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天津濱海新區（圖片源自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網）
所以，對於那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產業沒產業的城投公司而言，如果任由目前的困境發展下去，末路可能真的來臨了。此前，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時候就提出，有些從設立開始就沒有創造過真正市場價值的城投公司，就應該走向終結，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最好儘快割捨，通過及時止損和儘快謀新，雙輪驅動，以為地區轉型發展爭取時間和戰略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城投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實現了較強的投資運營能力，構建了自身的產業發展版圖，甚至通過與地方城市化的深度結合，打造了自己的產業新城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金控集團的發展模式，實現了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對於這些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城投公司的城投公司而言，不僅獲得了新一輪轉型發展的“船票”，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兼併重組、城市運營等操作，迎來了新一輪的“狂歡”。
那麼，對於那些還希望實現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可能的城投公司而言，我們應該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呢？
1、超越傳統城投公司
主流的觀點認為，城投公司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負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逐步確立，而經歷財稅體制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著先天不足，事權分配模糊，地方政府又不能舉債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城建領域的市場化運營，通過多渠道募集資金，化解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困難。
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天津濱海新區（圖片源自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網）
所以，對於那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產業沒產業的城投公司而言，如果任由目前的困境發展下去，末路可能真的來臨了。此前，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時候就提出，有些從設立開始就沒有創造過真正市場價值的城投公司，就應該走向終結，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最好儘快割捨，通過及時止損和儘快謀新，雙輪驅動，以為地區轉型發展爭取時間和戰略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城投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實現了較強的投資運營能力，構建了自身的產業發展版圖，甚至通過與地方城市化的深度結合，打造了自己的產業新城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金控集團的發展模式，實現了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對於這些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城投公司的城投公司而言，不僅獲得了新一輪轉型發展的“船票”，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兼併重組、城市運營等操作，迎來了新一輪的“狂歡”。
那麼，對於那些還希望實現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可能的城投公司而言，我們應該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呢？
1、超越傳統城投公司
主流的觀點認為，城投公司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負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逐步確立，而經歷財稅體制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著先天不足，事權分配模糊，地方政府又不能舉債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城建領域的市場化運營，通過多渠道募集資金，化解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困難。
很多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市場化運營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很多城市啟動了城市新區的建設，並通過城投公司的平臺開始了城市快速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成長。這也使得很多的城投公司在城市空間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地盤，開始圍繞地產進行佈局，能自己乾的就開始自己幹，自己不能幹的，就通過土地一級整理來作為土地供應平臺，分享一定的土地房地產市場紅利。所以，發展到今天，對很多城投公司而言，多多少少都與房地產和土地開發相關，這也成為了很多城投公司的“詛咒”，如何擺脫對土地整理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成為城投公司的轉型的必修課。
