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合規體系大面積塌方源於“惡性體質”

文/王鵬

從曾經的“全球霸主”到醜聞纏身,“日本製造”的信譽開始大面積塌方。神戶制鋼、日產、東芝、三菱、高田……近十年來,這些一度閃耀世界的日本明星企業,造假名單越拉越長,曝出的造假醜聞一個比一個勁爆,讓世人目瞪口呆。而日本製造業做出“深刻反省”“認真悔改”的表態後,情況似乎並未出現好轉。回顧過去的2018年,“醜聞”已經成為日本社會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油壓設備巨頭“KYB”及其子公司篡改抗震設備檢測數據、汽車製造商斯巴魯“SUBARU”出貨前動手腳、大型出版社新潮社發生“新潮45停刊騷動”。而且,日本大學和東京醫科大學等教育機構也相繼曝出大丑聞。此外,日本拳擊協會、摔跤協會等體育組織的權力壓迫、性騷擾問題也浮出了水面。

日本合規體系大面積塌方源於“惡性體質”

雖然醜聞頻出的背景,與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的擴散效應增大有關,但是即便如此,日本依然給很多人留下了“正在加速墮落”的印象。這些醜聞的形式多種多樣,但也存在共性:漠視合規。

合規,通常是指合乎規制、規範及規則,也就是遵守法律法規、機構內部規章制度和職業道德等。以此對照,曝出醜聞的日本企業,無一例外存在合規問題。比如KYB公司的數據篡改問題,超過15年時間裡,公司裡可謂人盡皆知,但是沒有人出來說話,大家都置之不理。而公司規章制度對於保證數據的真實性有明確規定。作為企業員工,保證數據真實也是基本的職業道德。可以說,這是整個組織無視規章制度、職業道德淪喪的醜聞,突顯出合規意識的嚴重缺乏。至於斯巴魯汽車出貨前的檢測造假,已經因為該問題連續召回之後,公司依然在檢測上動手腳,簡直讓人無話可說。三菱材料公司對應篡改產品質量數據問題時,當初總社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是“偶發、輕微的失誤”,但是當東京地方檢察院特搜部開始強制搜查後,馬上大變口風,承認在數據篡改被發現後子公司依舊篡改,甚至總社還發出了隱藏資料的指示,已經觸犯法律。

此外,日立化成、東麗、宇部興產等傳統日本企業,也發現了篡改檢測數據等問題。不過,社長們宣佈承擔責任辭職的同時,又擔任了會長等職務。此種“換個地方任職”的人事處理方式,是對合規體系的赤裸踐踏。

不僅是日本企業,日本其他機構對於各種合規醜聞,也越來越不當回事。日本大學針對“危險橄欖球”事件的記者招待會,不在乎的態度火上澆油。東京醫科大學針對不正當入學問題的對應,也是適得其反。最讓人擔憂的是,這種風氣,正在日本社會快速蔓延,不禁讓人聯想到“紅燈,大家一起闖就不用怕”的集體違規心理。

日本媒體曾經批評,日本人表面上嚴謹,實際上卻很功利。一旦涉及到具體利益,如果規則擋了路,那麼就可以繞過規則甚至惡性修改規則。近年來,此類現象不僅存在於日本企業界,在政界、文化界等各個領域也形成了“潛規則”。這就是為何日本精英們時時刻刻將“合規”掛在嘴上,實際行動卻相差甚遠的病灶。

實際上,日本早在20多年前就從歐美引進了“合規”的概念,在各種法律法規中對合規作出了約束性規定。而且,很多日本企業在合規管理制度建立、合規人員配備上也下了一番功夫,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出合規體系。這些舉措極大提升了“日本製造”的含金量,讓“日本製造”成為嚴謹的代名詞。

可是,隨著此後的經濟衰退,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鉅變。為了節約成本,日本企業與機構開始大量裁減正式員工,用成本更低廉的非正式員工代替。由於非正式員工流動性強,與僱主的關聯度低,合規管理體系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員工職業道德水準也嚴重下降。“日本製造”的根基——合規,出現了巨大漏洞。

更重要的是,日本雖然廣泛建立了較為完善合規體系與制度,卻沒有形成穩固的合規文化。在日本,一種體制能否長期實行,嚴重依賴文化。這種慣性非常強大。從日本社會醜聞頻發的現狀來看,日本人為了利益不顧規則的“功利文化”依然居於上風,碾壓了“合規文化”。實際上,日本長期存在的“志願加班”等超時勞動問題,就與合規要求明顯牴觸。日本企業文化中,員工加班工作早已聞名世界。為了規避《勞動法》的相關規定,不少日本企業甚至鼓勵或默認員工“志願加班”。長時間的超負荷勞動,讓不少日本人不堪重負,揹負了沉重的壓力,從而產生各種系統性的不合規行為,最終導致日本企業醜聞頻發。因此,“日本製造”要築牢根基,必須形成長期穩定的合規文化,讓全社會從裡到外樹立一種合規意識。

日本社會頻頻爆出的醜聞,也給中國敲響了警鐘。沒有合規文化的支撐,即使以嚴謹、精細享譽全球的“日本製造”,同樣也會變成“昨天的故事”。只有通過長期不懈的艱苦努力,讓合規真正融進整個社會的血液裡,中國才能擁有源源不斷的動力,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

作者系本刊合規欄目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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