衛生保潔隊、紅白喜事理事會、獅子壩村衛生保潔隊。

在項目實施上，各村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的村實行一個能人牽頭，統一帶工模式，以求獲得集體收益最大化；有的村採取能人帶動，“一事一合作”的模式實施，讓貧困戶獲得勞務和分紅2份收入；有的村採取公開招標，引進有資質、能力的工程隊負責建設；有的村先行募集股份集齊工程款，工程結算後再根據股金份額進行分紅。在項目實施中，各扶貧社也可以資源統籌，互通有無，最終實現效益最大化。

在產業發展上，所有扶持產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項目全部由扶貧社組織實施。農產品龍頭企業的銷售訂單全部與扶貧社簽訂，由扶貧社組織群眾生產、管控質量，並向企業收取一定的服務費。同時，支持扶貧社建設種源基地，從事無汙染農特產品加工等行業。

留壩縣山城農特產品有限公司就是該縣為幫助農戶銷售土特產，專門扶持的一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記者瞭解到，該公司自2016年9月開業以來，共與全縣27個扶貧社48家農戶簽訂了土豬、土雞、香菇、蜂蜜等農產品收購合同。在簽訂的合同中，27個合作社共有貧困戶684戶，1646人，48戶農戶中有貧困戶22戶；共簽訂了土豬2731頭、土雞4.084萬隻、香菇333.5噸、蜂蜜7.25噸、乾菜12噸的購銷合同。

該公司的主要協助人楊茂華，向記者詳細介紹了公司與扶貧社合作的流程：“年初，公司通過市場調研，向扶貧社提供種植計劃，由扶貧社向農戶分配種植任務，再由公司向農戶支付定金，巧妙地將市場和種養有機結合起來。此項訂單農業，讓生產落到了實處，通過扶貧社的監管，保證了農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也讓企業落到了實處，通過對市場的開拓和把握，達到和農戶互利雙贏的效果。今年截至目前，公司已向農戶支付各類農特產品定金200餘萬元。”

政策支持：扶上馬送一程

在扶貧社成立之初，為了解決啟動資金難題，該縣通過政府貼息貸款為每個扶貧社解決了30萬元貸款。主要用於各專業隊（站、點）開展生產、從事管理所需基本生產資料的置辦，創造運營的基本條件。此外，該縣為每個村的扶貧互助資金協會解決資本金30萬元，主要向貧困戶提供方便、快捷的小額信貸服務，著力解決群眾產業發展“缺資金”的問題。在財政注入、政府貼息貸款的同時，允許各類專業合作社以社團身份加入扶貧社，鼓勵貧困群眾、能人大戶入股參加扶貧互助資金協會，並根據股金份額參與分紅。為避免“小魚吃大魚”的現象，規定每戶交納股金1000至2000元，明文規定不允許“壘大戶”。

針對各專業隊（站、點）在啟動初期沒有經驗和能力承接經營項目的問題，該縣創新推行了項目代建制度。將總投資30萬元以下、工程技術簡單、能夠吸收當地村民投工投勞的項目，由項目主管部門或鎮（街道）以委託代建的方式，交由扶貧社組織實施。扶貧社通過市場化運作發包給下屬的專業服務隊承建。承建者必須遵守兩點規定：勞務人員必須以貧困群眾為主；給扶貧社繳納一定比例的管理費，作為村集體收入。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近期，該縣又出臺了新的扶持政策，規定各項目主管部門每年下達給扶貧社的代建項目投資額必須達到本部門涉農項目資金的30%以上，農業生產類項目必須達到50%以上，河道採砂項目的50%以上由扶貧社運營管理。此舉旨在不斷拓寬扶貧社經營範圍，支持扶貧社做大做強。僅此一項，首批11個扶貧社運營半年時間後，就承建了1500萬元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和管理。下一步，該縣還將拿出總投資5億元的貧困村基礎建設項目中的20%，通過項目代建的方式交給扶貧社組織實施。

在扶貧社成立之初，該縣還給每個扶貧社添置了農機具、生產大棚等大型農資。支持扶貧社依託農業生產服務隊，開展大田託管、農機服務、農業技術培訓等系列生產服務；支持各扶貧社建立電子商務服務隊，開展農產品代購代銷，著力解決農產品缺市場、無銷路的問題。

