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金華黑暗往事震撼一群日本友人，有人跪地懺悔、痛苦不已......'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小野話不多，瘦削的臉上戴著眼鏡，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點不顯眼。大多數時候，他喜歡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來浙江，對細菌戰這段歷史，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小野是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殺是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其撰寫的《通向南京之路》一書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我不是學歷史的，在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又是怎麼想怎麼看的。”小野的家鄉福島當年也有很多人應徵入伍，在日軍攻打南京的部隊裡。“我的周圍有很多到中國打過戰的人，從小，我就聽上一輩的人說起戰爭，說他們在中國做了比如斬首、射殺等壞事。”

小野最早開始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歲。 “那時足球不能像年輕時那麼踢了，想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做。我做的是蒐集南京大屠殺加害方的證據，這個最難了。在日本，如果沒有加害方的證據，南京大屠殺就變成了捏造。我記得，第一個上門採訪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麼都不肯說。我的調查做什麼，一個是老兵的證詞，一個是老兵的日記，這兩方面要對得起來。有些老兵雖然會和你講，但日記不肯拿出來。日記肯拿出來的人，真的很少。”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小野話不多，瘦削的臉上戴著眼鏡，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點不顯眼。大多數時候，他喜歡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來浙江，對細菌戰這段歷史，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小野是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殺是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其撰寫的《通向南京之路》一書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我不是學歷史的，在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又是怎麼想怎麼看的。”小野的家鄉福島當年也有很多人應徵入伍，在日軍攻打南京的部隊裡。“我的周圍有很多到中國打過戰的人，從小，我就聽上一輩的人說起戰爭，說他們在中國做了比如斬首、射殺等壞事。”

小野最早開始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歲。 “那時足球不能像年輕時那麼踢了，想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做。我做的是蒐集南京大屠殺加害方的證據，這個最難了。在日本，如果沒有加害方的證據，南京大屠殺就變成了捏造。我記得，第一個上門採訪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麼都不肯說。我的調查做什麼，一個是老兵的證詞，一個是老兵的日記，這兩方面要對得起來。有些老兵雖然會和你講，但日記不肯拿出來。日記肯拿出來的人，真的很少。”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小野話不多，瘦削的臉上戴著眼鏡，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點不顯眼。大多數時候，他喜歡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來浙江，對細菌戰這段歷史，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小野是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殺是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其撰寫的《通向南京之路》一書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我不是學歷史的，在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又是怎麼想怎麼看的。”小野的家鄉福島當年也有很多人應徵入伍，在日軍攻打南京的部隊裡。“我的周圍有很多到中國打過戰的人，從小，我就聽上一輩的人說起戰爭，說他們在中國做了比如斬首、射殺等壞事。”

小野最早開始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歲。 “那時足球不能像年輕時那麼踢了，想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做。我做的是蒐集南京大屠殺加害方的證據，這個最難了。在日本，如果沒有加害方的證據，南京大屠殺就變成了捏造。我記得，第一個上門採訪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麼都不肯說。我的調查做什麼，一個是老兵的證詞，一個是老兵的日記，這兩方面要對得起來。有些老兵雖然會和你講，但日記不肯拿出來。日記肯拿出來的人，真的很少。”

小野主要採訪福島步兵第65聯隊的侵華老兵。王選介紹，65聯合隊號稱“白虎部隊”，是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部隊，沒想到這麼一支部隊會大規模屠殺戰俘。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小野話不多，瘦削的臉上戴著眼鏡，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點不顯眼。大多數時候，他喜歡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來浙江，對細菌戰這段歷史，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小野是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殺是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其撰寫的《通向南京之路》一書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我不是學歷史的，在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又是怎麼想怎麼看的。”小野的家鄉福島當年也有很多人應徵入伍，在日軍攻打南京的部隊裡。“我的周圍有很多到中國打過戰的人，從小，我就聽上一輩的人說起戰爭，說他們在中國做了比如斬首、射殺等壞事。”