2008年是城投公司發展的重要節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需求下滑，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挑戰。中央政府出臺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入到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具體到地方政府，造城運動亦是此起彼伏，銀監會和央行也明確支持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解決城市建設運營的巨大資本缺口，一時間，城投公司成為飽受爭議的基建先鋒和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城鎮化的主平臺。
2014年，新的《預算法》頒佈，城投公司高速發展的時代終結，但在客觀上城投公司依然有著巨大的存在價值，畢竟，在實體經濟疲軟的市場環境下，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投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鎮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需求開始凸顯，土地出讓減少讓地方政府面臨著嚴峻的資金壓力，民間資本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參與度有限。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作為政府規劃的執行者、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和國有資產的運營商，對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資本市場，以及城投公司自身，都很清楚，這種更多執行政府指令、缺少市場化運營基因、沒有產業發展支撐的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而且，轉型越早越好。
但是，具體如何轉？轉向哪裡？雖然大體方向是明確的，但受到一系列存量和增量問題的限制，在實際操作中更是困難重重，一直沒有得到普遍解決。
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天津濱海新區（圖片源自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網）
所以，對於那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產業沒產業的城投公司而言，如果任由目前的困境發展下去，末路可能真的來臨了。此前，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時候就提出，有些從設立開始就沒有創造過真正市場價值的城投公司，就應該走向終結，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最好儘快割捨，通過及時止損和儘快謀新，雙輪驅動，以為地區轉型發展爭取時間和戰略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城投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實現了較強的投資運營能力，構建了自身的產業發展版圖，甚至通過與地方城市化的深度結合，打造了自己的產業新城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金控集團的發展模式，實現了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對於這些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城投公司的城投公司而言，不僅獲得了新一輪轉型發展的“船票”，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兼併重組、城市運營等操作，迎來了新一輪的“狂歡”。
那麼，對於那些還希望實現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可能的城投公司而言，我們應該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呢？
1、超越傳統城投公司
主流的觀點認為，城投公司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負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逐步確立，而經歷財稅體制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著先天不足，事權分配模糊，地方政府又不能舉債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城建領域的市場化運營，通過多渠道募集資金，化解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困難。
很多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市場化運營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很多城市啟動了城市新區的建設，並通過城投公司的平臺開始了城市快速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成長。這也使得很多的城投公司在城市空間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地盤，開始圍繞地產進行佈局，能自己乾的就開始自己幹，自己不能幹的，就通過土地一級整理來作為土地供應平臺，分享一定的土地房地產市場紅利。所以，發展到今天，對很多城投公司而言，多多少少都與房地產和土地開發相關，這也成為了很多城投公司的“詛咒”，如何擺脫對土地整理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成為城投公司的轉型的必修課。
2008年是城投公司發展的重要節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需求下滑，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挑戰。中央政府出臺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入到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具體到地方政府，造城運動亦是此起彼伏，銀監會和央行也明確支持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解決城市建設運營的巨大資本缺口，一時間，城投公司成為飽受爭議的基建先鋒和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城鎮化的主平臺。