實施過程中，該縣要求所有扶貧社堅持將貧困戶參與比例作為各盈利性服務隊承接項目的前置條件，豎起各村公益服務隊中貧困戶所佔比例的硬槓槓。規定，個體股東中貧困戶股份不低於51%；凡是承包、領辦項目的能人、大戶，僱傭勞動力中貧困戶比例不得低於30%。為了公平起見，在項目建設實施中，由“第一書記”給貧困戶派活，以保證人人有活幹，戶戶領工資。扶貧社結合貧困戶個人特點、技術能力和不同的致貧原因，在生態護林、村級公益事業服務隊等盈利性崗位中優先考慮貧困戶。2016年，該縣聘用180名貧困戶為生態護林員，每人每年可獲得6000元工資收入。

生產經營類服務隊自身就能賺到錢，而不掙錢的公益服務隊怎麼保證其長久運行呢？在公益服務隊組建之初，該縣按照大村4000元、小村3000的標準，給每個村落實了環境衛生管護經費，添置了垃圾箱、垃圾清運車等環衛設施，支持各扶貧社成立衛生保潔服務隊，開展鎮村環境衛生保潔服務；成立自來水、村莊道路等基礎設施管護服務隊，承擔鎮村自來水管道、通村公路、堤防工程等基礎設施的維修管護；成立文藝宣傳隊，組織開展積極健康向上的各類文化文藝活動，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成立紅白喜事服務隊，為群眾婚喪嫁娶提供服務，引導農民移風易俗。並採取“縣財政劃撥一些、村集體積累補助一些、農戶保潔費收取一些”的方式解決保潔人員工資和垃圾清運等公益崗位的費用。火燒店鎮中西溝村支部書記黎平富告訴記者，村上通過召開集體會議，大家議定衛生保潔費按人頭收取，一般群眾20元/年，貧困戶10元/年，五保戶不收取費用。解決了長期以來農村基礎設施“有人建、有人用、無人管”的老大難問題。

收益分配：“院壩說事會”上群眾說了算

“集體收益越來越多，收益怎麼分配，集體積累如何開支，怎麼化解貧困戶出工不出力……”最近，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留壩縣馬道鎮沙壩村支部書記餘海兵。通過反覆思考，他決定每月25日召開一次“院壩說事會”，讓每位社員都以主人翁的身份發表意見共同協商解決。這種集體事務共同管理，是非對錯群眾評判的企業式管理教育模式，有效解決了扶貧社內的許多“大難題”。

通過近期幾次說事會的反覆商議，沙壩村決定將原來年底一次性分紅調整為按生產週期逐次分紅，同時規定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的每次從本金中扣除100元。制度的約束使貧困戶逐漸樹立起了紀律意識、責任意識、主人翁意識。“會上共同定下的制度，大家都能自覺遵守，村上的工作也好乾了。”餘海兵高興地告訴記者。

隨著集體積累的增加，該縣適時出臺了《扶貧互助合作社收益分配辦法》，明確扶貧社通過生產經營取得的收益為村集體收入，在提取公益金、公積金、管理費後，經全體成員同意，可向村民進行分配。提取比例、分配形式、分配多少，要求各村通過群眾議事的方式自行確定收益分配比例，保證參股群眾與扶貧社之間建立公平的利益機制。因為是群眾議事商定的，因此各個扶貧社的資金收益分配方式都不盡相同，比如武關驛鎮松樹壩村合作社規定，村集體積累與扶貧社收入按三七開比例分成，馬道鎮沙壩村則是四六開。

“大家按順序排隊領錢，入股的人人有份，第一個劉忠誠……”這是近日，青橋驛鎮社火坪村扶貧社召開首次股東分紅大會的場景，50戶社員人均領到了1000元的分紅。貧困戶劉忠誠一邊數錢，一邊高興地說：“去年在扶貧社的宏圖生態養殖工作隊入了1000元股金，今年分紅就得了1000元，股金還在，而且養殖規模不斷擴大，今後只會越分越多，這個股我算入對了！”

該扶貧社理事長、村支部書記焦國安告訴記者：“去年，我們宏圖生態養殖工作隊實際收入近60萬元，純盈利12萬元。扶貧社7個工作隊共承擔了5個代建項目、出欄生豬103頭、參與公益性勞動130餘人次，給村集體積累增收4.5萬元，帶動貧困戶戶均增收1300餘元。今年我們已經投放了150頭豬仔、2頭繁育母豬，準備再購買50頭繁育母豬，爭取把宏圖生態養殖場打造成為全縣種豬繁育的規模化基地。”