小野最早開始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歲。 “那時足球不能像年輕時那麼踢了，想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做。我做的是蒐集南京大屠殺加害方的證據，這個最難了。在日本，如果沒有加害方的證據，南京大屠殺就變成了捏造。我記得，第一個上門採訪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麼都不肯說。我的調查做什麼，一個是老兵的證詞，一個是老兵的日記，這兩方面要對得起來。有些老兵雖然會和你講，但日記不肯拿出來。日記肯拿出來的人，真的很少。”

小野主要採訪福島步兵第65聯隊的侵華老兵。王選介紹，65聯合隊號稱“白虎部隊”，是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部隊，沒想到這麼一支部隊會大規模屠殺戰俘。

在31年的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小野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被拒門外，卻從沒想過放棄。“一般來說，老兵的第一反應是不讓你進屋。如果讓你進屋，那就意味著可以對話了。絕大多數老兵不讓你進屋，往往一個老兵家就要去好幾趟。從把你堵在門口，到願意讓你進屋、和你對話，直至最後把日記等證據材料拿出來給你，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小野印象最深的一個老兵， 他平時雖然願意講，自己在中國做了什麼壞事，但日記就是不肯拿出來了。“有一次，我請他來參加和平運動的證詞集會，他居然把日記帶來了。距我第一次見到他，都過了30年啦！”

這個老兵究竟在日記裡記了什麼，讓他如此諱莫如深？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小野話不多，瘦削的臉上戴著眼鏡，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點不顯眼。大多數時候，他喜歡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來浙江，對細菌戰這段歷史，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小野是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殺是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其撰寫的《通向南京之路》一書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我不是學歷史的，在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又是怎麼想怎麼看的。”小野的家鄉福島當年也有很多人應徵入伍，在日軍攻打南京的部隊裡。“我的周圍有很多到中國打過戰的人，從小，我就聽上一輩的人說起戰爭，說他們在中國做了比如斬首、射殺等壞事。”

小野最早開始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歲。 “那時足球不能像年輕時那麼踢了，想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做。我做的是蒐集南京大屠殺加害方的證據，這個最難了。在日本，如果沒有加害方的證據，南京大屠殺就變成了捏造。我記得，第一個上門採訪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麼都不肯說。我的調查做什麼，一個是老兵的證詞，一個是老兵的日記，這兩方面要對得起來。有些老兵雖然會和你講，但日記不肯拿出來。日記肯拿出來的人，真的很少。”

小野主要採訪福島步兵第65聯隊的侵華老兵。王選介紹，65聯合隊號稱“白虎部隊”，是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部隊，沒想到這麼一支部隊會大規模屠殺戰俘。

在31年的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小野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被拒門外，卻從沒想過放棄。“一般來說，老兵的第一反應是不讓你進屋。如果讓你進屋，那就意味著可以對話了。絕大多數老兵不讓你進屋，往往一個老兵家就要去好幾趟。從把你堵在門口，到願意讓你進屋、和你對話，直至最後把日記等證據材料拿出來給你，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小野印象最深的一個老兵， 他平時雖然願意講，自己在中國做了什麼壞事，但日記就是不肯拿出來了。“有一次，我請他來參加和平運動的證詞集會，他居然把日記帶來了。距我第一次見到他，都過了30年啦！”

這個老兵究竟在日記裡記了什麼，讓他如此諱莫如深？

平均年紀74歲，年紀最大的89歲，最小的63歲。這群白髮蒼蒼的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選擇在“七七”這個特殊的日子前，來到中國。義烏是他們此行的第一站。

當天，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一行18人，在原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帶領下，先後走進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以及崇山村，實地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史實。

他們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義烏。義烏是細菌戰受害重災區，面對當年慘重的受害史實，有年過八旬的日本老人握著受害者親屬的手哭著懺悔，也有年過六旬的日本老人雙膝跪地，長久不起。

