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就有儒家能否算宗教的爭論。
“它對東亞的政治文化及精神生活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因為儒教在東亞的政治、社會、教育和家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中華文化圈（包括工業化的東亞日本、韓國、新加坡和社會主義的東亞中國、朝鮮和越南）才被稱為‘儒家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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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說： “雖然儒教往往與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以及道教並列，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主要宗教，但是它從來就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也不是一個以宗教禮拜活動為核心的宗教。”所以歷來就有儒家能否算宗教的爭論。
但無論它是否算宗教，其影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每一民族皆有自己存身立命之基本信仰，而中國乃至整個中華文化圈如果說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的信仰定位，則是來自儒學。所以梁啟超對儒家在中國儒釋道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做了特別的強調：
我們這個社會，無論識字的人與不識字的人，都生長在儒家哲學空氣之中……自孔子以來，直至於今，繼續不斷的，還是儒家勢力最大。自士大夫以至臺輿皁隸普遍崇敬的，不定期是儒家信仰最深。所以我們可以說，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若把儒家抽去，中國文化恐怕沒有多少東西了。中國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
但是很悲哀，儒家的擔當給儒家學說帶來很多不該擔負的責任。
這是一個談“儒”不合時宜的時代，身邊有很多朋友都能大聲質疑：“儒學有什麼用？”
儘管對於中國人來說，儒家確立的行為規範已經像血液一樣深入到每個人心裡，但是這個社會不乏對儒家的大聲批判者，問題不在於批判，而是基於完全誤解的批判。
中國人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都是儒家規範，仁、義、禮、智、信全部來自儒家，中國人思考問題的原點之心都是儒家，甚至中國人不管信仰佛、道教或西教，都無法脫離儒家的影子。但是當代中國人對儒家的誤解和反對到了連外國人都無法容忍的地步，這是最大的文化危機。
儒家文化是中國原典文化，是中國人的根，中國人的心，是換了國籍都無法擺脫的靈魂，為什麼我們這樣熟悉又陌生？
這一切來源於儒家思想的切入點。
眾所周知，大哲學、大宗教都首先在明確世界本原的問題上人手，確立一個世界的終級超越，比如上帝、神、道或佛教的“阿賴耶識”，只要確立了終極的超越，就可以產生信仰崇拜，這是從上而下的學術思路，有“神”的故事好講。這是世界大宗教、大哲學的切入口，可稱為“以天導人”。
儒家偏偏不是這種思路。儒家一開始就要解決人的問題，要確立人的價值和道德，讓人昂立，是一種“以人導人”的哲學思維。
這樣做的風險是從開頭就承擔起“二流哲學”、人情世故哲學的非議，就好像一個朋友和你，大家都是“人”，憑什麼信你？
真正儒者的實踐乃在表現一種精神生活，儒者的道德實踐彰顯的是一種莊嚴的自律，而非他律，由正心誠意、反身及己、慎獨等功夫（實踐）達到天地人為一體的浩然正氣。
儒者必須有擔當，有責任，有自我犧牲的昇華。儒者的犧牲力量不來自上帝，不來自外力，而是自我的力量。故中華民族每一個朝代最後的守望者，不是帝王將相，而是那些形影單薄的儒者，他們既是時代的棄兒，又是精神家園的守護者。
儒家以此立教，傳延了世界上時間最久且從無間斷的中華文明。儒者以“人世”的態度教化人，宏立人，其難度與艱辛無與倫比。
儒者每個時代的聖人都是後人確立的，在他們生活的年代，他們都是孤獨的傳道者，有的如“喪家之犬”，有的死無葬身之地，但是他們挺立了中國人的價值脊樑，打造了獨一無二的中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