2014年，新的《預算法》頒佈，城投公司高速發展的時代終結，但在客觀上城投公司依然有著巨大的存在價值，畢竟，在實體經濟疲軟的市場環境下，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投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鎮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需求開始凸顯，土地出讓減少讓地方政府面臨著嚴峻的資金壓力，民間資本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參與度有限。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作為政府規劃的執行者、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和國有資產的運營商，對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資本市場，以及城投公司自身，都很清楚，這種更多執行政府指令、缺少市場化運營基因、沒有產業發展支撐的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而且，轉型越早越好。
但是，具體如何轉？轉向哪裡？雖然大體方向是明確的，但受到一系列存量和增量問題的限制，在實際操作中更是困難重重，一直沒有得到普遍解決。
傳統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
尤其是考慮到，這麼多年，房地產市場雖然有所起伏，但一直維持高位，且整體態勢一直以相對較高的速度在增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從來沒有真正的感受山窮水盡、彈盡糧絕的困境，推動這些城投公司轉型的動力一直不足。
所以，多有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在面臨越來越複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越來越多的城投公司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轉型在提了十幾年以後，依然沒有太多的成功案例。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城投公司走到今天，面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大量的城投公司開始面臨新的抉擇。不過，無論是地方社會的穩定發展來看，還是從國家宏觀調控和經轉型看，都需要確保城投公司不出現大面積的倒閉清算潮，主動推動這些公司的轉型是首選項，也是必選項。
2、向產業而生是必然選擇
改變已經在發生。在我們接觸的城投公司轉型發展的案例中，最基本的共識之一是，一定要做產業，只不過，不同的城投公司對待產業選擇的態度不一樣而已。
比如，有的城投公司受制於人才的缺失和團隊的不成熟，只好依託自己直接的政府背景優勢，在一些具有較強的政府採購屬性的產業和項目落地中，通過與外部成熟的企業合作，進而分享本地市場市場的份額，雖然從長期來看未必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可持續的競爭力，但也總算是暫時找到了避風港。而且，這樣的策略選擇，只是對那些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地區的城投公司適用，長期來看，並非根本出路。
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天津濱海新區（圖片源自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網）
所以，對於那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產業沒產業的城投公司而言，如果任由目前的困境發展下去，末路可能真的來臨了。此前，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時候就提出，有些從設立開始就沒有創造過真正市場價值的城投公司，就應該走向終結，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最好儘快割捨，通過及時止損和儘快謀新，雙輪驅動，以為地區轉型發展爭取時間和戰略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城投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實現了較強的投資運營能力，構建了自身的產業發展版圖，甚至通過與地方城市化的深度結合，打造了自己的產業新城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金控集團的發展模式，實現了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對於這些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城投公司的城投公司而言，不僅獲得了新一輪轉型發展的“船票”，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兼併重組、城市運營等操作，迎來了新一輪的“狂歡”。
那麼，對於那些還希望實現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可能的城投公司而言，我們應該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呢？
1、超越傳統城投公司
主流的觀點認為，城投公司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負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逐步確立，而經歷財稅體制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著先天不足，事權分配模糊，地方政府又不能舉債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城建領域的市場化運營，通過多渠道募集資金，化解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困難。