風險防範：五道防線築牢廉潔基礎

隨著各種項目、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向扶貧社，從源頭防範和控制村幹部廉潔幹事的風險和資金運營風險尤為重要。該縣堅持預防在先，用“四道防線”建立起了全面的監管機制。

一是扶貧社堅持黨的核心領導地位，理事長一律由村支書擔任。扶貧社的主要職能是組織協調、整合資源、管理服務，不得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服務活動。這為村幹部廉潔幹事設置了第一道防線。

二是嚴格規定村“三委會”成員不得領辦經營性專業生產隊，其家屬不得以參與生產隊勞動、或以大型機械租賃等形式在生產隊獲取報酬。這為村幹部廉潔幹事設置了第二道防線。

三是實行村財鎮管。集體積累、資金兌付、項目實施、股金分紅等所有的資金往來都由鎮（街道）財政完成，扶貧社庫存現金不超過1千元。這為扶貧社的資金安全設下了第三道防線。

四是扶貧社監事長由村“第一書記”擔任，負責對扶貧社運營情況實施監督，賦予其對村級組織和村組幹部的廉政監督“探頭”職能和“前置”作用，做到監督關口前置，有效降低扶貧社廉政風險。“第一書記”到期後由鎮包村幹部繼續擔任這一職務。

四道防線從源頭上為村“三委”築牢了清正廉潔的基礎，為村幹部幹事創業注入了一劑“安心藥”。

今年6月，江口鎮河西村“第一書記”陳長安在對河西村扶貧社實施的汙水處理廠代建項目工程的例行檢查中，發現有村幹部直系親屬在工地上幹活。陳長安立即找到該名村幹部全面瞭解情況，並會同鎮紀委領導與該村幹部進行了談話，隨即終止了村工程隊與該名村幹部直系親屬的用工合同，換用村上另一名貧困戶勞力，及時避免了該村幹部優親厚友問題的發生。

獲得成效：貧困戶增收村組織有積累

通過近一年時間的運營，該縣扶貧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截至目前，全縣73個扶貧社，共發展會員1143戶3182人，佔全縣貧困戶總人數的75%，組建電商服務、建築工程、生產服務、紅白理事會等各類服務隊共419個。其中，扶貧互助資金協會吸納貧困戶1267戶3293人，佔貧困戶總數的76%，累計吸納股金664.15萬元，發放貸款573.6萬元；累計承接村組道路、農田水利、環境整治等小型基建項目112個，總投資2387.2萬元，已完成投資1144.8萬元，參與貧困戶573戶781人，帶動參與貧困戶戶均增收1033元；組織群眾養殖生態豬591頭，土雞2200只，土蜂2209箱，袋料香菇62.7萬筒，椴木香菇150架，名貴中藥材100餘畝，帶動貧困戶88戶2256人，戶均增收311元。累計增加村集體積累90.35萬元，其中最多的村組高達22萬元。

武關驛鎮松樹壩村扶貧社為基建工程隊提供項目管理、質量監管、技術支持等服務，1個多月就實施了2個小型基建項目，盈利3.1萬元，2.17萬元留歸扶貧社，9300元作為村級集體積累。

馬道鎮沙壩村扶貧社規定，每個能人大戶必須帶動3戶貧困戶，才能承包村上的食用菌生產隊。受規定的鼓勵，去年村上3個大戶帶動9戶貧困戶承包了村扶貧社的食用菌生產隊，發展袋料香菇10萬袋，大戶負責技術和管理，貧困戶出勞力。今年出售後獲利20萬元，3個大戶獲得49%的收益9.8萬元，貧困戶獲得收益的51%，戶均收入1.67萬元。

武關驛鎮松樹壩村的貧困戶李素珍、吳秀萍體力較差，又沒有技術特長，到外面找不到活。村上扶貧社的建築工程隊成立後，將2人吸納為成員，短短十餘天，李素珍、吳秀萍就分別掙到了1600元和830元。

