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回答,1919
1919年。
春。
這一年春天,開始得並不平靜。
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六世,皇位還沒坐熱,就收到了一份讓他頭疼的報告:報告指控,超過130個帝國官員與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大屠殺有關。
這場長達四年、超過百萬人被屠戮的血腥屠殺,為兩國世仇埋下了長達百年的伏筆,還啟迪了多年後採取種族滅絕政策的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瘡痍還沒來得及清創、治療、癒合;
萬物萌發的勁頭就迫不及待的在結痂下面,努力長出新的皮肉。
只是皮肉的顏色、紋理已不再如過去那樣質地均勻。
為了鞏固完善蘇維埃政權,列寧同志在年初就發動了蘇波戰爭(Polish–Soviet War)第一輪攻勢,並在白俄羅斯邊境受到波蘭軍隊的頑強抵抗。
羅莎·盧森堡,這位出生在波蘭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在德國遇刺身亡,遺體被殘忍地用鐵絲綁在木板上,並在深夜被祕密的沉入水中。德國人民終於完美的失去了一次自我救贖的可能性。
在戰後一片蕭條的米蘭,墨索里尼建立了意大利第一個法西斯組織。沒有出路,或許選擇獨裁暴政,這條路要一頭走到黑了。
朝鮮廢帝李熙突然在德壽宮咸寧殿去世,凶手被懷疑是日本幕後指使,當然得到的答案是矢口否認。只不過日本吞併朝鮮的速度又大大加快。
就在這樣的野心家的注目下,與朝鮮隔海相望的山東半島也搖搖欲墜。
身在日本的周恩來,心情遲遲無法平靜,他毅然中斷了求學生涯,想做些更有益的事,從日本返回了天津。
而尋找救國之道的李富春,與陳毅等20多位日後的戰友、坐船半個月前往法國勤工儉學。
洞若觀火的李大釗,則在《新青年》6卷5號發表開天闢地的那篇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這一切因緣際會的風雨,
都曾經在1919年驟然而起。
一群青年,
曾經在這一天如此的不平靜。
這一天被看做某些偉大事情的開端;
也可能是這些青年命運的頂點。
17歲的劉仁靜,騎在同學匡互生的肩膀上,第一個打開了曹汝霖家的大門。
來自江西的三個青年,被稱作江西三虎。
羅隆基被選為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兼宣傳幹事長。
段錫朋被選為中國學生聯合會第一任主席。
而張國燾那天,對阻擋學生隊伍的蔡元培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罷。”然後就帶著同學頭也不回的走出了校園。
那時的傅斯年,正在與羅家倫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開始在北大內部傳播西方現代思想。
正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樑思成,終於認識了靈魂伴侶、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林長民家的大小姐——林徽因。而他的這位未來岳父,就是這場運動的啟蒙者之一。
張恨水來到了安謐的安徽蕪湖,在《皖江日報》出任總編輯,相繼出版了《紫玉成煙》和《南國相思譜》,在文壇嶄露頭角。
張大千正在日本的京都學習染織技術,課餘時間堅持自學繪畫和詩學。
洪述祖,這位凶手終於被實行絞刑,為宋教仁遇刺一案畫上了一個離奇的問號。國民黨黨內達到了短時間內的高度團結。
馮玉祥帶兵進駐湖南常德,任湘西鎮守使。並在軍中設教堂,為100多名官兵施行洗禮。一年後,他的部隊將席捲中原。
那一年,山的那邊海的那邊,另外的一群青年是這樣生活的:
戴爾·卡內基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公共演講》之後,正在努力推銷自己的思想與課程,還沒有被社會所廣泛認可。
小津安二郎正在三重縣立第四中學讀書,但經常偷摸曠課去鎮上看電影。
松下幸之助在大阪建立了松下電氣器具製作所,成為當時出名的發明家,製作所接連推出了軍民可用的配線器、電池燈,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海德格爾從戰場回來以後,正式成為胡塞爾的助教,轉向現象學領域研究。
從這年一月開始,維特根斯坦就被關押在意大利南部卡西諾的一座戰俘營裡,直到這年8月才得到釋放。
哈耶克,維特根斯坦的表弟,正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
玻爾成了丹麥皇家科學院最年輕的院士和哥本哈根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正在籌建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
阿爾託正在赫爾辛基工業專科學校建築學專業刻苦學習,離進入他的大師生涯第一階段:白色時期,還有4年。
茂瑙從瑞士回到德國柏林,拍攝了他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穿藍衣服的男孩》,5年之後,他就拍出了名垂青史的《最卑賤的人》。
斯坦貝克終於高中畢業了,他在等待斯坦福讀書的間隙,在牧場當僱工賺錢。
寫出《憤怒的葡萄》而獲得諾貝爾獎之前,斯坦貝克先寫了《天堂牧場》,很多素材取自於他那段牧場僱工經歷 圖片 by Amazon
1919年。
五月。
正是這年春日,最鼎盛的時間。
一群早熟的青年與少年們,開始為未來幾十年的春天積蓄力量。
沒有誰的青春,不是血肉夾著淚痕遂生出來的。
只是,為有犧牲多壯志,他用青春賭明天。
劉仁靜可能不會想到,若干年後,自己會因為派系問題,遲遲無法定義身份,結果在一場莫名其妙的車禍以後溘然長逝。
張國燾未必想到,若干年後,他的全部收入都來自於自傳《我的回憶》,並被連載在香港明報月刊上。對,就是金庸創立的那一個。
羅隆基也未必想到,若干年後,他頭戴右派大帽,在心梗去世後被汙名化超過十年,成為很多人心中最痛心的那個知識分子。
段錫朋更不知道,若干年後,他的官運扶搖直上,成為國民政府教育次長。
1919年6月底,外交官顧維鈞在巴黎對帝國主義新勢力戟指怒斥,最終拒絕代表中國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用壯烈的沉默,回答了一個月前、走上北京街頭的學生們。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望京老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