很多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市場化運營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很多城市啟動了城市新區的建設，並通過城投公司的平臺開始了城市快速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成長。這也使得很多的城投公司在城市空間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地盤，開始圍繞地產進行佈局，能自己乾的就開始自己幹，自己不能幹的，就通過土地一級整理來作為土地供應平臺，分享一定的土地房地產市場紅利。所以，發展到今天，對很多城投公司而言，多多少少都與房地產和土地開發相關，這也成為了很多城投公司的“詛咒”，如何擺脫對土地整理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成為城投公司的轉型的必修課。
2008年是城投公司發展的重要節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需求下滑，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挑戰。中央政府出臺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入到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具體到地方政府，造城運動亦是此起彼伏，銀監會和央行也明確支持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解決城市建設運營的巨大資本缺口，一時間，城投公司成為飽受爭議的基建先鋒和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城鎮化的主平臺。
2014年，新的《預算法》頒佈，城投公司高速發展的時代終結，但在客觀上城投公司依然有著巨大的存在價值，畢竟，在實體經濟疲軟的市場環境下，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投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鎮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需求開始凸顯，土地出讓減少讓地方政府面臨著嚴峻的資金壓力，民間資本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參與度有限。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作為政府規劃的執行者、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和國有資產的運營商，對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資本市場，以及城投公司自身，都很清楚，這種更多執行政府指令、缺少市場化運營基因、沒有產業發展支撐的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而且，轉型越早越好。
但是，具體如何轉？轉向哪裡？雖然大體方向是明確的，但受到一系列存量和增量問題的限制，在實際操作中更是困難重重，一直沒有得到普遍解決。
傳統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
尤其是考慮到，這麼多年，房地產市場雖然有所起伏，但一直維持高位，且整體態勢一直以相對較高的速度在增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從來沒有真正的感受山窮水盡、彈盡糧絕的困境，推動這些城投公司轉型的動力一直不足。
所以，多有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在面臨越來越複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越來越多的城投公司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轉型在提了十幾年以後，依然沒有太多的成功案例。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城投公司走到今天，面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大量的城投公司開始面臨新的抉擇。不過，無論是地方社會的穩定發展來看，還是從國家宏觀調控和經轉型看，都需要確保城投公司不出現大面積的倒閉清算潮，主動推動這些公司的轉型是首選項，也是必選項。
2、向產業而生是必然選擇
改變已經在發生。在我們接觸的城投公司轉型發展的案例中，最基本的共識之一是，一定要做產業，只不過，不同的城投公司對待產業選擇的態度不一樣而已。
比如，有的城投公司受制於人才的缺失和團隊的不成熟，只好依託自己直接的政府背景優勢，在一些具有較強的政府採購屬性的產業和項目落地中，通過與外部成熟的企業合作，進而分享本地市場市場的份額，雖然從長期來看未必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可持續的競爭力，但也總算是暫時找到了避風港。而且，這樣的策略選擇，只是對那些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地區的城投公司適用，長期來看，並非根本出路。
城投公司應對持有的存量資產有效加以利用
還有的城投公司在盤點其所持有的存量資產時，突然發現，之前可能並未當作重點，甚至是更多出於政府要求所投資開發的一些項目，突然成了市場爭搶的香餑餑，價格暴漲，如果能夠有效的加以利用，不但可以獲得轉型發展的現金流，還可以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進行新興產業的佈局。
比如，我們在西北某市看到的，有一家城投類公司之前在投資建設一個文旅小鎮的時候，雖然並沒有完全想明白這一項目的投資開發建設運營邏輯，甚至說政績導向痕跡明顯。但是，隨著當地文旅產業的快速發展，哪怕該項目的法律手續還不健全，運營效果不太理想，甚至每年虧損，但因為該項目遇到了文旅產業尤其是文旅小鎮大發展的風口，在區域同類產品的市場佈局中也佔據了先機，品牌認知也不錯，竟然獲得了較多的市場關注，項目估值也是水漲船高。單就選擇賣掉就可以獲得不錯的現金收益。
在此背景下，既然市場能夠看到該項目的價值，那麼，對於該城投公司的決策者而言，面對公司轉型的現實需求和壓力，當然希望藉助該項目徹底扭轉不利局面，順勢佈局大文旅產業，並據此開始一系列嘗試，至於後續的效果如何，倒是值得持續關注。
還有一些城投公司的做法更加值得推崇，那就是，基於現有的資源、資金和平臺積累，選擇一個新興但在本地又具有落地條件的產業，從產業轉型升級甚至是該產業的全球價值鏈重塑角度來進行佈局。
所謂的落地條件包括：該產業在本地有市場，這樣就可以先從本地市場拓展開始，或者是本地具有該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一些原材料供給，此外，圍繞該產業的發展，本地具有一定的生產配套能力，如果還有相關的研發配套能力就更好了，等等。
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天津濱海新區（圖片源自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網）