留侯鎮營盤村扶貧社承接了縣紫柏山景區和縣青少年足球研訓基地的日常保潔工作，由下屬的環境保潔服務隊實施，隊中的5名貧困戶每人每月可以獲得800元工資。

該縣通過扶貧社這個抓手實現了“把群眾組織起來”的目標。現在，村上的事情有人管了，村級組織有實力了，幫扶群眾有手段了，脫貧攻堅也有了永久性的依靠。

四項創新：推動鄉村治理大變革

採訪中，記者明顯感覺到這項創新給該縣的各村級組織注入了新活力，帶來了喜人的大變化。記者將這種鉅變用4個“創新”做了概括。

創新了農村組織方式。扶貧社通過綜合運用經濟的、民主的、自治的手段，組織群眾發展生產、管理公共事務，村上產業發展有人牽頭、人飲工程有人維護、環境衛生有人打掃、文化活動有人組織、紅白喜事有人張羅，農村組織方式煥發出了嶄新的活力。

創新了農村生產方式。扶貧社把貧困群眾組織起來實施項目，接受組織管理，獲得勞務收入，在家門口就能掙到錢。扶貧社上接龍頭企業的訂單，下聯農戶，組織農民按標準生產優質農產品。在扶貧社的帶領之下，農民參與勞動、發展產業，更新觀念、學習技術、增加收入。這種機制改變了傳統農業生產以農民單打獨鬥為主的方式，使得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成為現實。

創新了農村治理方式。扶貧社管理運營充分體現了“共商、共識、共建、共享、共擔”的市場理念，建立了公平、民主的利益捆綁機制，村民變股民，同股同酬、權利對等、民主協商，使農村民主管理、村民自治有了新的實現渠道和方式，群眾真正成為發展生產，管理村級公共事務的主體。

創新了農村黨建工作方法。去年最先參與扶貧社的貧困戶人均獲得收入2000餘元，村幹部普遍反映說話有人聽了，群眾願意跟著村上走了。“村支部+扶貧社+農戶”的引領帶動模式，設置了全新的村級組織運營管理體制，使村級組織抓發展有了手段、抓管理有了底氣、想幹事有了平臺，在群眾中的凝聚力、號召力、影響力大幅提升。

學習推廣：經驗可持續、能複製

留壩扶貧社的創新性建設，得到了省、市委的高度肯定。目前，全市正在推廣學習這一經驗做法。但有的幹部群眾擔心扶貧社經驗能不能被複制和推廣？政府的扶持到底能給多長時間？扶貧社的發展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針對這些問題，記者也有針對性地進行了調查和思考：

首先，政府通過加大扶持，在政策、項目上給出優惠條件，並堅持扶上馬、送一程，通過一到兩年時間的運營，扶貧社能夠培養出一批懂市場、會管理、能經營的鄉土人才，這些鄉土人才具備了在市場上生存立足的基本能力，為扶貧社的長遠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所以，此經驗是可持續、能推廣的。

其次，政府對農村的政策、項目、資金支持，是長期的、持續的。那麼，扶貧社實行的項目代建制就可以長期執行，建設過程中，集體、群眾增收，項目建成後群眾長期受益。作為參與建設者和終身受益者，大家會對項目建設質量實施終身監督。這種辦法不僅合規，更創造了涉農資金項目管理的好經驗。

最後，在推進扶貧社的過程中，該縣鼓勵各村根據自己的實際和條件放手大膽探索創新，探索出多種發展管理模式。所以，各扶貧社可因地制宜、量體裁衣，從不同的需求入手，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管理模式。

“扶貧社運行一年來，開展了各種有益探索和實踐，從中得出許多寶貴經驗，但也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許秋雯對記者說，扶貧社中普遍缺乏專業會計，賬務處理難度大；儘管已提前健全了風險防範機制，仍有個別村幹部存有私心，操作不夠規範，保證幹部廉潔、防範資金風險的任務永遠在路上；一些工作推進較好的村提出扶貧社到底該如何進行收益分配、參與管理的村幹部該不該通過正當方式獲得一定的工作回報等，這些都屬於發展中的問題，有待於在今後的工作中逐步解決並不斷完善。

“後期，在把扶貧社做好的同時，我們也將因地制宜、積極穩妥、循序漸進的在扶貧社中嘗試股權三變，讓資源變股本，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民。”許秋雯對扶貧社未來的發展，充滿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