他們究竟在義烏遭遇了什麼？為何如此動容？

非常抱歉，你們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位於義烏和平公園內，緊鄰五洲大道，距細菌戰重災區崇山村不到一里。

當天氣溫高達35攝氏度，義烏市檔案局副局長劉威和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遺屬王興國等人等候在陳列館門口。

“義烏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地，是細菌戰受難同胞的的紀念地，是細菌戰受害賠償訴訟的發起地。”劉斌詳細介紹了陳列館的基本情況後，正要帶日本友人蔘觀，一行中年紀最大、89歲的渡邊富子走到王興國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流著淚說：“非常抱歉！非常對不起！你們的家裡人一定非常悲痛。現在的當權日本政府，應該讓他們知道細菌戰的罪惡。”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我爺爺王道生死得最早……”王興國回憶，爺爺是中醫。1942年10月，侵華日軍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崇山村出現首例鼠疫患者後，爺爺全力救治，但終因鼠疫傳染性太強，不僅首例患者沒有救活，爺爺自己也被傳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後死於鼠疫。

王興國的父親王旌昌是細菌戰跨國訴訟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興國告訴渡邊富子：“細菌戰是歷史，我永遠不會忘記侵華日軍細菌戰給我們一家帶來的巨大傷害。你們是為和平事業奔波的友好人士，我們感謝你們！”

這是渡邊富子第六次來中國，到哈爾濱、平房等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為只有哈爾濱等地才有，沒想到義烏也有細菌戰受害者，很悲慘。”

渡邊富子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當過2年零8個月的客座教授，教的都是會日語的研究生。寫得一手漂亮漢字的她，為自己不會說中文而遺憾。

一行人最為關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紀的訴訟，記者在現場看到，展牆已壘起，展廳的中央為細菌戰跨國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庭審場景還原，四周為原告法庭陳述書觸摸屏， 以及為細菌戰訴訟奮鬥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師土屋公獻的生前投影。

王選獲感動中國的頒獎視頻放在展廳醒目的位置，展廳長廊依次展開訴訟前的調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及一審、二審、三審歷時5年27次開庭審理的全過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師的名單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載史冊。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與陳列館緊挨在一起的，是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活體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於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記載，1942年9月浙贛會戰結束，日軍佔領義烏後，10月，駐南京日軍“榮”字1644部隊接到報告，崇山村鼠疫猛烈流行，於是派遣了調查班到義烏崇山村，佔據了崇山村附近的林山寺。日軍“榮”字1644部隊分遣隊、駐義烏的第86聯隊軍醫共20多人，以“防疫”為名義，進行了各種與細菌戰有關的活動。

林山寺本是村設立的鼠疫隔離點，可是為了檢驗在崇山村瘋狂實施細菌戰的殺傷效果，日軍竟喪心病狂地在林山寺這一佛門淨地對鼠疫感染者施行活體解剖。崇山村45個村民死在這裡，20餘人至今屍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華日軍命名為“松山株”，用來生產出更具殺傷力的細菌武器。

紀念碑

林山寺前空地上豎上世紀90年代初立的紀念碑，左側建有本世紀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牆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細菌戰義烏遇難者名字。王選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劫波亭集體悼念

遇難者碑前集體默哀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紀念牌佐藤潔是一行中年紀最輕的，63歲，個子高高的，魁梧英俊。輪到他上香時，在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後，即雙膝下跪，低首合十，長久不起。

佐藤潔雙膝小跪

和渡邊富子一樣，佐藤潔也是第一次來到浙江。他這是第四次來中國，之前去的也是哈爾濱等細菌戰受害地。

“沒想到這裡也有這麼多受害者，對不起！” 佐藤潔的父親生前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帶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佐藤潔上高中時就開始聽廣播學中文，現在，不但會寫，還能用中文和人簡單交流。

“對當年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很對不起。現在，我們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團長、日本ABC企畫委員會事務局局長和田千代子對金華讀者來說並不陌生，本報曾多次對她進行報道。