所以，對於那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產業沒產業的城投公司而言，如果任由目前的困境發展下去，末路可能真的來臨了。此前，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時候就提出，有些從設立開始就沒有創造過真正市場價值的城投公司，就應該走向終結，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最好儘快割捨，通過及時止損和儘快謀新，雙輪驅動，以為地區轉型發展爭取時間和戰略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城投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實現了較強的投資運營能力，構建了自身的產業發展版圖，甚至通過與地方城市化的深度結合，打造了自己的產業新城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金控集團的發展模式，實現了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對於這些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城投公司的城投公司而言，不僅獲得了新一輪轉型發展的“船票”，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兼併重組、城市運營等操作，迎來了新一輪的“狂歡”。
那麼，對於那些還希望實現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可能的城投公司而言，我們應該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呢？
1、超越傳統城投公司
主流的觀點認為，城投公司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負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逐步確立，而經歷財稅體制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著先天不足，事權分配模糊，地方政府又不能舉債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城建領域的市場化運營，通過多渠道募集資金，化解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困難。
很多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市場化運營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很多城市啟動了城市新區的建設，並通過城投公司的平臺開始了城市快速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成長。這也使得很多的城投公司在城市空間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地盤，開始圍繞地產進行佈局，能自己乾的就開始自己幹，自己不能幹的，就通過土地一級整理來作為土地供應平臺，分享一定的土地房地產市場紅利。所以，發展到今天，對很多城投公司而言，多多少少都與房地產和土地開發相關，這也成為了很多城投公司的“詛咒”，如何擺脫對土地整理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成為城投公司的轉型的必修課。
2008年是城投公司發展的重要節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需求下滑，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挑戰。中央政府出臺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入到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具體到地方政府，造城運動亦是此起彼伏，銀監會和央行也明確支持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解決城市建設運營的巨大資本缺口，一時間，城投公司成為飽受爭議的基建先鋒和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城鎮化的主平臺。
2014年，新的《預算法》頒佈，城投公司高速發展的時代終結，但在客觀上城投公司依然有著巨大的存在價值，畢竟，在實體經濟疲軟的市場環境下，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投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鎮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需求開始凸顯，土地出讓減少讓地方政府面臨著嚴峻的資金壓力，民間資本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參與度有限。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作為政府規劃的執行者、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和國有資產的運營商，對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資本市場，以及城投公司自身，都很清楚，這種更多執行政府指令、缺少市場化運營基因、沒有產業發展支撐的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而且，轉型越早越好。
但是，具體如何轉？轉向哪裡？雖然大體方向是明確的，但受到一系列存量和增量問題的限制，在實際操作中更是困難重重，一直沒有得到普遍解決。
傳統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
尤其是考慮到，這麼多年，房地產市場雖然有所起伏，但一直維持高位，且整體態勢一直以相對較高的速度在增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從來沒有真正的感受山窮水盡、彈盡糧絕的困境，推動這些城投公司轉型的動力一直不足。
所以，多有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在面臨越來越複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越來越多的城投公司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轉型在提了十幾年以後，依然沒有太多的成功案例。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城投公司走到今天，面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大量的城投公司開始面臨新的抉擇。不過，無論是地方社會的穩定發展來看，還是從國家宏觀調控和經轉型看，都需要確保城投公司不出現大面積的倒閉清算潮，主動推動這些公司的轉型是首選項，也是必選項。
2、向產業而生是必然選擇
改變已經在發生。在我們接觸的城投公司轉型發展的案例中，最基本的共識之一是，一定要做產業，只不過，不同的城投公司對待產業選擇的態度不一樣而已。
比如，有的城投公司受制於人才的缺失和團隊的不成熟，只好依託自己直接的政府背景優勢，在一些具有較強的政府採購屬性的產業和項目落地中，通過與外部成熟的企業合作，進而分享本地市場市場的份額，雖然從長期來看未必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可持續的競爭力，但也總算是暫時找到了避風港。而且，這樣的策略選擇，只是對那些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地區的城投公司適用，長期來看，並非根本出路。
城投公司應對持有的存量資產有效加以利用
還有的城投公司在盤點其所持有的存量資產時，突然發現，之前可能並未當作重點，甚至是更多出於政府要求所投資開發的一些項目，突然成了市場爭搶的香餑餑，價格暴漲，如果能夠有效的加以利用，不但可以獲得轉型發展的現金流，還可以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進行新興產業的佈局。
比如，我們在西北某市看到的，有一家城投類公司之前在投資建設一個文旅小鎮的時候，雖然並沒有完全想明白這一項目的投資開發建設運營邏輯，甚至說政績導向痕跡明顯。但是，隨著當地文旅產業的快速發展，哪怕該項目的法律手續還不健全，運營效果不太理想，甚至每年虧損，但因為該項目遇到了文旅產業尤其是文旅小鎮大發展的風口，在區域同類產品的市場佈局中也佔據了先機，品牌認知也不錯，竟然獲得了較多的市場關注，項目估值也是水漲船高。單就選擇賣掉就可以獲得不錯的現金收益。
在此背景下，既然市場能夠看到該項目的價值，那麼，對於該城投公司的決策者而言，面對公司轉型的現實需求和壓力，當然希望藉助該項目徹底扭轉不利局面，順勢佈局大文旅產業，並據此開始一系列嘗試，至於後續的效果如何，倒是值得持續關注。
還有一些城投公司的做法更加值得推崇，那就是，基於現有的資源、資金和平臺積累，選擇一個新興但在本地又具有落地條件的產業，從產業轉型升級甚至是該產業的全球價值鏈重塑角度來進行佈局。
所謂的落地條件包括：該產業在本地有市場，這樣就可以先從本地市場拓展開始，或者是本地具有該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一些原材料供給，此外，圍繞該產業的發展，本地具有一定的生產配套能力，如果還有相關的研發配套能力就更好了，等等。
產業選擇路徑是城投公司的落地選擇之一
對此產業選擇路徑，我們是相對比較看好的。而且，在我們看來，這其實代表了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思路和路徑。比如，能夠超越當地既有的產業發展水平來看待當地產業的轉型升級，將傳統產能轉變成創新產能，進而實現價值倍增甚至是指數級增長；另外，在這樣的產業發展思路中，還會有意識地將創新創業與該產業的轉型發展結合起來，通過“雙創”來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並充分與互聯網、資本運營相結合，通過增量帶動存量的產業轉型，甚至完全在當地發展出一個新的產業集群，構建其一個新的產業生態。
也正是基於這一產業選擇和轉型發展策略的分析，我們甚至認為，對很多的城投公司而言，可以將企業轉型發展中必然的產業選擇與特色小鎮（或產業新城）的建設結合起來，這樣以來，不但可以充分發揮城投公司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發整理甚至是房地產開發等領域所積累的經驗，而且，還可以同時在較高的起點上進行產業佈局。
對地方政府來講，則是同步實現了產業轉型和新型城鎮化的同步推進。
更重要的是，基於這樣一個既有明確的產業屬性，又有成熟的產品線特點，還符合國家發展戰略導向的項目做為支撐，也可以從更高的戰略維度上突破城投公司因為產品線缺失導致的融資困難的瓶頸——通過這一具體的項目，也可以讓很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配置能夠落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下一提城投公司人人喊打的局面。
所以，在最近我們參與策劃的一傢俱有城投公司背景的企業所展開的關於綠色建築的項目中，就強烈的建議按照區域性的綠色建築產業小鎮的模式來做。
當然，在我們的調研和了解中，也看到很多的城投公司，在進行其產業選擇的時候，依然沉浸在所謂的“高大上，高精尖”的迷思當中，一味尋求什麼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機器人等產業，根本不考慮當地的人力資源結構、生產配套能力以及消費市場支撐等因素。更有甚者，很多公司之所以盯著這些產業和項目不放，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過這些高大上的項目來進一步套取補貼。所以，面對這樣的所謂的產業選擇讓我們提一些發展意見的時候，我們也就只能以“呵呵”迴應了。
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關於地方城投公司何去何從的討論又開始熱鬧起來了，只不過，這次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是城投公司生死的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爆出，隨著地方債務的還款期集中來臨，哪怕是“不吃不喝”，產業還能維持一個相對不錯的增長速度，甚至說，再加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以及背後的土地市場繼續維持高位，也難以填補鉅額的債務。而實際情況是，借新還舊行不通了，產業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區域房地產和土地市場面臨深度拐點，等等，很多地方政府的資金鍊面臨前所未有的斷裂風險，有的已經影響到了當地政府的正常開支。
當地方政府自身都無法自保的時候，一度作為“政府錢袋子”的城投公司不但無法繼續釋放投融資平臺的價值，而且，之前所積累的機構臃腫、人才缺失、管理低效，甚至腐敗多發等弊端所帶來的負面效果開始顯現，城投公司的轉型甚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新的環境下進行轉型發展的直接負擔——當潮水退去，才發現，原來那麼多的城投公司都是在裸泳。