日本ABC企畫委員會系日本對華友好團體，是長期從事反戰和平事業並反對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學武器的民間社團。該團體多年來針對日本侵華戰爭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了調查取證，並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的保護開發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國內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細菌戰。” 和田千代子今年70歲，她說，自己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日本細菌戰研究專家森正孝才瞭解這一史實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災。”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團來中國調查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史實。“每次來心情都很沉重、很悲傷。”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出發來中國前，正逢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和田千代子笑著說：“這次習近平能夠來，日本人很興奮。以前家屬對我們來中國有顧慮，現在都很放心。”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日本和平友好訪問團中不少人來頭不小，最為有名的是70歲的小野賢二，他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電視臺播出轟動一時的《南京大屠殺》紀錄片，就是根據他找到的證據拍攝的。

小野話不多，瘦削的臉上戴著眼鏡，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點不顯眼。大多數時候，他喜歡自己一個人認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來浙江，對細菌戰這段歷史，和許多日本人一樣，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

（向上滑動查看內容）

小野是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殺是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其撰寫的《通向南京之路》一書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我不是學歷史的，在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段歷史，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又是怎麼想怎麼看的。”小野的家鄉福島當年也有很多人應徵入伍，在日軍攻打南京的部隊裡。“我的周圍有很多到中國打過戰的人，從小，我就聽上一輩的人說起戰爭，說他們在中國做了比如斬首、射殺等壞事。”

小野最早開始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歲。 “那時足球不能像年輕時那麼踢了，想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做。我做的是蒐集南京大屠殺加害方的證據，這個最難了。在日本，如果沒有加害方的證據，南京大屠殺就變成了捏造。我記得，第一個上門採訪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麼都不肯說。我的調查做什麼，一個是老兵的證詞，一個是老兵的日記，這兩方面要對得起來。有些老兵雖然會和你講，但日記不肯拿出來。日記肯拿出來的人，真的很少。”

小野主要採訪福島步兵第65聯隊的侵華老兵。王選介紹，65聯合隊號稱“白虎部隊”，是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部隊，沒想到這麼一支部隊會大規模屠殺戰俘。

在31年的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小野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被拒門外，卻從沒想過放棄。“一般來說，老兵的第一反應是不讓你進屋。如果讓你進屋，那就意味著可以對話了。絕大多數老兵不讓你進屋，往往一個老兵家就要去好幾趟。從把你堵在門口，到願意讓你進屋、和你對話，直至最後把日記等證據材料拿出來給你，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小野印象最深的一個老兵， 他平時雖然願意講，自己在中國做了什麼壞事，但日記就是不肯拿出來了。“有一次，我請他來參加和平運動的證詞集會，他居然把日記帶來了。距我第一次見到他，都過了30年啦！”

這個老兵究竟在日記裡記了什麼，讓他如此諱莫如深？

“（1937年）12月16日，將部分被俘中國士兵5000人押往揚子江岸邊，以機關槍射殺之，隨後用刺刀刺……自己當時大概也捅了有30個人吧。

站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挺著刺刀……

嗯、嗯，中國士兵的呻吟聲，統統殺光，一個不留，還借了一把刀割下腦袋……”

這個老兵在日記拿出來後不久，就去世了。“人生快走到盡頭，他的良心上過不去。”

小野靠著這股韌勁，採訪了200多個參與南京大屠殺日軍部隊老兵的證言，收集了31本老兵日記。這些彌足珍貴、鐵板釘釘的加害方證據，成為南京大屠殺血腥歷史誰都無法抹殺的鐵證。

採訪時，小野特別提到了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日本真是不行，按理，這個館應該是日本人建的。”

以歷史為鑑。渡邊富子、佐藤潔、小野賢二、和田千代子……在越來越多日本友好人士昭顯敢於正視歷史的勇敢和力量的同時，也正在拷問著更多人的良知。

（文中南京大屠殺史料照片均來源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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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華新聞客戶端 金華日報

作者|李豔

編輯|陳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