更要命的是，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地區經濟發展環境，面對一個所謂的城投公司的“爛攤子”，越是在一些急需專業人才的地方，越開始面對專業人才跨地區流失的窘境。因為，相對落後地區往往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更缺乏面對危機時做出有效反應的意識，甚至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一些專業人才開始對這些地區和平臺失去信心，進而選擇離開，走向一些更具開放性、專業性和改革精神的地區。比如，最近在社會上引發強烈關注的天津濱海新區各開發區法定機構改革中，就從全國各地吸納了不少中高層管理人才，其中不乏從地方城投公司跳槽來的。
天津濱海新區（圖片源自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政府網）
所以，對於那些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要產業沒產業的城投公司而言，如果任由目前的困境發展下去，末路可能真的來臨了。此前，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的時候就提出，有些從設立開始就沒有創造過真正市場價值的城投公司，就應該走向終結，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短痛最好儘快割捨，通過及時止損和儘快謀新，雙輪驅動，以為地區轉型發展爭取時間和戰略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城投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積累，實現了較強的投資運營能力，構建了自身的產業發展版圖，甚至通過與地方城市化的深度結合，打造了自己的產業新城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金控集團的發展模式，實現了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對於這些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城投公司的城投公司而言，不僅獲得了新一輪轉型發展的“船票”，而且，通過進一步的資源整合、兼併重組、城市運營等操作，迎來了新一輪的“狂歡”。
那麼，對於那些還希望實現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轉型可能的城投公司而言，我們應該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呢？
1、超越傳統城投公司
主流的觀點認為，城投公司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當時我國還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負責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職能逐步確立，而經歷財稅體制改革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面臨著先天不足，事權分配模糊，地方政府又不能舉債融資。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城建領域的市場化運營，通過多渠道募集資金，化解城市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困難。
很多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城投公司實現市場化運營
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很多城市啟動了城市新區的建設，並通過城投公司的平臺開始了城市快速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的瘋狂成長。這也使得很多的城投公司在城市空間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地盤，開始圍繞地產進行佈局，能自己乾的就開始自己幹，自己不能幹的，就通過土地一級整理來作為土地供應平臺，分享一定的土地房地產市場紅利。所以，發展到今天，對很多城投公司而言，多多少少都與房地產和土地開發相關，這也成為了很多城投公司的“詛咒”，如何擺脫對土地整理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成為城投公司的轉型的必修課。
2008年是城投公司發展的重要節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貿易需求下滑，我國市場經濟秩序面臨挑戰。中央政府出臺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入到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具體到地方政府，造城運動亦是此起彼伏，銀監會和央行也明確支持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解決城市建設運營的巨大資本缺口，一時間，城投公司成為飽受爭議的基建先鋒和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城鎮化的主平臺。
2014年，新的《預算法》頒佈，城投公司高速發展的時代終結，但在客觀上城投公司依然有著巨大的存在價值，畢竟，在實體經濟疲軟的市場環境下，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投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鎮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需求開始凸顯，土地出讓減少讓地方政府面臨著嚴峻的資金壓力，民間資本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參與度有限。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作為政府規劃的執行者、城市建設的主力軍和國有資產的運營商，對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資本市場，以及城投公司自身，都很清楚，這種更多執行政府指令、缺少市場化運營基因、沒有產業發展支撐的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而且，轉型越早越好。
但是，具體如何轉？轉向哪裡？雖然大體方向是明確的，但受到一系列存量和增量問題的限制，在實際操作中更是困難重重，一直沒有得到普遍解決。
傳統城投公司轉型勢在必然
尤其是考慮到，這麼多年，房地產市場雖然有所起伏，但一直維持高位，且整體態勢一直以相對較高的速度在增長，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從來沒有真正的感受山窮水盡、彈盡糧絕的困境，推動這些城投公司轉型的動力一直不足。
所以，多有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在面臨越來越複雜的政策和市場環境，越來越多的城投公司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轉型在提了十幾年以後，依然沒有太多的成功案例。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城投公司走到今天，面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大量的城投公司開始面臨新的抉擇。不過，無論是地方社會的穩定發展來看，還是從國家宏觀調控和經轉型看，都需要確保城投公司不出現大面積的倒閉清算潮，主動推動這些公司的轉型是首選項，也是必選項。
2、向產業而生是必然選擇
改變已經在發生。在我們接觸的城投公司轉型發展的案例中，最基本的共識之一是，一定要做產業，只不過，不同的城投公司對待產業選擇的態度不一樣而已。
比如，有的城投公司受制於人才的缺失和團隊的不成熟，只好依託自己直接的政府背景優勢，在一些具有較強的政府採購屬性的產業和項目落地中，通過與外部成熟的企業合作，進而分享本地市場市場的份額，雖然從長期來看未必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帶來更可持續的競爭力，但也總算是暫時找到了避風港。而且，這樣的策略選擇，只是對那些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地區的城投公司適用，長期來看，並非根本出路。
城投公司應對持有的存量資產有效加以利用
還有的城投公司在盤點其所持有的存量資產時，突然發現，之前可能並未當作重點，甚至是更多出於政府要求所投資開發的一些項目，突然成了市場爭搶的香餑餑，價格暴漲，如果能夠有效的加以利用，不但可以獲得轉型發展的現金流，還可以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進行新興產業的佈局。
比如，我們在西北某市看到的，有一家城投類公司之前在投資建設一個文旅小鎮的時候，雖然並沒有完全想明白這一項目的投資開發建設運營邏輯，甚至說政績導向痕跡明顯。但是，隨著當地文旅產業的快速發展，哪怕該項目的法律手續還不健全，運營效果不太理想，甚至每年虧損，但因為該項目遇到了文旅產業尤其是文旅小鎮大發展的風口，在區域同類產品的市場佈局中也佔據了先機，品牌認知也不錯，竟然獲得了較多的市場關注，項目估值也是水漲船高。單就選擇賣掉就可以獲得不錯的現金收益。
在此背景下，既然市場能夠看到該項目的價值，那麼，對於該城投公司的決策者而言，面對公司轉型的現實需求和壓力，當然希望藉助該項目徹底扭轉不利局面，順勢佈局大文旅產業，並據此開始一系列嘗試，至於後續的效果如何，倒是值得持續關注。
還有一些城投公司的做法更加值得推崇，那就是，基於現有的資源、資金和平臺積累，選擇一個新興但在本地又具有落地條件的產業，從產業轉型升級甚至是該產業的全球價值鏈重塑角度來進行佈局。
所謂的落地條件包括：該產業在本地有市場，這樣就可以先從本地市場拓展開始，或者是本地具有該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一些原材料供給，此外，圍繞該產業的發展，本地具有一定的生產配套能力，如果還有相關的研發配套能力就更好了，等等。
產業選擇路徑是城投公司的落地選擇之一
對此產業選擇路徑，我們是相對比較看好的。而且，在我們看來，這其實代表了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思路和路徑。比如，能夠超越當地既有的產業發展水平來看待當地產業的轉型升級，將傳統產能轉變成創新產能，進而實現價值倍增甚至是指數級增長；另外，在這樣的產業發展思路中，還會有意識地將創新創業與該產業的轉型發展結合起來，通過“雙創”來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並充分與互聯網、資本運營相結合，通過增量帶動存量的產業轉型，甚至完全在當地發展出一個新的產業集群，構建其一個新的產業生態。
也正是基於這一產業選擇和轉型發展策略的分析，我們甚至認為，對很多的城投公司而言，可以將企業轉型發展中必然的產業選擇與特色小鎮（或產業新城）的建設結合起來，這樣以來，不但可以充分發揮城投公司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發整理甚至是房地產開發等領域所積累的經驗，而且，還可以同時在較高的起點上進行產業佈局。
對地方政府來講，則是同步實現了產業轉型和新型城鎮化的同步推進。
更重要的是，基於這樣一個既有明確的產業屬性，又有成熟的產品線特點，還符合國家發展戰略導向的項目做為支撐，也可以從更高的戰略維度上突破城投公司因為產品線缺失導致的融資困難的瓶頸——通過這一具體的項目，也可以讓很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配置能夠落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下一提城投公司人人喊打的局面。
所以，在最近我們參與策劃的一傢俱有城投公司背景的企業所展開的關於綠色建築的項目中，就強烈的建議按照區域性的綠色建築產業小鎮的模式來做。
當然，在我們的調研和了解中，也看到很多的城投公司，在進行其產業選擇的時候，依然沉浸在所謂的“高大上，高精尖”的迷思當中，一味尋求什麼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機器人等產業，根本不考慮當地的人力資源結構、生產配套能力以及消費市場支撐等因素。更有甚者，很多公司之所以盯著這些產業和項目不放，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過這些高大上的項目來進一步套取補貼。所以，面對這樣的所謂的產業選擇讓我們提一些發展意見的時候，我們也就只能以“呵呵”迴應了。
中國城投公司發展迎來分水嶺
改變的發生，往往是從希望讓改變發生開始的。對於中國城投公司的轉型也是如此，在新的壓力下，中國的城投公司已經開始迎來發展的分水嶺，有的會以破產的方式退出歷史舞臺，有的會依託其市場化的機制和強大的資源配置能力，迎來新一輪的發展狂歡，有的則開始進入一個充滿不確定的轉型週期。
歷史真實的演進就是這樣，總是有企業在倒閉，也總是有新的企業在誕生，也註定有些舊的企業在變幻的環境中重生。
在我們看來，對那些希望獲得重新的城投公司而言，需要從現在開始，就放棄等待救助的幻想，積極主動的推進自身的轉型之路，充分結合自己資源配置能力和當地的資源稟賦，向產業而生，重建企業的產品線；面對存量的問題，刮骨療毒，儘快割捨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腐敗不斷的弊病，面向市場，尋求系統性的轉型方案；全面革新企業的人力資源戰略，珍惜內部的每一個人才，並面向市場尋求更專業的人才支持。
我們的預言是，多年以後，那些獲得重生的城投公司會發現，這次壓力和城投公司成立以來所經歷的歷次壓力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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